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维 李根福

正确认识战争 把握科学指导固牢强军兴军根基

王 维 李根福

内容提要：我国在继承和遵循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战争价值观、谋求发展、追求和平的同时，必须正视战争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特殊的重要作用，确立辩证求实的战争指导观，有所为有所不为。确立战争指导的目的在于驾驭战争，驾驭战争的根本在于强军兴军，军队之强植根于信仰，军队之兴来源于武德。军队来自于人民源自社会。民众有忧国爱国之心，军人才能固强忠诚卫国之志；社会有崇尚英雄之风，军队才能凝聚尚武精武之魂。民众强心，民族强志，是为强国强军的根基所在。

军队建设 战争价值观 战争指导

作者：王维，西部战区陆军参谋部作战处参谋，中校；李根福，兰州军区善后办组干处副处长，上校

自摆脱蒙昧进入文明之日起，战争就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据统计，在人类有记载的5000多年历史中，共发生大小战争14531次，平均每年2.6次。战争虽然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和灾难，但它又是无法摆脱的客观存在，正如伯恩哈德* 所言：“战争是人类生活中一种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生物法则，是人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起调和作用的东西。”辩证审视和正确认识战争的利害关系，是指导国家战略方针制定和军事能力建设的基础。

一、“大国之路”和“兵凶战危”的碰撞——东西方迥异的战争价值观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纷争不可调和时的最终解决方式。对于战争的利害，即发动战争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东西方的价值观迥然不同。西方观点认为，伴随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崛起，将导致传统利益格局的调整和重塑，而在适当的时机发起和赢得对外战争，对于拓展和维护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战争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崛起的必由之路。自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获得海上霸权开始，“对外发动战争—获取战争利益—壮大自身实力—再次对外扩张”成为西方国家（包括“脱亚入欧”的日本）近代以来崛起的“标准路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则一直秉承“和为贵”的思想，认为“兵凶战危”，主张和平解决国家间的争端，提倡反对战争，力主避免战争；即使发动战争，也是以战争的手段消灭战争，改变混乱的社会秩序，谋求“天下大治”。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中指出“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

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中心和发源地，在战争价值观的形成上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

1.政治。我国历代王朝更迭都是以战争的暴力方式完成的。统治阶级深知战争对于政权稳固和民生的危害，特别是唐末发生藩镇之乱后，从宋朝起，统治阶级更加注重对军队的控制和防范，实行重文抑武的政策制度，军队建设和军事行动的决策权基本掌握在文官手中，导致在中枢决策层和地方各级行政部门“知兵者寡，言战者微”的情况。加之历史上我国频发的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社会各阶层都对战争有着天然的恐惧和反感。在自上而下“不善谋战、不愿兴战”的情况下，主动策划和发动战争缺乏政治基础和舆论支持。

2.经济。自秦统一中原至明朝中期，中华文明虽经历朝代兴衰和战乱纷扰，但在科技、文化等方面始终雄踞世界之首，充足的农业资源保证了国家的自给自足，先进的技术工艺水平又使对外贸易基本上成为净出口。在当时对世界的认识具有极大局限性的情况下，国家的富庶和繁荣使历代政权和普通民众自然而然形成了“天朝上国”的民族优越感，视域外国家为“不毛之地、夷狄之邦”，认为对外战争是“徒耗民力，征之无益”，缺乏在获取战争利益上的原始驱动力。

3.文化。自古以来，我国始终秉持“世界大同”的和平处世思想，视战争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最终解决手段，即使发动战争，也必须是在义理兼备的情况下进行。孔子“有道伐无道，解民于倒悬，天经地义”的战争动因观点，管仲“兵者外以除暴、内以禁邪”的战争作用论述，都对我国的战争价值观造成深远的影响。历代王朝用兵，多是对外抵御侵略、对内稳疆平叛，即使是在赢得战争的情况下，也从未灭国屠城、掠夺资源，甚者还会给予战败国战争补偿，用以“宣扬王道，教化夷狄”，这是根植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文化使然。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令编纂《皇明祖训》，下令将日本、朝鲜、大小琉球、安南等15国列为“不征之国”；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我军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向印度移交俘虏、送还装备、主动后撤。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战争价值观的体现。诚如习主席所言：“中国人民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1“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2

西方国家战争价值观的形成，也与其文化和历史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1.文化发展中的暴力基因。“暴力基因”从始至终都根植于西方文明的肌体之中：欧洲文明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盖娅生下天神乌拉诺斯，乌拉诺斯因敌视自己的巨人孩子而把他们囚禁于深渊，其中的一个儿子克罗诺斯用暴力推翻乌拉诺斯统治后惧怕重蹈覆辙，就把他的6个孩子逐个吃掉，后来幸运儿宙斯又推翻了他父亲克罗诺斯的统治。“父吃子”“子弑父”这些旨在说明“人之初、性本恶”的神话传说，把西方文化起源的暴力性、残忍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欧洲中世纪的思想家马基雅维里在其代表作《君主论》中，更是以“性恶论”为基础，宣扬政治应无视道德，崇尚暴力和阴谋，《君主论》成为克伦威尔、腓特烈二世、拿破仑等欧洲政治人物的必读书，更是对西方文明乃至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2.历史传承中的侵略习性。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看，自古以来就把对外扩张和掠夺作为基本国策。令后世欧洲人怀有崇敬之心的罗马帝国，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2世纪期间，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扩张领土，每征服一地，不论是俘虏还是当地普通居民，都一律掳掠到奴隶市场上贩卖，而“罗马公民”则享受高人一等的待遇，并能在对外征战和奴隶交易中获得巨大利益，征服他国得到帝国自下而上的支持和拥护。从1096年起由欧洲教廷策划发动、以封建领主和骑士阶层为骨干、历时195年的8次十字军东征，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欧洲的社会各阶层都意图通过战争获利：以教皇为首的教会上层僧侣利用宗教狂热极力扩大罗马教廷的政治影响，并力图通过掠夺东方国家领土和建立新的基督教领地来增加自己的财富，大封建领主力图扩大自己的领地和增加收入，并企图在东方富庶的土地上建立受其支配的国家，破落的骑士阶层也希望通过战争获得土地和财富。华盛顿美国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阿克巴·阿赫迈德说：“十字军东征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至今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一个欧洲长期进攻的记忆。”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后，西方国家更是处于“长期进攻”的状态：长达几个世纪的对外殖民战争和统治给亚非拉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西方国家发起和主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历次局部战争，绝大多数也是西方国家为争夺势力范围和各种资源，在背后操纵或直接发动的。西方国家的历史就是一部对外扩张、侵略和掠夺的历史。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西方文明则是从头到脚沾着其他民族的鲜血。为了攫取利益发动战争，“想出手时就出手”，是西方国家自古以来的固有思维方式和惯常行为本能，而其他国家为了防止战争、抵御侵略发展武装力量则成为他们眼中的“世界不安定因素”。因此，当今“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正是西方国家不尊重中国意志、不正视中国崛起、不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所致，更是他们以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来揣度中国的意图、分析中国的行动，而这正是西方“大国之路”思维和中华民族对于“兵凶战危”两种战争价值观发生碰撞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好战必亡”与“忘战必危”的取舍——须树立正确的战争指导观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这是世界格局发展变化和抑制战争因素不断增长的结果。但在我们享受和平环境、致力社会经济发展的今天，放眼全球环顾周边，战争诱因始终存在，国家安全面临威胁。基于此，应该怎样去审视战争、对待战争，确立什么样的战争指导观？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上发生的战争，其政治性中更掺杂融合着民族矛盾激化、国家利益冲突等多重复杂因素。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历次局部战争没有对世界格局和时代主流造成根本性的变化，但对没有获得战争胜利、达成战略目的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往往伴之以国家的衰落分裂、民族的纷争仇杀、社会的长期动荡，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可以说，战争胜负决定国家命运、战略成败影响民族盛衰，仍然是不变的历史铁律和“丛林法则”。

客观地说，具有正义性、时机恰当、规模适度且有充分准备的战争或准战争行动，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对于维护自身利益、达成战略意图、凝聚意志人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判明大国底线。国家底线，代表着一个国家最具原则性的立场，是最根本的国家态度，大国底线则是决定世界战略格局发展与变化走向的根本驱动力量。只有判明大国底线，才能准确把握其战略意图，预测其可能行动，为本国制定战略方针、实现国家意志提供最可靠的依据。战争是探明大国底线最激烈也是最有效的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德国通过入侵捷克、波兰等周边小国，逐步探明美、英、法等大国在对德国军事扩张问题上所持的绥靖态度，才得以悍然出手入侵法国、苏联。近年来，俄罗斯先后发动俄格战争、出兵克里米亚，对叙利亚更是断然出手，俄之所以敢于连续采取军事行动，正是通过试探俄格战争中美国及北约各国的态度，看透了其在涉俄问题上不愿以武力介入、不敢突破军事摩擦这一底线，才得以放手开打、果断出击，达到了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目的。

2.维护大国地位。大国在国际秩序格局中占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和裁决者。大国地位的获得，主要依靠军事声誉、军事潜力和军事成就。战争则是检验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具备大国资格的重要标准：一次失败的战争可能会使一个大国丧失自身在国际秩序格局中的应有话语权和既得利益，甚至会打断其发展进程。相反，赢得战争则会使大国地位更加稳固、安全环境更加有利。在近年来的局部战争中，美、俄、英、法等国对待与自身军事实力相差甚远的对手，都是派出精锐力量甚至举三军之力慎重出战，不战则已、战则全胜。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周边安全威胁更加多元、领土主权争端更加复杂，在对待可能出现的局部战争、武装冲突和恐怖威胁等问题上，必须以真打的决心做好打赢的准备。

3.凝聚大国意志。现代战争区别于近代和古代战争的重要方面，除编制、装备和军事技术外，更重要的是战争成为关系国家政权稳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民安全的“总体战”，军事行动经济化、普通国民军事化、军事政治一体化成为现代战争的重要特征，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再单纯是实力的比拼，更是国家意志的较量和国民精神的抗衡。特别是具有正义性且关系国家根本利益、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更能唤起国民血性、凝聚国族意志。中国抗日战争、苏联卫国战争，侵略者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最终被击败，就是因为被侵略的国家举全国之力、聚民族众志抗争抵御，唤醒了大国之魂，彰显出大国力量，方能以弱胜强。

认识战争的重要性，是为了更加辩证地看待战争、科学地审视战争、慎重地把握战争。“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以亡者众。”轻启战端国势易衰，讳言战争国将必危。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习主席也指出：“热衷于使用武力，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道义贫乏、理念苍白的表现。只有基于道义、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和选择增多了，但军事手段始终是维护国家安全，有效遏制、抵御外来侵略和颠覆的保底手段……必须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不断提高我军能打仗、打胜仗的能力。”3可见，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于战争问题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既不轻言战争也不讳言战争，既不主动挑起战争但也有能力打赢战争。我们在追求和平、谋求共赢的同时，必须始终警惕战争威胁、紧盯战争发展，掌握战争规律、设计战争形式、做好战争准备、把握战争主动。这是我们应当始终确立的战争指导观。

三、“仁义之师”与“大国之民”的统一——强军兴军和战则必胜的根基所在

军队是进行战争的主体力量，打赢一场战争，其性质的正义性是前提，战略的正确性是基础，军队的战斗力是关键。军队的强弱，直接影响和决定国家意志能否实现、国家利益能否拓展、国家发展能否顺利、国家安全能否托底。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从来都是与军队的强弱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军队建设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吴子》中关于军队有一段著名论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纵观历史各个时期的军队，无一不遵循“义兵必兴、强兵必衰、刚兵必胜、暴兵必败、逆兵必亡”的客观规律。义兵之兴，在于“义”。一支军队具有信仰、秉持民族大义、担当和平正义，官兵就会有灵魂、有武德、有血性，这样的军队必然能够得到广泛支持，不断发展壮大，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强兵之衰，在于“强”。单纯依靠强大实力，强行征伐异己，强迫他国俯首，必然会因持续的暴力输出招致普遍反对、损害自身国力、导致军心涣散。强秦经二世而亡、美国在越战被迫撤军，其中都有对外频繁用兵的因素。刚兵之胜，在于“刚”。一支军队背负家仇国恨、怒而兴兵抵抗，士兵必然刚毅顽强、敢于牺牲，即使实力相差悬殊，也能爆发出惊人战力。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阿游击队不计代价倾力抵抗，最终使苏联灰头土脸撤军。暴兵、逆兵的败亡，在于军队残忍暴戾、无视纲常道义，对内严酷镇压、对外侵略扩张。这样的军队在给别国造成伤害的同时，最终必将给自己国家和民族带来灭顶之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的丑恶行径和最终败亡的下场就是典型例证。因此，一支军队要保持长久的生命力，首先必须具备信仰、崇尚武德、遵循义理、守卫和平，前两者是军队的灵魂和根脉所系，后两者则是军队的原则与目标所指。

一支军队必须要有信仰。失去了信仰的军队只会沦落为没有原则、没有忠诚的武装集团，这样的军队难有方向、难有根基，更难有前途可言。中国“四一二”事变后，奉行三民主义、坚持联俄联共、坚决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军一夜之间成为中国最大的军阀，随即而来的是军中派系林立、风气败坏、贪腐横行，面对外敌入侵接连失利，发动内战之后兵败山倒，最终惨淡败退一隅。苏联“八一九”事件中，失去信仰的苏军对苏共中央的倒戈一击，成为压垮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国家的衰落，苏军的继承者俄军至今没有重现昔日辉煌。反观我军，在战火洗礼中历经苦难走向辉煌，在重大考验前立场坚定忠心向党，就是因为我们这支军队始终是一支党领导的有信仰的军队，官兵因信仰而忠诚坚定、为信仰而敢于牺牲，这也是国家之幸、民族之福。

一支军队必须要有武德。武德是军人从武、用武、尚武的应有德性，丢失了武德，军队必然会尚武精神退化、敢战之士寥寥，这样的军队根本无法适应激烈残酷的战争，更遑论有效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正如《吴子》所言：“义者，所以行事立功。”“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对于一支军队而言，勇于进战杀敌谓之义，不怕流血牺牲谓之仁。一支真正的“仁义之师”首先要具备武德，精武尚武、敢打敢战、不惧强敌、不怕牺牲，真正发挥御外安内、保家卫国的责任，才是对国家尽到大义、对人民真正仁爱。因此，打造一支“义兵”，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培养军人的武德，通过明耻教战，使尚武精武的荣辱观深入军心，凝聚精神战力，打造胜利之师。

一支军队要守卫和平。必须警惕军队在和平中沉沦软化。和平富足的生活是国之幸事，“仓廪实、百姓足”是历史上无数先贤、无数先烈为之奋斗和追求的目标。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极大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无丰歉之虑，民无饥寒之忧。但长期的和平岁月，对国家、军队乃至民众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王朝兴衰和政权更迭的历史，每个王朝衰落和政权倒塌的背后，都伴以民族进取精神的丧失、军队武备操习的松弛、军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和腐败奢靡之风的滋长，最终的落幕虽咎由自取，但也令人扼腕叹息。罗马帝国强盛时，公民普遍具备尚武精神，随着罗马日渐强大，罗马人逐渐丧失了这种美德，不再以服兵役为光荣，开始追求安逸奢靡的生活，而把服兵役的义务交给了哥特人、埃鲁尔人和高卢人组成的雇佣兵，从而走上了帝国衰亡之路。

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不仅是军队本身的任务，更是全体国民的义务。只有一个激荡着阳刚之气、充斥着进取精神的社会，才能够培育出有信仰的民众，也才能够从民众中产生具有尚武精神的士兵，建立起骠勇善战的军队。当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面临着一场精神和信仰的危机。

1.警惕犬儒思想对英雄主义的破坏。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民族英雄辈出，特别是100多年来的民族独立、解放和复兴过程中，更是涌现出无数伟大的革命英烈和时代先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一部英雄史，每在民族危亡、社稷将倾的生死关头，都有扶危救亡、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与入侵者作决死斗争，历朝历代的正史和传说中也不乏对英雄的记载和歌颂，我们这个民族历来崇尚英雄、怀有很深的英雄情结。但近年来，质疑利他主义、否认牺牲精神、摒弃社会责任、颠倒真伪是非的“现代犬儒主义”倾向一度流行，戏说历史英雄、诋毁革命英烈、嘲讽时代英模的节目段子层出不穷，更有甚者以此为乐为业，博取大众眼球。如果不及时加以坚决的斗争和彻底的纠正，我们的后代可能变成对国家和民族毫无责任感的“八旗子弟”，军队也可能沦为毫无战斗力可言的“八旗清兵”。

2.防止虚无主义对忧患意识的侵蚀。要建立稳固的国防、强大的军队，必须首先培塑民众的国防意识。忧患意识是国防意识的基础和前提，民众只有清醒认识和始终警惕国家面临的威胁，民族的尚武之风就不会退化泯灭。近年来境外推手以网络为主要渠道大肆散布历史虚无主义言论，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修改粉饰其对我遏制、反共反华的野心本质，如歪曲抗美援朝等民族反侵略反霸权战争的真相，散布“中国只有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才会与西方国家彻底改善关系”的论调，使我部分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思想产生严重混乱。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最可怕的不是与对手在实力上的差距，而是在思想意识和感情认知上向对手的靠拢和认同，这是几千年来任何想奴役统治中华民族的外来入侵者、数十年来想摧毁社会主义中国的敌人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虚无主义思想及论调既是“西化”“分化”的舆论帮凶，更侵蚀民族的忧患意识，直至摧垮整个国防体系赖以维系的思想根基。

3.避免功利主义对军人职业的侵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极大变化，对物质的欲望追求不断膨胀，精神上的信仰信念缺失蜕化，加之长期以来缺乏强力有效的社会舆论引导，民众功利之心日增，好言利、耻言义，善言商、鄙言兵，军人职业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认同不可避免地受到功利主义的伤害和冲击。若米尼在《战争艺术论》中说：“假使在一个国家里，那些牺牲生命、健康和财产去保卫祖国的勇士们，还不如那些包税者和交易所的生意人受到尊重，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是非常可悲的！”如果对社会性的功利主义思潮不加以遏制扭转，整个社会都将视军人为“下等职业”，“好男不当兵”的陋习鄙俗将死灰复燃，随之而来的将是军人群体对信仰的动摇和荣誉的淡漠，以及对职业道德和价值认同的扭曲，进而导致军人好财惜身、怯战惜命，贪安求逸、丧失血性，终至军队不愿战、不善战甚至不敢战。

强国之根本在于强兵，强兵之根本在于强民，强民之根本则在于强心。甲午战争前，日本上至天皇议员，下至普通民众，甚至连孩童都纷纷捐钱造舰，上下勠力同心，谋求强国强军；而清政府治下的中国，则是社会各阶层或腐朽昏聩、或麻木不仁、或艰难维生，民智未开，民心不聚，在开战后更有普通百姓为日军传信带路。从民众的精神、胸怀和对国家的责任感来衡量，战端未开、胜负已决。因此，建设军队，固强国防，需要从根本上唤起民众对国家的责任之心、对英雄的崇敬之心、对信仰的忠贞之心，以强心求强志，以强志促强国，以强国谋强军，以国家和军队的强大推动并捍卫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托马斯·伯恩哈德（1931～1989），奥地利作家。

引文：

1.《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2.《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1］毛泽东选集.

［2］论语.

［3］管子·参患.

［4］司马法·仁本第一.

［5］吴子·图国.

（责任编辑：何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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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1002-4484（2016）10-00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