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步星

科研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北京天坛医院王拥军教授团队牵头的“氯吡格雷用于急性非致残性脑血管事件高危人群的疗效”（The Clopidogrel in Highrisk Patients with Acute Non-disabling Cerebrovascular Events，CHANCE）研究被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并且改写了国际医学治疗指南，不仅代表着中国卒中研究在国际的学术地位，更重要的是纠正了很多人认为只有国外才能做好科研的误区，CHANCE研究表明在中国同样可以做出高水平的研究。科学研究重要的不是在哪儿做，而是怎样去做。那么为什么王拥军教授团队能做出这样的研究，怎样才能在中国做好科学研究，笔者认为科研诚信是最基本且最重要的。

诚信，换言之，是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它从属于道德范畴，是公民的第二个身份证明，是日常行为的诚实和正式交流的信用的共同表现。诚信是灵魂，贯穿于各行各业。同样，诚信主宰着关系到国民健康切身利益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然而，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稳步快速发展，为了能够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得到提升，并且与国际接轨，国家向医学科研领域投入大幅增加，因而人们对科研产出的预期增大，加之体制尚不完善，使得医学科研人员压力骤增，加之不良社会风气和浮躁心态作祟，导致科研不端行为滋生[2]，若不加以制约，将严重干扰学术的真实性，阻碍学术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国内外生物医学领域的学术造假相继出现，其中包括日本2014年最轰动的一场血案STAP细胞“学术造假”事件，及最近顶尖杂志之一的《细胞-干细胞》撤销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的一篇论文，以及国内因作者操控同行评审而被撤稿事件，问题的严重性可想而知，这些问题衍生的根本原因是存在着科研诚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