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蔚 张 振 高 宇 段华平 吴兴南

(1贵阳护理职业学院, 贵阳 550081) (2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应用心理学系, 福州 350116)

人类社会的特殊性在于信任贯穿于所有的人际互动。信任本身是一种悖论现象, 同时包含了崇高的抱负与深切的恐惧(Simpson, 2007)。一方面,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信号机制, 信任是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基石, 它能够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易化合作行为, 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诺贝尔奖得主 Arrow将信任称之为“社会系统的润滑剂”。消费者相信其所购买的商品具有卖家所承诺的功能; 管理者相信其所雇用的新员工是值得信赖的; 投资者则相信其合作伙伴会诚实的报告或规划相关合作计划。另一方面, 信任也涉及到风险和不确定性, 互动双方在缺乏相关声誉信息的情况下, 个体无法确定他人是否会回报自己的信任, 他人可能选择背叛信任进而有损信任者的利益; 这种信任违背经历能够增加个体的背叛厌恶,妨碍其对未来社会互动情境的评估与信任行为的执行, 最终抑制或削弱合作行为的产生(Baumgartner,Heinrichs, Vonlanthen, Fischbacher, & Fehr, 2008;King-Casas et al., 2008)。事实上, 信任的悖论性也使得信任他人与否成为一种常见的行为选择, 直接影响着个体的社会生活。考虑到信任对发展和维持良好社会关系以及促进社会经济繁荣所起的重要作用, 国内外研究者已经从多种领域探讨了人类信任的发生机制, 例如心理学(乐国安, 韩振华, 2009; 张宁, 张雨青, 吴坎坎, 2011; Simpson,2007), 行为经济学(陈欣, 叶浩生, 2009; Johnson& Mislin, 2011)、组织行为学(Rousseau, Sitkin,Burt, & Camerer, 1998)和神经科学(Tzieropoulos,2013)。本文将聚焦于经济决策领域内的信任行为,简要陈述经济决策中人际信任博弈的理论模型与神经基础。

1 人际信任的涵义及测量方法

在经济决策领域中, 信任行为往往牵涉到对潜在收益的考虑(即个体是否能从信任他人中获益), 以及对潜在收益得失发生可能性的评估。换言之, 信任者必须预测他人是否值得信任。因此,信任被定义为一种个体基于对他人行为或意图的积极预期, 自愿将自己置于弱势地位的心理状态(Rousseau et al., 1998)。虽然研究者对信任的定义存在很多变化, 但其核心要素仍然是积极预期与弱势地位：首先, 信任本身包含着风险与不确定性, 伴随遭受损失与后悔的可能性。如果不存在这种弱势性质, 那么信任就转变为一种不考虑结果的信心或信念。其次, 缺乏积极预期的信任也是无法存在的。正是积极的互惠预期使得个体选择信任并愿意承担风险, 相反脱离积极预期的信任则是纯粹的自我毁灭(Evans & Krueger, 2009)。

经济决策研究大多采用反映现实情境核心特征的博弈任务来描述与测量个体的社会行为, 其中信任博弈(Trust Game, TG)是评估信任行为时最常用的博弈范式(Evans & Krueger, 2009; Krueger,Grafman, & McCabe, 2008)。信任博弈包含标准信任博弈和简化信任博弈两种。标准信任博弈往往由两名匿名玩家共同完成, 双方分别拥有一定数额的金钱S, 要求一名玩家(信任者)把部分金钱Y(0≤Y≤S)交给另一名玩家(受托者), 然后受托者获得 3Y的金钱, 并决定返还给信任者 X(0≤X≤3Y)的金钱, 最终信任者收益为 S−Y+X,受托者收益为S+3Y−X (见图1A)。简化信任博弈则是标准信任博弈的一种缩减形式, 其中两名匿名玩家分别拥有一定数额的金钱(如 10元), 要求第一名玩家(信任者)选择是否将10元钱全部交给另一名玩家(受托者)：如果信任者选择不将10元交给对方(不信任对方), 则游戏结束且双方均获得10元; 如果信任者选择将10元交给对方(信任对方), 则受托者获得 30元并决定如何分配所有金钱。受托者具有互惠与背叛两种备选项：选择互惠则双方均获得20元; 选择背叛则受托者获得40元, 信任者获得0元(见图1B)。除了度量尺度差异(量化与质化)外, 两种任务中信任者的选择均符合信任的理论定义, 即为了获得潜在收益而决定是否将自己置于受他人剥削的弱势地位(Riedl& Javor, 2012; Rousseau et al., 1998)。鉴于实验博弈任务能够为信任潜在的心理状态提供一种外部可量化的度量, 大多数研究者均认可上述两种博弈任务的有效性。

图1 标准信任博弈和简化信任博弈

2 人际信任博弈的理论模型

信任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人们为什么以及何时选择信任或不信任”, 目前主要存在四种理论观点来解释信任的发生机制, 即背叛厌恶理论、社会规范理论、道德规范理论和默认行为模型。

2.1 背叛厌恶理论

风险厌恶(risk aversion)是指个体在获益情境下面临风险决策时更倾向于选择保守, 在经济学理论当中起着核心作用。早期信任研究大多强调信任所包含的不确定性, 将信任视为风险决策,往往借用风险厌恶的概念来解释人类的不信任行为。随后, Bohnet及其同事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扩展,强调决策者收益由他人决定的社会风险情境(如信任博弈)要比由偶然因素决定的自然风险情境(如赌博任务)更为复杂; 信任背叛/欺骗除了导致决策者收益的物质损失外, 还会使其体验到强烈的负性情绪, 因此风险厌恶无法准确描述社会风险情境中的回避行为, 进而提出了背叛厌恶来解释上述现象(Bohnet & Zeckhauser, 2004)。背叛厌恶理论(betrayal aversion theory)试图从社会偏好角度来理解人类的不信任行为, 强调人们存在较普遍的背叛厌恶动机(即回避遭受背叛所导致的负性情绪的欲望) (Aimone & Houser, 2012); 由于信任困境涉及到一种策略不确定性, 总是伴随着遭受对方背叛或剥削的可能性(Bohnet &Zeckhauser, 2004), 因此背叛厌恶动机驱使个体选择不信任以回避背叛风险, 进而表现出较少的信任行为。美国学者Bohnet和Zeckhauser (2004)最早报告了人类普遍存在背叛厌恶以减少被他人欺骗风险的实证研究。实验设置了二进制选项的信任博弈和与之具有相同结构的赌博任务, 要求被试指出其愿意相信对方(人类或电脑)的最低可接受概率(minimum accepted probability, MAP),结果发现信任博弈中的 MAP值显著高于赌博任务, 进而证实了人们存在普遍的背叛厌恶, 宁愿相信电脑也不愿相信人类同伴。随后, Bohnet及其同事在巴西、中国、阿曼、瑞士、土耳其和美国重复进行了上述研究, 结果发现不同国家内的被试在信任博弈中的 MAP值均显著高于赌博任务,进而再次证实了背叛厌恶的普遍存在性(Bohnet,Greig, Hermann, & Zeckhauser, 2008)。

新近脑成像研究也为背叛厌恶理论提供了脑神经科学上的证据。Aimone等要求被试完成与电脑或人类同伴互动的博弈任务, 但对实验条件进行了更为严格的控制：首先, 电脑互动条件下被试仍然与真实人类同伴进行互动(被试已知晓此信息)。当被试选择信任时, 其自身收益由电脑决定, 而对方收益由对方的选择决定, 进而排除了利他性或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干扰。其次, 电脑互动条件下决定信任者收益的程序是：实验前收集所有受托者的决策数据并存储于程序中, 然后每回合从中随机抽取一个数据来决定信任者的收益,进而尽量保证实验程序中各种变量参数的一致性。最后, 电脑互动条件下信任者收益的决定模式使得被试无法知晓当前回合同伴的行为选择(合作或背叛), 进而排除了背叛厌恶偏好对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电脑互动时的信任选择率(62.76%)显著高于人类同伴互动(49.43%),证实了背叛厌恶对被试信任决策的影响; 信任决策时人类同伴互动比电脑互动诱发更明显的右侧脑岛激活, 而不信任决策时两种互动条件导致的脑岛激活无显著差异, 表明脑岛可能反映了与背叛厌恶相联系的负性情绪加工(Aimone, Houser,& Weber, 2014)。

2.2 社会规范理论

背叛厌恶理论强调信任的不确定性及其潜在物质/心理损失, 有助于理解不信任行为的产生机制, 却无法解释人类普遍存在的信任行为, 因此一些研究者转而尝试从积极互惠预期的角度来理解信任行为。这种积极互惠预期主要源自互惠原则, 其中互惠原则指人们会奖励善意的行为, 并惩罚敌对的行为, 其在文化当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不亚于乱伦禁忌(Falk & Fischbacher, 2006;Gouldner, 1960); 主要包括直接互惠、间接互惠和强互惠三种, 三者共同作用使得决策者相信他人会遵守互惠原则, 回报自己的信任行为。因此, 有研究者提出从遵守互惠规范所衍生的积极互惠预期的角度来解释人类信任行为。社会规范理论(social norm theory)从遵守互惠原则的预期来解释人类的信任行为, 强调互惠原则是一种为世人所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 个体相信并预期人们能够遵守互惠规范, 进而奖赏善意的行为, 因此信任行为是能够得到回报的(Evans & Krueger, 2009;Krueger, Massey, & DiDonato, 2008)。新近研究已经证实了凭借返还金钱来奖励他人信任的可信赖性(trustworthiness, 正性互惠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广泛认可的社会规范, 而信任他人则不属于社会规范(Bicchieri, Xiao, & Muldoon, 2011)。依据社会规范理论的观点, 信任困境的核心在于个体如何感知所处的博弈情境, 互动情境中的社会信息或线索均能够调节其互惠预期, 进而影响随后的信任决策(Evans & Krueger, 2009)。例如, Burnham,McCabe和Smith (2000)通过指导语诱发了被试与同伴或对手互动的状态, 研究发现同伴互动条件下的信任率显著高于对手互动条件。Binzel和Fehr (2013)检验了社会距离(朋友或陌生人)对信任者互惠预期及行为决策的影响, 结果发现朋友互动条件下的信任率要显著高于陌生人互动条件,而且朋友互动条件下的高信任率与其对朋友的可信赖知觉有关。

一些神经生理研究也初步探讨了互动情境中不同社会线索(如事先声誉、面孔吸引性等)调控信任决策的神经机制(Chen et al., 2012; Ma, Meng, &Shen, 2015; Stanley et al., 2012)。Stanley 等人(2012)要求被试与不同种族的玩家完成信任博弈, 并依据其给予不同种族玩家的投资金额计算了每个被试的信任偏见(作为度量声誉的指标), 进而探讨互动同伴种族和声誉信息对个体做出信任决策时大脑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决策阶段尾状核的激活水平与其信任偏见存在显著正相关, 当被试选择信任信赖性评价较低的同伴时, 尾状核激活程度更强, 进而证实了尾状核参与到种族声誉信息的表征过程当中。Chen等(2012)采用 TG博弈探讨了受托者面孔吸引性对决策者合作行为的影响,发现面孔吸引性能够增强被试的互惠预期进而促进合作行为, 高吸引性面孔条件下损失反馈减获益反馈诱发更负的反馈相关负波差异波(difference feedback-related negativity, dFRN)。新近有研究采用 TG博弈探讨了承诺对信任者行为决策的影响, 发现事先承诺也可以促进信任行为,且事先承诺条件下非奖赏反馈减奖赏反馈引起更大的 dFRN, 表明事先承诺条件下被试具有更强烈的互惠预期(Ma et al., 2015)。在结果评价的脑电研究中, dFRN是指负性反馈所诱发波幅减去正性反馈所诱发波幅后的差异成分, 它排除了晚期成分(如 P300)的影响, 是对反馈结果与事先预期之间偏差(预期奖赏错误信号)更为纯粹的表征(Wang et al., 2013)。鉴于dFRN的波幅大小直接反映了预期奖赏错误信号的大小, 即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之间的偏离程度(Wang et al., 2014), 因此上述两项脑电研究表明面孔吸引性和事先承诺能够调控信任者的互惠预期。

2.3 道德规范理论

早期研究大多将信任作为风险与互惠预期彼此权衡的产物, 背叛厌恶理论和社会规范理论则分别从风险或互惠预期角度来理解人类的信任/不信任行为。然而, Fetchenhauer及其同事所完成的多项研究结果则对上述两种理论观点提出了质疑(Fetchenhauer & Dunning, 2009, 2012; Dunning& Fetchenhauer, 2010)。例如, Fetchenhauer和Dunning (2009)要求被试完成三项任务：第一, 参与简版信任博弈, 并说明自己充当信任者或受托者时会如何选择(信任者做出信任或不信任决策;受托者做出互惠或背叛决策); 第二, 评估其他被试充当受托者时选择互惠的可能性(度量其互惠预期); 第三, 设置了与上述信任博弈具有相似结构的赌博任务, 被试需指出其愿意参加该赌博任务的最低获胜概率(度量其风险忍受性)。研究结果发现参与赌博任务的最低获胜概率均值约为 62%,而大约 70%的被试在充当信任者时选择信任他人;大约 80%的被试声称自己会报答他人的信任行为,但却认为自己得到互惠的可能性仅为 45%; 依据互惠预期符合或超出风险忍受性的标准, 大约30%的被试应该选择信任, 然而实际上却有 65%的被试选择信任, 即大约 35%的被试在其互惠预期低于风险忍受性时仍然选择信任他人。因此,研究者认为风险和互惠预期无法完全解释信任行为, 并提出道德性强制规范(injunctive norm)可以解释上述过分信任的现象。

道德规范理论(moral norm theory)试图从尊重他人道德品质的视角来理解信任的本质, 强调信任是一种由内化的道德性强制规范驱动的行为,个体借此向他人的品格表示尊重, 维持其关于他人值得信赖与诚信善意的社会矫饰, 即使个体私下并不相信如此, 因此尊重他人的动机驱使个体选择信任以符合强制规范, 进而表现出较高的信任行为(Dunning, Anderson, Schlösser, Ehlebracht,& Fetchenhauer, 2014)。例如, Fetchenhauer和Dunning (2012)以事先收集的其他个体的互惠选择为基础, 构建了互惠率为 46%或 80%的信任任务, 同时设置了胜率为 46%或 80%的赌博任务作为对比条件(具体而言, 假定某个容器内包含红色或白色乒乓球共计 100个, 实验者从中随机抽取一球, 被试可以押注抽取球为白色球。被试被告知：80%胜率条件下容器内包含80个白色球, 46%胜率条件下容器内包含 46个白色球), 进而探讨风险水平和任务类型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赌博的决策随胜率提高而急剧上升,而互惠率的变化并没有对被试的信任选择率产生显著影响, 这表明个体与匿名他人互动时更愿意表现出风险行为(信任行为)。研究者强调信任本质上是表达性的而非工具性的, 即信任是由信任行为本身所引起的效应驱动的, 而不考虑其远端结果。Dunning等(2014)通过六项行为实验发现人们会过分的信任陌生人, 即使这种信任水平超过了其风险忍受性, 并且与社会责任履行有关的情绪(如内疚和焦虑)能够部分程度上解释这种过分信任行为。研究者从尊重规范的视角来解释上述结果, 认为尊重规范驱动人们选择信任, 借此向他人人格品质表示尊重, 维持他人值得信赖与个体诚信善意的社会矫饰。这些结果与道奇的观点相一致：“相比于轻信他人, 不信任他人在道德上具有更强的攻击性”。

2.4 默认行为模型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研究者已经不满足于从风险或互惠预期等认知因素上理解信任行为, 逐渐尝试探索信任行为潜在的神经生理机制。Koscik和Tranel (2011)以脑损伤患者为被试, 借助TG任务探讨了杏仁核(amygdala)在人际信任的发展与表达当中的作用, 发现杏仁核损伤患者遭受背叛后会表现出更高的信任水平,正常成年人则能够依据同伴的行为而调整自身信任行为的表达, 而非杏仁核脑损伤患者在表达信任行为时往往存在前后相矛盾的现象, 进而证实了杏仁核对于正常的人际信任发展与表达而言是十分必要的。以上述结果为基础, Koscik和Tranel整合了已有行为数据结果以及催产素调控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成果, 提出了一种解释人类信任行为的大脑模型。默认行为模型(default mode of behavior)强调信任他人是人类在信任困境中的默认行为模式, 而杏仁核对输入社会刺激的评价则能够调节这种默认行为模式, 因此杏仁核的评价加工对个体的行为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Koscik & Tranel, 2011)。该理论模型中存在两条工作路径, 一条是信任他人的默认行为路径, 另一条则是杏仁核对输入社会刺激的评价路径。当评价路径将输入社会刺激评价为积极与正性时,该路径便会促进信任行为的产生; 相反, 当输入社会刺激被评价为消极与负性时, 该路径则会促进不信任选择的发生; 而当杏仁核受损导致评价加工缺失时, 默认行为路径会驱使个体选择信任行为(见图2)。

图2 默认行为模型(虚线代表抑制过程)

神经递质催产素的研究也支持杏仁核评价路径的存在及其对默认行为路径的调控作用(Baumgartner et al., 2008; Kirsch et al., 2005; Kosfeld, Heinrichs,Zak, Fischbacher, & Fehr, 2005)。Kosfeld 等(2005)研究发现, 相比于摄入安慰剂的控制组而言, 催产素鼻腔滴入组被试在信任游戏中表现出更多的信任行为, 并将其解释为催产素摄入导致了个体风险厌恶的下降以及承受风险伤害意愿的上升,进而首先证实了催产素能够增加人类的信任行为。Kirsch等(2005)采用fMRI技术探讨了催产素如何调节不同恐惧刺激诱发的杏仁核活动, 发现催产素能够抑制杏仁核的激活以及杏仁核和负责恐惧反应的脑干组织之间的功能连接, 进而促进个体的社会信任和社会性风险追求; 催产素所引起的杏仁核激活减弱在社会性刺激(面孔情绪表达)条件下更为明显。这种结果表明催产素能够通过抑制社会互动中的背叛恐惧, 进而增加或促进信任行为。Baumgartner等(2008)研究发现信任博弈中控制组被试在遭受对方欺骗后会降低其信任行为, 而鼻腔吸入催产素组被试则没有改变其信任行为; 这种信任调整的差异与杏仁核等脑区激活减弱有关, 证明了催产素通过抑制杏仁核的负性评价加工来促进信任行为。

3 人际信任博弈的神经基础

随着脑成像技术的发展与日趋成熟, 信任行为所潜在的神经机制逐步被揭示出来。基于新近发展的信任生理模型, 研究者认为信任行为主要涉及内侧前额叶皮质、尾状核、杏仁核和脑岛(图3)。

图3 参与信任行为的主要脑区及功能

3.1 内侧前额叶皮质

内侧前额叶皮质(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主要参与各种社会认知加工, 信任研究同样证实了 mPFC涉及到社会互动情境中心理推理、情绪认知与调控等过程(Fouragnan et al., 2013;Krueger, Grafman et al., 2008; McCabe, Houser,Ryan, Simth, & Trouard, 2001)。McCabe等人(2001)最早采用 TG博弈探讨人们与真实同伴或电脑互动时的神经活动差异, 发现同伴互动条件下合作性被试的 mPFC活动显著高于电脑互动条件, 首次证实了mPFC参与信任困境中推测对方心理状态的加工。Krueger, Grafman等(2008)进一步发现信任与互惠行为均能够诱发前喙内侧前额叶皮质(anterior ros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s, arMFC)和颞顶联合处(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的显著激活, 再次证实了 mPFC参与信任困境中的心理推理加工。新近Fouragnan等(2013)检验了事先声誉信息如何在大脑内编码及其对信任者建立信任匿名他人过程的影响, 结果发现首次呈现声誉信息能够增强 mPFC的活动; 当存在声誉信息时合作性同伴也会诱发更强的 mPFC活动, 表明 mPFC可以编码声誉信息及其在随后互动中的价值。另外, 一项脑损伤研究也发现了腹内侧前额叶皮质(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参与人类的信任与互惠行为(Moretto, Sellitto, & di Pellegrino,2013)。Moretto等(2013)设置了与人类同伴互动的信任游戏和与电脑互动的风险游戏, 要求 vmPFC受损患者、非额叶受损病人和健康控制组被试分别完成上述两项任务。研究发现vmPFC受损患者无法依据互动同伴来调整自身行为, 其在信任游戏和风险游戏中具有相似的风险偏好, 相反健康控制组被试在信任游戏中的投资比例则显著低于风险游戏; vmPFC受损患者充当受托者时返还给信任者的金额更少, 表现出更低的互惠行为; 这表明 vmPFC所参与的社会评价与情绪加工在信任与互惠行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2 尾状核

尾状核(caudate nucleus)是参与奖赏加工的一种重要结构, 信任研究往往认为尾状核主要参与互动同伴值得信赖性或声誉信息的习得与编码。一些研究表明尾状核可以从间接互动经验中习得互动对方的可信赖性(King-Casas et al., 2005; Wardle et al., 2013)。King-Casas等(2005)采用信任游戏的研究发现受托者的互惠表达能够预测信任者未来的信任行为; 当信任者表现出仁慈行为时, 受托者的尾状核激活最大, 而当信任者表现出恶意行为时, 尾状核激活最弱; 尾状核的激活随着随后回合中受托者返还金额数目的变化而起伏, 表明尾状核能够加工或计算关于互动同伴决策的公平性以及互惠信任行为意图的信息。因此, 尾状核的激活反映了信任或者对同伴值得信赖性的学习。Wardle等(2013)要求被试与具有不同互惠比例(25%、50%和 75%)的虚拟同伴完成信任博弈,试图探讨信任决策时互动过程所习得的声誉信息是如何在神经水平上进行表征的。结果发现相比于与良好声誉同伴互动时, 个体与不良声誉或模糊声誉同伴互动时诱发更强烈的尾状核激活, 而且这种尾状核激活水平与模糊互动情境下个体的信任偏见存在显著负相关, 证实了尾状核能够表征信任决策中的不良声誉信息。

另一些研究表明暗示同伴声誉的社会信息(如人格特质描述或种族信息)能够调控尾状核的反馈学习机制。例如, Delgado, Frank和 Phelps(2005)将受托者描述为道德品质优良、道德品质较差和道德品质中性三种类型, 要求被试分别与之完成信任博弈。研究发现即使所有条件下的互惠比例一致, 被试仍然倾向于信任道德品质优良的受托者; 当被试与中性道德品质同伴互动时尾状核表现出显著激活, 表明事先的社会与道德感知能够降低个体依赖尝试错误反馈机制来习得声誉的机制。随后, Fareri, Chang和Delgado (2012)借助掷球游戏操纵了受托者的初始印象(良好、中性和较差), 发现当互动结果与初始印象相一致时被试倾向于更新其对良好或较差同伴的信念, 互惠结果比背叛结果诱发更显著的尾状核激活, 进而证明了间接社会经验习得的初始印象能够持续地受到奖赏学习机制的影响。

最后, 一项针对非情感性精神病患者的脑成像研究发现, 与健康成人相比, 非情感性精神病患者具有更低的信任水平, 与合作性同伴互动时尾状核激活水平更低; 非情感性精神病患者尾状核激活程度的下降水平与其偏执量表得分存在显著负相关(Gromann et al., 2013)。研究者认为对社会奖赏的异常敏感性可能是非情感性精神病患者缺乏信任的内在机制, 而且这种信任缺失会受到尾状核的调控。随后研究者进一步检验了非情感性精神病患者子女和健康成人与合作性同伴完成信任博弈时的神经差异, 研究发现两组被试在信任博弈中的行为数据没有显著差异, 但是信任阶段中非情感性精神病患者子女的尾状核激活更低(Gromann et al., 2014)。这两项研究从侧面进一步证实了, 尾状核所参与的奖赏加工以及值得信赖性的习得过程均在信任行为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3 杏仁核

信任研究主要强调杏仁核与不信任或恐惧情绪之间的联系(Todorov, 2012)。面孔信赖性的研究发现杏仁核参与到面孔信赖性评价过程当中, 而且不值得信赖面孔比值得信赖面孔诱发更显著的杏仁核激活, 进而证实了杏仁核与信赖性知觉有关(Todorov, 2012)。一些脑损伤研究结果也表明杏仁核在正常人际信任的发展与表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 相比于控制组健康个体或者其他脑区损伤患者而言, 双侧杏仁核损伤患者认为他人看上去更值得信任和亲切(Adolphs et al., 2005), 在信任博弈中表现出更多的信任行为, 而且遭受对方背叛后仍然选择给予较多的信任(Koscik & Tranel,2011; van Honk, Eisenegger, Terburg, Stein, &Morgan, 2013)。例如, van Honk 等(2013)完成的脑损伤研究发现, 相比于健康控制组被试而言, 基底外侧杏仁核损伤患者对陌生人表现出过分的信任行为, 进而证实了杏仁核子区域在信任行为表达中的作用。最后, 有研究表明催产素能够通过降低杏仁核的活动, 减少个体的背叛厌恶及其伴随的恐惧体验, 进而促进信任行为的产生。Baumgartner等(2008)研究发现, 信任博弈中控制组被试在遭受对方欺骗后会降低其信任行为, 而经鼻腔吸入催产素的实验组被试则没有改变其信任行为; 这种信任调整的差异与杏仁核等脑区激活减弱有关, 证明催产素通过抑制杏仁核的负性评价加工来促进信任行为。这些结果均肯定了杏仁核在信任决策当中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为默认行为模型提供了证据支持。

3.4 脑岛

脑岛(insula)主要涉及对情绪和身体状态的自我意识, 信任研究则侧重于强调前脑岛与不确定性、风险以及模糊性知觉之间的联系(Riedl &Javor, 2012)。网络信任研究初步证实了不信任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与前脑岛存在密切联系(Dimoka, 2010; Riedl, Hubert, & Kenning, 2010)。例如, Dimoka (2010)借助于eBay网页, 变化了网上卖家的值得信赖性水平(操纵了积极、中性和负性反馈评论的比例), 检验了信任/不信任的潜在神经基础。研究发现信任与预期奖赏的脑区(尾状核)、预测他人行为的脑区(旁扣带回)和不确定性计算(眶前额叶皮质)有关, 而不信任则与强烈负性情绪(如杏仁核)和损失恐惧(脑岛皮质)有关。Riedl等(2010)也发现不值得信赖卖家的报价激活了参与不确定性加工的脑岛皮质。面孔信赖性的研究也发现了前脑岛与不值得信赖面孔知觉有关(Kragel, Zucker, Covington, & LaBar, 2015)。Kragel等(2015)探讨了青春期内面孔信赖性评价的发展, 发现不值得信赖面孔诱发了杏仁核和前脑岛的显著激活, 而且这种效应在青春期中期达到峰值。新近信任博弈的研究则发现了前脑岛参与信任决策的证据(Aimone et al., 2014; Kang,Williams, Clark, Gray, & Bargh, 2011)。Kang 等(2011)在两项实验中要求被试接触寒冷或温暖的包裹, 并完成一项经济信任博弈任务, 以探讨物理温度对信任行为(实验 1)及其大脑活动(实验 2)的影响。研究发现寒冷温度条件下的被试比温暖温度条件下的被试表现出更少的人际信任; 前脑岛激活能够调节物理寒冷温度对信任决策的影响,表现为事先接触寒冷温度后, 个体在信任决策阶段中具有更强烈的前脑岛激活。Aimone等(2014)对实验条件进行了更为严格的控制, 要求被试完成与电脑或人类同伴互动的博弈任务, 研究结果发现电脑互动时的信任选择率显著高于人类同伴互动, 证实了背叛厌恶对被试信任决策的影响;信任决策时人类同伴互动比电脑互动诱发更明显的右侧脑岛激活, 而不信任决策时两种互动条件所诱发的脑岛激活无显著差异, 表明脑岛可能反映了与背叛厌恶相联系的负性情绪加工。

3.5 其他脑区

除了上述四个重点强调的脑区外, 研究者也发现其他脑区可能参与到信任行为。例如, 信任行为涉及的推测他人信念与意图, 进而预期对方行为选择的脑区还包括颞顶联合处(Fett, Gromann,Giampietro, Shergill, & Krabbendam, 2014; Gromann et al., 2013; Krueger, Grafman et al., 2008)。例如,Krueger, Grafman等(2008)借助 fMRI技术和 TG任务探讨了经济博弈中信任与互惠行为的神经机制, 发现信任决策比互惠决策诱发了右侧颞顶联合处的显著激活, 而右侧颞顶联合处与观点采择和心理推理等社会认知功能存在密切联系(Wang et al., 2010, 2012; Wang, Huang, Zhang, Zhang, &Cacioppo, 2015; Wang, Zheng, Lin, Wu, & Shen,2011), 这种结果表明了心理推理加工在信任决策中的重要作用。Fett等(2014)要求四个年龄组被试分别与合作性同伴及不公平同伴完成信任博弈,试图检验青春期到成年期之间信任与合作行为的发展模式, 结果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 个体的信任水平以及对负性社会信号的敏感性逐渐增加;包括 TPJ、后扣带回和楔前叶在内的心理推理脑区活动随年龄而增加的结果也支持这种行为变化。Gromann等(2013)要求非情感性精神病患者和健康成人分别与合作性及欺骗性同伴完成信任博弈,旨在探讨精神病患者信任缺乏的神经机制, 结果发现健康成人在两种博弈任务中TPJ激活水平均显著高于精神病患者; 欺骗性互动中 TPJ激活水平与精神病患者的阳性症状得分存在显著正相关。

另一方面, 一些信任研究也发现了认知控制脑区的参与。例如,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与不公平同伴互动导致的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激活越来越强烈(Fett et al., 2014)。ACC被普遍认为与冲突监控和行为调整有关(Kerns et al.,2004), 因此不公平互动中 ACC随年龄变化的激活模式可能反映了合作预期与经验到的社会反馈之间的冲突。另外, 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等参与认知控制的脑区在信任相关决策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当采用重复性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抑制右侧DLPFC后, 被试在信任博弈中建立良好声誉的能力会受到削弱, 即使此时被试能够正常感知形成声誉的公平原则及其长远利益(Knoch, Schneider, Schunk, Hohmann, &Fehr, 2009)。

4 展望

4.1 促进理论模型的补充与融合

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从动机、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等角度探讨了个体的信任行为, 提供了多种理论来解释这种人类特有的社会行为。由于信任行为的极度复杂性, 其本身可以作为经济行为、情绪行为或社会行为来理解(Dunning, Fetchenhauer, & Schlösser, 2012)。目前信任理论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回答“人们为什么以及何时选择信任或不信任”, 虽然不同理论对此问题的解读视角仍存在较大分歧, 但彼此之间仍然存在紧密的联系。作为人际信任的早期理论,背叛厌恶理论和社会规范理论分别从风险或互惠预期角度来理解人类的信任/不信任行为。具体言之, 背叛厌恶理论借鉴并发展了经济学理论中风险厌恶概念, 强调人际信任中社会风险性及相应物质/心理损失是导致不信任行为的原因, 却由于仅仅关注信任的风险性, 而无法有效解释人类普遍存在的信任行为。随后部分学者便提出强调积极互惠预期的社会规范理论来填补这种空缺, 即认为互惠原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 由其所衍生的积极互惠预期驱使人们选择信任他人。新近发展的道德规范理论和默认行为模型均是对早期人际信任理论的扩展与补充。具体而言, 道德规范理论认为上述两种理论所强调的风险和互惠预期无法完全解释信任行为, 尊重他人品质的道德性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激发信任行为, 即使此时个体缺乏积极的互动预期。相较而言, 默认行为模型则是从神经科学视角对背叛厌恶理论和社会规范理论的发展, 提出了默认行为路径和刺激评价路径两条工作途径, 其中前者有助于理解普遍存在的信任行为, 而后者则强调杏仁核评价加工对个体行为决策的调节作用, 进而有助于人们更好的理解信任行为及其适应性。未来研究应着重促进不同理论之间的补充与融合, 如结合不同学科的优点与长处, 尝试从多种层次水平上来建构一种整合性的理论模型, 更为全面性地解释人类的信任行为。例如, Riedl和Javor (2012)通过详尽梳理三种层次(基因、内分泌激素和大脑)的信任生理学研究成果, 提出了一种信任生理基础的观念模型。该模型认为信任行为至少部分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 且与特定的内分泌激素(如催产素)及大脑结构(如基底节, 边缘系统和额叶皮质)有关。

4.2 强化信任脑区的联系性与整体性

前文已经整理了信任行为所涉及的一些脑区(包括mPFC、vmPFC、尾状核、杏仁、脑岛、TPJ等), 但是关于上述各个脑区功能的理解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例如, 人际信任过程中杏仁核和脑岛所执行的功能存在较多相似性, 均在情绪加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何恰当理解两者的功能关系仍然存在争议。一方面, 杏仁核和脑岛确实共同参与了多种认知加工。诸如, 两者均参与社会刺激的评价过程, 不值得信赖面孔均能导致杏仁核和脑岛的显著激活(Kragel et al., 2015; Todorov,2012)。两者均涉及信任背叛相关的负性情绪体验加工, Baumgartner等(2008)发现催产素通过降低杏仁核的活动, 削弱背叛厌恶及其伴随的恐惧体验进而促进信任行为; 而Aimone等(2014)则发现脑岛可能涉及到与背叛厌恶相联系的负性情绪加工。尤为重要的是, 杏仁核或脑岛损伤患者均无法有效调整自身信任行为, 往往表现出过多的人际信任(Belfi, Koscik, & Tranel, 2015; Koscik &Tranel, 2011)。另一方面, 杏仁核和脑岛的认知功能似乎也存在不同的侧重。杏仁核往往参与威胁性恐惧刺激加工并执行预警功能, 且催产素相关研究均一致表明杏仁核与负责恐惧加工的中脑结构存在联系, 催产素凭借降低与背叛厌恶相联系的恐惧加工来促进信任行为(Baumgartner et al.,2008; Kirsch et al., 2005; Kosfeld et al., 2005), 因此杏仁核可能更侧重于人际信任中背叛恐惧加工。而脑岛往往与负性情绪状态(如疼痛、厌恶等)有关。新近元分析研究表明脑岛与风险评估和风险决策有关(Mohr, Biele, & Heekeren, 2010), 且脑岛损伤会削弱个体的风险判断能力, 进而使其表现出过分仁慈的信任行为(Belfi et al., 2015), 因此脑岛可能更侧重于人际信任中的风险评估加工。

另外, 人际信任过程中 mPFC和TPJ都是参与心理推理加工的重要脑区, 但两者在心理推理加工中所起的作用孰轻孰重呢？F. Krueger等(2008)发现信任决策与互惠决策具有共同的心理推理系统, 均能引起mPFC和TPJ的显著激活, 表明两者对心理推理加工均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新近的发展性研究(Fett et al., 2014)和非情感性精神病患者研究(Gromann et al., 2013)仅仅发现TPJ激活程度存在显著的组别效应, 而 mPFC激活程度在不同对照组之间则没有显著变化。Gromann等(2013)推测上述差异可能表明 mPFC在社会经济决策中要比 TPJ更为重要, 因此青少年或非情感性精神病患者也能够表现出相似程度的 mPFC激活。

未来研究应致力于澄清上述脑区功能理解的争议, 并强化不同脑区之间的功能联系与整体性,可以尝试从以下方面开展研究。首先, 有研究者认为新近得到广泛应用的多体素模式分析(multivoxel pattern analysis, MVPA)技术似乎具有这方面的应用潜力, 该技术可以同时记录多个脑区的激活及其之间的连接信息, 进而利用这些整合性信息来预测个体的行为表现(Norman, Polyn,Detre, & Haxby, 2006)。其次, Feng, Luo 和 Krueger(2015)借助于基于坐标的元分析方法, 对采用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 UG)的脑成像研究进行了整理, 发现公平行为的神经机制可能包含了负责检测违规行为的直觉系统和负责解决惩罚违规者与自我利益之间冲突的沉思系统。信任行为的脑成像研究日益丰富, 这种基于坐标的元分析方法也是促进信任相关脑区联系性与整体性认知的一种途径。最后, 当前信任神经生理研究仍以 fMRI技术为主, 而其他方法(如 EEG、rTMS等)的应用则比较匮乏, 其中高时间分辨率的EEG技术更容易检测神经活动的时间进程, 因此今后研究可以采用多种神经科学技术开展相关研究(王赟等, 2016)。

4.3 注重信任行为的个体差异

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考察信任行为的认知或神经机制, 而忽视了信任行为中个体的差异性,因此未来研究应更突出个体因素的重要性。背叛厌恶理论已经考虑了个体差异性的因素, 其中背叛厌恶被理解为一种动机或偏好, 它有强弱高低之分, 不同背叛厌恶动机个体在社会决策中的行为模式可能是不一样的。另外, 信任常常被理解为一种人格特质或倾向性(乐国安, 韩振华, 2009),而且新近研究表明信任倾向性能够在大脑结构中反映出来, 表现为具有较高信任他人倾向的个体,其大脑双侧 vmPFC和双侧前脑岛区域内呈现出更多的灰质; 面孔信赖性评定任务中分数越极端的被试, 右侧杏仁核容积越大(Haas, Ishak, Anderson,& Filkowski, 2015)。信任行为个体差异性的研究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信任行为所涉及的认知与神经机制, 而且有助于检验并发展当前的理论假设。例如, 社会价值取向(Social Value Orientation,SVO)是描述决策者在社会困境中对他人利益关注程度的个体差异变量, 且大量研究表明社会价值取向与共情能力、亲社会行为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张振, 张帆, 黄亮, 袁博, 王益文, 2014), 因此探讨不同 SVO个体参与信任困境的认知与神经差异具有一定的拓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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