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云

(1.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2.延安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宋史·礼志》史料辨析与考订
——基于对《宋史礼志辨证》的解读

张志云1，2

(1.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2.延安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宋史·礼志》是研究宋代礼制的重要文献，然因诸多原因，《宋史》史料杂乱而失于考订，给学者带来诸多不便。《宋史礼志辨证》一书逐条辨析《宋史·礼志》史料之来源、正误、剪裁得失，同时亦对相关典籍记载的错失加以辨证，为学者研究宋代礼制提供更为可靠的史料依据。《宋史礼志辨证》详征博引、考订严密、论断审慎，是近年来学界对《宋史·礼志》进行细致考订的重要著作。

《宋史·礼志》；《宋史礼志辨证》；史料辨析；古籍整理

《宋史》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共计496卷，约500万字。其中《礼志》共28卷，约20万字，为《宋史》15志中篇幅最大的一类，在二十四史有《礼志》的正史中亦属最大。《宋史》的价值在于其内容丰富，保存了大量史料，是治宋史者必读之书。然由于该书成书时间较短，仅用短短两年零七个月(始于元至正三年三月，成于至正五年十月)，而且时值元朝濒临崩溃前夕，故而编纂较为草率，对史料缺乏认真鉴别与考订，资料也未精心裁剪；结构比较混乱，编排失当，北宋详而南宋略，宁宗以后史实多缺而不载。有鉴于此，后世诸多学者先后对《宋史》加以考订。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汤勤福教授潜心研究《宋史·礼志》10余年，完成宏著《宋史礼志辨证》(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12月出版)，共计120万字。该书参考了宋代之后至当今著作330余种，搜集大量资料，对《宋史·礼志》进行逐条考订，辨析其史源、订正其讹误、指出其疏漏，为宋史和中国礼制史研究提供了更加扎实可靠的资料根据。它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宋史·礼志》进行细致考订的一部重要的古籍整理专著。该著作问世后受到学界的关注和好评*参见王曾瑜：《宋朝礼制研究的重大进展：评〈宋史礼志辨证〉》，载于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页；葛金芳：《〈宋史礼志辨证〉——宋代礼制研究蓝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4日；葛先生在该文中从纠正讹误和运用史源学方法整理历史文献的范式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宋史礼志辨证》一书，认为传统礼制研究有助于窥得传统社会的特质和中华民族的性格，该书为学术界提供了较为精审的宋代礼制研究蓝本。，并荣获第13届上海图书奖一等奖。

一、对《宋史·礼志》史料的溯源与考订

(一)辨析《宋史·礼志》的史源

通过仔细比对《宋史·礼志》内容与其他典籍的相关记载，作者认为其史料来源十分广泛，主要有以下典籍：其一，宋代官修国史。其二，宋代官修《会要》。其三，两宋官修礼书，除现存《太常因革礼》、《政和五礼新仪》、《中兴礼书》等重要礼书外，还有佚失的《开宝通礼》、《天圣令文》等。其四，典志体史书《文献通考》。其五，编年体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其六，编年体史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

作者将《宋史·礼志》逐条罗列，一般按中华书局点校本自然段，按语附于正文之下。按语主要内容是辨析史料来源、正误、史料剪裁得当等方面。由于宋代绝大多数一手资料亡佚，因而很难对《宋史·礼志》的部分史源做出准确判断，故作者对于不易判断者用“疑”字加以区别。

(二)纠正《宋史·礼志》的诸多错误

在辨析《宋史·礼志》史源的同时，作者指出并纠正了《宋史》的诸多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有沿袭旧史错误、改元不统一、人名误、时间错误、混淆史事、史事重复、脱字、衍字、错字、史料运用错误、史事不明致误、避讳未改回、记事自相矛盾、文字颠倒、删改原始史料致误等。此外，作者还对《宋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出现的问题加以归纳并举出例证。其一，原本不误，点校后反而产生错误。其二，原本错误，点校后仍存在错误。其三，不明史事、史源而点校错误。其四，标点不妥。其五，混淆两事物为一事物，出现标点错误。其六，标点不统一与当断不断。其七，失校甚多。作者上述研究无疑对《宋史》的重新修订具有参考价值、给研究者提供了更加准确的文献史料，意义重大。

(三)归纳《宋史·礼志》的史料价值

《宋史礼志辨证》通过对28卷《宋史·礼志》的整理与研究，在辨析史料的同时，充分肯定其价值并归纳总结如下。其一，《宋史·礼志》是较为完整反映两宋礼制基本情况的系统资料，在中国古代礼仪制度资料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史料价值极高。有宋一代，政府官方编修了大量礼仪典籍，然多有佚失，即使现存的《太常因革礼》、《政和五礼新仪》、《中兴礼书》等礼典，不仅内容有所缺失，而且仅为某一时期而非贯穿两宋的礼制，《宋史·礼志》则囊括了两宋礼制的基本线索。其二，《宋史·礼志》门类十分丰富，分吉、嘉、宾、军、凶五大类，细分条目多达111种之多。作者在书末附录了《〈宋史·礼志〉与〈政和五礼新仪〉礼仪名目对照表》，通过比对《宋史·礼志》与徽宗政和时期编修、长达220卷的《政和五礼新仪》条目，可以看出《宋史·礼志》记载的条目更为全面[1]1101。其三，《宋史·礼志》紧扣北宋初期、神宗、徽宗和高宗这四个历史时期的礼制变化，并对这些变化的史实进行撰述，线索比较清楚。其四，《宋史·礼志》保存了其他宋元典籍所未记载的资料多达百余条，这些资料极有价值。其五，《宋史·礼志》资料齐全，可备辑佚，亦可对其他典籍进行官署、官职、地理、时间、误字、脱字等方面的考订。

二、《宋史礼志辨证》考订史料的方法及特色

(一)征引文献丰富

作者广搜博采与《宋史·礼志》相关的存世典籍，据书末所附《主要引书目录》，该书引用文献多达330余种，其中尤以宋代典籍居多。举其要者，正史如《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元史》等；编年体史书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典志体史书如《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纪事本末体史书如《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类书如《玉海》、《文苑英华》等；方志如《淳熙三山志》、《浙江通志》等；礼书如《太常因革礼》、《政和五礼新仪》、《中兴礼书》等；宋元人文集或笔记如《嘉祐集》、《涑水纪闻》、《困学纪闻》等；清人考据著作如《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等；现当代学人著作如《邓广铭全集》、《宋史职官补正》等。为辨析《宋史·礼志》的史料情况，作者查阅如此之多的典籍，其用力之勤与耗费心血可以想见。

(二)考证推论严密

作者对史料的考订极为严密，试举一例说明。《宋史》卷98《礼志一》载：“元丰元年，始命太常寺置局，以枢密院直学士陈襄等为详定官……未几，又命龙图阁直学士宋敏求同御史台、閤门、礼院详定《朝会仪注》，总四十六卷：曰《閤门仪》，曰《朝会礼文》，曰《仪注》，曰《徽号宝册仪》。《祭祀》总百九十一卷：曰《祀仪》，曰《南郊式》，曰《大礼式》，曰《郊庙奉祀礼文》，曰《明堂袷享令式》，曰《天兴殿仪》，曰《四孟朝献仪》，曰《景灵宫供奉敕令格式》，曰《仪礼敕令格式》……”[2]2422作者详细考证这段文字后得出三条结论：其一，“详定”是指“原书已有成书，重新审核而已。”其依据是《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南郊式》为王安石于熙宁三年四月奏上[3]5103，编修删定于次年十月[3]5533-5534；《閤门仪》为宋敏求于熙宁七年八月上奏[3]6243。显然这些礼典在元丰元年之前早已修成。其二，“未几”两字使用不妥。前文所称太常寺置局为元丰元年事，此“未几”当指时隔不久。作者援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舆服志四》相关记载，考证此段文字中的所涉礼典之详定、审核时间从元丰元年正月至元丰五年十月不等[3]7012-7949，故《宋史·礼志》用“未几”一词欠妥。其三，《徽号宝册仪》可能为《尊号宝册仪》之误[1]52。作者检索相关文献，发现《宋史》出现《徽号宝册仪》仅一次，而《尊号宝册仪》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出现一次、《文献通考》中出现一次、《宋史》中出现二次，故有此推论。

(三)论断客观审慎

历史学是一门实证性科学，因此在治史中对史料的来源加以搜寻考证是十分必要的。宋代编修礼典如《开宝通礼》、《太常新礼》、《礼阁新编》、《熙宁祀仪》等现已亡佚，故《宋史·礼志》部分史源难以确认。《宋史礼志辨证》作者对该问题的处理是非常审慎的：凡能判断其史源者，采用可靠史料做出论断；而对难以判断者，则存而阙疑，或引用相关史籍进行对比。这样处理既避免了主观臆断、先入为主等弊端，又为读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如《宋史》卷123《礼志二六》载：“群臣私忌。开宝敕文:‘应常参官及内殿起居职官等，自今刺史、郎中、将军以下遇私忌，请准式假一日。忌前之夕，听还私第。’其后有司言:‘臣僚忌日恩赐，其间甚有无名者:如刘继元、李煜、刘鋹之类，皆身为降俘，亡没已久，而尚沾恩赐；及周朝忌日，尚有追荐；本朝亦有追尊皇后生日道场，并诸神祠亦有为生日者。请付礼官详议，不经之物，一切省去。’诏周朝忌日仍旧，余罢之。”[2]2893作者比对《宋会要辑稿》仪制13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2景德三年二月甲戌、乙亥史料，发现《宋史·礼志》记载为“刺史、郎中、将军以下”，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均记载为“刺史、郎中、将军以上”，推断《宋史·礼志》记载有误。此外，《宋史·礼志》称“开宝敕文”所载，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忌前之夕，听还私第”乃真宗景德三年实行之，并非开宝年间实行。故作者认定，“《宋史·礼志》误将两事混为一事”。关于“其后有司言”后面的文字，由于目前尚未发现相同史料，作者遂加按语，“本段尚未查到出处，亦当珍贵史料也。”[1]1025但是作者检索出《宋会要辑稿》仪制13中有相似的记载，即熙宁元年十月，太常礼院上奏请求废除“臣僚忌日、诸神祠生日道场”[4]。尽管《宋会要辑稿》这段文字与《宋史·礼志》并非完全相同，但二者内容相关，故作者把这条史料也附记在后，为读者提供进一步研究的思路。

三、《宋史礼志辨证》的考订疏漏

《宋史礼志辨证》一书详征博引，对《宋史·礼志》史料逐条辨析，订正了大量文本错误。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笔者在阅读本书时，也发现个别文字考订方面的遗漏。如《宋史》卷105《礼志八》记载：“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泰山，诏以十一月一日幸曲阜，备礼谒文宣王庙……仍追封叔梁纥为齐国公，颜氏鲁国太夫人，伯鱼母开官氏郓国夫人。”[2]2548中华书局点校本在校勘记中指出，“开官氏”之“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同，《文献通考》卷43《学校考》作“丌”，《太常因革礼》卷81作“幵”，《宋大诏令集》卷156作“并”。并援引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70据《汉礼器碑》等石刻，认为当作“并”。指出“开”、“丌”或者“幵”，乃传抄之误。[2]2563《宋史礼志辨证》作者引用了校勘后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史料“伯鱼母并官氏郓国夫人”，但未指出《宋史·礼志》“开”字的传抄错误。[1]370再者，《宋史》卷105《礼志八》载，“宣和五年，礼部言：‘武成王庙从祀，除本传已有封爵者，其未经封爵之人，齐相管仲拟封涿水侯……秦将王翦镇山伯……’”[2]2557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卷70中指出“镇山”当是“恒山”，避宋真宗赵恒讳，易“恒”为“镇”[5]。今人陈垣《史讳举例》第十三《避讳改诸名号例》中亦收入此条[6]。然而，中华书局点校本和《宋史礼志辨证》均未指出“镇山”为“恒山”避讳而改。当然，上述校订方面的疏漏对于《宋史礼志辨证》一书而言可谓瑕不掩瑜，它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宋代礼制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重要成果。

[1]汤勤福，王志跃.宋史礼志辨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2]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4]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585.

[5]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方诗铭，周殿杰，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984.

[6]陈垣.史讳举例[M].上海：上海书店，1997:19.

[责任编辑 高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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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9975(2015)04-0113-03

2015-06-08

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12&ZD134)；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培育项目“宋代官方礼制研究”(A-6001-15-001455)

张志云(1975—)男，江西九江人，延安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