美国学者安守廉（William P.Alford）曾指出美国中国学/汉学研究的一个现象，即法律史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相比其他领域，成果相对薄弱。①William P.Alford, “Law, Law, What Law?: Why Western Scholar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Have Not Had More to Say about Its Law,” Modern China, Vol.23, No.4 (Oct.1997), pp.398-419.具体到宋史研究领域，情况同样如此。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美国的宋史研究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②有关美国宋史研究成就的综述，参见魏希德（Hilde de Wilte）《美国宋史研究的新趋向：地方宗教与政治文化》，《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3期；魏希德《北美的宋代研究》，载张海惠主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包弼德（Peter Bol）《美国宋代研究的近况》，《新史学》第六卷第三期，1995年9月，第185—205页；田浩（Hoyt Tillman）《北美宋代儒学和朱熹研究之演变：60年回顾》，《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22日；包伟民《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宋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11月3日，第C03版。，而法律史研究则要沉寂得多。在为数不多的从事宋代法律史研究的学者中，马伯良（Brian E.McKnight）无疑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被称为“最重要的唐宋法律史学家”③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增订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他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缩影，从中折射出美国宋代法律史研究的方向、特点和发展历程。本文拟对马伯良的宋代法律史研究予以评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致力于包罗无遗、面面俱到的综述，而是尝试勾勒并凸显马伯良宋代法律史研究的范式和特点。

一、制度史范式下的传统法律史研究

美国传统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是一种制度史范式下的研究，主要围绕制度本身及其演变、法律文献整理等中心议题展开，采用自上而下的视角，注重勾勒法律制度的官方表达，阐明其主导性原则，其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是律、令、格、式等官方会典则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