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伟大的长征之十天高云淡—— 一九三五年秋·陕北

王树增*

1935年初秋，红军大部队通过腊子口，向北翻越岷山。下了岷山就是大草滩，走到这里就走出了藏民聚居区。先头部队在占领大草滩后，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和盐巴，部队再也不饿肚子了。

9月18日，毛泽东以彭德怀、李富春、林彪和聂荣臻的名义，给张国焘发去了一封电报：

朱、张、徐、陈及各首长：

一、我们执行中央正确路线，连日击溃鲁大昌师，缴获甚多，于昨十七日占领距岷州哈达铺各三十里之大草滩、占扎路、高楼庄一带，前锋迫击岷州城，敌人恐慌之甚。

二、此地物质丰富，民众汉回各半，十分热烈地拥护红军，三个半月来脱离群众的痛苦现在改变了。

三、请你们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苏区，实现中央战略方针。

彭、李、林、聂

九月十八日

毛泽东知道电报对张国焘不起作用，他只是想告诉张国焘，中央率领的红军并没有被“拖死”“冻死”，不但取得了突破天险腊子口的胜利，而且还拥有了大量的物资。另一个重要意图是，必须让朱德、刘伯承知道这支红军现在到了哪里。

但正如重病中的周恩来所担忧的，此刻，徐向前和陈昌浩正率领着第四军、第三十军和红军大学的部分学员走在去阿坝集结的路上，这条路使他们必须重新回头走进恐怖的松潘大草地。

此时，毛泽东还在思索另一个问题：下一步红军往哪里走？

毛泽东叫来了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毛泽东说，必须出去找点“精神食粮”来。梁兴初明白毛泽东的意思，过去在红军转战的路上，毛泽东经常对他这样说。毛泽东对精神食粮的解释是：无论是杂志还是报纸，只要是近期的和比较近期的，都要搞些来。

毛泽东一页一页翻看着那些报纸杂志，终于看见了令他眼睛一亮的消息：徐海东率领的红军到达了陕北，与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会合了。毛泽东希望能得到更进一步的消息。果然，一份杂志上刊登了一幅国民党当局绘制的陕北根据地略图。

第二天，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哈达铺。这是一个富足的小镇，以盛产中药当归闻名。国民党县保安队被打跑了，百姓对红军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毛泽东在哈达铺提出一个口号：“大家吃好！和百姓一块吃！”

在哈达铺，梁兴初又给毛泽东收集到了大量的《大公报》。其中一张《大公报》被贴在耿飚住的那家房东的墙上，耿飚在付给房东一块大洋之后，小心地将报纸揭了下来。国民党当局在报纸上刊登的军情分析，等同于在给红军传递情报，他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一张报纸透露出的消息，能对中国历史的走向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毛泽东终于确信：在陕北，红军活动之剧烈犹如当年的江西苏区，而且存在一块几乎与江西的中央苏区面积一样大的红色根据地！

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红军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中央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副司令员，叶剑英为总参谋长，张云逸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陕甘支队下辖3个纵队：一纵队以第一军团为主，辖6个大队；二纵队以第三军团为主，辖4个大队；中央纵队为三纵队。每个大队基本保持原来团的建制，但取消了营，直接辖5个步兵连和1个机枪连。

到达哈达铺的红军约8000人，其中作战部队大约为6000人，大部分是政治坚定作战英勇的红军干部。这些中国红色武装的骨干，在未来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战争中成为创造历史的精英。

9月23日，从哈达铺出发的红军连续行军200余里，到达渭河南岸。

过了渭河，在榜罗镇，部队休息了一天。毛泽东又获得了一些近期的报纸，从而对陕北的情况有了更详细的了解。于是，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确定陕甘支队前进的目标是陕北苏区。毛泽东后来说：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中央得到了新的消息，知道了陕北有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才改变决定，要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而在俄界会议上，只想会合后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的想法还没有。在榜罗镇会议上决定了要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在榜罗镇还召开了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因为国民党军飞机频繁出动，因此会议的时间定在清晨5时。会场是个露天的打麦场，四周有一圈低矮的土围墙，在一面围墙下放了一张桌子就是主席台，红军干部们全部坐在打成捆的麦草上。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5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状况、陕北可以成为新的根据地的理由和条件、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以求迅速到达陕北，以及整顿部队纪律的问题。

部队继续北上。陕甘支队几乎沿着是红二十五军走过的路，穿越西兰公路进入回族区的。红军的队伍在那里受到了回族民众的欢迎。经过红二十五军曾经驻扎过的兴隆镇附近时，路边摆满了茶水和面饼，红二十五军送给老阿訇的匾额还挂在大清真寺里。回民百姓对红二十五军的赞誉让毛泽东对从未见过面的徐海东有了难以磨灭的好印象，对北上陕北与那里的红军会合更是充满了强烈的渴望和坚定的信心。

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主峰后，遇到了张学良东北军的骑兵。

四大队的杨成武和黄开湘被叫到了最前边，他们看见一大队的杨得志和萧华也在那里，纵队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正在山头上用望远镜向山下观察，他们的身后站着拿着根木杖的毛泽东。

毛泽东对杨成武和黄开湘说：“山下隘口上的村庄叫青石嘴，那里有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团。要消灭他们，不然咱们过不去。”说着，毛泽东把警卫员递来的两张面饼掰成碎块，给山头上的每个人都分了一些：“大家都没吃午饭，咱们分而食之。打完了这一仗，下山再吃肉。”

驻扎在六盘山下青石嘴村的骑兵是东北军骑兵第七师十九团。红军对敌作战部署是，一大队和五大队负责两翼迂回，四大队负责正面出击。

天刚黑下来，红军的攻击突然开始。

战斗仅仅进行了半个小时，缴获的物资让红军极其兴奋：十多辆马车上全是大箱子，里面全是簇新的子弹、军装和布匹——这是西北“剿总”送来的，都还没有开箱。子弹分给了红军各部队，军装也让不少官兵换上了新衣服，布匹全都给了伤员，让他们做衣服和包扎伤口。而两个骑兵连的上百匹战马，匹匹壮硕，这使红军不但有了足够的马匹驮物资，而且各级指挥员和伤员们也都有了坐骑。还剩下不少马匹，毛泽东建议成立红军的骑兵部队。于是，赶快动员俘虏中的马夫、马掌兵和兽医等“技术人员”参加红军：中央红军中的第一支骑兵部队在青石嘴诞生了，骑兵连第一任连长就是那个不断给毛泽东送去“精神食粮”的梁兴初。

翻越了六盘山，意味着中央红军越过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大山。

国民党军骑兵部队始终是红军的一大威胁。

连续行军的红军没有力量与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骑兵不断作战。毛泽东说：“没有作战要求，避免和敌人发生战斗。”这是这支接近了最后目的地而万分疲惫的队伍最明智的选择。

于是，红军队伍前进，东北军的骑兵也前进；红军的队伍停下来，敌军也停下来。在经过一个叫铁脚城的村庄后，红军的队伍上了山，竟然看见东北军的骑兵与他们只相隔一个山头并行着走。两军互相戒备，但谁也不开枪。彭德怀和叶剑英站在山头上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红军部队就从他们的身边走过去。观察了好一会儿，彭德怀对红军官兵说：“快走吧，天快黑了。骑兵不会靠近我们。他们的马没水喝，走不动了。”彭德怀的话很快就传给了每一个担心敌人骑兵的红军，官兵们一下放心了，因为这是彭老总说的。

果然，东北军的骑兵没有靠近，也没有跟上来。

在白区和苏区的分界老爷山，一直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红军便衣侦察员遇到了几个可疑的人。狭路相逢，那几个人首先拦住了红军侦察员，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侦察员回答的时候江西口音很重：“做买卖的。”“听口音你们是从南方过来的。”“是的，那又怎么样？”双方小心地互相打量着，拐弯抹角地问些无关紧要的话，最后，红军侦察员突然说：“你们是陕北红军？”对方脱口而出：“你们是中央红军？”

这是徐海东派出来寻找中央红军的手枪团的官兵。后来双方都说，一看就知道对方已经走了很长的路，一个个面黄肌瘦的。

下了老爷山，就进入陕西境内。

几匹快马带来了令红军官兵万分喜悦的消息。马上的青年个个身强体壮，挎着驳壳枪，头缠白毛巾，下马便问毛泽东在哪里。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问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回答：“老刘派我们来给毛主席一封信。”

“老刘”就是刘志丹！

看了信的毛泽东对红军官兵们说：“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代表同志来迎接我们了。”

1935年10月19日，离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已经过去一年零九天，陕甘支队终于走到了吴起镇。这个陕北小镇注定要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名字。

“原来是自己人！原来是自己人！”好奇围上来的老百姓纷纷返回了家，忙着给远道而来的红军做饭。

毛泽东与乡党支部书记和苏维埃乡政府主席等几个地方干部谈话谈得很晚，得知陕北苏区正在进行反“围剿”作战，因此刘志丹和徐海东都不在这里。

夜里，情报突至：东北军的骑兵和马鸿宾的骑兵一共4个团已经追上来，就要到达吴起镇。毛泽东说：“看来非要打一仗了，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

彭德怀在吴起镇的四周查看了地形，然后拟定了作战方案：用两个纵队先打马鸿宾的骑兵，然后回击张学良东北军的骑兵。

吴起镇战斗，红军歼灭了敌人的1个团，击溃了3个团，缴获战马200多匹。红军胜利回师的时候，吴起镇的百姓敲锣打鼓，红军官兵们第一次看见中国北方的一种长长的红布被系在百姓们的腰间，然后又从他们的腰间向着天空高高地舞动。

吴起镇战斗的重要意义在于：红军不但表明了他们走到这里便不再迁徙的决心，而且证明他们有守住苏维埃根据地的力量。毛泽东因此挥笔写道：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把最后一句改成“唯我英勇红军”，然后将诗稿还给了毛泽东。

红军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标志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但从当时整个中国红军所面临的局势来看，红军依旧没有摆脱移动作战的状态：红四方面军数万官兵前途未卜，红二、红六军团依旧在极其艰难地转移，中国工农红军尚未拥有一块稳固的红色根据地。1934年以前那种在中国版图上武装割据出数块革命根据地，尤其是在江西和福建地区存在一个相对稳固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局面，还远没有形成。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军事环境，中国工农红军依旧处在极其艰难的生存危机之中，长征的最后胜利还没有到来。后来的历史证明，数万红军还将经历数百次残酷的战斗和数千里艰险的跋涉，一年以后，中国工农红军才真正会合在一起。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说，那一天，才是“中国革命新的历史阶段”的真正开始。

陕甘苏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7年。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先后组织了清涧、渭华和旬邑起义。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同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将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并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苏区。1933年春天，只有1个团兵力的红二十六军南下，国民党军对其进行了大规模“围剿”，部队被打散后，部分官兵在刘志丹的带领下冲出重围，转移到甘肃庆阳一带坚持斗争，直到这一年的10月，他们才带着几支驳壳枪返回到照金根据地。11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将所辖部队改编为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治委员。不久，刘志丹和杨森分别接任师长和政委职务。到1934年夏天，四十二师创建了纵横大约70多公里的一个小小苏区，并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府主席习仲勋，军委主席刘志丹。

在与“围剿”的敌人反复作战的同时，陕甘苏区周边的游击队逐渐壮大，1934年12月，陕北各游击队正式被改编为红二十七军。1935年2月，蒋介石命令驻守河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进入陕北，会同陕西、山西、甘肃和宁夏四省的军阀部队对陕北苏区进行“围剿”。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打击深入陕北的敌人，并通过机动作战成功地使陕甘和陕北的根据地连成一片。1935年秋，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对陕北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就在这时，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9月，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使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加强。

1935年7月，当会合后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徘徊于川西芦花地域的时候，极力推行“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红二十六军。面对敌人大规模的“围剿”，杜衡认为，相对于反革命的力量，革命的力量已经“占了绝对的优势”，因此要求陕北红军主动迎着敌人出击，一个一个地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城市，“把陕西、四川、甘肃、青海和新疆连接起来”。同时，杜衡在苏区内部掀起了“肃反运动”，目的是清查刘志丹等红军领导人“不实行土地革命”“秘密勾结军阀”的罪行。于是，陕北苏区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前方的红军官兵在与“围剿”苏区的敌人进行残酷的战斗，后方的苏区里却在策划着如何逮捕审问红军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陕甘边区县以上干部，几乎无一幸免，不少红军干部因拒不承认刘志丹“秘密勾结军阀”而遭杀害。

刘志丹是在劳山战役结束后去安塞的路上，得到自己将要被逮捕的消息的。当时他遇到了一个从瓦窑堡赶来的通信员，通信员并不知道信件的内容，既然信是要送到第十五军团的，通信员就把信交给了军团参谋长刘志丹。刘志丹打开一看，是一连串的逮捕名单，第一个就是他的名字。刘志丹把信件还给了通信员，说：“你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吧，告诉他们我自己去瓦窑堡了。”在瓦窑堡，和刘志丹关押在一起的还有陕甘边区苏维埃主席习仲勋。刘志丹被污蔑为“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在瓦窑堡的城门外，砍刘志丹脑袋的大坑已经挖好了。

面对这种危局，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一个重要决定是：派王首道、贾拓夫两同志立即赶赴瓦窑堡，迅速将中央的情况告诉他们，同时勒令陕北苏区立即停止“肃反运动”。中央还决定成立由博古负责的党务委员会，任务是迅速纠正陕北苏区错误的“肃反运动”。刘志丹在中央“刀下留人”的命令下走出了关押室，他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周恩来后来说：刘志丹“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

1935年10月30日，红军陕甘支队离开吴起镇，经过保安东进，准备在下寺湾一带与红十五军团主力会合。

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海东得到了毛泽东即将到达下寺湾的消息，立即骑马从前线赶往下寺湾。130里路，徐海东打马狂奔了3小时，到达下寺湾的时候人和马都已是大汗淋漓。徐海东进入军团司令部，四人看见了他，一齐朝他走来。徐海东谁都不认识，军团政委程子华赶快介绍。毛泽东向大名鼎鼎的“徐老虎”伸出手来：“海东同志，你辛苦了。”

徐海东握着毛泽东的手，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对那一瞬间的记忆是：“终于看见毛主席了。”

和毛泽东一起向徐海东走过来的人是彭德怀、贾拓夫和李一氓。

毛泽东拿出一份1：300000的陕西地图，从根据地的范围、红军的兵力和装备、干部情况和战士们的吃穿，一直问到目前的敌情。毛泽东听到红十五军团此刻正在打民团的土围子时，说：“好，按你们的部署打，等打完了咱们再仔细商量下一步。”

其后，陕甘支队和红十五军团召开了胜利会师大会。

陕甘支队向红十五军团输送了大批干部，包括周士弟、王首道、宋时轮、黄镇、伍修权和毕士悌等人。红十五军团则在物资上给予了陕甘支队很大的帮助。毛泽东亲自代表陕甘支队向徐海东借钱，当时红十五军团一共仅有7000多块钱，徐海东一下子给了陕甘支队5000块。除了钱，红十五军团还从各连队抽出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衣物布匹以及医疗药品送到了陕甘支队驻地。

“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毛泽东这样评价徐海东。

11月3日，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了会议。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聂洪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又增补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宣布，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第十五军团编入第一方面军序列。彭德怀任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原第一、第三军团合编为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辖第二、第四师和第一、第十三团。第十五军团辖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和1个骑兵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参谋长周士弟，政治部主任郭述申。

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时，兵力为8.6万余人。经过一年的殊死奋战，第一方面军总兵力只剩下1.6万余人。

在中国革命史上，除了刚成立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外，还曾经存在过两个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1932年12月在川陕苏区成立的以张国焘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1935年2月在陕甘苏区成立的先后以谢子长、刘志丹和聂洪钧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说，在下寺湾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自己也始终认为，下寺湾会议之后，他所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他在1945年4月填写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时，在职务一栏里写“一九三五年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就在红四方面军与川军进行着“尸骨错列，血流满地”的战斗之时，在川西遥远的东北方向，红一方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在直罗镇也进行了一场血战。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军的极大恐慌。10月28日，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重新调整部署，企图以5个师的兵力沿着陕西西部的葫芦河对红一方面军形成封锁线。具体部署是：东北军第一○六、第一○八、第一○九和第一一一师，由甘肃庆阳、合水地区沿葫芦河东进；第一一七师由洛川北进，然后沿葫芦河西折。

1935年11月1日，东北军4个师开始沿北路东进。先头部队就是牛元峰的第一○九师，然后是第一一一、第一○六和第一○八师，总兵力3万人。

东北军的作战部署对于红军是巨大的威胁。东北军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如果他们的封锁线一旦构成，红军就会被困在一个狭窄的地域里，冲破“围剿”十分艰难，红军的生存也将面临严重危机。

红一方面军能不能在陕北站住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战的胜负。因此，对于红军来讲，此仗不但要打，而且必须打胜。如果让东北军突进根据地，红军就只能再度转战。直罗镇战役是红军没有任何退路的战斗。

11月21日拂晓，红军的冲锋号突然响起。红一军团二师、四师、十三团从三面向牛元峰的部队发起猛攻。东北军第一○九师各团的联络瞬间就被红军切断了，还在睡梦中的东北军官兵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六二六团团长在最后一刻开枪自杀，六二七团团长身负重伤后死亡，两个团的剩余官兵在红军的追杀下四处逃散。红军主力部队直扑镇子中央，第一○九师师部的大部分人员、物资和马匹全部被剿获。

第一○九师师长牛元峰躲在寨子里不断发电报，要求派部队解救。东北军派出的第一一一师六三一团还没看见直罗镇就遭到红军的伏击，便即刻逃回黑水寺。万般无奈的牛元峰把被围的情况报告给了张学良。

晚上10时，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决定，在直罗镇地域与红军决战。总司令部直辖第一○六师、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一师立即向直罗镇增援，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向红军指挥部所在地张村驿发动进攻，西北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配合第一一七师作战。

22日上午，敌第一○六、第一一一两个师启程向直罗镇增援，而第六十七军的第一一七师和西北军的第十七师竟然都原地未动。国民党军各部队之间的芥蒂再次“成全”了红军。

红军抓住时机先打击敌第一一一师，然后集中兵力攻击黑水寺的敌第五十七军军部。红一军团二师和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分三路迅猛追击，终于追上了第一○六师的后卫六一七团，并把这个团歼灭在羊角台至张家湾的途中。

红军全力攻击第五十七军退守的太白镇，未克。

红军掉头去找第六十七军的第一一七师，而这个师早已经逃得没了踪影。

红军就此收兵。

是役，红军共歼敌1个师加1个团，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5367人，缴获长枪3400支、短枪120支、轻机枪176挺、刺刀1359把、子弹22多万粒，电台2部。红军伤亡848人。

直罗镇战斗对于红一方面军是一个转折点：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红一方面军终于有了一个可靠的立脚点和谋求新发展的出发点。

1935年12月9日，高呼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口号的6000名北平学生走上街头。

对于那些已经走完了漫长的征途还要继续在征途上前行，以及正准备踏上艰苦征程的红军官兵来说，彼时彼刻，他们并不知道在遥远的北平那个寒风凛冽的冬日里发生的事件，会对他们的命运和前程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而毛泽东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经历了重重磨难的中国工农红军将要与一个能够改变历史的巨大机遇迎面相逢。

* 王树增，著名军旅作家，专业技术3级。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等，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

（责任编辑：何 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