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世纪罗明坚 (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1610)等“巨人的一代”①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页。.开启了“西学东渐”之先声，伴随着耶稣会士“文化适应”和“科学传教”策略，天主教思想和大量欧洲哲学、科学思想进入中国。借由传教士翻译工作的全面开展，大量西学经典被翻译成中文，介绍给明清之际的中国士人。与此同时，传教士亦开始从事中学典籍翻译之工作，16至18世纪大量汉学经典传至欧洲，开启了“传教士汉学时期”，并成为体系化汉学研究之滥觞。②张西平：《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01页。

在诸多西传的汉学经典中，对于儒家经典，特别是“四书”的翻译传播尤为引人注目。这种对经典的翻译，与对其他文字材料（如记录地理风貌、社会风俗）的翻译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其翻译必然是一种跨文化的解释，翻译者和经典本身及经典背后的文化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作为文本、作为解读、注疏的对象之前，在进入释经者的专题的释经行为之前，经典便‘先在地’与诠释者发生紧密的关联了。”③陈立胜：《“儒学经典诠释传统”与“我们”》，《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5页。笔者认为传教士翻译“四书”这一“经典解释”工作将依如下进路：其先聆听、阅读以进入经典，进而自身理解、消化经典，最后才用西文解释转述，完成翻译之工作。由于晚明传教士并未与同时代的阳明后学、刘宗周、王夫之、方以智等学者就耶儒之辩有过正面交锋，当时知名学者对利玛窦等传教士大多抱着不置可否、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两点也让全面考量评价传教士合汇中西、以耶补儒之工作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