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江 张 跃 郝 芳 刘采梦 丁 絮 石 雨

(1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2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南京 210097)

假如你走在大街上,恰巧遇到有人求助,你会施以援手吗？因为帮助他人会使自己付出成本,承担风险或遭受损失,所以你可能理性地拒绝给予帮助。你也可能会下意识地伸出手来,然而,与此同时,你的脑海中涌现出一些负面的新闻报道,或者一些不愉快的体验,于是,你决定对他人的求助袖手旁观。

诸如此类的社会行为广泛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例如,在面临歹徒抢劫时,一些人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在飞机起飞前,乘务员会提醒乘客如遇危险首先保护好自己;遇到落水者时,一些人即使不会游泳仍会跳水救人。近期的观点指出,人类的合作本质上是一种自动化的行为反应(Rand,Greene,&Nowak,2012;Zaki&M itchell,2013)。由于理性假设是研究利益冲突情境中社会合作的重要基础,因此,本文将首先阐述在理性框架下的社会合作研究以及当代主流心理学对其产生的影响。然后,本文将综述社会合作以及利己行为自动化的实证研究,并做出总结与展望。

1 理性框架下的社会合作与利己行为

理性(rationality)是经济学的重要基石(Foley,2004)。在理性框架下,人类的合作是令人费解的。因为理性的人是要最大化个人效用(Edwards,1954),由此,人们不应该与他人合作。然而,当代行为实验表明,在面临各种利益冲突情境时,人并非完全利己。例如,在单次社会互动中,人们经常与互动的同伴表现出合作;虽然在多次互动时人们的合作水平逐渐降低,但合作水平也不至于降至零点(Anderson,Mellor,&M ilyo,2008;Balliet,Mulder,&van Lange,2011;Liu&Hao,2015)。人们有内在的动机来促成他人的利益,也可能通过策略而表现出利他并最终提高个人福祉(van Lange,de Cremer,van Dijk,&van Vugt,2007)。

当代主流心理学认识到人们会有意识地、系统地加工信息,并以此建构与解释外在世界、执行行为过程,同时也强调人们的心理与行为过程是自动化的或环境诱发的、无意识的(Baumeister&Bargh,2014)。自动化(automaticity)可定义为“由即刻环境中的外在刺激和事件对个体内在心理过程所产生的缺乏意识或明了的控制”(Bargh&W illiams,2006)。此外,当前应用到认知心理、社会心理、经济心理等领域中的诸多双加工模型区分了意识和无意识这两种心理与行为过程(详见Chaiken&Trope,1999)。根据这些双加工模型,认知过程存在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模式表现为快速运作的、无意识的、自动化的、无需付出努力的,常常受情绪情感所控制;而另一种模式则是运作相对较慢、有意识的、需要深思熟虑、需要更多的认知能量或付出努力的、花费时间较长的。自动化通常与无意识相关,或者说,在不需要控制的条件下,人们的心理过程是自动化的。因此,个体(或决策者)可能对情境做出自动化的反应,然而,如果决策者当前认知资源和时间都充足,并且有足够的动机,那么,他们更倾向于基于理性的思考过程做出决策。

由于人的认知信息加工能力有限,因而,人是有限理性的。人们在面对合作决策时往往不能精于计算。在判断和选择时,人们常常基于满意原则,使用自动思维,对客观事件的判断出现偏差,并且表现出启发式(Hastie&Dawes,2010)。然而,研究对这种自动化的结果是利己还是利他尚存在分歧。例如,在理性框架下,自利动机被看作是一种出自本能的贪婪冲动,而社会合作则是自我控制的结果,即个体消耗认知资源并且花费时间付出努力来抵制自利的冲动(Martinsson,M yrseth,&Wollbrant,2014;Myrseth&Fishbach,2009)。相反,其他研究和观点则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合作并不需要控制自利冲动,而可能是直觉的一种表达形式,或者说合作本身也是一种直觉(Rand etal.,2012;Zaki&M itchell,2013)。在本文随后的部分,我们将指出,利己行为可以是自动化的,而社会合作也可以是自动化的,无意识、认知能力与自我损耗等都可能导致社会合作自动激活。

2 社会合作与利己行为自动化的证据

2.1 无意识的影响

无意识的影响表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表明,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意识进行的、需要付出努力的目标选择与行为可以在无意识状态下完成(Hassin,Bargh,&Zimerman,2009)。对行为本身的知觉也会无意识地激活相关的社会知识。例如,让人们想象某一事件便会临时激活相应的社会知识(Bargh&Ferguson,2000);如果让被试阅读一段有关演员表演行为的描述,那么与该行为相关的特质知识就会被不由自主地激活(Todorov&Uleman,2003)。

社会心理学家通过启动(prim ing)的方式可以激活几乎所有的社会表征(Bargh,2006)。而且,这种由环境中的细微线索自动激活的表征不仅会无意识地塑造人们的印象、判断、情感以及意图,还会无意识地引导与这些线索相关的行为。例如,在启动与“老年人”相关的概念和特征后,被试的步态会变得更加缓慢;阈下启动非裔美国人刻板形象使得被试对实验者的无理请求表现出更多的敌意(Bargh,Chen,&Burrows,1996)。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身体感知到的温暖(或冰冷)会无意识地增加个体对人际关系的热情(或冷淡)知觉,进而影响其行为趋向(W illiams&Bargh,2008)。总之,细致的环境线索经常通过社会知觉影响到社会行为,哪怕只是单纯地知觉到一个人或群体都可能诱发一种机制,从而自动化地产生相应的行为倾向和反应(Dijksterhuis&Bargh,2001)。由于行为知觉能在记忆内被自动激活,并且这种知觉一旦激活将产生真正的行为,所以这种行为是无意识的(Ferguson&Bargh,2004)。

研究表明,即使是复杂的亲社会行为也可以自动发生。例如,要求被试想象自己在一个群体中而非独自一人(即在一个拥挤的而非空荡的电影院内),那么这种想象会导致他们做出更少的助人行为(Garcia,Weaver,Moskow itz,&Darley,2002);与想象一个同事相比,想象朋友会形成朋友意象,这进而促进了被试随后的助人行为(Fitzsimons&Bargh,2003),而超人形象的激活甚至可以影响被试在未来做出助人行为(Nelson&Norton,2005)。还有研究发现,启动宗教概念会对包括亲社会行为在内的很多结果变量产生很强的效应(Shariff,Willard,Andersen,&Norenzayan,2016);激活道德身份使得人们更倾向于从事志愿活动(Reed,Kay,Finnel,Aquino,&Levy,2016)。此外,启动金钱概念会诱发自足感、经济型心理定势、自由市场的价值观以及利己自我图示,从而减少亲社会行为(李爱梅,彭元,李斌,凌文辁,2014);相反,启动时间则使得人们反思自己,从而减少欺骗行为(Gino&Mogilner,2014)。

在存在利益冲突的社会合作情境中,研究也支持启动效应的存在。例如,在公共物品困境中,启动基于共享社会、经济与政治目标的共同身份比启动基于相同价值观、传统与宗教信仰的共同身份更能促进合作(La Barbera,Cariota Ferrara,&Boza,2014);在启动合作目标后,被试会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水平(Prentice&Sheldon,2015)。研究表明,合作启动组的被试在单次公共物品游戏中的贡献率比无启动组的被试提高了大约25%~36%(Drouvelis,Metcalfe,&Pow dthavee,2015)。研究还发现,在重复囚徒困境中,与冷启动相比,在热启动条件下被试的合作更加频繁,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水平(Storey&Workman,2013);启动共同的组织身份(如学校)显著增加了被试的联合收益,这表明激活共同身份能够有效地改善整体的合作(Chen,Li,Liu,&Shih,2014)。研究者给被试呈现秀丽的自然风景图片,结果发现,被试在随后的独裁者游戏中表现得更加慷慨,而在信任游戏中表现出更高的信任水平,由此可见,观看秀丽的风景会导致个体更高的亲社会性(Zhang,Piff,Iyer,Koleva,&Keltner,2014)。总之,由于社会刺激和情境固有的不确定性,人们在既定情境中采取何种适当的行为变得更加复杂和模糊,然而,这些看似无关的过往经验等社会知识却在偶发地塑造和引导着人们在利益冲突情境中做出合作或不合作选择。

2.2 认知负荷

在同时面临多个任务时,个体需要将有限的认知资源分配到这些不同的任务中,这样他们的认知负荷(cognitive load)便会增加,他们进行自我管理的认知资源会减少。在实验中,研究者利用双任务范式来操作认知负荷,被试在完成主要任务的同时还必须要完成另外的任务(比如记忆、听力或者是体力任务等)。研究表明,认知负荷会抑制工作记忆,阻碍思维过程,进而影响控制化加工过程,例如个体会变得不耐心,更愿意选择那些表达情感的选项等(Hinson,Jameson,&Whitney,2003;Shiv&Fedorikhin,1999)。

在行为水平上,研究发现操作认知负荷会对社会行为的自动化产生影响。例如,在一项以独裁者游戏为实验任务的研究中,被试头戴耳机,每隔3秒钟听到一个新的字母(Schulz,Fischbacher,Thöni,&Utikal,2014)。在高负荷条件下,被试对距离当前所听到的字母之前的第三个字母做出按键反应;在低负荷条件下,被试在听到一个特定的字母(如“L”)时便按键反应。研究者让被试在公平和不公平分配方案中做出选择(即完成一项微缩版独裁者游戏),并且重复互动多次。结果发现,低认知负荷条件下的被试更常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不公平方案,而高认知负荷条件下的被试则更常选择公平的分配,这一结果意味着认知负荷提高了利他选择的比例。其他研究还表明,认知负荷操作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在研究中,被试完成三个初始代币不高(low-stake)的独裁者游戏,结果发现,是否存在认知分心并不影响独裁者给出的分配量;但是,在高负荷条件下,亲社会价值取向的被试比亲自我价值取向的被试给出更多(Cornelissen,Dew itte,&Warlop,2011)。

以其他实验任务来测量社会合作则发现了不一致的结果。假如要求被试在完成最后通牒游戏的同时还要记住5个三位数,研究结果发现,这种高认知负荷操作不影响被试在最后通牒游戏中的行为(Cappelletti,Güth,&Ploner,2011);要求被试在完成重复多人囚徒困境的同时记住一个七位数也不影响他们所做出的选择(Duffy&Sm ith,2014)。然而,一项以公共资源困境为实验任务的研究则支持了合作自动化：那些在完成分配任务需要同时记住一个八位数的被试比那些不需要记住任何数字的被试从公共资源库中索取更少的资源(Roch,Lane,Samuelson,A llison,&Dent,2000)。

2.3 时间压力

如果限定被试完成决策任务的时间,他们便不得不快速做出决策。这种时间压力(time pressure)会减弱意识控制下理性思维的作用,因为理性思维通常需要花费时间,而时间缺乏则不利于思维过程。由此可推测,在时间压力下,个体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加工计算,那么他们的行为便可能表现出自动化。

一些研究支持快速的决策(即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出决策)往往是利己的,而关注于道德或他人的决策则相对较慢(Lohse,Goeschl,&Diederich,2014;Ubeda,2014)。例如,在独裁者游戏中,被试要重复互动24次,结果发现更短的决策时间与更自利的选择相关(Piovesan&Wengström,2009)。这可能说明,自动化、快速决策的行为往往表现为自利行为,相对地,亲社会行为要求成功解决自我控制冲突,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因而需要更长的反应时间做出决策。同样,在最后通牒游戏中,时间压力导致接受者更多地选择拒绝提议者的分配,从而表现更自利(Sutter,Kocher,&Strauß,2003)。然而,对于提议者而言,如果做出决策的时间紧张,他们会给出更多的资源。不过,这种看起来是利他的行为很有可能是出于策略考虑而非利他本身(Cappellettietal.,2011)。

在公共物品困境实验中,一些研究发现更短的决策时间与合作相关(Lotito,M igheli,&Ortona,2013)。例如,研究者要求被试在线完成一系列的公共物品困境游戏,结果发现,决策时间越短,被试越是合作。由此,人们做出亲社会决策往往要快于做出自利决策,这说明,贡献(即给予)是自发的,而贪婪是“计算的”(Rand etal.,2012)。搭便车者比条件合作者展现出更长的决策时间(Nielsen,Tyran,&Wengström,2014)。不过也有研究提供了不一致的证据。例如,研究发现,时间压力与公共物品困境中的合作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Tinghög et al.,2013);而另一项研究则发现,决策时间与贡献正相关,即合作是理性的(Lohse etal.,2014)。

2.4 自我损耗

日常生活中人们有能力管理自我,从而克服冲动,抵制诱惑,表现出目标导向的行为,进而得到长期来看有利于自己的结果(Steel,2007)。然而,对于许多行为和社会问题(如肥胖、药物滥用以及暴力犯罪等),人们往往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控制。在自我控制过程中,人们会损耗有限的生理或认知资源,那么他们便产生自我损耗(ego depletion)(Baumeister,Vohs,&Tice,2007)。压力、疲惫、睡眠剥夺以及决策疲劳等都可能导致自我损耗,损害人们的自我控制能力。例如,如果人们先完成一项自我控制任务,在随后一项与先前任务无关的自我控制任务中他们的成绩表现会更差(Baumeister,Bratslavsky,Muraven,&Tice,1998)。自我损耗进而导致人们无节制饮食、冲动性消费、攻击和冒险行为增加,无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情感,成绩下降,投入减小等(Alquist&Baumeister,2012)。

自我损耗后,人们的自我控制能力降低,从而表现出自动化的行为。一些研究支持自我损耗后行为自动化的结果是利己。为了操作自我损耗,研究者要求被试标出一篇文章中的所有字母e,但在高损耗条件下,被试对随后是元音的字母e不做反应,或者,如果单词中出现了字母e,但其前2个字母的那个字母是元音,那么被试对这样的字母e也不做反应。然后,被试评定在一些假定的助人情境中自己助人的可能性。结果发现,这种高自我损耗减少了被试的助人行为(DeWall,Baumeister,Gailliot,&Maner,2008)。

以独裁者游戏为实验任务的研究更多地支持自我损耗导致利己行为。例如,在独裁者游戏中,那些在高损耗条件下的被试需要标出除特定情况之外的所有的特定字母(如e),那么他们会给出得更少,显示出很强的自利偏好(Achtziger,A lós-Ferrer,&Wagner,2015)。在一个四阶段的独裁者游戏中,在高损耗条件下被试需要对词的意义和颜色完全不一致的Stroop任务做出反应,而在低损耗条件下的被试则需要对词的意义和颜色完全一致的Stroop任务做出反应(Halali,Bereby-Meyer,&Ockenfels,2013)。结果发现,高自我损耗的被试比低自我损耗的被试更不可能给出一半的初始代币。而且,那些没有接受自我损耗操作的被试逐渐地也会趋于利己。因而,在自我损耗条件下,人们关注金钱是一种自我中心而非利他的表现,这是一种自动化的行为模式(Achtzigeretal.,2015)。

研究者还比较了自我损耗后被试在独裁者游戏和最后通牒游戏中的差异(Halalietal.,2013,实验2)。在实验中,研究者让被试写一段旅行故事,但是在高损耗条件下,被试要避免使用特定的词。研究结果并没有发现自我损耗主效应显著,但是自我损耗与游戏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即在独裁者游戏中,损耗的被试更不可能给出均等的分配;而在最后通牒游戏中,损耗的被试更可能给出均等的分配。这预示着,在最后通牒游戏中,自我损耗导致社会合作。不过,这些研究者分析认为,这种貌似关注公平和利他的结果实际上来源于分配者的顾虑,即他们担心自己的分配方案被拒绝,最终什么也得不到。因而,这种合作行为还是一种对自利的关注,或者至少部分上是这样的。

研究对两人互动中对方(或接受者)的行为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自我损耗导致更高水平的合作。例如,研究者(Halali,Bereby-Meyer,&Meiran,2014)在实验1中以Stroop任务来操作自我损耗,然后要求被试完成最后通牒游戏,结果没有发现自我损耗操作影响接受者的决策,但是自我损耗操作与分配者是否做出公平的分配交互影响接受者的决策：与没有损耗的被试相比,损耗的被试更可能拒绝不公平的分配;而对于公平的分配,则不存在自我损耗效应。在实验2中,他们以标识特定的字母来操作自我损耗,然后被试完成信任游戏,结果不仅发现自我损耗效应显著,即损耗的被试比没有损耗的被试返还更多钱,还发现自我损耗操作与第一人的信任水平交互影响第二人的决策：当第一人做出信任投资时,损耗的被试比没有损耗的被试更可能互惠;而如果第一人做出不信任投资,那么自我损耗操作不影响被试的决策。

2.5 神经科学证据

神经科学区分了包含执行控制的脑系统和包含习惯的、直觉的追求目标的脑区(Lieberman,2007;Poldrack&Packard,2003)。负责执行功能的深思熟虑过程与大脑外新皮层相关,尤其是与前侧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等区域相关;而情感过程与大脑内边缘系统相关,包括前后扣带皮层、岛页皮层、眶额皮层和杏仁核等。神经科学的研究支持社会合作(或不合作)与大脑相关脑区之间存在联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执行控制的脑区与人的合作行为有关,而习惯的、直觉的脑区则与自利行为有关。例如,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前脑岛的激活与对不公平提议的拒绝比例正相关,而接受不公平提议则是由于负责认知的前额叶皮层激活(Sanfey,Rilling,A ronson,Nystrom,&Cohen,2003;Civai,Crescentini,Rustichini,&Rum iati,2012)。在信任游戏中,在对右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进行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抑制相应皮层区域的作用,从而损害了执行控制的功能)时,接受者尽管意识到返回一定量的钱是策略的,也应该遵守规范,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Knoch,Schneider,Schunk,Hohmann,&Fehr,2009)

但是,也有其他研究发现,执行控制的脑区是与人的自利行为有关的,而习惯的、直觉的脑区与合作行为有关。由于背外侧前额叶有自我控制、抵制诱惑和抑制自利反应的作用,而眶额皮层与情感过程有关,因此,如果抑制背外侧前额叶的神经元活动,而激活额眶皮层的神经元活动,那么个体的行为就是直觉的、自动化的结果。研究采用经颅直流电刺激的方法,对背外侧额叶实施阴极刺激(降低相关脑区神经元兴奋水平),对额眶皮层实施阳极刺激(增强相关脑区的神经元兴奋水平)。结果发现,被试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Wang,Li,Yin,Li,&Wei,2016)。这可能意味着,自动化的结果是合作的。用同样的方法对背外侧前额叶实施阳极刺激,在信任游戏中,被试表现出更高的内疚感和合作水平(Nihonsugi,Ihara,&Haruno,2015)。另有研究发现,个体的违约行为和不诚实的行为与额眶皮层和杏仁核的激活有关(Baumgartner,Fischbacher,Feierabend,Lutz,&Fehr,2009)。在囚徒困境游戏中,让被试进行有利于自己的考量会激活前额叶、顶叶和颞顶交界皮层(Emonds,Declerck,Boone,Vandervliet,&Parizel,2012)。

3 总结与展望

在本文中,我们总结了一些有关社会合作与利己行为自动化的心理与神经证据。如若能够揭示出这些条件与机制,那么这对于社会行为管理意义深远,毕竟社会发展更依赖于社会合作,社会和谐也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现象观察、理论以及实证证据都支持,无论是利己行为,还是利他行为,都存在自动化过程。在利益冲突情境中社会合作的自动化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未来研究有诸多可探讨之处。

第一,行为自动化的结果是利己还是利他是个未解之谜。相比较而言,当操作认知负荷时,研究更多支持利他是自动化的结果,而当操作自我损耗和时间压力时,研究则发现自动化地导致利己。造成这种不一致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情绪情感因素在发挥作用(Xu,Bègue,&Bushman,2012)。单纯的认知负荷不会引起情绪情感较强烈的变化;而在自我损耗时,则可能引起疲劳、厌倦、倦怠等情绪情感,时间压力也可能使个体陷入紧张与焦虑之中,而这很可能是导致利己的一个重要因素。情绪情感系统往往对个体行为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且这种影响既广泛又难以察觉。事件激发的情绪对记忆有长远的影响,进而也会影响到根据记忆所做出的判断。因而,当处于一种特定的情绪状态时,我们会倾向于记住与情绪状态相一致的事件,而在记忆提取过程中,我们倾向于选择与情绪相关的事件,这会进一步导致严重的行为偏差(Hastie&Dawes,2010)。

实验任务的不同可能是造成利己与利他自动化差异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传统研究中,测量合作行为多采用问卷或情境测量等方式。在很多近期的研究中,研究者多采用一些经济游戏来测量社会合作,而这些经济游戏所关注的社会行为又不单纯是社会合作(见表1)。在纯粹的社会合作情境(如独裁者游戏)中,研究支持,自动化的结果往往是利己的,然而相对而言,在复杂的情境(如最后通牒游戏、公共物品游戏)中,研究则发现,行为结果可能存在利他成分。然而由于策略等因素的存在,这种利他往往被解释为出于利己的动机(Cappellettietal.,2011;Halalietal.,2013)。此外,以往研究中所采用的任务几乎都表达为“收益”情形,即在资源分配情境中,个体最终是要得到一定量的资源。然而,在现实中,“损失”情境也常发生。例如,假如条件允许,人们可能会向他人索取更多的钱(如讹诈)。由此,如果在社会情境中面临负性结果(例如,扶起摔倒者后出人意料地被讹诈),那么,利己与利他的研究结果可能是另一种情形。

表1 常用于测量社会合作的经济游戏

在神经层面上,研究表明背外侧前额叶参与了个体的决策过程,但该皮层的激活会导致利他还是利己行为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利他行为的产生是奖赏的结果还是执行控制或是自动化的结果也悬而未决。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fMRI和ERP开展相关研究。ERP具有精确到毫秒级的时间分辨率,能够确定不同加工活动的时间顺序,并且在探讨脑的无意识或自动化加工方面具有优势,而fMRI的精确定位确定决策过程的相关脑区,因而,通过观测相应的脑电波以及负责不同功能的脑区激活以探究利己与合作行为的动态加工过程及神经机制,能够有力地回答利己与合作自动化的本质。也许正如与语言相关的脑区可能遍布大脑各个不同的皮层(Huth,de Heer,Griffiths,Theunissen,&Gallant,2016),与合作和不合作相关的脑区也未必像双加工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清晰明了。

第二,研究除了继续考察社会合作与利己行为是否是自动化的之外,还需要确定在何种情境下为什么自动化会导致社会合作而非利己行为,即产生社会合作自动化的机制与条件。例如,决策框架对利益冲突情境中合作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具有时程效应,而这一效应也可能反映了意识加工与无意识加工(Liu&Hao,2011)。由于个体生存与发展依赖于对外在环境的适应,因而挖掘什么样的社会线索更能促进合作以及确定其产生效应的条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注于启动操作的学者们似乎并不满足于当前研究对社会线索的关注。他们指出,相比较而言,有关启动导致合作的研究更多的是考察自我概念的启动,而对社会线索的研究并不多(Bargh,2006;Schröder&Thagard,2013;Zaki&M itchell,2013)。社会知觉和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利益冲突情境中的社会行为(见van Lange,Joireman,Parks,&van Dijk,2013)。由此,我们认为,关注于对不同社会线索的知觉所产生的影响仍是未来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社会分层是现实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Zitek&Tiedens,2012),而社会现实塑造着人的自动化并内化到人格中(Haidt,2001),因而,对这种社会结构的知觉是一个重要的但却被忽视了的知觉要素。尽管理论观点和研究支持处于不同社会结构中个体的合作与竞争行为有所差异,但是,实证结果并不一致,而且,尚没有研究来说明人们对这种社会结构的知觉本身是自动化的,以及对社会关系的知觉如何外显地与内隐地影响社会合作。

个体的动机与信念则可能调节社会合作的自动激活。在无意识层面,研究者发现社会价值取向会自动地表现于行为中,决定了人们的自动化行为反应(Cornelissen etal.,2011)。“吃亏是福”是中国文化中对自我利益损失的一种合理化理解,这种基于“值”的选择也说明,人们对合作情境的理解以及合作信念可能会在无意识层面上影响决策(唐辉,周坤,赵翠霞,李纾,2014)。除了这种个体因素之外,对社会合作具有重要影响的情境类型以及任务因素也可能调节社会合作的自动激活。

第三,基于认知能量损耗的自我控制可以解释自动化的利己结果,但是无助于解释社会合作的自动化形成。元分析支持这种基于认知能量损耗的自我损耗效应是存在的(Hagger,Wood,Stiff,&Chatzisarantis,2010)。然而,当考虑更多因素时,新近的元分析却发现,自我损耗效应几乎不存在(Carter,Kofler,Forster,&M cCullough,2015)。的确,一些支持此模型的研究无法得到重复验证。由此,一些理论和研究开始质疑自我控制的有限资源损耗理论(Masicampo,Martin,&Anderson,2014)。

近期,自我控制的过程模型(Process Model)(Inzlicht,Schmeichel,&Macrae,2014)以及机会成本模型(Opportunity CostModel)(Kurzban,Duckworth,Kable,&Myers,2013)指出,自我损耗现象的出现是由于个体的动机发生了转变。因此,根据最新的理论与证据,自我损耗的发生不是因为个体无法进行自我控制而是因为人们不乐意这样做。当人们完成一项自我控制任务,随后再进行一项看似无关的自我控制任务时,他们在这项任务中投入不多是因为他们想要“休闲”而不再付出“劳力”或者认为这项任务缺少奖赏性。因此,如果能够让人们感受到任务的“休闲”或者奖赏性,那么他们在随后的任务中就不会表现更差。如果行为动机发生转换(如启动金钱刺激或增加社会性奖赏),那么自我损耗效应也会得到补偿,这样,利己可能被抑制,而社会合作会被促进。未来研究不仅需要说明社会行为的自动化结果,更要说明如何培养社会期望的社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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