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三国交界地区的非传统威胁及海洋版图意识：菲律宾的海岸监视系统

[美] 皮特·乔克安琪·罗巴萨

前　言

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三国交界（tri-border area）被视为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和相关犯罪中心。这一地理空间是一个著名的武器、爆炸物和人员通过区域，同时，也是本地和跨境恐怖组织的主要后勤走廊。美国政府为此投入大量资源，推动当地的海上安全倡议（initiative），并且通过各种能力建设（capacity-building）引导三国的主动性。这种做法必须侧重具体国家，旨在推动适用于具体国家的解决方案。但是，最终目标旨在推动受助国家之间，以及各国与美国的合作（cooperation）与协同（interoperability）。

其中一项有趣的协同倡议就是菲律宾正在发展的海岸监视系统（Coast Watch System，CWS）。这项措施原本旨在推动苏禄海和苏拉威西海（Celebes）地区的海洋主权监控。目前，这项概念已经适用于菲律宾群岛全境。这篇论文旨在分析三国交界地区（TBA）的安全环境，分析海岸监视系统及其面临的挑战。同时展望建立一种推动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联合构建海上安全体系基础的动议。

本文旨在奠定后续工作的基础，为在这片缺乏研究的敏感地区更好地建立有效、可行的地区海上安全框架寻找出路。进一步研究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海洋主权监控能力的分析，将补充本文的研究。

研究获国防部长办公室支持，由兰德国防研究所的国际安全和防务政策中心负责。该研究由联邦资助研究和发展中心，国防部长办公室、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作战指挥部、海军、陆战队、防务机构以及防务情报部门提供资金。国家安全部门有望对文件产生兴趣，此外还有学者、分析人员和对东南亚安全问题的公共利益感兴趣的消息灵通人士。摘要：

东南亚三边地区含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领土和领海。该区域构成了一个影响东南亚海域领土（maritime domain）安全的独立地理空间。长期以来，当地通过苏禄海和苏拉威西海的航运、商业和殖民推动了当地居民的贸易和社会关系，但相同的纽带也有助于反政府分子、恐怖分子以及罪犯的跨境活动。

该地区有大量不宜居住的地形处于有效的中央行政范围外，也在3个沿海国家的控制外。由此为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提供环境。这种环境以棉兰佬岛和周边岛屿最为典型，当地长期存在的种族-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冲突助长了无政府状态。

目前，三边地区的总体安全改观趋势明显。以印尼为基地的恐怖组织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yah，JI）因丧失民众支持和主要领导人损失，面临分裂和摩擦。美国在菲律宾的反恐重点阿布萨耶夫集团（Abu Sayyaf Group, ASG）丧失了中央领导，在个人领导下，以一种松散的协同派系形式活动于苏禄群岛。

祈祷团和萨耶夫集团的损失源于政府在菲律宾南部地区的少量军事存在，由此导致整个三边地区恐怖活动的衰弱。也就是说，苏禄群岛的海区预警依然薄弱，依然容易滋生犯罪和颠覆组织。为了防止这种可能，并且利用目前业已强化的安全环境，菲律宾倡议在三边地区推动和强化透明高效的机构化海岸侦查手段。

措施的核心是海岸监视系统，一种美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参与的联合倡议。海岸监视系统的目标包括：（1）发展菲律宾领海的联合行动；（2）搜集、整理、整合涉及海洋安全的数据；（3）搜集能够预警、定位、拦截、逮捕和打击海上违法行为的实时信息。马尼拉的海洋研究信息中心（The Maritime Research Information Center，MRIC）在24/7的基础上协调这一系统。海洋研究信息中心的主要职责就是整理战略威胁评估（通过一个2010 年12月开始运行的专用网站（dedicated website）发布）。同时为菲律宾提供完整全面的海洋安全环境信息。

海岸监视系统最终将包括20个兼具侦查和拦截功能的离岸平台。本文写作的2012年3月，已经有12个平台开始全面运行。另外两个进入最后开发阶段。还有3个仍在开发。目前的海岸监视系统要求在项目结束时投入全部20个平台。

如果按计划运行，海岸监视系统将成为整合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滨海国家海洋安全系统。但是，海岸监视系统面临多项挑战，包括（1）缺乏人员和设备；（2）缺乏必要的三边协议；（3）缺少利益相关方参与；（4）跨机构协作不足；（5）后勤保障链不足；（6）人员情报资源不足。

海岸监视系统有助于推动菲律宾的海区预警和三边地区的边境安全。美国和澳大利亚普遍支持的主动性，也得到菲律宾武装部队的欢迎。同时也是一种低成本抵御海上跨境威胁的手段。监视系统的未来取决于马尼拉维护站点的意愿。也包括推动即将完成站点的整合、联络、采购必要设备，如远程监控平台和感应器。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海岸监视系统希望成为计划中的海域综合管理系统，就必须避免菲律宾目前展现的海军中心主义。

一、三边地区的地理和人口特点

1、介绍

如名称所示，东南亚的三边地区包含滨海三国的领海和领土（图1）。当地构成一个能够影响东南亚其他地区政治稳定的单一地理空间。尽管跨苏禄海和跨苏拉威西海地区早已存在各种有益当地居民商业、社会关系的贸易和航运。同样的纽带也有助于反政府分子、恐怖分子和犯罪活动的跨国流动。

图1　东南亚的三边地区

本论文讨论三边地区的安全挑战，并且描述美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联合倡议。海岸监视系统面临多项挑战，但若按照计划发展，将构成整合海区预警系统的基础。从而建立菲律宾与东南亚另外两个滨海国家——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联系。研究海岸监视系统及其发展为了解三边地区海区预警的未来，提供有益案例。

2、三边地区的特点

兰德早期研究认为三边地区属于无政府海区。大量不宜居地形和区域基本处于滨海三国的行政和中央控制范围外，为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提供躲避执法和反恐部门的环境。以棉兰佬和周边岛屿的条件最为明显。长期的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导致管制空白恶化。

三边地区的多个种族和社会集团跨区分布。比如传统的迁徙/航海民族巴瑶族（Bajaus）人就分布在马来西亚东部的沙巴州、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南部。尽管原本属于菲律宾土著，但在过去50年里，这个民族逐步迁入沙巴州、苏拉威西阿赫加里曼丹（婆罗洲的印尼部分），目前已经成为沙巴州最大的集团。他们和属于菲律宾南部13个摩洛种族语言共同体之一的萨马尔人（Samal）极为相似。布吉人（Bugis）属于另一个集团。来自苏拉威西，而后迁入马来西亚半岛，18世纪建立雪兰莪苏丹国。另外，也迁往今天的加里曼丹和沙巴。

图2　东南亚三边地区的专属经济区边界

沿岸国家争夺三边地区的关键区域。空间和管辖权决定控制的边界、使用和通过的权利、监视能力的实际限制以及可能发生争夺或者合作的区域。海岸线比澳洲还长的菲律宾主张一处2.27百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详见图2）。菲律宾前外交官罗道夫洛·塞瓦里诺（Rodolfo Severino）在近期的一本书中指出，“特别是在海上通道、领空飞越（overflight）、捕鱼及环保方面，菲律宾执法机构不知道应当允许什么，禁止什么。” 2002年，国际法院判决马来西亚拥有诗巴丹岛（Sipadan）和利吉丹岛（Ligitan）的主权（菲律宾和印尼也对两地提出主权要求）。目前还有巫纳然礁（Unarang Rock）和苏拉威西海的阿姆巴拉特石油地块（Ambalat Oil Block）归属待定。国际法院的判决促使印尼提出领土主张，并且进驻周边小型岛屿。

重要的航线通过苏拉威西和婆罗洲之间的望加锡海峡，通过苏拉威西海进入东亚。这些航路包括一条穿过苏禄海进入苏里高海峡（位于棉兰佬和莱特岛之间）的航道，联通东南亚和太平洋；来往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船只经苏禄海前往巴拉巴克海峡（Balabac，巴拉望与沙巴之间），还有民都洛岛西侧的民都洛海峡（Mindoro Strait）；另有一条航道通过圣·伯纳迪诺海峡（San Bernardino）航道进入太平洋。菲律宾还有一个复杂的岛际航运系统，经常面临船难和海盗。图3显示了最重要的港口。

图3　主要的船舶航道和港口

根据2008年的数据，西棉兰佬、巴拉望和苏禄群岛的居民人口为1435万。沙巴的人口据估计为263万；印尼临近苏拉威西海的省份，如哥伦打洛（Gorontalo）、北苏拉威西和东加里曼丹人口为458万。根据图4显示，菲律宾南部的人口密度较高。多数存在安全问题的族群集中在菲律宾南部以及印尼部分地区。但是，沙巴的人口结构及其毗邻棉兰佬的特点，导致这个地区成为适合武装分子的后方。他们能够混入移民人口中难以察觉的支援网络。①2010年，沙巴的移民人口在80万到95万之间，多数属于菲律宾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在总数2300万人口中，由来自各地的20万-50万名非法移民。

图4　人口密度

二、三边地区的威胁评估

尽管在中西加里曼丹岛，本地的达雅族（Dayaks）和马德拉斯（Madurese）非法移民始终存在种族和宗教冲突②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导致数百人死亡。但是紧张局势依旧。，在中苏拉威西还有穆斯林和基督徒冲突③1998年和2001年，穆斯林和基督教派系在波索（Poso）地区（regency）发生多次严重冲突，直到2001年印尼政府出面促成协议。2001年以后的暴力涉及穆斯林极端分子袭击基督教徒、当地官员和有嫌疑的通风报信人。，但持续时间最长的冲突位于棉兰佬。棉兰佬穆斯林地区的冲突源于穆斯林或者说摩洛人的分离主义诉求。其独立的身份意识，由于中部和北部菲律宾几十年来的同化政策以及天主教的入侵趋于激化。

摩洛人的政治身份最初属于与西班牙殖民主义斗争的副产品，强化于抵抗美国管制期间强化，巩固于抵抗天主教主导的菲律宾共和国时期。到19世纪末为止，苏禄和玛金达瑙（Magundanao）的苏丹国与西班牙不时处于战争状态。并且和英国与荷兰建立外交关系。美国管制期间及独立后，菲律宾其他地区的天主教徒在鼓励下移居苏禄，改变菲律宾南部的人口平衡。穆斯林从19世纪末的主体人口变成今天少数民族。同时出现激烈的土地纠纷。摩洛人眼中，政府的政策敌视他们的文化、宗教和政治传统，导致局势更为复杂。此外还有收入不平等以及普遍存在的贫困。各种因素共同导致至今还在持续的动荡。

1、三边地区的非国家武装主体种类

地区圣战

（8,1）21世纪的最初10年里，三边地区主要而且依然构成现已经分裂的伊斯兰祈祷团及其各种分支组织的后勤通道。同时，以苏禄群岛为基地的阿布·萨耶夫组织（ASG）也有计划地利用三边地区实施海上恐怖主义、绑架、海盗及其他犯罪行为。最后菲律宾南部最大的伊斯兰集团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定期卷入当地武器交易。

根据菲律宾军方的消息，目前可能有不到40名伊斯兰祈祷团成员盘踞在棉兰佬岛及其周边岛屿，数量可能更少，只有10人。当地的祈祷团势力取决于印尼本土核心集团的维持（由于印尼本土的祈祷团主力丧失核心领导层以及民众支持，面临困境。），此外，还有祈祷团干部前往三边地区庇护所的通道持续通畅。

尽管祈祷团的起源和重心位于印尼，但其成立受国际圣战理想影响，最初与基地组织有关。祈祷团及其关联和分裂组织（associated and splinter），比如“一神教党”和“麦加走廊基地组织”均源于伊斯兰之家。伊斯兰之家是一个印尼本土运动，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试图武力在印尼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尽管印尼政府于1962年有效摧毁了伊斯兰之家的颠覆运动，但是该组织的好战分子网络依然存在，并且通过伊斯兰寄宿学校（Pesanren）宣传圣战理念。

根据所引用的材料，祈祷团在1993-1996年之间的某个时期形成，成为一个秘密实体。创始人是阿卜杜拉·颂卡尔（Abdullah Sungkar）和阿布·巴卡尔·巴希尔，他们都与中爪哇的极端分子佩珊特伦·穆名（Pesantren al-Mumin，由于苏哈托当局的迫害，流亡印尼）有关。根据该组织的宣言《为伊斯兰群体而奋斗的总体纲领》，组建后的祈祷团根据一种特殊的地区结构进行组织，包括4个地区集团（mantiqis，regional group）覆盖全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本文涉及的区沙巴、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和南菲律宾属于第三集团（Mantiqui III），该集团构成祈祷团的主要后勤巢穴。该地区指挥官负责购买装备和爆炸物。但更重要的任务是联络摩洛叛军和棉兰佬岛的恐怖组织。

跨国联系

如上所述，菲律宾南部成为祈祷团的重要后方。同时作为处于印尼政府控制范围以外的后勤基地和安全港。集团早期的多数联系通过马来西亚公民纳赛尔·阿巴斯（Nasir Abas）展开，他曾经受雇于颂卡尔，在阿富汗与苏联交战。苏联撤军后，阿巴斯被派往棉兰佬岛训练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ILF）主席哈希姆·萨拉马特的贴身保镖。

祈祷团在组建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特种行动组方面起创始作用。该组织后来参与非传统的城市破坏以及恐怖活动。作为回报，萨拉马特允许祈祷团在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总部地区阿布巴卡尔营①译者注：Camp Abubakar。建立专用训练营——瓦卡拉·胡达拜耶营（Wakalah Hudaibyah）。该营地旨在通过一个3年课程训练祈祷团高级教官的技术，后者将负责“监督”其他祈祷团干部参与一个6个月课程。但是，在菲律宾军方于2000年摧毁阿布巴卡尔营以前，只有两个毕业班完成为期3年的训练课程。

阿布巴卡尔营瓦解以后，祈祷团的核心营地迁往马京达瑙省的卡拉老山（Mt Cararao）的亚巴尔库巴（Jabal Quba）。据国际危机组织（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调查，到2007年初，已经有一小批教官从印尼祈祷团领导层按月授薪。尽管3-6月后，几名成员被捕中断该笔资金往来，但并未完全终止。人们普遍认为，只要训练不影响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和菲律宾政府的谈判，祈祷团教官还在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或者同情该阵线的指挥官保护下继续训练活动。

祈祷团行动人员和受雇人员从印尼出发，通过沙巴的山打根前往菲律宾的安全港和训练营。海上通行的需要导致恐怖分子存在弱点。2003年，6名印尼恐怖分子在沙巴离岸地区被捕。这组人据信正在前往会晤祈祷团高级成员阿布·杜亚纳（Abu Dujana）途中。双方准备讨论第三集团领导人选。前领导人纳赛尔·阿巴斯在第一次巴厘岛爆炸案以后被捕。另一组人于2003年在印尼的三宝垄（Semarang）被捕。据报当时他们根据指令前往菲律宾南部接受训练，但是在从棉兰佬返回以前，在山打根逗留。2006年，马来西亚当局逮捕了超过11名好战分子，其中有两名菲律宾人。过去几年里没有祈祷团成员渡海期间被捕的消息，暗示集团的当地活动减少。

9·11以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与祈祷团的关系降级。此后，祈祷团在菲律宾南部的盟友变为阿布萨耶夫集团。这一组织据信曾为祈祷团在棉兰佬的重要成员提供保护，以换取武器和训练，特别是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技术（IED），以及宗教和精神方面的指导。

在据信接受阿布萨耶夫集团庇护的祈祷团成员中，最著名的是约克·皮托诺（Joko Pitono：a.k.a. Dulmatin）、奥马尔·帕提克（Umar Patek）和祖尔西菲里·本·希尔（Zulkifli bin Hir），所有人据传都与印尼本土保持联络。约克·皮托诺于2010年3月在印尼的帕姆朗（Pamulang）死于警察袭击。据说他是巴厘岛爆炸案的主谋，同时对印尼境内多个教堂遇袭事件负有责任。第二个人在巴基斯坦的阿布塔巴德被捕。被指于2011年1月会晤奥萨玛·本·拉登。他是已故的阿扎哈里·侯赛因（Azahari Husin：祈祷团水平最高的炸弹专家），也是一位极为专业的有经验的电子工程师。第三个人据称死于2012年初，但也可能在世，外间认为他负责监管地区恐怖袭击中的弹药工作。人们相信3个人有力推动了阿布萨耶夫集团的战术水平，特别是在简易爆炸装置、炸弹安放以及引爆方面。

国内恐怖/犯罪组织网络：阿布萨耶夫集团

据菲律宾军方情报，阿布萨耶夫集团现有近100名成员，多数人深度卷入勒索为主的犯罪活动。也含海盗、武器贩卖和盗伐。目前无证据显示该组织存在中央调度，主要是一系列独立运作的帮派。

成立初期的阿布萨耶夫集团和基地组织关系密切，1991年，阿富汗战争的老兵阿卜杜拉杰克·冉贾拉尼（Adurajak Janjalani）在本·拉登内兄莫赫麦德·亚玛尔·哈里发（Mohammed Jamal Khalifa）支持下建立该组织，后者当时负责运营菲律宾境内沙特资助的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Saudi-Funded Islamic International Relief Organization）。阿布沙耶夫组织的基地位于苏禄群岛，主要是巴西兰（Basilan）和贺洛（Jolo）（见图5）。前摩洛解放阵线成员构成该组织核心。他们离开原有组织以反对后者准备和菲德尔·拉莫斯（Fidel Ramos）于1996年签署和平协议——《达沃共识》（Davao Consensus）。

尽管阿布萨耶夫集团最初被视为一个国内的伊斯兰主义实体，但是冉贾拉尼迅速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该组织的地区和全球优势。为了实现上述目的，阿布萨耶夫集团在本地的棉兰佬岛执行反基督教政策的同时，致力于和国际恐怖主义运动协调。这种传统野心的证据首见于1995年，5个阿布萨耶夫集团的巢穴直接卷入“强烈撞击”（Bojinka）行动。这是一次多边行动，准备同时暗杀美国总统威廉·J·克林顿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炸弹袭击马尼拉和曼谷美国大使馆。此外，还准备攻击跨太平洋前往亚洲的美国航班。策划者是拉姆齐·尤素福（Ramzi Yousef），他也是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炸弹袭击的主谋。阴谋由于他在马尼拉租住的寓所内制作炸弹发生火灾暴露。尽管计划未遂，但称为阿布萨耶夫集团已经在菲律宾之外，和全球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建立后勤和行动联系的确定证据。

强烈撞击行动流产后，阿布萨耶夫集团的热情开始消退，1998年，冉贾拉尼在一次与警方枪战中阵亡后，热情进一步萎缩。其去世也带来一次领导层危机，阿布萨耶夫集团也因失去意识形态和行动指导，步入发展拐点。

图5　阿布萨耶夫集团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大概活动区域

9·11后，该集团发展遭遇再度受挫。美国启动“肩并肩”（Balikatan）系列美菲联合军事演习，进而强化菲律宾军队的反颠覆训练。这项协助构成全球反恐战争的组成部分，也严重打击了阿布萨耶夫集团的行动能力，导致组织成员迅速转向犯罪化。

阿卜杜拉杰克的兄弟和继承人卡扎菲·冉贾拉尼（Khaddafy Janjalani）一度试图恢复阿布萨耶夫集团的圣战传统。但在2006年，卡扎菲和集团的另一名高级指挥官和意识形态领导人阿布·苏莱曼（Abu Sulaiman）一起死亡。以后，阿布萨耶夫集团再无领导人具备统一集团的军事或者宗教领导能力。集团也因此沦为一个以家庭成员为基础的松散结构，以绑架勒索为业。目前菲律宾南部发生的各种绑架平民事件几乎都出自阿布萨耶夫集团的手笔。尽管西方人偶尔沦为猎物，但主要以华裔为目标，因为华裔家庭通常乐于快速支付赎金而且不联系警察。①作者采访奎松城海洋研究信息中心（MRIC）记录。

尽管以陆地行动为主，阿布萨耶夫集团强烈的航海传统必然导致集团多次实施海上暴力活动。尽管多属于小规模行动，典型的做法是对船舶引爆简易爆炸装置。至少有一次，也就是超级渡船14号爆炸案（SuperFerry 14），造成大量死伤。阿布萨耶夫集团在这次行动中，与祈祷团和苏莱曼王伊斯兰运动②苏莱曼王公运动是一个巴里克伊斯兰（Balik Islam）的外围派系，由基督教改宗者组成，目标旨在建立一个覆盖菲律宾群岛全境的神权国家，借此改变该组织认定的人为天主教浪潮。首先源于西班牙，而后得到美国的巩固。尽管21世纪最初十年及此前，苏莱曼王公运动的行动曝光率相对较高，但在集团首脑艾赫迈德·桑托斯（Ahmed Santos）2005年入狱和多名成员被捕后，目前已经日薄西山。根据菲律宾方面的消息，苏莱曼王公组织目前不足17名干部，可能更少。作者采访，马尼拉，2008年1月。（Rajah Sulaiman Islamic Movement，RSIM）配合执行任务。计划周期近两个月，成本不足400美元。造成116人死亡，成为航海史上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行为。

阿布萨耶夫集团还卷入海上犯罪。经常在棉兰佬和附近岛屿，特别是塔威-塔威岛、巴西兰岛、苏禄和三宝颜群岛发动海盗袭击。集团能够控制周边水域。一方面由于持续的领土争议和海洋主权问题造成的国家间紧张局势导致缺少各国的联合巡逻，另一方面在于很难在菲律宾漫长的海岸上建立综合性监控体系。1996-2003年底，阿布萨耶夫集团共需对东南亚有记录的811次实际或计划中海盗行动中的11%负责。

除了海盗行为，阿布萨耶夫集团还执行了一系列远程绑架活动，最著名的一次行动出现在2000年4月。好战分子袭击马来西亚沙巴的一处潜水度假地，俘虏21名西方游客和亚裔工作人员。人质被囚禁在贺洛岛上，直到支付1600万赎金后获释。据传利比亚曾出面调解。

主要颠覆力量

苏禄地区目前有两股颠覆力量持续存在。分别是菲律宾共产党的新人民军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邦萨摩洛伊斯兰武装力量（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Bangsamoro Islamic Armed Forces），其中，后者对地区局势的影响最严重。①新人民军属于菲律宾共产党的武装组织，1969年成军后致力于发动人民战争，改变当前菲律宾的政治和经济状况。该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活动，渗透多个政府组织，并且试图推翻现政府，因此被视为菲律宾最严重的国内威胁。但是在三边地区威胁较弱。新人民军的多以陆地行动为主，偶尔动用航海条件运输和走私武器。这类航运行动多数出现在棉兰佬岛周围的阿古桑湿地（Ligusan Marsh）。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拥有近11000名作战人员，由西部和中部棉兰老岛的多个基地指挥官分别领导（图6）在2008年菲律宾政府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和谈破裂后，多名中层基地指挥官脱离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中央领导。2010年其中一名叛变的领导人埃默里尔·乌姆巴拉·卡托（Ameril Umbra Kato）建立自己独立的武装组织邦萨摩洛伊斯兰自由战士（Bangsamoro Islamic Freedom Fighters,简称BIFF）。根据各种不同估计，新集团的兵力在300-1000人之间浮动。该集团在北哥打巴托（Cotabato）、玛金达瑙和阿古桑湿地周边地区活动。共有3个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基地指挥部集中在上述地区。

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历史回顾

摩洛冲突始于1972年费迪南·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总统宣布戒严法以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颠覆运动持续至1996年。同年，集团领导人努尔·米苏里（Nur Misauri）和总统拉莫斯签署和平协议。此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继承菲律宾南部的摩洛斗争活动。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区别关键并非普遍认为的宗教，即便前者地区奉行某种世俗立场。关键区别在于种族和地理分布层面。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始终属于苏禄群岛的答那峨族（Tausugs，又译陶苏格人）中的主要政治组织。相比之下，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领导层主要来自马京达瑙人和马拉佬种族语系集团（Maranao ），二者属于西棉兰老岛摩洛集团的主要势力。这是关键区别。由此造成的影响比如，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与阿布萨耶夫集团的关系，后者也主要来自答那峨人，以及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反叛派系的关系。

1996年以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继续斗争的主要动力是建立一个穆斯林棉兰老自治区（ARMM: Autonomous Region in Muslim Mindanao）。此前根据1996年和平协议建立的自治区域，并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实体，也没有反映棉兰佬摩洛人口的期望。棉兰老岛自治区的两个特点面临批评。首先，地区分散，并未包括所有历史上穆斯林主导的地区，而且排除了部分主要城镇，比如哥打巴托城，以及贺洛岛的伊莎贝拉城（Isabela）。其次，棉兰老岛自治政府不控制区域内的自然资源，而且无权征收赋税。由此导致自治政府只能依靠马尼拉政府补贴。

尽管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基本上是一个以陆地为中心的集团，但也利用海路运送武器、人员及其他战斗相关物资。多数物资经过三边地区，通过漏洞百出的沙巴边境前往组织的基地。这条道路通常也被称为好战分子前往菲律宾的“后门”。此外，在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奠基人哈希姆·萨拉马特（Hashim Salamat）任期内，集团为祈祷团在印尼的恐怖袭击提供炸药起关键作用。包括2002年导致200人死亡的巴厘岛爆炸案。这些炸药也是从棉兰老岛通过苏禄和苏拉威西海海运。和阿布萨耶夫集团不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基本回避从事海上犯罪活动，比如海盗。有的说法认为，该组织偶尔和阿布萨耶夫集团共谋从事非法交易，以及参加本地的绑架勒索辛迪加，比如五角帮（Pentagon Gang）。

当前的摩洛颠覆力量

尽管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初始计划呼吁建立独立国家，但是目前该组织愿意通过谈判获取穆斯林棉兰老地区的高度自治，取代分裂。2003年1月20日，哈希姆·萨拉马特致信小布什总统时，这种相对温和的态度更为明显。信函再度确认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决心政治解决冲突，并且邀请美国协助。尽管萨拉马特2003年自然死亡，但是他所启动的进程继续，在其继承人——政治上更加精明的哈吉·穆拉德·易卜拉欣（Al Haj Murad Ebrahim）的推动下，还有所扩大。

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和马尼拉政府进行了多轮会谈，解决了双方之间的多个突出问题。2008年8月，由于菲律宾最高法院宣布构成最终解决基础的《祖居地协议备忘录》违宪，双方被迫于2009年6月重新谈判，两个月以后，现在的总统阿基诺三世（Benigno Aquino III）在东京会晤穆拉德，鉴于两年来，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和政府军没有大规模冲突的较好安全环境，双方同意加快进程。

目前谈判中的主要变数是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分裂派系指挥官的态度和行动。2008 年8月，3名主要基地领导人，102兵团指挥官阿卜杜拉赫曼·马卡帕尔（Abdurahman Macapaar）、105兵团指挥官埃默里尔·乌姆布拉·卡托（Ameril Umbra Kato）以及107兵团指挥官萨利姆·潘加里安（Salim Pangalian）未经授权，攻击棉兰老岛西部全境的基督教村庄。攻击显示了这股势力成为“破坏分子”的潜力。尽管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领导人宣布对上述3人进行军法审判，但无意根据菲律宾政府的要求予以引渡。

如上所述，卡托独立建立武装组织BIFF。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核心单位和BIFF之间偶尔发生冲突，但是，分析家认为，穆拉德正在使用卡托的分裂组织平衡与马尼拉的谈判。根据这一思路，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领导人估计，如果他能够展现强化强硬派的能量，菲律宾政府将显示更大的弹性。不过，目前还没有证据支持这项猜测，而且阿卜杜拉赫曼已经在2011年回归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据说正在负责说服卡托回归。

另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是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和外国恐怖组织的关系。如上所述，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和祈祷团的合作由来已久。但在9·11以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明显与祈祷团保持距离，显然知道与后者的关系只能影响本组织的利益。①2008年1月，作者在棉兰老岛Camp Darapanan， Sultan Kuradat，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负责政治事务的副主席贾扎里·亚法尔（Ghazali Jaafar）的谈话中，他明确承认这种立场，他表示“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目前非常关注祈祷团，因为它的行为损害了Bangsamoro人的利益。”

与极端组织的关系以及棉兰老岛的冲突问题，涉及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团结，多名背叛组织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指挥官据信曾向祈祷团以及阿布萨耶夫集团的好战分子提供庇护所。有人还认为，多名被通缉的恐怖分子也在他们的保护下。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核心组织内部存在分歧，出现多次武装冲突，过往这类冲突通常源于土地矛盾。根据菲律宾政府的消息，其中2011年7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第105和第104兵团之间，造成12人死亡，以及苏丹库达拉（Sultan Kudarat）的帕林邦（Palimbang）镇有7980人无家可归。今年早些时候，棉兰老岛达图帕格拉斯（Datu Paglas）的108兵团和109兵团领导人再度发生同样的部族仇杀，菲律宾当局呼吁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暂停这类基地战争，并且指出，这类冲突只能增加外界质疑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控制部队及成员的能力。

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团结对于菲律宾的反恐政策和国内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该组织能够维持团结，马尼拉政府就将拥有一个可靠的谈判对象，并且相信，暴力分子的行为将得到约束。如果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统御能力削弱，或者摩洛人觉得和平策略没有结果，南部菲律宾可能回归原有的分裂和不受控制的暴力状态，和今天泰国南部的动乱一样。

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团结也将影响三国交界地区的安全。该组织的派系化和碎片化将导致类似阿布萨耶夫组织的全面犯罪化堕落。鉴于苏禄群岛总体缺乏海洋管制的现状，这些组织很可能利用违法交易路线或者在全区范围内发动绑架和抢劫。

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集团的碎片组织

尽管对菲律宾的颠覆组织和恐怖组织的研究经常忽视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的碎片化，但它们对菲律宾南部的安全环境同样影响深远。1996年，由时任总统的拉莫斯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缔结的和平协议并未要求后者永久解散其武装部门邦萨摩洛部队（the Bangsa MoroArmy）。估计总数45000名作战人员的摩洛武装力量只有约7500人成功融入菲律宾军队和安全部队，余部多数回乡，或加入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还有数百人成为独立武装力量。马尼拉的权威消息披露，约600名前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作战人员继续活跃于菲律宾南部。许多人围绕个人领导，形成小团体。证据表明，他们定期参与阿布萨耶夫组织，协助驱逐菲安全力量在苏禄和霍洛岛实施的扫荡和共识。这些关联反映了普遍的答那峨族社会纽带，以及对“一场人人参加”的战斗的攻势。这种原则决定了在一个集团卷入军事活动时，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协助义务。

2、海盗和海上抢劫

目前，抢掠性海上袭击称为海盗，这是一种前欧洲统治时期马来社会的常见现象。尽管殖民化带来了海盗行为的犯罪定性，但殖民化从未彻底根除海盗。海盗继续作为一种当代东南亚的常见现象存在。在三边地区的特定范围内，海盗逐步进化，并习惯了现代条件和技术。软弱的国家滨海及海洋控制能力、安全港的存在，颠覆组织和恐怖分子的活动以及犯罪网络都有助于形成有利于海盗及其他涉海威胁的环境。当代黑帮拥有快艇、自动武器（尽管苏禄和苏拉威西海多数帮派只有长刀）以及信息和通信设备，而且他们熟悉当地环境。

东南亚的海盗活动形式多样，从对锚地的小船实施投机式抢劫、更精致的公海或领海水域对船舶实施扫荡、到组织完善地劫持整艘船舶准备欺诈贸易，一应俱全。攻击指向区域内所有航运，包括拖网渔船、油轮、散装货轮。最常见的海盗行动模式是截停目标，登船而后迫使船员跳海。海盗随后盗窃船舶零件（如发动机）、货物及其他值钱货后逃逸，任由受害人在水中自谋出路。犯罪分子来源同样多元，包括阿布萨耶夫内部的犯罪分子、机会主义帮派，或者更精致、更具独立性的犯罪辛迪加。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东南亚海盗活动剧增。印尼成为地区内海盗为祸最烈的国家。情况反映了苏哈托政权倒台后的国内动荡，和卢比汇率滑坡的现实（为参与海上犯罪活动提供了机遇和动机）。1997年以来，群岛地区长期占据东南亚各类袭击事件总量的1/3。事态于2003年达到顶峰，共有121个案件见报。尽管海盗问题继续困扰印尼和东南亚地区，但近年来总数有所下降。几个因素导致这一情况出现，包括政府管制水平改善，海岸监控改善以及在传统上攻击最集中发生的马六甲地区推动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动议。

2006-2010年，三边地区报道的海盗事件多数集中在苏拉威西海，加里曼丹东岸沿线。根据新加坡“《亚洲打击海盗和武装抢劫船舶地区合作协议》信息分享中心”（ReCAA Information Sharing Center, ReCCA P/ISC）披露，2010年这一地区共有19起袭击。大部分发生在巴厘巴板（Balikpapan）和丹戎巴拉（Tanjung Bara）之间区域。尽管数量较高，但与苏门答腊东北海岸的23起，或巽他海峡的38起相比仍较低。上述两地仍然是东南亚海盗活动的震源。

3、目前的安全局势和前瞻

海上边界以控制难度著称。其中以苏拉威西和苏禄海沿线为最。当地沿岸国家多数缺乏巡逻领海水域的手段。此外，通行这一水路的好战分子也带来了大量问题。比如就有穆斯林祈祷团成员在前往棉兰老岛的途中被捕。此外，该地区的群岛特征也导致颠覆组织和恐怖分子难以在活动范围以外，建立庇护所或者补给基地。

从平衡的海洋角度看，可以说三边地区的安全局势已经有效改观。祈祷团的领导已经出现严重分裂和摩擦。阿布萨耶夫集团已经沦为个人领导下的小团伙。这类挫败导致菲律宾南部的好战分子势力削弱，也因此降低了恐怖分子对三边地区的威胁。

（18,4）不过苏禄群岛周边的海上监控水平依旧低下，仍然可能催生犯罪企图以及颠覆组织复兴。为了防止这种可能，同时利用目前的区域环境改善趋势，菲律宾正在倡议推动强化三边地区内部及周边的沿海监控。这些工作获得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支持，其长远目标旨在提供统一的海洋监控体系，从而实现菲律宾和另外两个东南亚沿海国家——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联动。考察现有的海岸监视系统发展因此能够提供评估未来三边地区海洋领土监控（MDA）框架的有趣视角。

三、菲律宾的海岸监视系统

为了推动三边地区以及全国性海洋监控系统的发展，马尼拉启动建立一系列雷达平台的宏大计划，旨在为菲律宾目前面临的多种潜在海洋威胁提供应对手段。这一名为海岸监视系统，并得到美国和澳大利亚支持的动议已经接近完工，并应于2011年底运行。

1、海岸监视系统概念

海岸监视系统概念首见于2000年，并与2008年11月28日成形。其旨在建立一种囊括菲律宾海军（Philippine Navy, PN）、菲律宾国家警察（Philippine National Police, PNP）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Philippine Coast Guard, PCG）、国家反恐特勤组（the National Anti-Terrorism Task Force）、国家情报协调局（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ordinating Agency）、海关（the Bureau of Customs）、移民和遣送局（the Bureau of Immigration and Deportation）、渔业和水产资源局（the Bureau of Fisheries and Aquatic Resources）、检疫与健康服务局（the Bureau of Quarantine and Health Service）、菲律宾港务局（the Philippine Ports Authority）以及海事局（the Maritime Industry Authority）的机制。概念的核心目标旨在建立一种有助于推动实现菲律宾和平与发展目标的海洋领土监视系统（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 MDA）。长期目标旨在实现海岸监视系统与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类似举措实现联网，从而建立一种可以和更为广阔的亚太多边安排，比如新加坡信息联合中心（the Information Fusion Center in Singapore）结合的次区域海洋领土监视系统体制（subregional regime of MDA, Bakorkamla）。

动议的核心功能包括：（1）制定菲律宾海洋领土协同行动的设想；（2）搜集、巩固和融合所有涉及海洋安全的数据；（3）提供实时数据，服务于指示、定位、拦截、逮捕和起诉海上违法行为行为主体。

基于上述核心功能，海洋监视系统负有遏制威胁性组织的任务，主要包括新人民军（the New People’s Army, NPA）、阿布萨耶夫集团、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分裂组织、海盗和犯罪行交易组织；此外还有实施航海法律、提供灾难救助等任务。其责任区（area of responsibility, AOR）划分为4个主要监控站：海监西区（CWS West, 基地在西巴拉望）、海监北区（CWS North，基地在吕宋）、海监南区（CWS South，基地在西棉兰老岛）和海监东区（CWS East,基地在达沃市，Davao）。这些设施将作为其辖区内的离岸雷达平台的地区综合中心（Local fusion center）。各区位将配备雷达、一部自动信息系统（Automated information System, AIS，能够获取40海里以外航行器的发射机信号）、超高频电台（UHF-band radios）、高倍双筒望远镜和红外线彩色照相机。

全部系统由坐落在马尼拉的海洋研究信息中心（the Maritime Research Information Center, MRIC）协调。该机构已经实现7/24的运行率，并有18名成员（包括4名海军军官、8名现役士兵和6名普通雇员）。海洋研究信息中心的主要职责在于制定战略威胁分析（发布于一个从2010年12月启用的专门网站），提供菲律宾海洋环境的丰富全景。4个海监区各有一名高级海军军官掌握对威胁采取实际行动的权力。

海洋监视系统将最终包括20个兼具监视和拦截能力的平台（见图7）。本文撰写期间，已经有12个全面运作，包括萨马莱斯（Samales）、卡夫拉（Cabra）、曼拉（Manla）、蒂纳卡角（Tinaca）、童吉尔（Tongkil）、三宝颜（Zamboanga）、皮尔萨斯特（Pilsasters）、班达米岛（Pandami）、波窝岛（Bongoa）、潘古塔坦（Pangutatan）、梅尔维尔角（Melville）和仁爱礁（Ayungini）站。另外还有茫西岛（Mangsee，巴拉望省）和马彭镇（Mapun）2个处于最后开发阶段。其他3个——巴卢特（Balut）、麻森（Maasin）和卡拉曼西格（Kalamansig）还在按进度进行。目前的海岸监视系统要求，在项目完工时，全部20个平台都能运行。

美国方面利用通过国防部1207资金分配的拨款，为其中4个平台建设付款（潘古塔坦、皮尔萨斯特、班达米岛和、童吉尔）。这是一个利用防务开支执行国务院工作的项目，类似“外国军事资助计划”（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 Program）。根据这一项目框架，拨款将被交给一个设置于接受国的信托基金，并将被用于购买由美国对外军事销售系统提供的防务设施和服务。在东南亚，几乎所有的美国1207资金都被用于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三国。

马尼拉负责满足其他平台的资金需求。（建立雷达站的资金需求为6000万比索，运行费用为月均40万比索，不包括人员费用。）大部分资金将来自阿基诺总统调拨给菲律宾空军能力升级项目（the Philipine Air Force Capability Upgrade Program）的500亿比索。这是一项为期18年的工作，旨在确保对新人民军和阿布萨耶夫集团的战略性胜利，进而实现从内部安全行动向巩固对外防御方向转型。项目的中心特征在于巩固海岸监视系统领域的发展，协助扩大菲律宾空军、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合作。

根据菲律宾海军提供的信息，由于总统亲自参与海岸监视系统的动议，该项目目前从这一经费中获得大比例拨款。还有部分有限的资金支持来自美国的能源部。后者将资助海监东区的雷达站成本。该地区的雷达在监控离岸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图7　海洋监视系统

2、设备

目前，海岸监视系统拥有的设备多数属于轻型巡逻炮艇和固定翼“岛民”（Islander）飞机。前者属于改装的波士顿捕鲸者（Boston Whalers）船型，曾经部署于三宝颜、达沃和塔威塔威。后者可以运送最多10人，能够在120节航速下续航5.5小时。还有飞机安装了信号灯平台以强化其夜间行动能力。美国的1207资金将用于支付这类改装。

除了这类载具，海洋监视系统还可以临时调用菲律宾海军的设备。目前海军可用设备如下：

·四艘7米型硬壳充气艇，最高航速30节，可以运送4名船员外加4名海空和陆地别动组成员。

·后勤支援船舶（Logistics support vessels, LSVs），这批设备已部署于三宝颜的甲米地（Cavite）。

·多功能攻击艇。航速达到40节，能够携带排级单位登陆任何类型海滩。海军目前拥有3艘该类型平台。2艘位于三宝颜，1艘位于巴拉望，并计划从法国增购2艘，每艘成本以及为7000万比索，约合150万美元。

·护卫舰，3艘在香港回归中国后，购自英国。

·近距离攻击艇。

·越南战争后，由美国移交给菲律宾的数艘老旧舰船。

3、海岸监视系统的好处

海岸监视系统的主要益处在于能够提供监控菲律宾周边广阔海洋领土的较廉价手段。2010年10月-2011年7月，共有55368艘船被监控，含逾34000艘外国船舶。对于海军，更不用说严重缺少设备（除了少量快艇）的海岸防卫队而言，根本不可能覆盖如此庞大的范围。

此外，海岸监视系统还有助于刺激其他旨在推动菲律宾海洋领土预警的设想。菲律宾海军目前正在组建一个负责执行海事法律的海上机构，另外一个海事执法项目已经就位，准备为经三边地区6条主要航线的商船提供安全保障。此外，多个跨部门安全讨论会和桌面推演业已在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先后启动，旨在刺激应对紧急情况的最佳行动设想、途径和目标。

四、结论

东南亚三边地区构成一个能够影响泛东南亚海域稳定的地缘政治体。该地区是多个社会和种族组织的发源地，其中许多组织极易面临恐怖分子渗透。易渗透的边界和大量无人居住的地形带来了实际处于国家控制范围之外的空间。这些地区也提供了允许武装好战组织、海盗和跨国犯罪网络躲避执法机构和反恐机构的去处。

由于上述地区的边境属于海洋环境，消除三边地区安全挑战的出路需要考虑海洋层面。海岸监视系统旨在解决该地区国家缺乏海洋领土监视能力的重要缺陷。海岸监视系统的概念符合“多种运用能力”路线，能够处理所有来自海洋领域的挑战和威胁。不仅有利于更为廉价地实现有限资源调配，还能够准确反映这一地区当前海洋跨国威胁的内在关联和复杂性。

如果这一系统能够按设想发展，海岸监视系统将形成关联东南亚3个主要滨海国家——马来亚、印尼和菲律宾的海洋安全综合系统基础。该类型的伙伴关系被证明有助于推动信心建设，同时也能够改变各国政府的安全利益观。在一个主权顾虑和持续的海洋边界纠纷严重影响全面海洋领土监视系统（MDA）成型前景的地区，该结果的价值不容低估。

尽管存在上述实际和潜在利益。海岸监视系统也面临各种挑战。首先是缺乏人力和物资。如前所述，几乎所有能够用于拦截的现代船舶都属于菲律宾海军而非海岸监视系统，由此导致限制海岸监视系统的总体自主性，并且影响快速反应能力。尽管就长远而言，这一问题将因整合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设备获得缓解。但鉴于责任区的规模，海岸监视系统还缺乏足够的航空和监视设备。已经确认的重要空白包括远程海上巡逻机、无人航空器、全天候直升机和兼具远程和宽覆盖面的能力雷达系统。在人员方面，多数监控站只有2-3名人员。根据马尼拉的海洋研究信息中心的官员表示，每个平台至少需要8人保持7 天24小时工作。

其次，在建立统一的地区海洋安全体制以前，必须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建立三边协议议定书。尽管马尼拉已经和吉隆坡和雅加达达成多项海洋合作安排，其中包括与马来西亚的《联合海洋巡逻协议》（Joint Maritime Patrol Agreement）；与印尼的《双边在指定边境交汇点前置部署海关及入境处官员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the mutual forward deployment of customs and immigration officials at designated border crossings）。不过，目前尚无决定性举措在狭隘的双边政府对政府层面之外实现战略合作正式化。这在多种层面暴露了东南亚地区长期存在的主权顾虑，以及由于海洋管辖权竞合造成的困境。其中，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情况尤其突出。双方在海洋领域的合作持续受困于领土主张竞合。此外，马尼拉和雅加达都对吉隆坡对于建立有效的信息流动保持沉默存在某种程度不满。

第三，尽管海岸监视系统意味着一种综合努力。但基本上属于海军事务，也由此产生各种问题，不仅稀释了该系统“多种利益相关方”的特征，也加剧海军设备负荷。马尼拉的消息披露，海军已经寻求脱离海上巡逻计划（Sea Marshall Program），以便集中精力处理海岸监视系统。

第四，海岸监视系统还须面对多种跨部门议题。尽管有计划最终建立一个“全国海岸监事会议”（National Coast Watch Council），协调系统内的主要参与者，但菲律宾海军、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海洋警察（Maritime Police，隶属国家反恐特勤组）3个承担主要治安功能的实体尚未能组建统一程序标准，几个部门权力归属摩擦持续，并且相互积极争夺资源。问题在海军和海岸警卫队之间尤为突出。前者仍然对其菲律宾“穷人海军”的评价过敏，后者则从未忘记自己到1998年才成为独立实体。（2010年1月，作者采访菲律宾马尼拉海军总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决定脱离海军，主要因为需要获得其他国家提供的国际民用安全协助。这类国家，如日本，不得向军事部门提供贷款。）

第五，菲律宾海军还面临维持舰船的严重制约，许多舰船目前来自外购。此外，还必须为美国在越战时期捐赠菲律宾的快艇一类的老式舰船寻找零件。这类挑战也出现在菲律宾国防及安全部门的其他领域，以菲律宾空军最突出，维持行动速度以及确保设施部署方面，始终无法持续保持最大功效。

最后，尽管海岸监视系统存在多种信号和电子信息优势，但是人员情报投入存在问题。尤其是在安全部队依旧缺乏民众信任的菲律宾南部，当地人民为海岸监视系统提供苏禄和苏拉威西海周边地区犯罪或者颠覆活动实时情报的合作意愿并不明显。在“血浓于水”，忠诚取决于部落、部族效忠的地区，这可能成为海岸监视系统的关键弱点。

海岸监视系统的前景

海岸监视系统具有推动和扩大菲律宾及大三边地区海洋监视系统和边境安全的潜力。这项动议有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支持，并获得菲律宾武装部队的欢迎，也代表了遏制海洋跨区威胁的低成本手段。系统的未来取决于马尼拉维持现有站点、推动其他接近完工的站点整合与联系、获得远程监控平台和传感器的意愿和能力。

同样重要的是，海岸监视系统执行综合海洋领土监视系统功能时，必须超越现有的海军中心主义。此外，还需要启动更多工作，推动海洋监视系统建立与旨在赢得当地居民信任与支持的民心工作挂钩。其关键在于说服菲律宾南部岛民。尤其是局势高度动荡的塔威塔威岛链地区，必须说服当地居民相信他们在抵制犯罪和颠覆行动中享有利益。适当地推动和补充这类支持，将为海岸监视系统带来效应倍增，有力反哺海洋监视工作的潜在范围。

（原载兰德公司主页）

随缘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