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永，李　培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杭州 310058)



《樱桃园》的喜剧哲学构建

王永，李培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杭州 310058)

摘要：契诃夫不仅是俄罗斯著名小说家，而且是杰出的戏剧家，被称为“20世纪现代戏剧的开拓者”。《樱桃园》是作家的最后一部剧作，本文对作品文本做了细致分析。首先，从所谓的“悲”入手，深入剖析其寓喜于悲的喜剧哲学；其次，结合作家本人生平，探讨了“樱桃园”由实在到隐喻的转化过程；最后，从人物群像和舞台场景两个角度分析了该剧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揭示出该剧喜剧哲学的构建方式。

关键词:契诃夫；《樱桃园》；喜剧哲学

对俄罗斯作家契诃夫，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莫过于他的短篇小说。然而，他还是“20世纪现代戏剧的开拓者”[1]。在德国戏剧理论家斯丛狄眼中，作为戏剧家的契诃夫“在传统的基础上树起一座神奇的文学创造物”。[2]

《樱桃园》是契诃夫的最后一部剧作，作家从1902年底开始构思，1903年10月12日定稿。1904年1月17日，该剧由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这天是契诃夫诞辰日，演出当天，剧院精心安排了作家的文学活动25周年纪念仪式。别雷、勃留索夫、高尔基、拉赫玛尼诺夫、夏里亚宾等著名作家及艺术家莅临现场。《樱桃园》得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是“非凡的成功。从第一幕开始就把听众抓住了，每一个细微的环节都有效果。没有另外一个剧本曾经得到过一致热烈的认可。”[3]342然而，契诃夫并不认可剧院的演出，因为剧院把《樱桃园》演成了正剧，甚至悲剧。尽管如此，此后的一百多年中，该剧在莫斯科各大话剧院盛演不衰。节目单上，该剧标为“喜剧”。

在中国，《樱桃园》一剧最早于1960年由上戏附属实验话剧团(现为上海青年话剧团)搬上舞台。之后又有徐晓钟、徐卫宏分别执导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94年)及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2005年)演出该剧。2009年，由林兆华导演的《樱桃园》在国内多家剧院上演，并受邀参加新加坡艺术节。该版本对表演内容及形式做了探索，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将剧本中的部分对白改为独白与叙述，采用独特的舞台构建形式，让剧中主角之一的特罗费莫夫上蹿下跳，显得疯疯癫癫，以此突出该剧的喜剧特点。显然，林导以先锋戏剧的形式演绎了该剧的喜剧本质。

时至今日，《樱桃园》的“喜剧”性质已无异议。研究者指出，剧本“轻松喜剧成分是显在的”，并具有“深层的喜剧性质”。[4]然而，当我们阅读《樱桃园》或观看该剧时，心情却未必都很“轻松”。那么，这种喜剧的独特性何在？如何构建？本文将通过剧本的文本分析，揭示《樱桃园》所包涵的独特的喜剧哲学，深入剖析该剧喜剧哲学的构建方式。

一、 樱桃园的喜剧哲学

造成对《樱桃园》是悲剧还是喜剧的不同解读，其根源在于如何理解喜剧的本质。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摹仿”，即对“丑”的摹仿，因滑稽而引人发笑。[5]黑格尔则反对把可笑和讽刺等同于喜剧，认为喜剧性的特征是“主体一般非常愉快和自信，超然于自己的矛盾之上，不觉得其中有什么辛辣和不幸；他自己有把握，凭他的幸福和愉快的心情，就可以使他的目的得到解决和实现。”[6]因此，喜剧性体现为一种乐观主义的喜剧精神。而大团圆结局更是喜剧的情节结构特征。“在喜剧中，我们常常见到一位小伙子，想得到一位姑娘，他的愿望往往受到某种对立面(通常是父母)的阻挠，但在戏快要结尾时，情节中的某一转机，却使主人公如愿以偿。”[7]

《樱桃园》中，既没有充当“喜剧面具”的小丑，人物也并非“非常愉快和自信”，更缺少大团圆的结局。无论其人物塑造还是情节构思均同古典喜剧相距甚远。正如英国学者斯泰恩所言，《樱桃园》一剧中“没有反派角色，没有英雄人物，没有道德方面的说教，有的只是对潜在的巨大爆炸性局面的冷静又有趣的描写；实际上写出了旧秩序的崩溃和整个社会等级制度的瓦解。从形式到风格，《樱桃园》均是对19世纪舞台与戏剧手法的断然否定。”[8]119而高尔基更是发现了“剧本里弥漫着绿色的忧郁。”[3]340这也是斯坦尼读过剧本后认定“悲剧”的原因所在。

因此，分析《樱桃园》的喜剧哲学，要先从所谓的“悲”入手。从情节上看，自樱桃园主柳鲍芙从巴黎回来处理入不敷出的庄园到最后庄园被拍卖，直至她惜别不再属于自己的庄园再度远行，其中无疑回荡着忧伤的旋律：第二幕及第四幕中“类似琴弦绷断的声音”“斧子在砍伐树木的声音”，都传递出感伤的意境。樱桃园易主，樱桃树被砍伐，都喻示了旧生活的灭亡，新秩序的建立。然而，新主人是一位农奴出身的商人，他能否让“樱桃园”起死回生，为她带来新的繁荣？在剧本中尚未解答。因此，《樱桃园》确实萦绕着“悲”的情绪。契诃夫本人并不否认这一点。在给饰演安尼雅的演员莉莉雅的信中他写道：“‘永别了，旧的房子，永别了，旧的生活’——您正是应该用那样的情绪说的”。“那样的情绪”，指的是“含着眼泪，哽咽着说出来”，而不是“用昂扬的语调”。[3]353这意味着，作者意在让安尼雅对樱桃园的失去怀有留恋与惋惜之情。

“悲”情成分最重的当属樱桃园女主人柳鲍芙。对她而言，樱桃园是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这里有她童年的记忆，有她青春的脚步，这里埋葬着她的丈夫和儿子的灵魂。因此，在她看来，砍倒樱桃树，把地块租给别人盖别墅是无法想象的。她拒绝了罗巴辛提出的唯一能挽救樱桃园的可行性建议，因而最终失去了樱桃园。从这个意义上说，《樱桃园》是个悲剧。如她本人所言，“我是生在此地的，我的父母，我的祖父，当年也都住在此地；我爱这所房子；要是丢了樱桃园，我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9]237

但个人的悲剧是否等同于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作者创作此剧的目的是否在于叙述一个人的命运？答案是否定的。剧本不仅讲述了柳鲍芙痛失樱桃园的过程，而且揭示了樱桃园的另一面。其一，美丽的樱桃园以及柳鲍芙这样的人们所拥有的富足生活，是基于农奴的艰辛劳作。他们“都是农奴所有者，都占有过活的灵魂。那些不幸的人类灵魂，都从园子里的每一棵樱桃树，每一片叶子和每一个树干的背后向你望着”。[9]227其二，这个社会是不平等的社会。作家借大学生特罗费莫夫之口说：“在我们俄国，只有很少数的人在工作，……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什么也不寻求，什么也不做，同时也没有工作的能力。所有这些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对听差们都是用些不客气的称呼，对农民们都像畜生一样的看待，他们……只在那里空谈科学，……成天夸夸其谈；可是同时呢，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民，百分之九十九都还像野蛮人似的活着，工人们都没有吃的，……到处都是臭虫、臭气、潮湿和道德的堕落……”[9]222如他所述，下层社会的人生活际遇极为恶劣，处境悲惨。作为贵族阶层的代表，柳鲍芙虽然对周围的人不乏爱心，比如她爱罗巴辛，爱特罗费莫夫。但在她的心目中，底层人并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加耶夫跟她提起老奶妈去世的消息时，她没有丝毫悲伤的表情，而是平静地坐下喝起了咖啡。她的哥哥加耶夫则整天无所事事，行为举止荒唐，总在嘴里嘟哝着“打白球下角兜，蹭红球进中兜”。[9]199

面对这样的社会，变革在所难免。“为了要在现在过一种新的生活，就得首先忏悔过去，首先要结束过去，而要忏悔过去，就只有经受痛苦……。”[9]227-228这既是剧中人特罗费莫夫的豪言壮语，又表达出作者的心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契诃夫笔下的社会变革并非是一种痛苦的、无奈的挣扎，而是带有美好愿景、蕴于希望的进步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贵族社会的消逝不是悲剧，而是希望。这充分证明，在作者的内心深处，对“小人物”的同情胜于对“樱桃园”的惋惜。

然而，到底由谁来肩负起建设新生活的责任？“樱桃园”由新主人罗巴辛接手。罗巴辛是个商人，在处理樱桃园债务问题上，他显示出商人的精明与魄力。起初，他建议柳鲍芙“把樱桃园和其余的地皮，分段租给人家去盖别墅”，[9]216并且清醒地看到，“已经没有路子可以回头的了”，因此，必须“一辈子里至少拿出一回勇气来，面对一下现实”。[9]237然而，柳鲍芙并未听从他的建议，最终导致樱桃园被拍卖。此时的罗巴辛显示出极大的魄力，以比押款多到九万的价格压倒竞拍对手，成为樱桃园的新主人。这也意味着在过去的樱桃园之上，将建立起新的生活秩序。新秩序的建立者虽然“飞扬浮躁”，爱“指手画脚”；然而，他却有“柔和的、敏锐的”灵魂。[9]253罗巴辛对柳鲍芙所提的建议证明，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夺取土地的贪欲，并非只是唯利是图，而是想把“这么烦乱、这么痛苦的生活赶快改变”“要叫这片地方都盖满别墅，要叫我们的子子孙孙过起一个新生活来”。[9]248他说，“我只有在工作得很久而还不停歇的时候，才觉得自己的精神轻快，也才觉得自己找到了活着的理由”。罗巴辛的务实精神是显而易见的。正因如此，契诃夫对他的评价是：“是个商人，但在一切方面来说他都是个正派人，应该堂堂正正，有知识分子的派头，不小气，不滑头”。[3]341显然，作者对罗巴辛的肯定评价大于否定评价。由这类人成为“樱桃园”的主人，虽然未必符合社会理想，但终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应该是喜大于悲的。

由贵族社会转入商业社会，前景光明亦或堪忧？作者对此问题的思考在特罗费莫夫身上可见一斑。他蔑视金钱，当罗巴辛自动提出要给他钱时，他骄傲地拒绝了，“在你们眼里看成那么重要的、那么珍贵的东西，在我也不过像随风飘荡的柳絮那么无足轻重……人类是朝着最高的真理前进的，是朝着人间还没有达到的一个最大的幸福前进的。”[9]253-254他虽然夸夸其谈，不切实际，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未来怀有崇高的理想，并且“预感到幸福将要降临”。[9]228可以认为，在《樱桃园》中，特罗费莫夫是未来理想的化身。或许恰恰由于他代表的是不可知的未来，所以无法在当下有所作为。同罗巴辛一样，特罗费莫夫的存在也是生活之“悲”中的希望。他们对沉重而复杂的社会现实有清晰的认识，但并不因此感到悲观，反而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期待。稍有不同的是，在走向更好明天的方式上，务实的罗巴辛选择了接管经营樱桃园，而年轻骄傲的特罗费莫夫则选择了振臂高呼。依照黑格尔对喜剧特征的论述，喜剧性体现为一种乐观主义的戏剧精神。罗巴辛与特罗费莫夫身上所彰显出的乐观主义精神正是蕴于作品“悲”之情节中的“喜”之精神。

由此可见，契诃夫的“喜剧”精神充满了辩证的意味。“喜”未必没有“悲”，“悲”中未必没有“喜”，但无论如何，前途永远充满希望。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正是契诃夫“喜剧精神”的精髓所在，也是打开《樱桃园》喜剧之门的钥匙。契诃夫的“喜剧”，是诗意的生活。无论生活中是苦是悲，应以诗意予以对待，正如《伊凡诺夫》一剧中那句著名的台词：“我是来寻找散文的，结果却遇到了诗”。只要我们心中充满诗意，悲剧也可以成为“喜剧”。虽然樱桃园换了主人，虽然樱桃树被砍伐，但樱桃园的美及其文化价值并没有消失。因为“我们”新一代可以“另外再去种一座新的花园，种得比这一座还美丽。”[9]249旧事物必然被新事物所代替，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此，契诃夫的喜剧哲学是新旧交替、寓喜于悲的哲学。

二、 樱桃园——由实在到隐喻

在《樱桃园》所体现的喜剧哲学构建中，樱桃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有评论家指出《樱桃园》的描绘不真实。俄罗斯作家布宁曾在其回忆中表示不喜欢契诃夫的戏剧，原因是后者不了解真实的贵族生活。“契诃夫对贵族地主的生活，对贵族庄园，对庄园里的花园不甚了解，……我在一个‘衰落的’贵族之家中长大，……有一个很大的花园，但不是樱桃园……俄罗斯没有一座花园是纯粹的樱桃园……庄园会有大片的花园种樱桃树，但不可能就在住房的窗下。此外，樱桃树一点都不好看，长得歪歪扭扭的，叶子很小，开出来的花也很细碎……”。[10]238显然，契诃夫笔下的樱桃园不符合贵族庄园的真实情况。那么，作家构思这一非现实的樱桃园用意何在？

首先，从契诃夫的生平中可以发现，樱桃园是他生活中的实在。作家一生热爱大自然，在他看来，“与大自然的亲近和闲适乃是幸福的必要条件”。[3]1081892年初，他买下了梅里霍沃的一处庄园，并“栽种了60棵樱桃树和80棵苹果树”。[3]89而在雅尔塔的园内，他也“栽种了12株樱桃树”。[3]182在这里，他“感到神清气爽”。[3]79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在大自然中有某种神奇的、特别感动人的东西，它用自己的诗意补偿了生活中的种种不便。”[3]80他对植树造林的热爱反映在其《万尼亚舅舅》的台词里：

每当我走过我从斧斤之下解救出来的乡间森林的时候，或者，每当我听见我亲手所栽种的树木，簇叶迎风微微发出响声的时候，我就觉得气候确实有一点受我的支配了，我也觉得，如果一千年以后，人们生活得更幸福的话，那里边也许有我的一点菲薄的贡献吧。每当我栽种了一棵桦树之后，看见它接着发起绿来，随着微风摇摆，我的心里就充满了骄傲……[9]18

可见，对作家而言，樱桃园不仅是一种实在，而且也是其大自然之爱的载体，体现出一种生命哲学。剧本中，作者借加耶夫之口感叹：“啊，大自然啊，不可思议的大自然啊，你永远放射着光辉，美丽而又超然，你，我们把你称作母亲，你本身包括了生和死，你既赋予生命，又主宰灭亡。”[9]223

其次，樱桃园还蕴含了新旧更替的意味。在回忆该剧剧名的来源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道：“他(契诃夫)盯着我说，‘我给剧本取了个美妙的名字，美妙的！’……‘樱桃园，多美妙的剧名啊！樱桃园！’……过了几天，或许过了一周，……有一次他在我们演出时来到我的化妆间，……‘告诉你，不是樱桃园，而是樱桃园’……这次我明白了其中的奥秘：樱桃园是可以带来收入的商业性的、实用的花园，这种花园现在也需要；但樱桃园却不能带来收入，只是保存了过去贵族生活的诗意……”[11]409让斯坦尼明白奥秘的是“樱桃”这个形容词的重音变化。在俄语中，该词有вшневый及вишнёвый两种存在形式；前者重音在и上，后者重音在ё上；前者为陈旧的用法，后者为现代俄语的用法。不妨因此推断，契诃夫所谓的“不是樱桃园，而是樱桃园”就隐含了“新”樱桃园的含义。因此，斯坦尼对契诃夫改动这两个词的意图并未准确理解。按他的逻辑，作者的改动意味着摈弃商业性的花园，而看重诗意的、代表了贵族生活的樱桃园，那该剧为悲剧是顺理成章的，而这不符合作家的本意。

第三，樱桃园是整个俄罗斯的化身。“整个俄罗斯就是我们的一座大花园”。[9]227到这里，实体的樱桃园变成了象征意义上的“大花园”，成为社会更替的载体。樱桃园的被砍伐隐含了贵族社会的衰败，即将兴建的别墅村落预示着商业社会的到来。对于这种社会变革，应该感到悲还是喜？作者用意味深长的结尾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即将离开樱桃园之际，安尼雅表示“非常满意”，要“开始一个新生活”，她相信，“会有一个又新又美的世界，在我们面前展开”。成为银行职员的加耶夫也感到愉快，觉得“樱桃园没有卖出去之前，我们心里都很烦恼，很痛苦，”而“现在一切倒都觉得好多了”。即使是对樱桃园极其依依不舍的柳鲍芙，也承认，“我的心思平静多了”“夜里睡觉也踏实了”。[9]256-257喜剧以费尔斯的被遗忘而告终，他的生命就像那“天边传来”的那种“琴弦绷断似的声音，忧郁而缥缈地消逝了”，“打破这个静寂的，只有园子的远处，斧子在砍伐树木的声音。”[9]266樱桃树将被砍除，贵族的时代必将过去，此后的生活值得期待。剧本的结尾更多的是希望，而非悲哀。正如契诃夫本人一再强调的那样，“戏的最后一幕很有喜剧气氛，可整个戏都是喜剧性的，很轻松”。[3]337

樱桃园由现实存在变为一种象征，其隐喻富含深刻的哲理。樱桃园是美，是过去的记忆，也是正在建设的现在，还是即将面临的未来。这里浓缩了整个时代的变迁，凝聚着作家对俄罗斯国家命运的思考。社会的变革有如大自然的规律，一切皆有兴衰，社会现象的兴衰是历史的必然，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任何社会发展阶段皆植根于社会土壤，由萌芽到发展到衰落，再到新生，由生到死，死而复生。在历史长河中，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只是其中一个发展阶段，而处于某个特定社会中的人，也只是某个发展阶段的人。当历史发生变化，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人只能退出社会舞台。

三、 《樱桃园》“新”“旧”主题的多层构架

契诃夫在《樱桃园》中对新旧世界的思考是通过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架完成的。诚如诸多评论家所言，契诃夫的戏剧改变了古典主义戏剧的情节结构特征，具有非情节化特点。他不仅将传统的三幕五幕戏剧改为四幕，从而不可能将高潮置于戏剧中心，而且将戏剧人物生活化，没有截然不同的正面和反面角色。这种舞台表现看似平淡，实则暗流涌动。作者在台前表现真实生活场景的同时，将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更紧张的戏剧冲突置于幕后，用“音乐作品”“交响乐”式的写法建构起该剧的多层构架。《樱桃园》中，台前人物、台词及人物行为构成了该剧的表层结构，舞台布景、幕后人物、人物的心理描写及舞台音效构成其深层结构。表层与深层结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架构起一个新旧转换的动态过程，揭示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一) 人物架构

《樱桃园》中的人物群像由幕前人物及幕后人物组成。幕前的人物在第一幕中悉数登场。从女主人柳鲍芙，到她的哥哥加耶夫、女儿安尼雅、养女瓦里雅、商人罗巴辛、地主皮希克、管家叶皮霍多夫、家庭女教师夏洛蒂、女仆杜尼亚莎、大学生特罗费莫夫、男仆费尔斯、小厮雅沙等。而在戏剧的发展过程中，另有一些人物出现，但他们仅停留在幕前人物的叙述中，并未现身舞台。如柳鲍芙的巴黎情人、亡故的丈夫及溺水身亡的小儿子格里沙，她那位很有钱的“婶母”；安尼雅的奶妈；罗巴辛的父亲；参与拍卖的富翁捷里冈诺夫；皮希克的女儿达申卡；雅沙的母亲等。这些人物交织在一起，展示出一幅广阔的社会发展图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些人物不仅涵盖了俄国当时的所有阶层：贵族、小官员、从前的农奴、仆人、新兴资产阶级、平民知识分子，而且反映出时代的变化。

属于“旧”时代的群像中，柳鲍芙是贵族的代表。她沉湎于优越的贵族生活，即使回到祖国特别激动，但对祖国的爱却抵不上对咖啡的执着。“我爱我的祖国，我真爱得厉害呀。我一路上只要往窗子外边一看，就得哭。可是我总得喝我的咖啡呀！”[9]195她“不务实际”，面临樱桃园即将被拍卖，她不知所措。虽然希望罗巴辛“告诉我们该怎么办？”[9]216却拒绝接受他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认为商业行为太“俗气”。她的老奶妈和阿那斯塔西死了，科索伊到城里监察局做事，展现出时代更替的图景。同贵族生活相联系的老人一一离去，新的社会生活关系逐渐形成。罗巴辛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从前，乡村里只有地主和农民，可是如今呢，一转眼工夫，又出现了一种到乡下来消夏的市民了。”[9]198同为旧时代的代表，幕后人物罗巴辛的父亲是樱桃园的农奴，他“是一个无知的庄稼人，什么都不懂，……喝醉了就用棍子打我(儿子)”。[9]219费尔斯做了一辈子的仆人，直到最后他也宁愿一辈子伺候主人，不要“自由”。

“新”时代的主要代表是幕前的罗巴辛和幕后参与拍卖的富翁捷里冈诺夫。他们代表了新兴的商人阶层，预示着商业社会的发展。从剧本中看出，作者虽然看到社会的更替不可避免，但对商业社会是否符合社会理想深表怀疑。在《樱桃园》中，罗巴辛这个从底层出来的商人，虽然有务实和不滑头的一面，却依然无法用金钱弥补“无知和粗野”，他“什么书也没有读过”，“字写出来难看得怕人，像虫子爬的，连自己都觉得丢脸”。[9]219作者借用特罗费莫夫之口指出，商人是“一个遇见什么就吞什么的、吃肉的猛兽，在生存的剧烈斗争里，是不可少的东西”。[9]221

为了弥补“新”时代的不足，作者还构建了一个理想的“未来”，由特罗费莫夫和安尼雅充当代表。特罗费莫夫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遐想，他追求幸福和自由。因此，他“要避免一切肤浅的、空幻的、妨碍我们自由和幸福的东西，……要百折不挠地向着远远像颗明星那么闪耀的新生活迈进”。[9]226安尼雅同样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她深信，可以种一座“比这一座还美丽”的花园，“而一种平静、深沉的喜悦，也会降临在你的心灵上的……”[9]249或许，未来还比较遥远，但幸福的脚步越来越近。即使他们未必能看得到幸福，不过，“别人总会看得见的！”[9]229

(二) 舞台场景构架

在新旧主题的展开过程中，舞台构架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第二幕的舞台布景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野外。一座古老、倾斜、久已荒废的小教堂。旁边，一口井和一些厚石块，显然是旧日的墓石；一条破旧的长板凳；一条通向加耶夫地产的道路。一边，高耸着一些白杨树的昏黑剪影；树的后边，就是樱桃园的边界。远处，一列电线杆子；天边依稀现出一座大城镇的模糊轮廓，只有在特别晴朗的天气里，城影才能看得清楚。[9]210

在这里，位于近景的古老的教堂、古旧的墓石、破旧的板凳构成了“旧”的世界；远景的大城镇则代表了“新”的世界，它的轮廓还不是那么清晰，处于忽隐忽现的状态；樱桃园则成为分割这两个世界的边界。

第三幕同样构成了新旧时代的对抗。那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犹太乐队，在整个第三幕中为舞会伴奏。舞会上，人们跳着19世纪贵族社会盛行的交际舞，而这种舞会也正在衰落。“老年间，来我们这儿跳舞的，都是些将军、伯爵和海军上将。可是现在呢，请的全是什么邮政局职员啊，火车站站长啊，而且他们还觉得来了是赏给我们面子呢”。[9]240与此同时，后台在进行拍卖。应该说，樱桃园的拍卖在剧本中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但剧作家却把该场景置于舞台之外。与舞会同时进行，欢乐与紧张、松弛与焦灼并存于台前与台后。即将逝去的贵族社会生活与即将来临的商业社会在此被并置于同一时空坐标上，更突出了新旧交替的主题。到第三幕快结束时，罗巴辛让乐师们再次奏乐，这音乐俨然成为庆祝新生活的凯歌。

第四幕的舞台布景同第一幕相同，地点也是“一间相沿仍称幼儿室的屋子”，不同的是窗帘和墙上的装饰已经撤下，一侧还堆着出门的行李。这个幼儿室，曾经是柳鲍芙度过童年的地方，而今，它即将送走旧主人，迎来新主人，从而成为新旧生活交替的见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樱桃园》体现了契诃夫独特的“喜剧”哲学。面对失去的家园固然不免忧伤。但正如“一岁一枯荣”的“离离原上草”，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被新事物所替代。身处两个世纪之交的契诃夫对于祖国的命运抱有更多的希望而非绝望，樱桃园的被拍卖绝非“死亡”，而是“重生”。从这个意义上看，林兆华版的《樱桃园》虽然遵循了契诃夫的喜剧创作主旨，但他把大学生特罗费莫夫塑造成疯癫的愤青形象，不完全符合契诃夫的“喜剧”哲学。

剧本最后费尔斯的一句台词：“他们都把我忘了”，可以说是契诃夫的心声。是的，在契诃夫看来，像费尔斯这种现象的消失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而且不会有人记得。与柳鲍芙相关的庄园文化已然成为过去的记忆，一个由罗巴辛代表的商业时代即将到来。而人类的美好理想犹如特罗费莫夫的梦想，依然在空中游荡，只是一个遥远的未来，但可以让人类满怀希望。这也道出了戏剧理论家尼柯尔关于喜剧的真谛：“喜剧假定生命是永恒的，死亡不过是一场梦”。[12]

《樱桃园》是契诃夫在病重期间艰难完成的作品，他“尽力一天写四行，而连这差不多都成了不可忍受的痛苦”。[9]269作家在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完成了其关于喜剧哲学的思考，建构了辩证的喜剧哲学。

参考文献：

[1]童道明.论契诃夫[M].北京：线装书局，2014:31.

[2]斯丛狄.现代戏剧理论(1880—1950)[M].王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

[3]契诃夫.可爱的契诃夫:契诃夫书信赏读[M].童道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董晓.从《樱桃园》看契诃夫戏剧的喜剧性本质[J].外国文学评论,1992(3):86-98.

[5]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6.

[6]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91.

[7]诺思罗普·弗莱.喜剧:春天的神话[M].傅正明，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51.

[8]J·L·斯泰恩.现代戏剧理论与实践[M].刘国彬，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119.

[9]契诃夫.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M].焦菊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10]БУНИН И 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 томах. Т.9[M].М.:Худ. литература,1965: 238.

[11]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 К С. А. П. Чехов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 театре[M]//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 К С. А. П. Чехо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M.:Худ. литература,1986:373-416.

[12]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7.

(责任编辑杨文欢)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hilosophy of Comedy inTheCherryOrchard

WANG Yong, LI Pei

(SchoolofInternationalStudies,ZhejiangUniversity,Hongzhou310058,China)

Abstract:A. P. Chekhov, known as “the pioneer of modern drama in the 20th century”, is not only a famous Russian anovelist but also an outstanding dramatist.TheCherryOrchardis the author’s last play. In this paper, we mad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text. First of all, the paper analyzes its “joy in grief” comedy philosophy from the so-called “sadness”. Second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real existence to the metaphorical process of “the cherry orchar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uthor’s life.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urface structure and deep structure of the play from two aspects of portraits of characters and scenes and reveals the way to establish the philosophy of comedy in this play.

Key words:A. P. Chekhov;TheCherryOrchard; philosophy of comedy

收稿日期：2016-03-15

作者简介：王永，女，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与艺术研究；李培，女，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俄罗斯戏剧艺术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6)03-0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