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 银

不能忘记长征中的两个重要会议

褚 银

内容提要：在红军长征途中，除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还有“通道会议”和“苟坝会议”也非常重要。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通道会议”就是这个伟大转折的起始点；而“苟坝会议”则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其不仅在法理上进一步巩固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意味着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了贯彻的组织保证。

军事历史 长征 通道会议 苟坝会议

作者：褚银，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大校

除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红军长征中的“通道会议”“苟坝会议”也非常重要。“通道会议”是指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城芙蓉镇（今县溪镇）召开长征出发以来第一次军事紧急会议；“苟坝会议”是指1935年3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县苟坝村先后召开的三次政治局会议。通道会议、苟坝会议在长征乃至中国革命之路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通道会议——长征转折的起点

从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失利后，中央苏区根据地开始逐步丧失。10月，中央红军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部队共计8.6万余人分别从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拉开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序幕。

11月初，中央红军虽然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却暴露了大转移的战略意图。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在湖南、广西交界处的湘江沿岸，精心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利用湘江天险，歼灭红军于湘江东岸。25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强渡湘江的命令，红军分四路纵队向湘江地域挺进。27日，红1军团先头部队占领了从屏山渡至界首的所有湘江渡口。中央红军激烈奋战五昼夜，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损失惨重，人数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蒋介石当局已判明中央红军主力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意图，急忙调兵遣将，调集20万军队进行围堵，以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但是，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阵里钻。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最高“三人团”建议：红军主力应放弃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这一主张首先得到了王家祥的全力支持。毛泽东对王家祥说：“蒋介石已布下了一个大口袋，要我们去钻，只有傻瓜才去钻呢！”“贵州是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钻口袋呢？”随后，毛泽东的主张又得到张闻天的赞同。

毛泽东的主张取得王家祥、张闻天的同意和支持，这在当时意义非同一般。那时，王家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主任；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党内仅次于博古。王家祥、张闻天凭借他们所处的政治地位，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正确主张。另外周恩来也认为，要改变原定计划，事关重大，必须经过博古、李德等人的同意才行。

1934年12月11日，农历11月初五，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午，在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的强烈要求下，博古、李德才勉强同意在湖南通道城芙蓉镇（今县溪镇）召开长征出发以来第一次军事紧急会议。根据邓颖超的回忆，此次会议在通道城外农村某处一户农民的厢房里举行。会议由周恩来召集，主要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然坚持去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认为“我们依靠红2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川黔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并且说，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从实际出发耐心细致地晓以利害，说明红军主力如果此时北上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是自投罗网之举，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惟有立即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朱德、周恩来也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李德却坚决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转兵贵州的战略方针，博古则以中共中央早已定下了北上湘西战略计划为由，支持李德的意见。在李德和博古的主导下，会议未能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在行军路线上进行调整，放弃经通道北上的计划，改由经贵州的黎平、锦屏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并寻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通道会议虽是一次短促的紧急军事会议，但历史意义重大。在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虽没有采纳毛泽东改变战略进军的正确主张，却促成了行军路线上的调整，不仅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也引起了党和红军高层领导人的深入思考，更为随后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的召开尤其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通道会议又是一次突破性的会议。在成千上万的红军献出了生命之后，毛泽东终于获得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说明中共高层正在发生一种微妙的变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参与重大决策的只有3个人，而现在有6个人参与了讨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都受邀参加了通道会议。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第一次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成为主题。

会后，朱德总司令于当日19时半下达“万分火急”的《我军明13日继续西进的部署》，确定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红1军团第2师及红9军团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野战军司令部也在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经通道进入位于贵州东南边缘，15日占领地处黔、湘、桂三省交界处的黎平。

由此可见，通道会议并没有从根本上实行战略转变，只是在行军路线上作了一些变通，即改变原定中央红军由通道北出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是绕道黎平、锦屏北出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战略进军方向没有改变。中革军委之所以放弃由通道北出湘西的行动路线，缘于湘江战役后博古、李德等人已经一筹莫展，周恩来实际上开始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局的协调工作。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红军所处的危险境地，以及通道会议讨论的结果，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央红军的战略进军方向，必须尽快举行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才能解决，而在行军路线上作些变通，则是他职权范围内许可的。因此，为了避免红军覆灭的危险，周恩来在博古的支持下，改变了李德原定由通道北出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计划，命令红军绕道贵州，沿黎平、锦屏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

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文中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可以说，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通道会议就是这个伟大转折的起始点。

极限求解过程中，若需要运用等价无穷小替换计算极限，首先需要掌握等价替换定理(等价无穷小替换定理:α～α′，β～β′，则 )和熟记几个常用的等价无穷小替换公式(x→0时，sin x～x，tan x～x，arctan x～x，arcsin x～x，ln(1+x)～x，ex-1～x，1-cos在了解和掌握等价无穷小替换后，例1中运用等价无穷小替换计算极限方法如下:

苟坝会议——长征途上举足轻重

1935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七。这天，隐蔽集结在云南威信扎西地区的中央红军，进行了扎西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外，共编为16个团。除红1军团还保留师的建制外，其他军团一律取消师的编制。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扎西的消息后，急忙调整战略部署，令龙云、薛岳第二路军13个师又4个旅向滇东北分进合击。龙云凭借自己占着地理优势，断然宣称，红军“已入死地”“不久即可一网打尽”。

11日，红军全部离开扎西。15日，红军野战司令部下达《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因渡赤水河必须抢占渡口，中革军委将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红1、红3军团先头部队。红1军团负责抢占太平渡，红3军团抢占二郎滩。18日傍晚，红3军团经过一夜激战，击溃川军两个团，成功抢占二郎滩，与此同时，红1军团也抢占了太平渡。从19日至21日，红军二渡赤水，赶到河边的敌人只能望河兴叹。

24日，红军一路向黔北急进，攻占黔北重镇——桐梓。次日，红3军团从抓获的俘虏中获悉，在桐梓与遵义间的娄山关，只有黔军柏辉章部3个团守卫，彭德怀立即报告了中央。中革军委迅即电令红1、红3军团进攻娄山关，坚决消灭守敌，并乘胜占领遵义。经过一天激战，娄山关被攻克。红军乘胜向遵义追击。28日凌晨，红军指战员向遵义老城发起总攻，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第二次胜利占领遵义。当日上午，国民党以吴奇伟部第59师主力及第93师的1个团为左路，经桃溪寺向红花岗、老鸭山进攻，黔军2个团为右路，由忠庄铺向遵义进攻；第93师主力与第59师1个团在忠庄铺为预备队。11时许，第59师攻击红军红花岗阵地受挫后，将主力转攻老鸭山并占领了制高点，但右路黔敌则观望不前。红1军团主力乘隙从水师坝地区向忠庄铺猛烈反击，采取掏心战术，直插敌人第一纵队指挥所。已经将全部部队投入老鸭山一线的吴奇伟，此时的纵队指挥所没有了多少部队。其见势不妙，慌忙丢下部队率残部约1个团向滥板凳方向逃窜。眼见指挥官逃走，敌人溃不成军，四散奔逃。红1军团跟踪猛追。此时，滞留在老鸭山地区之敌第59师被迫转入防御。黄昏，红军干部团进入战斗，配合红3军团夺下老鸭山制高点，歼敌第59师大部，残敌向八里水、鸭溪方向逃窜。

3月2日，红军总部公布了遵义战役的辉煌战果。红军取得遵义大捷之后，蒋介石异常震怒，一面严厉斥责部属，一面调集各路大军向黔北遵义扑来。同时加强乌江防御，严防红军再往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针对蒋介石的部署，中革军委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将计就计，一面以部分兵力占据娄山关一线有利地形阻止敌人南进，一面在遵义鸭溪地区佯装徘徊，寻求在机动中歼灭敌军。

4日，为了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也为了加强作战指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同日，为了引诱敌人出动，中央红军开始陆续撤离遵义，转移至遵义西南以鸭溪为中心的地区活动。鉴于遵义战役重创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红军的下一个目标锁定了另一支中央军周浑元部。

5日，毛泽东以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名义定下战役决心，决定各军团集中鸭溪，“突击周敌”。具体部署是红9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集中主力红军红1、红3、红5军团及干部团由遵义地区西进遵义、仁怀一路，寻歼周浑元部，但未果。

9日，中央纵队到达距离遵义百里之外的苟坝村。就在这里，林彪的一封“万急”电报引来了轩然大波。当日晚，毛泽东、朱德正集中精力按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准备指挥中央红军乘遵义大捷之机寻歼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凌晨一点，林彪、聂荣臻发来建议中央红军改为进攻打鼓新场（时属黔西，今属贵州金沙县城）的急电。

（万急）朱主席：

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①以3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3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之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②3军团另两个团及1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1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泮水，断西安寨敌退新场之路，3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袢水15里）。11日此1、3军团之各两个团到达打鼓场。③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佯攻周敌。④5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⑤9军团任务仍旧。（1935年3月10日）

中央政治局接电后，因事关重大，决定马上在苟坝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的建议电。3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县苟坝村先后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史称“苟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家祥、朱德、刘伯承、李富春、博古、邓小平、张云逸、陈云、刘少奇、凯丰、邓发、彭德怀、杨尚昆、李维汉、叶剑英等，红1、红5、红9军团因为驻地较远，领导人没有出席会议。苟坝会议在卢家大院也就是今天所称的新房子召开。

3月10日会议开始。张闻天主持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开始后，大家觉得林、聂的建议有道理。打鼓新场是黔北重镇，地势险要，商贾云集，位于四大场镇之首，当地百姓素有“一打鼓、二永新、三鸭溪、四茅台”之说。林、聂主张发起打鼓新场战斗的考虑，主要是认为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2个团是“双枪”（一手拿步枪，一手拿烟枪），军纪废弛，装备落后，战斗力孱弱，且黔军多次沦为红军手下败将，红军与之交战，有很大心理优势。如果集中红1、红3军团优势兵力，完全可以轻取，如果攻下这个战略要点，对西进开辟新的根据地极为有利。

惟有毛泽东持异议，早在云南威信境内时，他就构思好把滇军调入贵州腹地来，绕个大圈子把中央红军带出蒋介石大包围圈的绝境，创建新根据地的计划；同时，军委二局已经截获敌方向遵义调动部队的电令，加上黔军王家烈的两个师，打鼓新场周围的态势不容乐观。

表面上看，打鼓新场虽然只有黔军2个团把守，但碉堡工事坚固，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打鼓新场西北面鲁班场、坛厂驻有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3个师近5万人，西南面毕节地区有滇军孙渡6个旅和2个团，东面有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2个师3万余人已经进抵遵义县刀靶水，东南面川军郭勋祺模范师已经攻占遵义城，国民党中央军上官云相3个师、川军另有3个旅外加8个保安团已经推进到松坎、桐梓地区。这些敌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枫香山、打鼓新场压来。据此，毛泽东认为，如果进攻打鼓新场不能很快解决战斗，红军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紧接着就会遭遇敌军100个团的围歼，弄不好红军就会遭遇灭顶之灾！

毛泽东的分析一出，不少人不以为然，甚至有人讥讽道：“是不是被土城失利把胆子弄小了！”毛泽东仍坚持不打的方针，他说：“我们应当在运动战中调动敌人，避实击虚，乘隙歼敌，才是上策嘛！为什么要去攻坚呢？”然而，大多数同志还是坚持要打打鼓新场。会议从黎明开到深夜，进行了一整天，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争论激烈。眼见争论无果、久拖不决，毛泽东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那好，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总指挥了。你们既然要我在前敌负责，又不听我的意见，我就不干了。”说完，一甩手走出会议室，众人为之一惊。张闻天“鉴于博古过去领导缺乏民主”的教训，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尊重多数同志的意见，决定进攻打鼓新场，并通过民主表决，免去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改由彭德怀暂时担任。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11日清晨下达。

会后，毛泽东尽管心中郁闷，但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不想就此作罢，他独自一人提着马灯，在刺骨的寒风中，沿着黔北山区的田埂小路，来到2公里之外的周恩来住所。此时，周恩来已经拟好了作战命令，准备休息。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再商量，暂缓下达命令。仔细听完毛泽东的分析，周恩来豁然开朗，明白进攻打鼓新场将带来无法预料的危险，于是同意了毛的想法。对此，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主席那个时候半夜提着马灯到我那里，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

随后，毛泽东、周恩来连夜找朱德。毛泽东对朱德分析说，打鼓新场是古镇，有护城河，有坚固的碉堡工事，再加1个师的黔军驻守，进攻一旦成胶着状态，极不易退出，外围蒋介石已令“剿匪”二路军和川军共计100个团向红军合围，进逼鸭溪、枫香坝，此时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将落入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朱德也被说服了，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

3月11日晚，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上周恩来提议再次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会议争论很激烈。后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终于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一致同意放弃进攻计划。当晚21时，中革军委向红1、红3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

林聂彭杨：

据昨前天情报，犹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12日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次，我主力进攻西南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12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已于昨10日21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城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望准此行动。（1935年3月11日）

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总算解决了。不过，毛泽东痛感天天召开20多人的会议决定军事指挥贻误战机，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对中央政治局负责。周恩来随即将这一建议向张闻天作了通报。

3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了第三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提议由毛泽东、周恩来、王家祥3人组成“三人团”（即“三人军事小组”），以周恩来为团长，代表全权负责指挥军事。提议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至此，新“三人团”在贵州苟坝宣告成立。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新“三人团”是中央重要的领导机构。通过苟坝会议，毛泽东进入新“三人团”，表明他在新的中央领导的地位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在1967年的一次谈话中谈及此事时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家祥。”周恩来也曾说：“这样，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样指挥，还是成立个几个人的小组，有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

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在长征乃至中国革命之路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如果不是毛泽东力排众议，撤销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那么党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的处境将不堪设想。它不仅在法理上进一步巩固和确立了毛泽东继遵义会议后确定的领导地位，也意味着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了贯彻的组织保证。

（责任编辑：邱蜀林）

279

A

ISSN1002-4484（2016）10-0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