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勇，代艳芝

(1.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31;2.徐州市云龙公园管理处，江苏徐州221000)

汉族一直被描述为一个“安土重迁”的民族，这是出于人们对土地的高度依赖和“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孝道思想所致。迁移行为不仅会被视为背祖弃宗的不孝之举，而且也会被认为是面临流离失所、无依无靠之境的冒险行为。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汉族地区的人口是不会轻易迁徙到非汉族地区去的。这一点，从明清时期腾冲地区的汉族移民多为被动性移民，主要是被强制迁徙的军事移民的事实上可以看出。在明清军事移民的年代，许多人东征西战，身体与文化都背井离乡，对于中原家乡宗族的认同感就成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方舟。宗祠里祖宗的牌位，传统的中原文化和价值观，都成为他们认同归属的根源和怀抱。无论他们迁徙到多远的地方，这种归属感都是他们情感和心理的支撑，而且总有源源不断的养分从这种基本属性中流出。因此，在腾冲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中，他们都是“客”，“土-客”之间的相对关系一直都存在。汉族移民身份的记忆通过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族文化得以保留和强化，以实现他们同内地汉族在祖源上的联系。这些保留下来的历史记忆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某种心理需求，也为我们理解明清时期腾冲汉族移民史提供了线索。

一、腾冲汉族移民家谱、宗祠中关于祖先来源的记载

汉族是一个十分注重血缘宗族的民族，在比较典型的宗族中，族谱、族产和祠堂是其重要的标志。家谱中为了追根溯源，一般都记述了宗姓的来源和发展历史。移民家谱材料记录了移民来源地、移入地及其发展过程，这种记载有的正好与正史中的记载相互印证，为我们研究移民及移民社会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当然，家谱中有些记载出于攀附的目的，有作伪、片面的一面，对此谭其骧先生的评价是“谱碟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王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而内地移民史所需求谱牒者，则并不在乎此，在乎其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时与地既不能损其族之令望，亦不能增其家之荣誉，故谱碟不可靠，然惟此种材料则为可靠也”①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6页。。作为历史文献资料的一种，家谱承载了整个家族的历史记忆，其价值不言而喻。赵世瑜在研究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时讲到:“其实无论口碑传说、族谱还是碑刻、地方志等文献，都反映了某种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也反映了移民的生活境遇。在这些记忆中，我们看到的是移民家族定居、发展的历史，北方族群关系变化的历史，卫所制度等国家制度对基层社会影响的历史。”②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腾冲的汉族移民留下了大量的家谱，这些家谱不仅记录了祖先迁徙的过程和来腾的原因，也记录了来腾后整个家族发展的历史。今天我们从腾冲各大族姓的家谱中，可以看到腾冲汉族移民世代相传的家族记忆及从中透射出的历史背景，其中的时间链条清晰地延伸到了六七百年前的明朝。

“我李代祖籍于今甘肃陇西，元朝后期应天下大势起兵与明太祖汇合，灭元建明，军功卓著，受封南京应天府世袭禄位。来腾始祖李恭为明军参军，其子李源为明军校尉。洪武十五年 (1382年)，随傅友德、蓝玉、沐英南征攻克大理 (国)，平定腾越，事平返京。永乐元年 (1403年)，李源与先锋徐三宝又发回复业，开设腾越千户守御所衙，李源任土军守御，主管军队，永乐十五年(1418年)因老疾，转拨百户世袭，传长李垣，垣传李时，时传李嵩，嵩传李运隆。李源老疾转职后，土军由三宝二世徐勋代役土军之职。据徐氏世系碑文与所存之万历四十二年六月 (1615年)祖坟山地判词等文史资料有印证，在《腾越厅志》‘秩官志’内亦有文载。”这是《腾冲甸苴坝头李氏族谱》中关于其祖先来源的一段记载。来自中原，平定边疆，留守定居，在腾冲，绝大部分的汉人都有着和甸苴坝头李氏族人相似的祖源记忆。问起其祖先的来源，十之八九的腾冲人都会说:“老家是内地的，老祖宗是当年平定边疆，当兵打仗过来的。”这些关于祖先来源的历史记忆在修纂家谱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加深和强化。

《腾冲县和顺乡弯楼子李氏家族历史概况》记载:“腾冲和顺乡李代肇始祖李黑师波祖居四川巴县，洪武十五年上派沐英、蓝玉、傅友德南征大理、丽江、鹤庆、金齿、腾越。乱数平，乃建军屯制，镇守云南总兵官沐英世袭此职，随征官兵亦得授田，世代留守边陲，李黑斯波、贾继春等人以军功授指挥，亦受田，从此即择阳温暾村定居”。

《腾冲寸氏族史》这样记载:“始祖寸庆公原籍南京，世居重庆府巴县，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以武功千户随沐英南征，事平后调腾越卫指挥，选就此地风水优美，遂落户命名为阳温暾村。”

《贾氏族谱》云:“我祖贾氏原籍山西平阳府曲沃县人，原始祖升受重庆卫指挥千户之职，携眷入川，后住铜梁县。嗣于明洪武十四年九月(1381年)奉调征滇，至嵩明、大理等地方，办事有功，迨后同刘姓世职官等复调至腾越。”

《腾冲马氏家谱》载:“先祖江南金陵人氏。洪武时奉上调随大营至腾居守，因而落籍于此。”

《和顺张氏族谱》载:“原籍湖广长沙府湘阴县晋家园大石板人氏也。明洪武年间 (1368—1398年)，钦调到腾，授总旗之职。……始居玉壁张义村，复迁于高谷庄，绵延五代。……又移于和顺乡李蒲蛮之地，家人父子生长于斯，名张家坡。”

《腾冲朱姓族谱》载: “先祖都指挥讳明恭，原籍南京应天府七溪县人，洪武时奉调南征，攻平缅甸后落户于此。”

除了家谱，作为供设祖先牌位、举行祭祖活动的宗祠同样承载着祖源的历史记忆。《民国腾冲县志稿》中记录了从明代洪武年间至清代及民国时期腾冲境内建有的宗祠107座，①李根源，刘楚湘纂:《民国腾冲县志稿》，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421～423页。大多载有各族姓的原籍及到腾的时间和原因。从这些宗祠中记载的汉族移民的来源地上看，来自南京的41家，约占38.3%;来自湖广的11家，约占10.2%;来自四川的8家，约占7.5%;来自江西的7家，约占6.5%;来自山东、河南、山西等地8家，约占7.5%;其余32家未说明来源地，约占30%。从来腾的时间看，除了7家到腾时间不详外，明景泰、嘉靖、崇祯年间及清初各有1家到腾，正统年间有5家到腾，其余的91家均为明洪武年间来腾，约占85%。从来腾的原因上看，除1家游宦至腾、2家贸易到腾外，有明确记载是因军职来腾为61家，约占57%。

二、腾冲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

共同的历史记忆是移民族群认同的重要方面。每一个族群都有对于自己来源的共同的记忆，这种共同的记忆具有凝聚族内人，区分族外人的重要意义。②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移民会根据自己的族源与背景来确认自己的认同。通过共同的历史记忆来追念祖先、强化族群记忆和族别维护。今天腾冲的汉族移民基本上都保留有祖先来自中原的记忆和传说，即使有些人不能清晰地记得祖先迁徙的路线，他们也会在家谱、宗祠的记载中找到相关的答案。

对绝大多数腾冲的汉族移民来说，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是洪武年间随沐英南征时到腾冲的，这和正史中有关明军入腾冲的记载有关。《明史·太祖本纪》中关于沐英南征腾越的记载，是当地的汉族移民在追溯祖先来源时的凭证。如《李氏族谱》里关于《黑师波到腾越考证史料》考证道:“《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十五年，上派蓝玉、傅友德、沐英南征大理、丽江、鹤庆、金齿、腾越。黑师波就是在此时随沐英到腾的。乱数平，为了巩固边陲安谧，乃建军屯制，设镇守云南总兵，沐英世袭此职。随征官兵亦得袭官受田，世代留守边陲。黑师波、贾继春等人以军功授指挥，亦受田，从此择阳温暾村永久定居。”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记忆，并一代代的传递下来，而家谱的记载和宗祠内的祭祖仪式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记忆。于是当被问起自己老祖宗到腾的时间时，许多人会不加所思的说:“都来了好几百年了，是洪武年间跟着沐英定边来的。”而民国李德和作《弯楼子李氏家谱二世祖哱啰公墓志铭》却说:“吾乡各大族川籍之寸、刘、尹、贾，京籍之张、钏、赵、杨，因遭兵燹，均无确据可稽。”可见，许多家谱中关于自己先祖来腾的具体时间的记载是为了编撰家谱时“追根溯源”的需要，由家谱撰写者根据有关历史的记载想象出来的。 “当‘历史上的迁徙’成为一种社会记忆，后世与此遭遇无关的人群，利用此记忆来宣称自已或他人是该人群的后代，如此造成历史学者在文献上所见到的‘迁徙’。”①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关于明代腾冲汉族移民的来源地，据《云南腾越州志》卷七《职官·卫秩》记载，腾冲卫建立后共统辖前、后、左、右、中、腾冲所6个千户所。其官军来源:左所，自广南卫所调，官军多江南、山、陕、湖广籍;右所自金齿中左所调，多江南、河南、湖广籍;中所，自大理卫调，多江南、浙江、山西籍;前所，自洱海卫调，多江南、山东、湖广籍;后所，自楚雄卫调，多福建、江南、湖广籍;腾冲所，多土人，亦间有江南、山、陕、湖、川等处籍。②(清)屠述濂修:《云南腾越州志.卷7职官·卫秩》，文明元，马勇点校，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135页。而当说起自己的祖籍时，腾冲的许多人会说来自南京应天府，还说这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不仅腾冲如此，来自南京的说法在整个云南的汉族移民中也很普遍。郝正治编著的《汉族移民入滇史话——南京柳树湾高石坎》中就讲到了这一点。从前文宗祠的统计中也可以看出，原籍南京的汉族移民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对此，郝正治的解释是:“南征军以及谪戍、充军者从南京柳树湾出发入滇，这个数字是很大的，这才是‘来自南京柳树湾’的真正原因。”腾冲的段氏在考证自己的祖源时认为，有些移民迫于生存或其他原因，才不得不说自己的祖先来自南京应天府。《段氏族谱》中《南京应天府与大理世系》一文称:“至于我腾冲应天府的籍贯有这样多，其原因是当时洪武帝以军屯开发边疆，故所定居者大部分定名为应天府。而我段姓则少部分属于南京人外，其余多数是大理段姓族裔之后，大部分属于洪武年间遣散分流，一部分早期已流入腾越及各地，一部分从大理随营到腾，还有一部分从南京直接安置，又有一部分在兵荒马乱中逃往异地，如此种种现象，不一而足。当时为了‘应天府’的需要，为了稳定安全，当然都不得不成了‘南京应天府’人氏，如滇滩支系段氏，本来是从大理来腾越居滇滩的，根本就不是从南京应天府出发，但只能称曰‘原籍南京应天府紫竹村人氏’，其苦衷由此可见一斑也。我始祖段贤随营到腾，乃不得不称籍系南京应天府洪都县五十四都高桥人氏。还有，南京应天府大石板高垓第三家，南京应天府句容人氏等等籍属，都必须冠以‘南京应天府’之名，否则将不是顺民。从此以后，即使本地人 (土著人)也号称曰南京应天府人氏，这反映了好虚荣而忘祖之心。攀附之风，有的不管事实如何，冠之于祖先曰将军、指挥、千户、总兵等名衔，以显示其高贵。”据《滇系·典故系六》载:“自傅、蓝、沐三将军临之以武，胥元之遗黎而荡涤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以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烬。既奏迁富民以实滇，于是滇之土著皆曰我来自江南、我来自南京。”可见当时很多人为了避免遭受杀身之祸而改变祖籍，而自称是来自“南京”或“江南”的汉人。这种通过改变祖源地而隐瞒自己的身份，从而实现对汉人的认同，是在当时的政局下弱势族群迫于生存而形成的结果。

在《民国腾冲县志稿》中，除了极个别是因游宦和贸易到腾外，腾冲的多数汉族移民是以军职、千户、总旗的身份到腾的。而在腾冲的许多汉族移民中广为流传的“老祖宗是从充军来的”的说法，在家谱和宗祠的记载里却很少被提及。对此，王明珂认为:“族谱宗祠的记载中经常忘记一些祖先，特别记得或强调一些祖先，或窃取攀附他人的祖先，甚至创造一个祖先。”①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原籍南京，明洪武年间以军职到腾”，这是绝大部分腾冲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这种基于共同的祖源与历史的族群认同有想象和建构的成分，这种建构也包括对移民身份的建构。“关于民族起源的历史记载是一种社会或历史记忆，它所表现的是人群对于当前族群状态的理性化解释，其中经常充满虚构修饰的成份而不一定是历史事实。但是，由解释‘为何他们要留下这些记忆’，以及‘为何失忆’，我们可以读出时人的认同与认同变迁。”②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一部分人的历史及记忆成为了绝大部分人的记忆，通过集体失忆与记忆，移民会选择或丢弃某种共同的祖源与文化特征，以适应社会和环境的变迁，达到对我族的认同和与他族的区分。

移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与遭遇是族群认同的根本要素。腾冲的多数汉族都有一个明朝时来自内地的历史记忆，这是他们与中原汉族的一种纽带联系，也是他们维系族群认同的一种“天赋的联结”。共同的族源既是汉族移民对其祖先来源的地域认同，也是与其他族群成员区别时一种强烈的寻根意识。这种认同意识也许是有理有据的，也许是后来重构的，其目的都是为了凝聚族内人、区分族外人。汉族移民通过共同的历史记忆来追念祖先、强化族群记忆和族别维护。对祖先认同的强化，不仅在族群建构和固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汉族的族群边界和民族意识。

三、腾冲汉族移民宗族的凝聚力与族群认同

宗族是一种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地缘群体。在血缘的召唤下，千千万万的族人凝聚成一个整体，使宗族的力量得到张扬。同时，宗族又给其族人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有一种强大的凝聚力。纳日碧力戈认为:“族群在本质上是家族结构的象征性扩展，它继承了家族象征的核心部分。血缘意识和先祖意识是族群自我意识的核心。而族群顽强的生命力，究其根源也主要来自家庭的观念和家庭的象征意义。”③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有的学者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后认为，祖先崇拜是社会组织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亚的祖先和祖先崇拜可以说是传统的社会结构的延续。④麻国庆:《儒学与社会结构:东亚社会中的汉族与多民族社会中的汉族》，《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中提出宗族得以全面发展的“边陲社会论”，他认为远离中央集权中心的边陲地区，人们需要有效地利用资源来自卫，来获得最大化的资源，所以更需要自治，需要宗族的社会组织来管理。⑤［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由于腾冲地处荒蛮之地，远离中原，一方面中央集权的力量甚微，另一方面出于防御外来侵犯的需要，腾冲的宗族组织在民间非常发达，在乡间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直至民国时期，由族长来管理乡间事务一直是通行的惯例。 《民国腾冲县志稿》记载:“乡人集族而居，有宗祠者，以祠堂为会所，议公事，并有藉庙宇为会所者。则各城市各乡，多有社有寺庙，各行会则有会馆公所。”⑥李根源，刘楚湘纂:《民国腾冲县志稿》，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440页。

以和顺乡为例，在方圆不满十里，居民不过千户的乡村，便建有寸、刘、李、尹、贾、张、钏、杨8大祠堂，各姓宗祠的建筑规模大小不一，以李氏宗祠、张氏宗祠、寸氏宗祠的建筑规模最为宏大，这与各姓族拥有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有关。这些宗祠大多建于环村主干道边上，正殿建于高高的台基之上，三开间，正中间设有供台，台上设暖阁，殿内供奉始祖及其先祖牌位。宗祠内一般都有专人看管，而且每个家族都修有族谱，有自己固定的族产。和顺最早迁来的寸、刘、李、尹、贾5姓祖人，原籍都来自四川。共同的祖籍使和顺乡的先民们有一种天然的根基性情感联系和凝聚力，在战事结束后，他们定居到了同一个地方。《腾冲寸氏家谱略序》:“吾族原籍南京，迁移至四川重庆府巴县梁滩里寸家湾，而于明朝洪武二十三年，始祖庆公奉命入云南，渐至腾冲和顺乡 (原名河上屯，又阳温登，再河顺乡)寸家湾而家焉者也，吾乡川籍者寸、刘、李、尹、贾等姓，传言先后于洪武年间来腾冲。”李曰垓为和顺寸、李、尹、刘、贾5姓题四川会馆一联:“神其凭依腾冲卫钦，光大发扬，俎豆千秋断自来明始;君欲问讯和顺乡否?艰难缔造，衣冠五姓都从蜀道来。”联中追述了和顺5姓川籍的祖源地，倾诉了浓郁的乡情亲情。和顺大庄的钏氏来自南京，据《钏氏家谱》记载，钏氏始祖钏长任于明洪武二年 (1369年)奉旨来腾冲平定边疆，后受封世袭正千户武德将军。到第十二世钏南期公时，弃官从商。第十三世祖任登公于崇祯元年 (1628年)搬来和顺大庄村定居，至今已繁衍28代。钏氏宗祠修建于民国年间，有族人专门看管。祠堂的神龛里供奉着三代先祖的牌位，分别是一世祖明武德将军钏长任、二世祖世袭正千户钏海、三世祖世袭正千户钏文贵。堂前书有:“始祖开边繁衍子孙遍天下、后辈创业辈出英才满乾坤”的楹联。每年的清明，钏氏宗族都会在宗祠内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族人，都聚居一堂，共同祭拜祖先。在祭祀的时候首先要追述的就是祖宗的原籍、功德，通过回忆先辈的生平事迹，使所有的族人知其由来，从而产生尊祖敬宗、认祖归宗之情，以便追本溯源，不忘根本。负责看管宗祠的钏相维老人说:“是我们的祖宗造就了整个家族，如此大恩大德，我们不应该忘记，要永远铭记。每年清明节的时候我们整个族人都会到宗祠里来祭拜祖先，有不会走路的小孩，也有八十多岁的老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说要来看看老祖宗。我们这个家族就是一大家子人，在家的时候要互相团结，在外要相互照应”。

从先人那里，人们找到了自己的过去;通过宗族的关系，让人们知道自己同族人是血脉相连的。他们一起拥有共同的祖先、信仰以及想象的或历史的经验。祖先的来历，知道的或不知道的，总是不断的在纪念的仪式中被唤起。由于年代的久远，许多腾冲的汉族移民对于先祖只是一个遥远模糊的记忆。然而这种记忆也许会在某些场景下得到强化，变得逐渐清晰。家谱的修订，隆重的祭祖仪式似乎又使得人们重新找到了祖先的轨迹。他们通过强调自己共同的宗族和血缘，通过共同的祖先、历史和文化渊源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群体。边疆的腾冲汉族移民通过对宗族文化认同的强化，进一步加强了同内地族人在祖源上的联系，使“根”的意识在汉族移民群体上绵绵不绝，从而保证了移民的族群身份得以延续。

汉族移民从原住地来到腾冲，虽然远离中原，远离故土，但对本群体文化的内核始终没有忘记，对祖先、血缘关系的认同在异乡仍然扎根于移民深层次意识之中，并融入了移民的日常活动。腾冲的汉族移民通过宗族观念及祖先崇拜、神明信仰、节庆习俗等活动，强化了祖先认同和族群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移民的族群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