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杨

在新文化运动中，安徽是全国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作为内陆省份的安徽，有哪些区域文化特征?为何作为领导者和核心力量的知识分子多出自安徽?皖籍知识分子如何形成独特的“群聚效应”?本文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前史”，还原作为个案的安徽其时的历史境遇和文化氛围，以期为新文化运动的整体研究提供启示。

一、近代安徽的社会文化结构

(一)地域文化差异

新文化运动前的安徽，在地域发展状况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自1667年安徽设省起，到1938年日军侵皖，安庆作为省会，一直是安徽的政治文化中心，被视为“滨江重地也。上控洞庭、彭蠡，下扼石城、京口。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中流天堑，万里长城”①康熙《安庆府志》卷27《碑记》。。1861年，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安庆“分设谷米局及制造火药、子弹各局，委员司之……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②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49页。，他还在此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新兴工业——安庆内军械所，并制造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小火轮。作为安徽政治和文化的集聚地，安庆“民俗刚毅，有死守善道之风，一旦为革命主义所熏陶，故匹夫慕义，杀身以成仁者，史不绝书”③孙传瑗:《安徽革命记略》，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七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82页。。新文化运动前夕的安庆吸引着众多知识分子的目光，每当全省乡试及提学岁试的季节，全省的生员都要来这里参加科举考试，有时仅“怀(宁)、桐(城)两县，各三千数百人”，而“各省之人宦于斯、幕于斯、泊鼓于斯者不知凡几”④程小苏:《安庆旧影》(未刊稿)，第42页、148页，安徽省图书馆藏。。随着安庆寄航港的开辟，西方势力对安庆的影响面也更加扩大。

芜湖①在胡绳主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就认为芜湖是当时中国7个五四运动的典型城市，这7个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地处中江枢纽，是长江下游一个较大的商埠，也是近代安徽的经济中心。早在19世纪末，芜湖就已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通商以后，输运出口如是……光绪二十四年至三十年出口数多至五百余万担，少亦三四百万担”②《芜湖县志·商业志·米业》(民国八年本)，见沈寂《芜湖地区的辛亥革命》，《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6期。。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使得芜湖成为当时安徽受到西方冲击的第一个城市。外国势力开始在芜湖开辟租界，建立教堂，设置海关，开设洋行。芜湖成为帝国主义向安徽倾销商品的重要据点，“自一八七六年到一九一六的四十余年中，英、日两国的商品和金融，几乎控制了芜湖整个市场”，“当时市场上除英、美的煤油、香烟外，大街小巷的商店、摊贩，无一不经售洋货”③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第一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页。，“本地所制肥皂及蜡烛，从来没有建立销场”④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846页。。芜湖的开放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正式进入安徽，安徽“与外邦发生直接关系之始，厥为芜湖租界之开辟”⑤《安徽通志稿·外交考》，转引自朱庆葆《传统城市的近代命运——清末民初安庆城市近代化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3页。。这些舶来品在开拓中国普通民众眼界的同时，也为他们带来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从政治到经济直至文化上的全方位入侵，极大地冲击了安徽数千年亘古不变的封建文化和其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农业文明，使得整个社会的形态发生了急剧震荡。

正是这两个城市在当时政治经济上的中心位置，决定了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皖籍知识分子群体多集中于以这两个城市为中心的皖南地区，也因此这批生于斯、长于斯的知识群体能够得时代风气之先，打破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禁锢，并由此拉开本土乃至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二)西方教会文化的影响

在芜湖的租界开辟之前，安徽就已受到西方异质文化的冲击。西方教会文化的入侵正是影响近代安徽区域文化最早、最重要的因素。早在明末清初，以利马窦、汤若望为代表的耶稣会教士就已经在中国传教。由于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礼遇和支持，教会的影响遍及全国，其中教会势力最大的是天主教的江南教区，而这个教区恰恰管理的就是安徽和江苏两省的传教事务。1865年，戴德生在伦敦成立基督教新教的“内地会”，其目的正是为了面向中国进行传教，而安徽则成为这一教会首先进行活动的重要区域。传教士们站在西方文化本位的基础上，要求人们信奉上帝，他们希望通过西方的宗教文化在中国建立起新的价值理念，这无疑造成了以人伦礼教为核心的儒家传统社会与西方教会之间巨大的文化冲突。发生在1869年的安庆教案和1891年的芜湖教案反映了近代初期安徽民众对于这种以枪炮为后盾的西方文化的抗拒，其中导致芜湖教案发生的直接因素就是当地民众大量反洋教的宣传品，如《齐心拼命》《灭鬼歌》等。

但最终，安徽民众的自发运动并没有能如期抗拒西方教会势力的影响。在朝廷的保护下，教会得以合法化并更顺畅地深入安徽内地。西方教会将自身势力从最初的单一教堂传教，扩展到教育和文化宣传领域。教会学校在近代安徽大量招收中国学生，以毕业后可以直接升教会大学、出国留学、得学位、做神父等条件去吸引青年学生信教，这对科举废除后仕途茫然的青年人而言，无疑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当时的教会学校规定《圣经》为学生必修的德育课，“在校学生都要参加集体的宗教崇拜活动”⑥安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安庆文史资料》(第25辑·民族宗教专辑)，1994年，第294页。。在宣扬基督文化的同时，这些教会学校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教育、出版等文化事业启迪了民智。根据《安庆圣保罗中学史话》一书记载，这些教会学校相当重视英文教学。学生入校时，学校给每人起一个英文名字;中文课程每天只安排一两个小时，其余课程全为英文，英文课程全是原版教材，而且硬性规定，从课堂教学到自习、早操用语，全部都用英语进行。有的教会还办有刊物，“先后在芜湖、安庆发行双月刊、月刊、半月刊和周刊等各种刊物。同时在上述两地建立了印书馆，进行西方文明的宣传”①安徽省宗教事务委员会:《安徽天主教传教史》(内部发行)，第40页。。在教会的影响下，安徽当地的士绅也开始积极兴办新式教育和其他具有西方倾向的文化事业。“基督传教士加上兵舰，终于逼使文弱的、以农为本的古老中国步上现代工商业的道路”②蒋梦麟:《西潮·新潮》，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43页。。虽然新旧之争仍在方兴未艾，但是此时的安徽已经无可置疑地被推上了西化之路。

二、近代安徽的教育

在区域文化的构成中，教育的影响力显然是不容置疑的。皖籍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崭露头角，实现整体突围，与其当时所接受的教育密不可分。

(一)兴办新学堂

近代安徽教育文化的新学之路既开端得早，又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始办新学，到宣统三年(1911)，13年间共办有学校1087所，年均发展83所”③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教育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页。。在清末，安徽的文化教育位于全国前列。“早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安庆就曾办有尚文小学堂，安徽第一所求是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四年，比清政府正式颁布学堂章程还早4年”④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教育志》，第13页。。在当时，相对全国而言，安徽的新式教育开办得时间较早、规模较大、学校数量也较多。在安徽，“新式学堂1901年只有安庆的一所求是大学堂，学生200多人。到了1907年，全省共设立3所高等学堂、21所中学堂、497所小学堂、14所中等师范学堂、4所实业学堂，在校学生达1.6万多人”⑤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安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安徽》，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47～48页。。1908年，“全省共有中学堂23所，学生人数最多的是颍州府立中学堂，为133人，学生人数最少是广德州中学堂，为15人，平均每校约67人，总共1548人”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集萃丛书之六:文教史踪》，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页。。到1911年，“全省共有官办和公办的中学堂27所”⑦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教育志》，第149页。。1901年，清政府颁布兴学令后，安徽各府、州、县都创办了小学，到1904年，“全省共有小学38所，其中官立17所、公立12所、私立9所”;到1909年，“安徽全省小学共657所，其中高等小学堂74所，两等小学堂147所，女子小学堂16所”⑧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教育志》，第72页。。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教育宗旨并制定了新的学制。先后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李光炯提倡重教之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全省学校发展很快，位居全国第17位。这些新式学堂虽然程度不一，师资力量也不均衡，但“新学”是其办学的重要内容，各类新学的创办形成合力，有效地推动了安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安徽最早设立的高等学校是1898年安徽巡抚邓华熙奏准改敬敷书院而成立的求是学堂，后改称大学堂，复又改名安徽高等学堂”⑨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安徽重要历史事件丛书:教坛古今》，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页。。1896年，安徽巡抚邓华熙向清政府呈请开办学堂，他在奏折中论述了开办学堂的重要性，“旧有书院已不能担起西学的重责，京津地区已设有头等学堂，各省宜办二等学堂，以保证头等学堂的学生来源。他还强调办学宗旨，既重西学的学习，更重圣贤文理的熏陶”⑩《安徽文化史》(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28页。。这所学堂是当时安徽最高等级的新式学校，既是开安徽西方近代教育先河的第一所学校，也是全国设立较早的一所近代学堂。柏文蔚就曾于1899年考入安徽求是学堂就读，新的知识结构促使他形成了新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在学习期间，他联络、发起并组织了青年励志学社，筹款购置图书，充实藏书楼，并直接参与了藏书楼的“拒俄演说”。1906年，该学堂还聘来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严复担任学堂总办(后称监督)，《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王星拱在此学堂读书时，正值严复担任学堂监督。严复曾多次夸奖王星拱的英语水平，这让他很受鼓舞，也直接培养了王星拱的科学精神。

严复在担任该学堂监督期间曾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整顿治理，他从建章立制入手，对学堂的办学目标、学制、专业课程以及日常的教学管理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严复根据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规定学生在校期间必须以学习西学为主，而且西学必用英文教授。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高一涵回忆道:“那时安徽青年羡慕西方文明成了风气，因而把学习英语看作压倒一切的功课。于是安徽高等学堂内从讲堂、自修室、寝室、饭堂一直到操场，处处听到朗读英文之声”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四)，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360页。。“毕业之后，学生成绩优秀者保送京师同文馆或出任翻译，其余的则充当其他学堂的教习”②朱庆葆:《传统城市的近代命运——清末民初安庆城市近代化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0页。。鉴于当时安徽还没有专门的师范学堂，而省内各个中学堂又急需具备西学知识体系的教师，严复特地在学生中选择年龄较长或学问程度较深的，组成师范速成班，学生仅需一年即可毕业，并直接输送到安徽省内各府县的中学堂任教。由于师资成分的改变，使得近代安徽中学堂的教学内容得到改善，西学的扩展面也随之得以进一步的深化。尽管清政府仍竭力维持旧的价值体系，施教者却不同程度地对青年一代实施了启蒙，他们的共同努力为日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培育了知识群体和核心力量。

“近来有识见的人，大半以学堂的多少，定他国家的强弱，学堂办得多的，那国家必定是强，学堂办得少的，那国家必定是弱”③陈独秀:《整顿蒙学馆的法子》，《安徽俗话报》1904年第1期。，学堂的优劣不仅直接决定学生质量的好坏，而且也影响和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变迁。创办新式学堂是知识分子们为拯救国家和确立自身社会价值而做的努力，他们着力改变社会成员封闭落后的意识，输入新的思想。

(二)推行西化教育体系

近代安徽的新式法政教育开始于1906年。安徽法政学堂是一所用近代法政、司法专业知识培养官吏和司法人员的学校，其课程设置主要参照京师法政学堂和日本法政学校的课程。安徽法政学堂创立的目的就是为日后的政治变革与司法变革提供专门人才，同时又向已仕官吏普及相关行政司法的专业知识，该校为地方政府的警政和司法改革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对清末安徽乃至整个中国的政治变革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清末，安庆先后共开办了官办、公办、私办三所法政学堂。1912年春，程滨遗④程滨遗(1876～1953)，安徽省怀宁人，1899年赴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数理。1911年至1918年，他还先后在安庆、北京两地参与创办过《民嵒报》和《中原日报》，以人民喉舌自许，针对局势著文评述。他写文注重揭露社会黑暗，文风颇受当时读者欢迎。后因撰写《冯国璋之总统梦》一文，报馆遭警卫军捣毁，他个人也遭拘押半年，获释后被驱逐出京。募资筹办了私立江淮大学(后改为省办，称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江淮大学，清季法政学堂之集合体，民国时法政专门学校之前身也”⑤安庆师范学院校史编写组:《安庆师范学院百年校史(1897—1997)》，http://www.aqtc.edu.cn/bainianxiaoshi/blxs1.htm。。程滨遗先后聘请邓绳侯、光明甫任校长，大学分为文、法两学院，其中法学院里设有政治、经济、法律三系，这是安徽近代第一所有院系建制的分科大学，首届学生就有千余人，成为培养革命新生力量的基地。

中国传统的入仕教育普遍重文科，实科较弱，在教学中缺乏对学生科学知识的培养和手工技能的训练。科举制度的废除宣告了知识分子靠苦读经书以求仕进的人生道路的终结，沿袭了几千年经院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视和追求知识的实用性。皖南地区的近代工商业比较发达，直接带动了安徽近代地方教育多主张创办实业学校，以期造就经济人才，满足安徽近代的社会发展需求。安庆就曾创立了不少实业学堂，其中最早的实业学堂是创立于1908年的官立中等实业学堂，“据1909年全国各省专门学堂学生统计，是年，安徽专门学堂学生为1144人，仅次于直隶、河南、江苏、四川、广东，在全国23个省居第6位”①王鹤鸣:《安徽近代经济探讨(1840—1949)》，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第233页。。新的教育体制在传统的古典人文学科中引入了基础科学和手工技艺，使得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开始在安徽传统的正规教育中占一席之地。教育不再是“注经问礼”“释典求性”，而是充分发挥了传授新知识和新科技的功能，使得安徽整体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新。而经由这些西化后的教育体系所培养的更具有现代性特点的知识分子群体，正是后期新文化运动的主体力量。社会的新旧更替，个人知识结构的更新，促使他们重新审视以往的思想观念，从而更为积极地参与文化创新。

西化教育体系的推行，为西方文化在安徽的传播提供了教学场所和传播基地，为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肇始与发展创造了条件，而实业的兴盛及由此带来的技术观念和科学意识，为“五四”时期“赛先生”口号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三)留学生群体的出现

随着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西学东渐，出洋留学开始在中国盛行。安徽是当时派遣出国留学生较早的省份之一:中国最早派遣赴欧洲的留学生中就有3名是安徽的学生;皖籍学生段祺瑞、周畅亭等人，还曾以官费派遣的方式，到德国柏林军校学习军事，并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正式接受西方军事教育的学生。对于身陷传统与现代困扰中的知识分子而言，在当时的时局下，能够去国外留学显然是既流行又实用的选择，一方面可以去西学的发源地亲身探索和寻求拯救中华民族的方案，另一方面又可以借此摆脱国内家庭和社会传统礼教的束缚，在遥远的异乡更为自由地发掘个性，实现自我价值。

安徽的留学生主要是前往日本和美国。除了官派的留学生外，还有大量的自费留学生，像陈独秀、高一涵等都是自费留学。这些留学生在日后也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主体力量。“在当时，自费留学的步骤并没有官派留学那般复杂和繁琐，学生无须经过严格的考核和筛选，能否留学主要视其个人的家庭经济能力而定，在这种情况下，到日本留学无疑比去西洋的路费低得多，随后的生活费用也便宜得多”②郝先中:《五四时期皖籍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及其典型特征》，《民国档案》2003年第3期。，再加上“日本对帝俄的胜利，更使中国的西化运动获得新的鼓励，这时聚集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已近五万人，东京已经成为新知识的中心。国内方面，政府也开始一连串的革新运动，教育、军事、警政都已根据日本的蓝图采取新制度。许多人相信:经过日本同化修正的西方制度和组织，要比纯粹的西洋制度更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日本接受西洋文明”③蒋梦麟:《西潮·新潮》，第65页。。1902年，安徽学生方时简、潘赞化赴日留学，他们是安徽学生中第一批留日的。1904年，安庆农工商实业学堂也选派了5名学生赴日学习工艺。到了1908年，“安徽列全国大省之一，留日学生当在数百人以上”④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教育志》，第569页。。与此同时，安徽也开始向欧美派遣留学生，“第一批有丁绪贤、鲍璞12人，往后留美学生逐渐增加。1909年，安徽提学使司举行第一次留美考试，选送了10名留美学生”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安徽文史资料》(第十五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页。。1910年留美学生再次招考，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胡适就是在那一年考取了康乃尔大学。

近代安徽的出国留学生中学有专长、造诣深厚的颇不乏人，他们是开创安徽乃至中国新文化氛围的一代知识分子群体，回国后他们多数从事文教、新闻或兴办实业，博得民众的普遍拥护，起到了社会启蒙作用。比如桐城人吴汝纶，他提倡西学，1902年曾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同年5月，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写下了近2万字的《东游丛录》，系统而详尽地介绍了日本的教育现状，并具体设计了我国的学制蓝图。回国后，吴汝纶回到安徽开办桐城学堂，并聘日本教师早川新次来校任教，向学生传授西欧和日本的先进科学知识。这个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群体，不仅对社会产生广泛的震动，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安徽区域民族文化心理的调适，为后期的新文化运动开了社会言论之先河。

从知识结构上看，近代安徽所形成的这类新知识群体虽然在幼年时都受过传统私塾教育的熏陶，打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但他们的青年时期基本上都曾在中西结合的新式学堂中得到过教育和洗涤，初步完成了知识结构的更新，后来又大都去日本或欧美留学，对西学有较为直观的认知。他们开始探索中华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出路，也为新文化运动在安徽的兴起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任何一个社会集团的转型，都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近代以来的安徽从社会结构、文化氛围等方面都为新文化运动在本土的发生提供了一个优秀的“文化场”，也为新文化运动在全国的推进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力量之源。皖籍知识分子“大都与清末民国间的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学者、革命者和教育者集于一身，正是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的共性，也是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的特点”①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85页。。他们直接参与和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并在现代文学初始期占主导位置，他们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催生者，又是现代文化理念的组织者和倡导者，离开了他们，中国现代文学将会以另外一种样态呈现。因此厘清皖籍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之前的理念建构和文化缘起，以他们为个案分析这场运动的历史境遇与文化氛围，有助于深入了解和探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源流和特征，为宏观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及流变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