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施晓光

自我批判是大学的一种自我“救赎”

文/施晓光

施晓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在许多人眼里，大学是这样的组织，“它对现行的一切永远都不满，它总是用更高、更博大的真理来对当前的真理提出质疑”，“它以批判为生，批判是大学区别其他组织的标准之一”。没有批判精神的大学难称其为大学。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指出：“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她们自身必须成为批判的中心。”英国学者巴纳特（Ronald Barnett）也指出：“如果一个机构不具备批判理性（critical reason）、真知（truth）和对话（dialogue）这样的观念，人们则很难设想它可以戴上‘大学’这顶桂冠。”显而易见，大学作为“批判者”的形象是毋庸置疑的。原因很简单——

批判性：大学的天然内在属性

众所周知，现代大学具有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基本职能。从历史上看，大学从中世纪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神圣而光荣的历史使命，不仅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和文化的继承者，同时也是社会文明和文化的创造者。大学一直被视为纯净、神圣、充满理性的机构，成为社会良知的象征和社会正义的代言机构。与此同时，大学被希冀“与社会和政府保持必要的张力”，拿出应该具有的文化自觉和批判精神，扮演好具有社会良知守望者和制度德性保护神的角色。尤其是在当今知识经济全球化时代，当大学普遍地被定义为不可或缺的“轴心”机构，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的时候，她们的确被赋予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发动机”角色。在很多人的希冀中，大学不仅应该成为学者和学生永久的精神家园，也应该成为保护社会文化和文明的“最理想堡垒”。这样的赋予与企盼，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学自身本质属性和大学人工作性质所决定的。首先，大学是一个具有明显的“文化身份”（culture identity）的组织；其次，大学文化是崇尚批判的理性主义文化。大学文化之所以具有理性主义的批判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大学是知识分子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很多社会学家研究发现，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显著特点就是具有天然批判本性和检讨意识。海曼姆（Mannheim）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自由的阶层，是一个没有直接的自身利益或私利的阶层，这样，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就在相当程度上能够摆脱那些特定利益，或既得利益集团的狭隘性、自私性和肤浅性，从而表现出巨大的开放性、公正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知识分子总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以理想和批判的眼光看待与对待一切有缺陷的社会，并对现实和未来作出严肃的思考。显而易见，批判和质疑成为知识分子一种良好的品质，是一种值得倡导的工作方式与思维习惯。大学教师的主要工作是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这些活动都与知识保存、知识发现和知识传播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他们在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质疑权威，挑战权威的定理、结论显得尤其重要。一方面，通过倡导这些质疑和挑战权威，不断在教学中发展学生的理性（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也可以不断发展和创造出新的知识。另外，由于大学教师享有独特的社会地位和角色权威，这往往导致他们能够从知识的理性出发，以社会公正为尺度，以人类普遍观念和共同理想的名义质疑当权者。他们相信自己的使命就是批评那些违反理性与正义的当权者。他们认为自己负有很大责任，捍卫那些对传统的、“神圣的”真实性进行无私的质问和怀疑的行为。他们“能超越于一己的利害和经验而关心整个社会和人类的生存”，并成为“社会的良心”。

自我批判：大学精神的应有之意

批判性是大学的本质属性，因此大学理应成为社会批判中心，成为具有批判性的机构。这样的结论似乎不言自明，无需争论。但仅此而已还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大学的批判性至少包含双重含义：其一，批判性的大学被赋予了批判的功能，肩负着批判社会之职责；其二，大学的批判性还包括对自己的反思与自我批判。理由很简单：第一，自我批判是大学履行社会批判的前提。当今世界，很多国家进入“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不断累积并时而爆发。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环境，大学自身的环境和发展状况也面临极大的挑战和考验。在一些西方国家，大学的合法性危机似乎已不可避免，大学人的“精神家园”正不断受到腐蚀和侵害。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掀起的那场有关大学精神和大学品格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就是人们对大学自身的“制度缺陷”和“观念滞差”（ideal lag）予以深刻反思与检讨的最好佐证。在我国，学术界对大学的批判虽不像西方学术界那样猛烈，但类似对“大学精神迷失”“大学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大学文化自觉性缺失”等问题的反思和检讨始终没有停止过。从这个意义上，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当今中国，大学自我批判精神都应该是大学文化的应有之意。一般来说，自我批判比社会批判更加不易，因为社会批判是按大学的标准对外部世界的审视，而自我批判则是对大学自身的反思。一般来说，大学的社会批判往往源于批判者的真诚信念，源于批判者的良知，源于批判者的历史责任。俗话说“当局者迷”，如果说大学对社会的批判来自于大学的自我良知和社会责任的话，那么大学的自我批判则需要大学人的自觉和勇气，是大学的一种自我“救赎”的过程。

独立品格：大学自我批判之前提

一个具有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的主体，必须具有独立品格。大学要想成为一个具有批判精神和能力的组织，自然也需要独立的品格。什么是大学的独立品格？

第一，机构的相对独立性。独立品格不仅是现代大学所必须，也是现代大学的基本特征。早在19世纪洪堡创建柏林大学的时候就曾经指出，大学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曾提出疑问：“大学究竟应该服务社会，还是批评社会？大学应该是依附的，还是独立的？大学是一面镜子，还是一座灯塔？”是“迎合当前的实际需要，抑或在传播及推广高深文化”？他认为每个教育者在这个问题面前都必须作出肯定的回答，而他自己选择了后者。因为在他看来，民主社会中必须有这样一个机构，它能够成为独立思考和批判的中心，教育民众，使人人都成为聪智之士，这样才能确保社会的进步及生存，民主真谛才能实现，而唯有大学可以担当此任。

第二，学术环境之相对独立和自由。学术自由是大学尊严的人格化表征。学术之所以需要独立和自由，原因在于，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被经济所左右，那么它就不是真正的学术。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的最高表现，它是主动、独立的，而不是被动、依赖的。学术失掉了自立，就等于丧失了本质和神圣使命。

第三，大学自治之条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大学自治思想的核心都是：大学作为自治机构或法人，其办学不受来自于外部权力中心的控制和干预，不论这种权力中心是政府还是其他社会机构。大学只秉承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处理办学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和问题。当然，绝对的大学自治不仅现在没有，过去也不曾有：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大学都要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制约，尤其是资源条件的限制。重要的是在大学与社会关系中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可以这样表述：大学既要适应社会，更要引导社会。只求适应，不是大学的性格，只有在变迁中适应，在责任中引导，才是大学的根本性格，唯有引导，才是更好地适应。这正如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纳的名言：“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作出反应。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wants），而是社会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