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宽



新文化运动与语文现代化的反思

黄德宽

摘要：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对我国语文现代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是促进了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二是推进了汉字改革运动的发展，三是确定了新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基本方向。新文化运动对我国语文现代化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发挥着长远的、不可低估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在充分肯定我国语文现代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要重视和思考当前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问题：要对新文化运动做出客观的历史的评价，更好地继承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遗产；在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要处理好民族共同语与语言多样性的关系问题；要重视缩小两岸语文差异，突破语言文字信息化瓶颈；要理性对待汉字，珍惜汉字文化遗产。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语文现代化；民族共同语；汉字改革

一、引言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思想启蒙和价值重构的一次文化运动。1915年《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正式拉开帷幕的标志性事件。《新青年》的创办者陈独秀曾这样通俗地解释“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运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3页。胡适、陈独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环。1917年《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第6号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两篇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一经发表，立即掀起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高潮，引起了关于“白话文学”的热烈讨论。陈独秀在1917年《新青年》第3卷第3号上《再答胡适之》信中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见《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2页。倡导“文学革命”的目的，陈独秀说得十分明白：“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穷通利达，以此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见《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263页。胡适对“文学革命”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他更主张将“文学革命”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1958年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8周年纪念会上，他所做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演讲，是他40年后关于这次运动的总结性看法。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84~296页。。他对这个运动的意义有如下看法：“至于所谓‘中国文艺复兴’，有许多人以为是一个文学的运动而已；也有些人以为这不过是把我国的语文简单化罢了。可是，它却有一个更广阔的涵义。它包含着给与人们一个活文学，同时创造了新的人生观。它是对我国的传统的成见给与重新估价，也包含一种能够增进和发展各种科学的研究的学术。检讨中国的文化的遗产也是它的一个中心的工夫。”*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胡适文集》(第十二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页。1919年发生的“五四”青年爱国运动，更是将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百年来，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影响极其深远，当年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提出的许多议题，经过百年来的探索，有的已经在历史进程中得到了较好解决；有的虽没有完全解决，但已经有了明确的探索方向；还有的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才会最终获得答案。

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时，从整个中国现代化历程来重新估价新文化运动的深远意义，显然是十分必要的。新文化运动在19世纪的中国发生，虽有其“偶然性”，但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经历的最为深刻而显著的社会和文化变迁。晚清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传统中华帝国在外患内忧的双重压力下，为了救亡图存，艰难地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新文化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最为关键的时刻，正是这次运动为其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今天，我们从不同的观察视角，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反思，对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意义同样是不可低估的。本文着重从新文化运动对我国语文现代化的影响谈一些看法和思考。

二、新文化运动与我国语文现代化

语文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为适应现代化的要求而进行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通过制定国家统一的语言文字标准和规范，以便语言文字能够便捷地传递信息，更好地服务教育的普及和科技的发展进步，从而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奠定基础。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大都曾推行过语文现代化政策。如日本从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脱亚入欧，学习西方经验，就将普及国语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推进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的同时，推行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探索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许多志士仁人在这个历程中也曾认识到语言文字对复兴中华民族、实现古老中国现代转型的重要性。光绪二十八年(1902)，吴汝纶考察日本，看到日本普及教育和语言统一的功效，回国后就上书主张“使天下语言一律”*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34页。。从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振兴国家的良好愿望出发，受西洋传教士“教会罗马字”和日本语言文字政策的影响，近代不少有识之士开展了语言文字的各种改革尝试，比较有影响的，如：卢戆章的“切音新字”(1892)、王照的“官话字母”(1900)、劳乃宣的“合声简字”(1905)等。1910年王照的“官话字母”被查禁后，筹备立宪的资政院收到六个呈请说帖，请求推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资政院推严复审查，在审查报告中，严复认为：这些说帖“大旨谓我国难治之原因有二：教育不普及也，国语不统一也，而皆以不用官话拼音文字之故”。严复建议采用简字“补汉字之缺，为范正音读，拼合国语之用”。1911年还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但因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这个“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不了了之。民国成立后，1912年在北京召开“中央临时教育会议”，提出“采用注音字母案”。1913年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会议，邀请吴敬恒、王照等40多人审定国音，制定了一套正式的“注音字母”方案(1918年公布)。这些标音文字运动和统一国语的努力，虽然未能寻找到解决汉语言文字所面临问题的正确道路，但是各种标音实验在一定范围内的推行和统一国语形成的认识，为新文学运动提供了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本文所论关于汉字改革等内容可参看黄德宽等《汉语文字学史》第四编第七章(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则对我国语文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革命与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

胡适、陈独秀倡导的“文学革命”，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倡导文言一致，摒弃模仿古文，以白话为工具建立“活的文学”，这种文学是一种“人的文学”。陈独秀提出要“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胡适更进一步将建设新文学的唯一宗旨概括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说：“我们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的国语。”*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40~54页。这种认识将新文学运动与国语的建立很自然地结合起来。胡适考察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国家国语形成的经验，认为“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44页。。他还指出：“凡是国语的发生，必是先有了一种方言比较的通行最远，比较的产生了最多的活文学，可以采用作国语的中坚分子；这个中坚分子的方言，逐渐推行出去，随时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别贡献，同时便逐渐变换各地的土话：这便是国语的成立。有了国语，有了国语的文学，然后有些学者起来研究这种国语的文法，发音法等等；然后有字典，词典，文典，言语学等等出来：这才是国语标准的成立。”*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53页。

胡适对“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关系的论述，尤其是他对国语及其标准成立条件的分析非常精辟透彻。通过文学革命来建立真正的国语，是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最重要的贡献。在胡适倡导文学革命之前，虽然“国语统一”问题已经提出，但是并没有找到实现的正确路径。胡适不仅明确提出以白话为作文工具，尽量采用《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中可用的白话，不够用的，就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甚或可采用不得不用的文言来补助，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而且，他在系统研究白话文学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可以充当国语的具有双重资格的方言(流行最广，已产生了有价值的文学)就是从东三省到云贵川、从长城到长江流域最通行的一种大同小异的“普通话”，也就是流行最广的北方话(官话)。在“国语的文学”创作方面，胡适自己尝试解决以白话来创作新诗的问题；1918年《新青年》开始专用白话作文；同年，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发表，产生了巨大反响。“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各种白话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30年的黄金时代。正如胡适所言，大批优秀的以白话写作的“活文学”作品的出现，加快了“文学的国语”的确立，进而形成了我国真正的“国语标准”，促进了现代民族共同语的形成。

作为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台湾称作“国语”，大陆称“普通话”，海外叫“华语”，虽然名目不一，其实质则相同。“文学革命”切中了中国文学之弊，以世界的眼光，选择了语文革新的正确路径，顺应了时代大潮流，因此，“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与激烈的争辩以后，这一运动最后受到全国的承认和接受”*胡适：《四十年来的文学革命》，《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310页。。与此相伴随，由“文学工具革命”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汉民族共同语，结束了两千年来我国文言分离的历史，确立了白话文学的正宗地位，白话最终成为汉民族文学和教育的有效工具。这不仅是我国语文现代化的一项伟大成果，就是放在数千年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来看，也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

(二)文学革命与汉字改革运动

新文化运动对我国语文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掀起了一场关于汉字存废和前途问题的大辩论。历史悠久的汉字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和中华文明的独特标志，汉代“儒家学说经典化”之后，汉字体系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动摇过*黄德宽：《儒家学说经典化与汉字系统的稳定性》，王霄冰等主编：《文字、仪式与记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洋传教士在沿海传播基督教，形成规模甚大的“教会罗马字运动”。“教会罗马字”的推行必然与汉字体系产生冲突，一些传教士开始批判汉字的繁难和落后，进而主张以罗马字替代汉字。那些关注国家存亡、民族进步的知识分子，为推进教育普及、克服汉字繁难之弊，也开始了各种改进汉字教学的实验，形成了颇具影响的“切音字运动”。这些关于汉字的批评和改革，受到了来自正统文化势力的强大阻力，并没能取得实质性成效，但是，汉字的神圣地位却因此被大大地动摇了。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汉字的存废和前途问题再一次成为文学革命的中心议题之一。作为新文化运动干将的钱玄同，在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发表了《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主张废除汉字和汉语，他态度激烈，认为：“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他对汉字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和批判，断言“这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陈独秀、胡适虽然不是完全同意钱玄同的观点，但对发动文字改革却予以热情支持，随钱文同时发表的陈独秀的答书和胡适的跋语表明，他们赞成“先废汉文(字)，且存汉语”，将来改用拼音文字。胡适坚信，文学革命的成功，将来一定会用拼音替代汉字来拼写白话*胡适：《答朱经农》，1918年8月《新青年》第5卷第2号。。这篇文章之后，《新潮》一卷三期上发表了傅斯年的《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国语月刊》一卷七期出了一期“汉字改革”专号，发表了钱玄同的《汉字革命》以及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等讨论汉字改革的文章，掀起了汉字改革运动的一个高潮。这次汉字改革的争论异常激烈，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论争中采用国语罗马字的呼声渐趋一致。1923年，经钱玄同向国语统一筹备会提议，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组建“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钱玄同、黎锦熙等11人为委员，但由于时局变化，委员会未能适时开展工作。次年，刘复在北京发起部分委员参加的“数人会”，议定了一个《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6年由国语统一筹备会非正式颁布。1928年国民革命军统一南北，在蔡元培的推动下，大学院(教育部)以《国音字母第二式》正式发布了这个方案。“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的制定，是清末以来汉字改革的一个不小的进步，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项成果。但是，这个方案公布后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社会影响，这预示着推行国语拼音文字的改革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在“国语罗马字运动”渐趋沉寂之时，受苏联文化扫盲和新语文政策的影响，大革命之后来到苏联的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在苏联语言学家龙果夫等人的帮助下，研制出一套“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这个方案先在苏联华侨中用于扫盲教育并取得较好效果，1933年被介绍到国内。1934年，国内“文言、白话、大众语”的论战达到高潮，汉字拉丁化新文字在国内的介绍适逢其时。张庚、应人、鲁迅等都发表文章，宣扬“大众语”，主张“拉丁化”。1935年12月，蔡元培、孙科、柳亚子、鲁迅、郭沫若等688位社会文化名流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倡导实行“拉丁化新文字”。在全民抗日的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拉丁化新文字”在文化扫盲、动员群众、宣传抗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全国尤其是在延安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发展，宣告了“国语罗马字”时代的结束；但是，处于抗日战争的血风腥雨之中，这种拼音新文字不可能得到大范围的推广应用。抗战胜利后，实现文字拼音化的呼声再起，但由于内战爆发，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已不具备实行任何文字改革的可能了。尽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主要是共产党人受苏联影响搞起来的，但是，被介绍到国内之后很快得到响应并迅速在一定范围内传播，除了抗战大背景之外，不能不承认这是由于新文化运动以来整个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潮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同样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一。

汉字改革作为文学革命论争的主要问题之一，涉及汉字是否能够适应新的20世纪发展的需要，汉字是不是普及教育、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巨大障碍，该不该废除汉字而采用西方的拼音文字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站在传承中华文化与主张全盘西化的不同立场上，形成了针锋相对的观点，是一场牵涉到古老汉字生死存亡的命运之争。在新文化运动发起者的阵营里，虽然那种主张完全废除汉语的偏激观点并没有多少人认可，但大多数人都赞成废弃汉字而改用拼音文字，分歧只在于如何改用拼音文字的方法层面。实际上，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实行拼音文字问题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1935年，胡适曾不无遗憾地总结道：“在文学革命的初期提出的那些个别问题中，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得着充分的注意，也没有多大进展——那就是汉字改用音标文字的问题……如果因为白话文学的奠定和古文学权威的崩溃，音标文字在那不很辽远的将来能够代替那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了，那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更大收获。”*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60页。胡适的遗憾大概也是新文化运动发起者们的共同遗憾：陈独秀1929年编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试图用拼音文字来拼写北京、汉口、上海、广州四种方言，其书却因无人问津而没法出版(当然也有政治因素)。胡适1958年在一次介绍“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中则大谈老祖宗的创造——用“汉字写白话”。1959年曾力主采用国语罗马字的赵元任在台大出版的《语言问题》演讲集中也坦承：“某种用文字的场合，是非用汉字不可”！*唐宝林：《关于陈独秀的文字学论著》，《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赵元任：《语言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0~151页。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拼音文字的积极倡导者，自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发生了一些令人深思的微妙的改变。

文学革命影响下的汉字改革还有一个方面，那就是汉字的简化问题。早在1909年《教育杂志》的创刊号上，陆费逵就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1920年，汉字改革的激烈推进者钱玄同在《新青年》第7卷第3号上发表了《减省汉字笔画底提议》。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他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提倡推行民众社会的简体字。1934年杜定有发表《简字标准字表》，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同年8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1936年容庚的《简体字典》、陈光垚的《常用简字表》相继出版，1937年5月北平研究院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

胡适也是将汉字简化作为与白话文同样重要的改革来对待的。在给《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撰写的《卷头言》中，他充分肯定了二千年来“小百姓”“还做了一件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他认为这些改革就是为了经济实用，而且还发现这些革新总是先由小百姓做起，然后才得到学者文人的承认。因此，他很赞成钱玄同、黎劭西研究整理这些破体的“新字”，建议“全国人采用这几千个合理又合用的简笔新字来代替那些繁难不适用的旧字”，并指出“这不是彻底的改革，但确然是很需要而且应该有的一桩过渡的改革”*原载1923年《国语月刊》第1卷第7期，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又见《胡适文集》(第三册)，第651~652页。。

从这些对简体字整理研究、编纂设计(如容庚创造的一些简体字)的字表或字典来看，当时对推行简体字作为“目前最切要的”“过渡的改革”，已获得政府和学界相当的重视，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安排和规划，即使已经公布的简体字表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推行。不过，在此期间对简体字的重视和整理研究，却是新文化运动为新中国的语文现代化留下的一份重要遗产。

(三)文学革命与新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继续得到传承和发扬，经过文学革命取得进展的语文现代化事业也得以继续发展。新成立的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1949年10月10日在北京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1年5月教育部设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筹备会”，1952年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4年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领导。1956年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各地方政府也都成立了相应的语言文字改革组织机构。1955年10月15～23日，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10月25～31日，中国科学院召开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10月26日，《人民日报》正式公布新中国语文工作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1956年2月《汉字简化方案》公布。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提出“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1958年2月3日吴玉章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2月11日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自此以后，新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一直围绕这三大任务展开。依靠政府强有力的推动和良好的社会环境，我国的语文现代化工作跨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确定的文字改革三大任务，是适应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教育事业需要而采取的语文政策，这些语文政策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新文化运动语文改革成果。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是对新文化运动成果的直接继承。在汉字发展方向上依然坚持走“拼音化”道路，为了适应当前教育普及和文化发展，先行推行简化字，充分吸收了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对简体字整理研究的成果。《汉语拼音方案》也同样是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方案，虽然现阶段只作为学习汉字、推广普通话的工具，但是其最终的作用，制定者显然是要作为取代汉字的拼音文字方案。无论从文字改革的思想还是内涵看，我们认为，新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都是对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成果的合理继承和发展。这充分表明，新文化运动对我国语文现代化起到了无可争议的奠基性作用，发挥着长远的不可低估的影响。

三、当前语文现代化面临的问题与我们的思考

新文化运动百年来，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信息化正以出人想象的方式改变着整个人类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在“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之后，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创造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奇迹，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海峡两岸经过数十年的对立后，经济、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近代以来志士仁人复兴中华的伟大梦想正在变成现实。百年来，我国语文现代化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汉民族共同语在海峡两岸和华人世界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汉语成为联合国六种法定的大会语言和工作语言之一；汉字的简化、整理工作成效显著，汉字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日益提高，大陆、台湾、香港都制定了各类汉字使用规范；汉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日趋成熟，汉语汉字较好地跟上了信息化时代的步伐；汉语拼音方案也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作为中文地名、人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的国际标准。凡此种种，表明了我国语文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和达到的水平。当前，当我们充分肯定我国语文现代化所取得成就的同时，更要重视和思考语文现代化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问题。

(一)关于如何客观评价新文化运动，更好地继承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遗产问题。新文化运动百年后的今天，重读那些回肠荡气、充满理想、责任和危机感的文章，缅怀那些在国家民族危亡、文化沉沦之际勇于担当和牺牲的志士仁人，我们的心灵不能不为之震撼，我们不能不反思：对他们当时所做的一切，我们是不是都予以了足够的尊重和敬仰？我们享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是否还铭记着它的伟大精神？那些先贤们尚未完成的使命是否还能激励我们奋起担当？新文化运动只能是一个民族特殊时代的产物，但是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所展现的不朽精神，我们这个民族的后来者永远不应忘记！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遗产，应该由海峡两岸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继承和发扬。就语文现代化而言，虽然两岸的发展路径和取向存在分歧，但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应该认识到，两岸语文政策总体上都是在沿着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开辟的道路前进的，彼此应该相互尊重和认同，共同开辟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未来，而不应彼此贬斥和否定，各行其道，继续扩大分歧，如果那样就有违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精神。

(二)关于如何既重视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又注意处理好语言多样性的关系问题。新文化运动最为突出的语文现代化成果就是促进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汉民族共同语，无论叫“国语”“普通话”还是“华语”，不仅是现代化社会最为基础和重要的交流工具和信息载体，同时还负载着无与伦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我国高度重视民族共同语的推广，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条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普通话的推广和使用有多项明确的规定，这从根本上确定了民族共同语的法定地位，促进了民族共同语的推广。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据统计各种不同的语言达130多种；同时我国方言分歧也很严重，大的方言区就有北方、吴、湘、赣、客家、闽、粤、徽、晋和平语等十个，各方言区内部还可细分为若干片区。一方面，我国语言生活的现实情况，使得建立和推行民族共同语、提高全民语言能力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目前我国广大农村、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还有30%的人不会说普通话，推广普通话依然是一项基本任务。另一方面，语言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形成的，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尊重语言平等、保护语言多样性是现代国际社会的共识。当前，我国民族语言保护也面临着新的形势，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处于濒危境地，如不及时保护将会永远消失。方言作为语言的活化石，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民族共同语的推广、教育的普及和现代传播手段的发展，使方言的保护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与尊重民族语言的多样性、保护方言文化往往会形成难以避免的冲突，尤其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和文化多元意识的不断增强，这种由语言问题引发的冲突发生得更加频繁，严重时甚至会激化民族矛盾，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在教育方面这种矛盾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们面临着既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又要尊重语言多样性、兼顾教育公平的新问题。上述问题是新形势下语文现代化和语言文字工作所面临的不容回避的问题，必须以新的思维和对策来妥善解决。

(三)关于如何缩小两岸语文差异，突破语言文字信息化瓶颈问题。在信息化的现代社会，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技术直接体现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安全至关重要，而信息化的基础和前提则是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追踪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大陆和港澳台地区都为语言文字制定了各种规范和标准，在语言文字信息化工作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信息化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凸显出新文化运动所催生的汉民族共同语的重大价值。如果没有一个统一规范的民族共同语做基础，汉语言文字就无法适应现代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要求。目前，汉语言文字的信息化也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撇开信息技术层面问题不谈，仅就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而言，两岸语文存在的差异客观上已造成了信息化处理的不少障碍。这种障碍主要表现在词汇系统和书写系统两个方面：词汇系统的差异，既有日常用语方面的，也有科技等专业名词术语方面的；书写系统的差异，就是汉字繁简的不同。虽然两岸的学者已为解决这些差异问题开展了合作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但总体上看，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和政治上的原因，两岸尚没能形成消除差异、制定统一规范和标准的共识与长远规划。两岸语文差异不仅影响语言文字信息交换的效率和水平的提高，也对人们日常交际和汉语国际教育产生了不良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了解古老中华文化、学习汉语文字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股热潮，而两岸汉语差异和汉字繁简分歧却为汉语汉字的学习和传播带来许多不便，不能很好适应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要求。当今社会，国家信息化水平实际上体现的就是现代化水平，历史上中华民族曾因失去了工业化的历史机遇而付出惨痛代价，我们绝不能在信息化时代再次坐失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良机。我们认为，两岸在处理语言文字分歧的时候，都应该发扬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和传承计，抛弃前嫌，坦诚合作，立足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和现代化来处理语言文字问题，共同制定消除语言文字分歧的规划和目标，共同研制统一的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这不仅会为实现两岸书同文和复兴中华大业奠定信息化基础，也会为促进国际合作交流和世界文明进步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贡献。

(四)关于如何理性对待汉字，珍惜汉字文化遗产问题。反思新文化运动，我们绕不开汉字问题。如果说文学革命确立白话文学的正统地位、实现文言一致、确立民族共同语是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历史功绩，这一点是不会有任何疑义的；如果涉及文学革命对汉字的批判和存废问题的评价，看法就会存在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不仅影响对汉字的整理、研究、应用和教学，也影响着文字政策的制定和文字改革的发展方向。可以说，近代以来关于汉字问题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歇过，即便是在新中国已经颁布实行汉字简化方案的情况下，社会上的认识分歧和质疑也一直存在。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85年，国务院决定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月在北京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来我国文字改革工作，调整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重点。同年6月，国务院批准废止1977年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10月，国家语委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说明》中除交待了对1964年发布的《简化字总表》的个别调整外，还特别强调“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应当保持稳定，以利应用”，希望“引导大家逐渐用好规范的简化字”。1989年，新创刊的《汉字文化》第一、二期刊登袁晓园《识繁写简书同文字共识互信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文章，提倡汉字运用“识繁写简”，此后引发了汉字问题的新一轮热烈讨论。这次讨论涉及汉字功过的评价、繁简关系问题、拼音化问题以及汉字文化问题，参与讨论的人数之多和意见分歧之大，都可与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汉字的争论相伯仲。

通过近年来的争论和汉字研究的进展，我们认为，在汉字问题上有些认识已逐渐明晰并有可能形成共识，如：(1)汉字是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的智慧结晶和中华文化的载体，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中华民族的延续离不开汉字，废除汉字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2)文字拼音化并不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唯一方向，汉语拼音(包括其他拼音方案)是汉字学习和运用的重要辅助手段，对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完全实行拼音文字在汉语世界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3)当前汉字繁简二元并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两岸语文政策的制定应面对这一现实，应有利于稳定现状，促进互相认同、相向而行，共同探讨缩小分歧、实现书同文的路径和策略，而不是相互否定和排斥，继续扩大这种分歧；(4)两岸共同研制统一的汉字规范标准尤其是汉字信息化的各种国际标准，突破语言文字信息化瓶颈，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上述这些认识，虽然与近代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先哲对汉字问题的认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我们并非否认他们在当时背景下讨论汉字问题的良好动机和崇高愿望，客观地看，正是他们对汉字问题的讨论，才推进了汉字的整理、研究、改革和规范工作，才有今天两岸汉字政策和规范的出现。两岸汉字问题可以说都是新文化运动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应该依据当前对汉语言文字研究所获得的科学认识，依据今天我国政治、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和社会教育文化发展情状，客观理性而又富有前瞻地面对和处理汉字问题，这才是我们发扬新文化运动精神所应秉持的立场和态度。

百年后的今天，需要从我国现代化的历程来反思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客观看待其历史贡献、局限乃至不足，最为重要的当是重新认识新文化运动对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所具有的启迪意义。从语文现代化这个视角观察，新文化运动发起的文学革命，不仅为国家现代化在思想上发挥了开启民智、涤荡腐朽、播撒火种的作用，也为在实现国家现代化中起奠基性作用的语文现代化开辟了正确道路，仅就这一点而言，新文化运动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就会永载史册。

责任编校：余沉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5.03.002

作者简介：黄德宽，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 合肥230039)。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5)03-00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