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唐馆的解体与中国人居住地的形成（下）

[日]菱谷武平

关于长崎的华侨人口动态，其统计资料在明治十五年以后大体上都留了下来，但此前唐馆解体后的微妙的明治最初10年期间却没有留下什么数字。幸而长崎县立图书馆还留有许多这一时期的“籍牌簿”、“领牌名册”等，对此进行认真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得到大体的结果，因此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笔者编制了表3。从表中去掉打问号的明治九年等缺少广马场资料的年份，求其平均值，可以得到大约500人的数值。这一平均值在苦于华侨“钻法律孔子”进行不法活动的白人期待“公平竞争（Fair Play）”的日清修好条约签订前后基本上没有变化。其后，长崎的华侨随着明治、大正、昭和这3个时代的潮流，历经曲折，在百年后的今天，仍有近700名中国人在大浦、广马场、新地等处居住。现在，在外国人居住地的中心——大浦32番所，孔庙已经复原，它与华侨子女的教育机构——时中小学并设，恰似一座金字塔，见证了旧居住地时代华侨进入长崎的事实。①参看菱谷武平：《中国孔庙与长崎》，《长崎谈丛》第50辑。

表4　（Ⅰ）广马场居住地中国人的变动

广马场　　　　3号广马场　　　　4号广马场　　　　5号广马场　　　　6号广马场　　　　7号广马场　　　　8号广马场　　　　9号广马场　　　1 0号广马场　　　1 1号广马场　　　1 2号广马场　　　1 3号广马场　　　1 4号万安和传福田传心齐陈德福传福田钮春杉广顺祥广马场　　　1 5号广马场　　　1 6号广马场　　　1 7号广马场　　　1 8号苏亦航黄汝芳魏钦礼( 9人计( 1 2 人3 1 5 5 . 1 4 1 . 4 3 6 . 5 7 7 . 4 7 7 . 2 2 1 2 5 . 1 1 1 8　中　3 3 . 4 0 1 4 0　中 3 9 . 2 0 5 5 . 1 中　1 5 . 4 3 4 1 . 4 中　1 1 . 5 9 3 6 . 5 中　1 0 . 2 2 7 7 . 4 中　2 1 . 6 7 7 7 . 2 5 中 2 1 . 6 2 1 2 5 . 1 中　3 6 . 0 3 1 0 0 . 5 中　2 8 . 1 4 2 8 . 5 中　7 . 9 8 3 5 . 2 中　9 . 8 6 1 4 . 3　　　4 . 1 9 . 5 中　5 . 4 6 3 1 . 2 中　8 . 7 4 4 8　中　1 3 . 4 4严槐村林云达传福田传心齐陈德福传福田钮春杉姚玉山泰昌号泰昌号黄汝芳甲陈杨高乙林光两方安和魏大栋M 7 . 9 M 6 . 2 M 6 . 4 M 6 . 4 M 6 . 5 M 1 2 . 7 M 1 0 . 1 M 9 . 1 M 8 . 2 M 6 . 7 M 6 . 7 1 0 0 . 5 M 6 . 9 3 5 . 2 3 3 . 8 6 1 3 . 2 ) 3 9 8 7 . 2 )

（Ⅱ）新地居住地商社的变动

注：表中地租的上、中指上等地、中等地；借出年月的M指明治。

四．中国人商社的动向与相关古图

为了更具体地把握明治初年侨居中国人的动态，这里想要考察一下华侨商社群的变动情况。关于这一点，以往已经对日清修好条约签订之前进入外国人居住地的非条约国公民中国人商社的变化进行过考察，因此这里拟对唐馆解体后在正规的中国人居住地进行活动的商社群加以论述。表4是明治初年正规的中国人居住地的土地划分（土地编号、土地种类、土地面积）和租地人的各年度的变化情况。分为（Ⅰ）、（Ⅱ）两表是因为：在前者（Ⅰ）中，从唐馆融入广马场的过程中考察唐馆，从而弄清了以下情况：从白人看来，“出岛”的“商埠”地区被纳入了近代的外国人居住地中，而从华侨看来，以往的“唐馆”改变了场所，转到了其前面的广马场；在后者（Ⅱ）中，以广马场为据点，随着外国人居住地的出现，“附属于外夷”而进入南方外国人居住地的中国人接着以“唐馆附属”、“公司附属”的名义进入漂浮在内浦的新地藏所，在幕末维新的某一时期得以扩张，即从新地扩展到其前面的原俵物役所地区，出现了与出岛并存的现象，不久便固定在新地地区，以海岸前面的一等地为中心，中国人商社逐渐在“该地”集聚起来。

表4中的甲、乙、丙作为观察各年度变化情况的主要资料，记录了明治二、八、十三年的土地划分、租地人名，可靠性较高，为此整理出了A、B、C，用作证明该情况的相关资料。

甲根据土地划分整理了渡边文库（长崎县图书馆）中的明治二年4月的“中国人租地规则书”①按外国人均衡原则向中国人出租土地时，参考与白人的协定即长崎土地规则，从该规则前半部分的条款中规定了最低限度的3条。这是日清修好条约签订前的事，值得注目。末尾署名盖印的租地人姓名。

乙题为“外国人居住地官民所有地明细帐”（长崎县图书馆），是县外务科于明治八年向外务省报告的资料，土地划分的内容中记录了土地种类（私地、官地），但没有租地人姓名。

丙写有 “提交给地理局”的注释，题为“居住地调查一件”，但（无）附图（县图书馆），是县土地负责人于明治十三年12月提交的调查文件，其中有极其详细的记录，但遗憾的是丢失了重要的附图。但是，该文件明确记载了租借年月，而且根据搬迁情况在租借人姓名栏中附有贴纸，因此可以看出作为租借人的商社的搬迁和移动。

上述的乙丙都是呈报中央的正式报告文件的原文。根据这些文件，土地区划已经固定，两者没有差异，因此在乙栏中汇总了土地区划的相关事项，在丙栏中仅留下商社名，附录了租借年月。

在作为旁证资料引用的A、B、C中，A、B是庆应三年和明治元年的记录，是作为“标准”编制的明治二年的甲资料的前提，C是为了填补明治三－七年的空白利用相关资料整理的。A是根据渡边文库中庆应三年4月的《新地住居唐人姓名帐》整理的，每个新地的唐人姓名——商社都有居住人名一览，因此可以知道所在的商社名和人数，但由于没有土地编号，其所处位置难以知晓。B是对①《唐馆处分文件》所收录的“新地总面积及租地之备忘录（庆应四年）4月”、“新地住居地租银之备忘录闰（庆应四年）5月”和②庆应四年的“在馆唐人姓名录”、“新地住居唐人姓名录”以及剧烈变动、错综复杂的人名进行综合整理的资料。B与A同样，主要列出了商社在新地的移动以及人数、面积等，但土地编号的记录尚有疑问，因此暂且将A、B中所掌握的商社名置于甲中土地编号的相应场所加以整理，甲中没有记录的商社名按年度收录在下方。C是试图填补①在新地居住唐人姓名簿中附有土地编号，但该数量远远多于正规的土地区划编号（33号），因此到底是应看作细分的土地，还是看作土地编号以外的土地，还有待今后的研究。明治三－五年的“中国人执照1件”、②在明治二年4月制定的中国人租地规则书上签名盖章的中国人居住地到27号为止，但20号至27号的土地相当于同年10月新增地区的土地，因此存在着矛盾。但事实上未必如此，在外国人居住地实施的长崎土地规则书上也可看到签字时没有签订条约的保加利亚领事的署名盖章。此外，只有上等地进行了土地区划，记入了商社名，而应该进行土地划分的其他土地编号却是空白的，这一意图现在仍然不详。明治六年的“中国人执照”、③明治七年的“清民领牌人名册”等的空白，尤其是在海岸上等地1－7号的括号中列入了新地绘图中所记载的商社名。此外，在①、②中记载着“唐馆居住”，而在③中则由“新地寄居”、“广马场寄居”、“大浦浪之平寄居”3册组成，这表明中国人完全从唐馆向广马场移动的情况，值得考察。

从表4可以看出，正规的中国人居住地按外国人居住地均衡原则在新地藏所的海岸以及大浦、梅香崎海岸设了7个上等地（Water Frontage Lot）；对其背后的土地至广马场地区之间进行细分，作为中等地（Wearage Lot）；将其内地——旧唐馆及广马场的一角留作下等地（Hill Lot）。而且华侨的自由贸易与白人的贸易主要由居住在新地的中国人商社维持，这从其商社群的变动可以看出，尤其是占据了海岸一等地的巨大的中国人商社是其“明星”式的存在。这里所说的“新地绘图”是现存于长崎大学武藤文库的唯一的有关中国人居住地的附图，图中已有在官厅附近扩建的建筑，呈梯形，并架设了梅香崎桥和新大桥，显然至少应该是明治二年10月以后的绘图。由此可知已经实施了要求在中国人租地规则书上签名的中国人居住地的土地区划②，但大半仍是空白的地图，仅有海岸一等地记入了1号德泰号203.3坪、2号泰昌号225.9坪、3号长源号246.4坪、4号裕源号424.6坪、5号113.5坪、6号永丰号91.9坪、7号仁记号63.7坪等大商社名及面积，但5号（振丰号）没有记入。为了弄清进入这些新地的商社群的系谱，这里拟对照一下“庆应二、三年中国人商社变动表”。由此可知在大浦海岸的外国人居住地的上等地有：

大浦

9号敦和号（6人）、10号德泰号（25人）、振丰号（30人）；

大浦

13号永丰号（7人）、广隆号（33人）、22号泰昌号（44人）。

从这些新地一等地的商社名可以知道，随着正规中国人居住地的出现，巨商华侨从先前居住的大浦外国人居住地的移动和迁出相当频繁。

为了正确理解表4的（Ⅰ）、（Ⅱ），有必要了解广马场和新地的准确位置和明确的土地划分，但笔者孤陋寡闻，没有看到我们所需要的正规的中国人居住地的古图。笔者在本书第五章第三节“附属于外夷的中国人”中论述“广马场”时，在内阁文库的长崎诸官厅绘图中对“唐馆”内外的一部分和“长崎外国人居住地”的一部分加以扩大，明确了构成正规中国人居住地的地区，并论述了唐馆前面广场形成居住地“广马场”的变化情况；在第六章第六节“内浦的填海建筑”中重点叙述了“内浦”周边变化的一个指标——俵物役所旧址，登载了“那里”成为中国人居住地前面的据点并写入“广隆号”的明治初年的部分“居住地图”，以这些地图为中心，与6张相关古图中记入的该地区事项加以比对，就其变化情况进行了叙述。但因从该章的宗旨出发，将重点放在了俵物役所旧址，并没有叙述到现在成为问题的“新地和广马场”，因此该说明并不充分。为此，在此基础上，笔者又利用显示俵物役所旧址变化的珍贵的3张古图（A、B、C），对俵物役所最终的问题进行补充说明，同时为了确认如何根据6张古图对“新地、广马场”进行说明，重新编制了表5。

图1　新地绘图

表中的框内文字是古地图中所记载的事项以及有关“新地、广马场、唐馆”地区的事项。这里设了关系不深的外国人居住地的一角“梅香崎”栏，是因为其作为外国人居住地的最北端构成了内浦周边的一角。新资料的发现对弄清俵物役所的变动是极其珍贵的。笔者在本书第二章中首先以庆应二年（1668年）和明治三年（1870年）的古地图（表中的①、④）为中心，重点就该地区进行了考察，并指出在①图中，在俵物役所旧址可见“居留地”字样，与面对新地藏所的西滨町萨摩宅邸邻接的一角有“产物所”①“产物所”应是“产物会所”。；在④图中，在原俵物役所旧址可见比以前更详细的记载，即“中国人居住地”，在西滨町的一角，上述的“产物所”已经消失而成为空白。在该章中试图探究俵物役所在征税所迁到梅香崎、大浦两居住地后的旧址突然成为“居住地”的变动情况。从这些新资料可以清楚地知道，元治元年3月俵物役所（俵馆）与征税所分离，移到西滨町②随着开国，旧俵物役所和新凑会所（征税所）开始合并起来活动，但它们何时开始名副其实地分开，并没有准确的记录。但是，根据该资料，至少可以确认元治元年俵物役所已从临时征税所分开并搬到西滨町的事实。，庆应元年12月，它又与产物所、大阪俵物役所合并，成为了产物会所。

表5　明治初年内浦周边变动表

这里作为新资料采用的A、B是收录于有关梅香崎填海的《填筑地记录》的2个文件，在附于该文件后的两张素描图中，与征税所并排的新地对岸的西滨町均出现了“俵馆”。由于俵物役所的官吏也被称为“俵官”，俵馆无疑意味着俵物役所，在元治二年（庆应元年）3月镌刻的C图“长崎港额”中，在相应的地方有“俵物役所”的贴纸。这幅匾额现在收藏在放射线影响研究所的图书馆中，远离了人们的视线，但与庆应二年6月镌刻的“长崎居留场全图”（表5①）属同一版本，是邻华堂发行的极其珍贵的资料。“长崎港额”是其一部分图，其重点是“内浦”。版图与翌年的“长崎居留场全图”相比，版型完全不同，呈长方形，匾额已裱装，背面写有“长崎港额”，但这是后来才写上去的，版图的正题因裱装被隐藏起来了。贴纸的说明书破损严重，只是在西滨町上可见“役所”，新地的地方可见“唐人”，广马场的地方可见“执勤所”，唐馆的地方可见“唐人屋舗”，正在不断失去珍贵史料的价值。

此外，关于表中所见的内阁文库的两张古图（⑤、⑥），本书的第二章认为这些古图对考察取代唐人住宅的“中国人居住地”的出现过程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前者（⑤）隐约可见唐人住宅是‘原唐馆——中国人居住地’、新地藏所是‘新地中国人居住地’、筑町的俵物役所旧址是中国人居住地的记述，从原唐馆到新中国人居住地的变化和移动在内浦一带已显而易见。而后者（⑥）的图示更加明确，唐人住宅的轮廓中还残留着一部分‘中国人居住地’，广马场的中国人居住地的区划得到明示，新地藏所中记入了海岸1号至7号的中国人商社名（及面积），与官库五库并设，筑町的俵物役所旧址记载着‘广隆号租地767坪’，但在⑤、⑥图中，在新地藏所对岸、西滨町的萨摩住宅邻接地均没有任何记载”。出现于新地藏所的中国人居住地的海岸一等地与大浦、梅香崎海岸一起，从1号土地到7号土地均是有名的中国商社，具有这些记载的古图还有上述的“新地绘图”。①内阁文库中关于长崎外国人居住地图的新地上等地1号－7号的记载与新地绘图完全相同，该5号地所缺少的商社名也记入了“振曹号”，因此大概新地绘图临摹了该内阁文库古图。

同时，笔者还提到，在与明治初年的“居住地图”同种的木版居住地图中有记载内容稍微不同的“梅香崎居住地图”，在该居住地图（Ⅱ）中记载：“以梅香崎为中心，广马场、新地藏所的记载已很详细，该地区作为中国人的‘居住地’有了进一步的进展，因此比登载图（明治初年的‘居住地图’）的时间稍晚一些出现，但只记有‘梅香崎居住地’，未被列入重点的筑町俵物役所旧址、新地藏所前西滨町的萨摩住宅邻接地都是空白的，没有任何记载。”从记载事项方面比较论述了居住地图（Ⅰ）、（Ⅱ）中题为“明治初年”和“梅香崎”的两图。为了更详细地说明这一点，附上了图1——题为“梅香崎居住地图”的居住地图（Ⅱ）的内浦周边的一部分图，同时将其记载事项追记在表5的“备考”中。该地图显示了明治二年底新地扩建的实际状况，在新地已经将土地分作28区，在广马场将土地分作16区，具备了居住地的形态。如果正式报告书中所写的土地区划数——新地33号、广马场18号是大体完整的状态，那么可以认为这时正规的中国人居住地基本上已经形成。

图2　长崎港额

五．结语——对内浦填筑史的展望

以上以“唐馆的解体与中国人居住地的形成”为题，从“人口结构”的分析开始，论述了随着开国背景下围绕日本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作为“the Guild enclosure”的唐馆趋于解体，侨居中国人的性质也自然发生变化的事实，在此基础上，主要论述了在“附属于外夷的中国人”居住的“唐人街（Toojem matchi）”之外所形成的专门而正规的中国人居住地“广马场与新地”。首先考察了依靠以往唐馆的贸易习惯，利用新条约的漏洞，作为“违法、不申报、无赖”者，像杂草一样强有力地在新地盘上逐渐扎根的中国人的性质，并分析作为其新地盘的唐馆前的广马场和新地藏所向居住地的变质和转化；其次，从统计上把握移居、聚集到“那里”的中国人的明治初年的人口变动情况；最后根据相关古图，展望了居住地经济现象的高潮——中国人商社群的移动。明治二年，新地得到扩建，增加了约1000坪，面朝西滨町的北面扩建了约35间，扩大到玉带河（后来的铜座河）河口，从矩形变成了梯形浮岛，加强了“居住性”，与此相呼应，以新地中国人居住地为媒介，在“那里”至西面的俵物役所旧址的中国人居住地和南面的梅香崎外国人居住地之间架设了“新大桥”和“梅香崎桥”，翌年（明治三年）又在大浦河上架设了连接遥远的南面的大浦、下松两居住地的“下松桥”①《下松架桥一件》，外务科，明治三年。，于是长崎的街区与居住地在海岸前面贯通了。与此同时，根据长崎土地规则书制定了规定中国人居住的中国人租地规则书，因此可以认为中国人居住地的基本设施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而在明治三年的长崎港图中附记了“外国人居住地10万余坪，中国人居住地1万余坪，有上中下三等”也是可以理解的。

图3　居住地图

但是，即使“中国人居住地”和“上中下三等”的表达是妥当的，其面积也稍微有所夸张，在当时也只不过是一时的现象。在明治八年的正式报告书中，外国人居住地的面积与“港图”是一致的，但中国人居住地的面积大约是7000坪，因此这是随着中国人向新居住地的快速转移所发生的一时的膨胀现象，扩展到俵物役所旧址的中国人居住地和残留在唐馆内的中国人居住地集中地受到整顿，在广马场和新地稳定下来又费了几年的时间。笔者在明治初年的古地图上对这段期间加以计算，推定中国人居住地形成的时期是日清修好条约签订前后。因此，这一情况大体上与外国人居住地的成立情况形成了对照。就外国人居住地来看，根据条约，条约公民的通商权和居留权得到认可，但即使到了长崎开港时期，居住地的具体计划仍未制定，虽然等到领事团来港将其具体化，但成为最初的居住地核心的大浦地区也用了1年半时间才得以形成。以“这里”为中心，居住地数次得到扩大，至明治新政府成立前不久完成了扩充并固定下来。与此相比，中国人居住地的成立则落后于时势，没有通商权和居留权的中国人利用贸易习惯和条约漏洞积累业绩，按外国人居住地均衡原则造成“既成事实”，该正式条约只不过是写成条文而已。这一情况值得特别记述。

笔者在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关于外国人居住地的若干长崎古地图”中，附上了内阁文库的“长崎港外国人居住地沿革图”，将该图的注释按年度进行整理，在①1860年的“大浦海面填筑”到⑥1870年的“中国人居住地租借、新地扩建937坪”的10年期间，编制了6个计划实施表，考察了居住地的扩充情况和沿革。从这种意义上说，明治初年的中国人居住地的形成才是长崎的居住地形成的总汇。新地的中国人居住地“内浦”锁国以来相当于长崎港的大门，正如开国时美国领事要求与出岛一起设立该居住地一样，是外国领事团渴望的场所，因此新地“藏所”的“居住地化”、中国人居住地核心的形成从居住地沿革史来看，说其是画龙点睛也不过分。但是，这一极好的“新地”场所也因明治后半期第二次港湾改良工程（在其周围及前面进行填海造地）而发生了变化，与“唐馆”一样趋于内地化。所谓的“内浦填筑”问题就在于此。笔者在第二章第六节中以明治十八年、二十五年、四十年的3张长崎古地图为中心考察了“内浦”的变化，这里想要指出的是，对以明治、大正、昭和3个时代的“内浦”为中心的居住地前面的变化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是长崎居住地研究的一个很大的课题。

（续完）

（原载菱谷武平《长崎外国人居住地的研究》，日本九州大学出版会，1988年）

乔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