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真 何 荷

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国际影响

黄维真 何 荷

内容提要：80年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还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它开辟了抗日战争的前进阵地，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形成；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影响了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走向；以其为理想信念奉献牺牲、挑战生命极限的悲壮之举，创造了超越社会意识形态而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永恒的精神财富。

军事历史 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 国际影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黄维真，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副研究员，大校；何荷，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助理研究员，上校

1934～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不仅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还跨越时空，成为举世皆知的重大历史事件。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进一步总结和认识长征延续至今的国际影响，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挖掘其中可为全人类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探索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长征对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在当时是遭到国民党政府的严密控制甚至诽谤和妖魔化的，但仍然有一些中外人士想方设法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红军长征真相公之于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在国际上的影响。

毛泽东以他敏锐的历史洞察力最早意识到，红军长征必将在世界上引起深远反响。1936年8月5日，他与杨尚昆联名发出信函，号召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官兵共同编著《长征记》，信中写道：“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最终于1942年11月出版，作为最完整和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宣传红军长征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6年初，红军长征尚未结束，长征的亲身参加者陈云就以“廉臣”的笔名，撰写关于红军长征传奇经历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发表在巴黎《全民月刊》上。之后，他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介绍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这个报告后来被整理成一篇《英勇的西征》，以“施平”的化名在《共产国际》杂志发表。此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从1935年底到1938年初，也陆续发表长征亲历者的回忆录、参观记、访问录及大量的新闻图片，使得红军长征的消息进一步向世界传播。

在向国际传播红军长征壮举的过程中，很多外国人士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本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书，是由在华瑞士籍传教士勃沙特所著、1936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神灵之手》。1934年10月，勃沙特在贵州黄平被长征中的红六军团扣留，在红军中生活了18个月，还曾为红六军团翻译法文版贵州省地图。这本以亲历者身份撰写的书，以一个特殊的视角反映了红军长征的情况。

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书，当推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一起冲破重重封锁到达中国陕北。毛泽东在简陋的窑洞里向斯诺详细介绍了红军的成长过程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斯诺进行了广泛的采访并连续向国外发出报道。1937年7月，斯诺将采访手记汇集成书，以《红星照耀中国》为题在英国出版，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这部书非常赞赏，曾3次接见斯诺。1938年初，《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改名为《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几十年来，《西行漫记》在世界上被翻译成法文、德文等20多种文字，并多次再版，影响深远。

此后，更多外国人来到延安，例如美国记者汉森、斯坦因、福尔曼、白修德、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英国记者贝特兰，德国记者王安娜和新西兰记者路易·艾黎等，纷纷向外界发出他们的第一手报道。美、英等国的报刊如《纽约日报》《密勒氏评论报》《星期六晚邮报》《每日先驱论坛报》《纽约太阳报》《时代》《生活周刊》《亚细亚》等，都陆续报道红军长征的消息，连载和转发斯诺等从延安寄回的报道和照片，包括大幅毛泽东戎装像和朱德、周恩来等人的照片。

这些报道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使世人更多地了解并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美国历史学家休梅克在《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1927-1945》一书中写道：“看着那些咯咯笑的共产党领导人，看着苏维埃社会中那些心满意足的娃娃们，看着那些军服整洁的红军干部们——这都是《生活》杂志戏剧性图片报道的一部分，对于任何人来说，要让他们相信红军是土匪，真是太困难了。”

二、长征缔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

长征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一个又一个经典战例。在两年的长征中，四路红军以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粉碎了国民党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共进行战役战斗600余次，投入师以上部队参加的战斗达120次，创造了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转战乌蒙山、激战嘉陵江、血战独树镇等经典战例。1960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对毛泽东说：“您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说：“三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长征用热血和生命书写了一部悲壮的人类史诗。红军将士超越生理极限，在饥饿、寒冷、伤病和死亡的威胁下，纵横14个省，跨越万水千山，平均每天急行军50公里以上，长征途中红军共损失约18万人，平均每走300米就有一人牺牲。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在人民群众中流传，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长征造就了党和人民军队的领导骨干。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各路红军保留下来的骨干极大增长了才干，成为中国革命的精英。西方学者认为：“长征塑造了一代新人，这代新人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推翻了两千年来停滞不前的伦理体系和政治制度。”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予军衔时，在1000多名战功显赫的将军中，90%以上都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指战员。

长征培育了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刘伯承说：“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跨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无比顽强的生命力。”

总之，红军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完成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失败到胜利的更新过程，缔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这不仅是中国人自己充满感情的评价，也是海外许多有识之士在研究红军长征历史之后得出的结论。斯诺说：“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与此相比，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长征“在人类活动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任何比拟都是不恰当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则认为，长征是“一部史诗”，“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性意义，他们更不能描绘出几十万参加长征的部队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美国历史学家里奥·胡柏曼在《伟大的道路》的原出版者序言中说：“长征是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与长征比较起来，……拿破仑自莫斯科的撤退也只是灾难性的失败，而长征则是最后胜利的前奏曲。”美国军事史学家塞缪尔·格里菲斯是国外最早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军事专家，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中这样评价伟大的长征：“红军长征在规模、艰巨性和成就的英雄业绩等方面，都是举世无双的。”

三、长征开辟了抗日战争的前进阵地，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形成

20世纪30年代，世界法西斯战争策源地先后在东西方形成。红军长征的胜利，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展开具有重要意义。

红军长征，既是反“围剿”失利后的战略撤退，也是开赴抗日前线的英勇进军。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红七军团东征并与方志敏部队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番号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出发开始长征，打出了“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号。长征中，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北上抗日”的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正是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亡之秋。长征的胜利，使中共中央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由江南转移到西北，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大本营，从而推动了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毛泽东说：“我看陕北是两个点，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中，阐明了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说明了新形势下党和红军的任务，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由此，中国革命开始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实行战略转变。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署发出贺电，指出：“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线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决〔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总之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爆发。面对外侮，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积极倡导并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经过长征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陕甘宁边区亦成为抗日战争的出发阵地；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红军长征的胜利，使国际友人受到鼓舞，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寄予了热烈希望，纷纷来到陕甘宁边区，支援抗战，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红军长征的胜利，也鼓舞着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游击队曾两次翻印中国红军长征的著作，以此鼓舞在深山密林中与法西斯作战的游击队战士们的斗志。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巴叶塔曾经说：中国红军的长征鼓舞着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反法西斯斗争，“使我们的抵抗意志变得更加坚强了”。

四、长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经受考验的典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

当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遭到重大失利后，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政治中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但红军长征的胜利，使全世界为之瞩目。

红军长征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经受考验的典范。1935年的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时，中央红军已转战到川西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皮克在大会的报告中说：“中国红军的主力出色地完成了向四川省的转移，这可以表明苏维埃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广阔前景。”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曼努意斯基赞扬长征说：“红军主力在朱德及毛泽东指挥之下的长途西征，……证明中国红军具有中国任何军阀军队所不能击破的高度的觉悟性，超人的坚忍性和战斗精神。”“中国共产党是英勇斗争的模范。”在共产国际“七大”新选出来的47名执行委员中，有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和张国焘4人；在33名候补执行委员中，有博古、康生2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选进更多的中国委员。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大为提高。苏联《真理报》还发表署名文章《中国红军的英勇进军》，赞扬“中国红军主力部队从江西省向四川省进军，是真正革命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大无畏气概的卓越范例。世界上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过去和现在都不曾实施过如此艰苦卓绝的行军。”长征成为鼓舞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共同的力量源泉。

长征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缺乏深刻的认识，并没有找到自己的正确道路。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内重大问题必须经由共产国际批准。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遥控下，独立自主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人礼”。遵义会议初步改变了以前对共产国际“先生讲，学生听，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的依赖关系，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新领导集体，坚持了独立自主和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把中国革命从绝境中挽救出来，并保证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西方学者说：“长征的严酷现实，统一了人们的认识，毛泽东一跃而成为强有力的领导人。”而“遵义会议在未取得斯大林认可的情况下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这在斯大林时代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

长征胜利结束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继续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号召实事求是，正确处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并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后来反复强调，“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所以说，长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一环，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具备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并有本领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而这一胜利，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前途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一些学者所形容的那样：长征把1934年10月16日红军渡过浅浅的雩都河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共产主义在地球1/4人口生活的土地上取得胜利“这段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五、长征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

80年来，长征精神已跨越国界，超越时空，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赢得了世界人民的普遍敬佩。

国际上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介绍和研究经久不衰，多部反映红军长征的史学专著和其他形式的作品相继问世。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多次访华，与参加组织领导长征的中国领导人交谈，并亲自到长征沿途实地采访，用了10年时间写成《早晨的洪流》，她在书中称赞道：由于红军的“坚韧不拔、英勇和不屈不挠的信心，长征成了一首英雄诗，成了惊天动地的功勋”。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一九三五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一书中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还有苏联出版的《中国人民历史上的英勇篇章》、美国出版的《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中国的长征：艰险的6000英里》、英国出版的《中国：长征》《向自由的长征》、法国出版的《毛泽东领导的长征》、日本出版的《中国红军——困难与险峻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锻炼的记录》《遵义会议与共产国际》等。新西兰、澳大利亚、瑞士等十几个国家的记者拍摄并出版了名为《中国——长征》的大型纪念画册。意大利著名记者恩佐·比阿季以二万五千里长征为引线，拍摄了大型电视纪录片《长征》。国外许多关于中国共产党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等人传记的著作中，也都有关于红军长征的论述。美国学者安东尼·加拉文特在其《长征探秘》一文中指出：“尽管有好些专著对长征进行了严肃的研究，但对世界来说，它的神秘性仍然困惑着人们，仍然是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

长征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行程、红军官兵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气魄，使政治观点不同的人也为之感动和折服。不断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人前往中国重走长征路，从中寻求启迪。1980年，美国前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带领全家5人重走红军长征路线，其回国后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寻访毛泽东的长征路》一文写道：“要是对于长征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对这个民族及其领导人的内心世界也就会有更多的了解。”1984年，曾任美国文学艺术学会、全美作家协会主席的索尔兹伯里，以77岁的高龄与其70岁的妻子夏洛特一起，用3个月时间重走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1985年10月，他的长篇纪实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美国出版，引起巨大反响。他认为，“在本世纪的历史上，还没有一次事件能够这样打动全世界人的心，这样深刻地影响全世界的未来”。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他还说：“从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中，人们必然能获得教益。……这不仅是中国人，而且是每个美国人都想知道的故事，人们都会从中得到鼓舞。”今日，人们重走长征路的热情仍然不减，“长征路线”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已于80年前胜利结束，其影响仍在世界范围内延伸。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探索和奋斗，是永远的题中之意。

［1］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2］王应一.西方学者谈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J］.党史通讯，1986（9）.

［3］［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4］［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5］于安龙. 毛泽东对长征的认识与科学评价［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4（3）.

［6］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朱庆跃.长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开成到成熟的关键一环［J］.学术探索，2010（6）.

［9］［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何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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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1002-4484（2016）10-00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