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腾飞，任国英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一、引言

环境社会学关注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致力于探究环境问题的成因与社会影响。环境污染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系统失衡的重要表现。在环境污染的解释逻辑中，环境公正将环境问题与社会的公平正义联系起来，关注环境风险与环境利益不公正分配问题，认为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社会不平等，这一视角为我们分析环境污染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尽管学界关于环境公正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定义，但是它们的核心思想基本一致，即在环境资源、机会的使用和环境风险的分配上，所有社会主体一律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负有同等的义务。①洪大用、龚文娟:《环境公正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但是，在现实情境中，无论是环境污染问题的责任，还是环境保护的利益，都没能在社会中得到平等的分配，因而，是谁从环境保护中受益，谁又该承担起环境污染的治理义务，这是环境公正所关心的主要问题。②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洪大用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从环境公正的视角出发，不同学者从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对环境问题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和理论模型，这些都为我们理解环境公正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在社会学领域，关于环境公正的理论模型主要包括种族环境主义、邻避运动、受益圈受害圈理论、公害输出理论等，这些理论模型大多关注的是环境风险在不同性别、种族、阶层以及地域间的分配不公正问题，并致力于解答环境不公正的形成机制，③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洪大用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0页。较少涉及环境公正实现机制的研究。然而，按照环境公正的定义，环境公正包括“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两个方面的公正，单方面强调环境风险分布只是看到了不公正的环境风险分配损害了部分公众的环境权利，从而忽视了环境公正建构过程中环境保护责任和义务的公正分配问题。④洪大用、龚文娟:《环境公正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此外，洪大用和龚文娟在《环境公正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述评》中也详述了目前关于环境公正研究的理论模型。同时，对环境负担不平均分布的揭露只是环境公正的消极面向而已，就其积极面向而言，主张处于相对弱势的族群也具有共享良善自然环境与天然资源的权利，成为环境公正的另一重心。⑤Brulle R.J.and Pellow D.N.Environmental justice:Human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inequalities，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Vol.27，2006，pp.103～124.特别是当人的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出现冲突之时，更应该充分考量环境公正的积极面向，不能把人与生态环境对立起来，仅仅强调对人类行为的限制，甚至牺牲当地人的利益来保护“生态环境”，陷入“极端生态中心主义”，①任国英、杜娟:《生态与生计——神农架下谷坪土家族民族乡动物与人争食考察》，《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这样的做法不是环境公正。同时，对环境公正实现机制研究的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环境公正理论的发展。

因此，在探讨环境污染问题的原因及其治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在对不同主体在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的利益机制与权力关系进行阐述和分析，尤其需要关注弱势群体在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之中的不利地位，从而进一步探究促进环境公正达成的可能路径。从环境公正的视角出发，关注因环境污染治理以及自然资源保护而面临生存和发展困境的村民利益，并以此探讨水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和目的所在。

本研究的个案来自华北地区B市北部主要饮用水水源地之一的庙峪水库，实地调查地点主要是库区上游水库二级环境保护区内的穆村。②为了学术伦理的需要，本文中所涉及的地名和人名均作了相应的匿名化处理。庙峪水库位于B市东北部庙峪县境内，距B市80公里左右。研究使用的资料来自笔者2013年4月以来对庙峪水库的多次实地调查，资料收集方法有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文献收集等。作为库区最大的自然村落之一，穆村沿水库分布，地理条件优越，交通十分便利，休闲渔业农庄在该村发展较为集中。穆村共有五个居民聚居点，常住居民182户，共有544人。

二、村民:一种“污染者”身份的社会建构

建国以后，出于治理海河及其支流泛滥和保卫京津的需要，国家对海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并在华北地区修建了一大批大、中、小型水库，以调节地表径流，庙峪水库也是在该时期修建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长期以来，周边大量因修建水库而失去土地的村民，主要依靠水库打鱼和水产养殖为生。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B市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和地下水源供应量日渐减少的影响，市政府不得不把庙峪水库作为B市的主要饮用水源之一。在这一背景之下，B市政府和市民对庙峪水库地区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庙峪水库水污染及其治理亦受到社会的密切关注。首当其冲，库区周边村民被认为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始作俑者。各级政府也加大了对穆村水库及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和移民搬迁力度。

作为一个完整的资源系统，庙峪水库环境资源的利用主体不仅有依靠水产养殖与打鱼为生的村民，还有在库区进行矿产资源开采的企业。在水库污染的形成过程之中，村民的水产养殖产业首先是被污染，其次才成为水库二次污染的重要来源。一方面，由于企业多年在此进行矿产开发，导致库区水土流失严重，加上开采废料随意排放，致使水库中悬浮物增多。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日常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废弃物也越来越多，这些废弃物的绝大部分最终直接或间接进入水库。水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水系，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等物质的输入，使得水库水体中正常物质组成的能量分布平衡关系受到严重影响，促进了微生物的大量繁殖，水体富营养化严重。水库水质下降影响到周边地区水产养殖行业的健康发展，村民渔业生产受到严重威胁。渔业生产者靠水吃饭，为了生存，水库及周边水系的农业生产者开始大量使用抗生素等化学药品进行病毒控制，这进一步加剧了水库水体环境的恶化，也使村民成为水库环境污染的“帮凶”。

自2000年夏天开始，B市关闭和取缔了该地区多家铁矿企业和多处采矿点，但是，由于多年铁矿开采所造成的废矿和山体破坏，库区周边受损的生态环境和水体环境仍未有效恢复。因此，为了进一步净化库区环境，保护市民的饮用水源，B市政府开始策划库区周围村民的生态移民与产业转型。因为在B市政府官员和专家看来，除了矿业生产所造成的污染以外，庙峪水库水污染的主要原因在于库区人口超载，村民日常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垃圾是库区主要污染源之一。从2002年开始，地方政府以村民网箱养鱼增加水体营养负荷，严重影响水库水质为由，提出“饮用水源基地不从事人工渔业生产”，限期取消庙峪水库网箱养鱼，彻底解决饲料沉积物及鱼粪对水质的污染问题。同时，各级政府也加大对庙峪水库周边地区村民的移民搬迁力度。到2003年4月，库区网箱养鱼全部取消，一半以上的村民也被迁移出库区。随着网箱养鱼这种传统的水产养殖方式被取缔，村民一时间陷入困顿，生计难以为继。然而，作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村民也在积极寻找新的出路。

作为网箱养鱼的替代产业，设施渔业小区和休闲养殖开始在库区兴起。因休闲渔业小区依靠丰富的山区流水资源和森林资源而建，其优质水产品和特色休闲服务获得市民青睐。从2003年开始，在水库周围分布着诸多集养殖、垂钓、食宿、娱乐于一体的休闲渔业场所、星级度假村，以及民俗村的农家院。然而，因庙峪水库关系到市民的饮水安全，库区环境丝毫的变化都牵动着市民敏感的神经。随着前来水库地区旅游游客的增加，出于对水源保护地水质安全的担心，B市市民对休闲渔业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市民以休闲渔业小区未建生活污水和养殖废水处理设施，污水直接排放，严重影响水库的水质为由，建议地方政府对其进行关停和取缔。然而，在村民看来，休闲渔业造成的污染微乎其微，对水库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小。由于政府的监管措施严厉，休闲渔业严格按照政府的环保政策生产，废水基本不会直接排往水库，整个渔业系统基本处于内生循环状态。在这样一种针锋相对的话语博弈状态下，休闲渔业艰难地在库区维持着。

环境不公正问题的产生实际上是由多元社会主体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框架内，为了有价值的环境资源，共同作用和建构的结果，它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①David N.，Pellow etc.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Equitable Allocation of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utcomes.Social Justice Research，Vol.14，No.4，2001，pp.423～439.社会结构中的精英主义使人们在享受环境利益、遭受环境损失以及环境责任分担上面临不平等，②韩立新:《美国的环境伦理对中日两国的影响及转型》，《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1期。而这种不平等最有可能被无法有效调动资源的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承受，而那些能够动员有价值资源的利益相关者则可以剥夺其他相关者的这一权利。③David N.，Pellow etc.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Equitable Allocation of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utcomes.Social Justice Research，Vol.14，No.4，2001，pp.423～439.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城乡二元体制，相比边远地区的农民，城市居民拥有更为广泛的政治关系网络，并能够通过更为有效的媒体话语来影响地方政府制定政策与强化管理的能力。在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不对称，处于城市的政治经济精英往往主导了话语权，这就使得在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即使有资源供应地的当地人反对，精英们也能强制推行他们的理解和决策，并将自己的“定义”强加在当地人的头上。④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洪大用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9、60页。在穆村，我们也看到，处于水污染治理与水源地环境保护情境之外的市民出于对自身权益 (饮水权)的担心，便具备通过语言建构符合自身理想预期和现实利益的情境内理解，并强行将这种理解加诸于被建构者 (即当地村民)本身。在政府官员、市民和大众媒体等相关社会主体共同力量的作用下，穆村村民“水体环境污染者”的身份被建构起来。

三、“损己利人”:村民发展权让位于市民饮水权

1980年以前，穆村水库的功能主要以防洪发电、农业灌溉和水产养殖为主。从1980年开始，加快推进地方工业化进程成为政府推动当地经济快速增长的谋略。庙峪水库周围蕴藏丰富的煤炭、铁矿等资源，一时间，采煤、铁矿开采、化工、造纸、皮革等工业在此迅猛发展，庙峪水库开始面临较为严重的面源污染。因开采导致库区周边的山体形成一个个深坑，植被也遭到严重破坏，加上采矿留下来的废料乱堆乱放，库区内的水土流失严重，一下雨，各种颜色的土流入水库，水库里犹如飘上了一层油。作为水库地区的原住民，当地村民也并不喜欢这种矿业开采模式。由于开矿企业大多是政府引入的外来企业，除了村干部等少数人外，村民从中受益的并不多。最为重要的是，由于开矿破坏了森林并污染了水库，村民的生计方式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污染造成水库中的鱼大量死亡，渔民们能够捕捞的鱼越来越少。森林的减少和植被的破坏进一步造成村民上山采集野果、蘑菇等资源机会减少，许多野生动物也因食物的减少而下山来破坏村民的庄稼，村民们长期不堪其扰。虽然村民也因为开矿与破坏环境的事情多次上访，但庙峪水库水污染问题一直没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直到1980年以后，特别是2000年以后的这十多年里，因为B市水源地的特殊地位，庙峪水库污染问题才上升为一个受全民关注的公共问题。然而，此时问题的解决方式已经远远超出了村民们的预期，原本指望从污染治理中实现自身生存与发展权利的村民，却被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伴随着因治理污染而来的一系列措施，村民期盼已久的水污染治理反而成为一件“损己利人”的事情。

获得干净的饮用水是市民的一项基本权力。水源地的建设确实已经对庙峪的水污染治理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然而，城市居民在享受优质水资源的同时，水源地的当地人实际上并没有因水资源保护而获益。甚至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也受到限制，这也就是说，目前的这种水源地的建设和水污染的治理是以牺牲当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在庙峪，超过80%(455亩)的耕地，全部的林地 (1210亩)被纳入到水源保护地的建设中而不能开发。此外，随着庙峪水电站和铁矿厂的停工，村民们除了外出打工和移民，在社区内部，靠水源地生态补偿的资金 (每年每人3000元左右)，村民们连基本的生计都难以维持。

庙峪水库地区的移民面临较大生计困境。虽然按照政策，移民在迁入地会有房子和工作安排，但是由于工资较低，水库移民的生活相对困难。不仅如此，搬迁行为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中断了村民传统的生计模式，破坏了其既已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导致村民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上等方面的缺失，同时还要面临和迁入地居民的融入问题，这些都增加了水库移民搬迁与安置难度。虽然地方政府对库区搬迁动员的力度很大，但从穆村的具体实践来看，移民返迁比例高，移民效果不甚明显。而返迁移民大部分选择在原住址附近开办休闲鱼庄。虽然近年来政府对返迁人口的管理力度加大，渔业农庄之间的竞争压力也随着从事人员的增多而增大，但是，面对可观的经济收益，很多村民选择以“游击战”的方式在穆村重新住了下来。在穆村将近20余家休闲渔业农庄的从业人员中，大约有150人属于移民返迁人口。据村民介绍，像他们这样返迁回来的人很多，除从事渔业农庄以外，还有一些村民选择以偷鱼的方式维持生计。按照政策规定，库区每年4月1日到9月30日是禁渔期，在这段期间，为了逃避渔政部门的监管，很多渔民选择在晚上出来捕鱼。

在先后关停工矿企业、网箱养殖、水库禁渔等之后，当地人在为水源地的水质安全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承担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水库污染治理过程中，水库村民更多地承担起环境保护的责任而丧失社区发展的机会，甚至是居住的权力。在穆村，“保水”被当地人当作一项沉重的政治责任。在生态移民和产业转型后的庙峪水库地区，靠山不能吃山，靠水不能吃水，无奈、贫困、焦虑混杂在一起，乃至一些村民把水库当作发展的包袱。而B市市民不仅获得干净的饮用水资源和优质的生态环境，而且还获得一种道德上的胜利，成为田园牧歌式生态环境建设的“守护者”和“监管人”。当地人普遍认为，他们是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的村民，如果没有水库，他们就能够像B市其他的县、区一样，靠工业开发、房地产开发和征地等方式发展得更好。而现在，他们任何的经济行为，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监管，他们认为，这种发展的受限，对于他们是不公平的。面对没有未来的村庄，很多村民表示:“我们要生存，请不要将水源地建在我们这里。”

四、环境不公:水污染治理中权、责、利关系错位

在环境社会学领域，环境公正主要关心的是环境风险与环境利益在不同的性别、种族、阶层以及地域之间的不公正分配问题。①Kate B，Geoff C.Being Constructive:Social consructionism and the Environment.Sociology，Vol.33，No.2，1999，pp.297 ～316.尽管不少学者怀疑环境公正的建构论取向及其对环境问题解决的意义，以及批评环境公正在环境问题上强调公平分配环境利益与环境风险的激进政治主张，但是，在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上，环境公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可行途径。②Peter J.Aspinall.Collective Terminology to Describe the Minority Ethnic Population:The Persistence of Confusion and Ambiguity in Usage.Sociology，Vol.36，No.4，2002，pp.803～816.在环境公正看来，在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污染的治理过程中，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是一致的，因此也给环境治理带来困难。例如，在环境污染的治理过程中，由于不同社会主体话语和权力的不对称，弱势群体过多地承担起环境保护的责任，其生存权和发展权也受到严重限制，而强势群体不仅获得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利益，而且还获得一种道德上的胜利，这不仅导致环境利益和环境风险的分配不均，还会进一步加重环境问题的恶化。③Julie Sze etc.Defining and Contest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Socio-natures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in the Delta.Antipode，Vol.41，No.4，2009，pp.807～843.

村民们对环境不公正问题的关注主要是水污染治理过程中权、责、利关系的不相统一。在庙峪水库水污染形成与治理过程中，除了环境风险分配不均外，由于话语和权力的介入，库区的环境利益和社会发展权利之间的不均衡分配也在制造着新的环境不公。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一直沿用行政解决的思路来强令当地人进行水源保护。而在当地人看来，开矿企业通过开采库区的铁矿资源获得暴利，却将严重的生态问题以环境零成本的方式转嫁给库区村民，村民不仅要为水污染治理买单，而且还被贴上了“水体环境污染者”的标签，这种“私人赢利，集体买单”的现象是村民们感到环境不公的来源之一。①刘春燕:《中国农民的环境公正意识与行动取向——以小溪村为例》，《社会》2012年第1期。同时，牺牲了自身生存与发展权利而为生态环境做出贡献的村民，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不仅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样共享生态利益，反而被当做环境破坏者被“赶出”家园，这样一种“损己利人”的局面成为村民感到环境不公的另一来源。

在庙峪库区，由于参与资源利用与污染治理的多元利益相关者 (例如地方政府、市民、媒体、环保组织、工矿企业、当地村民、旅游者、偷鱼者、外来偷矿者等)之间责、权、利关系不对等，使该地区水污染问题原因复杂，因而水污染治理与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的难度也非常大。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来强调村民对水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的义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污染问题，甚至，它只能是一种两败俱伤的结果。如果当地村民成了环境保护事业的牺牲者，社会经济发展的旁观者，其生计问题不能得到良好解决，不能共享资源开发保护的利益，那么，生态环境问题就很难得到清楚的解释，更谈不上有效解决。

五、“人水和谐”:环境公正的初步实践

人与水环境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人水不谐”与“人水和谐”两种理想类型。“人水和谐”表现为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三者良性互动的多赢态势。 “人水不谐”则是一种恶性循环态势，②陈阿江:《再论人水和谐——太湖淮河流域生态转型的契机与类型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人水和谐”直指“发展经济必然影响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必然降低经济效益”这一“铁律”，认为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生产，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这样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又可以进一步提供保护优质生态环境的动力，实现两者的互为增益模式。③陈阿江:《论人水和谐》，《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0卷第4期。当“谐”与“不谐”涉及到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时，环境公正便成为一个不得不考量的维度。对于水污染治理中的利益受损方来说，如果“人水不谐”是环境不公正的重要表征，那么，“人水和谐”则是实践环境公正的理想路径。

在穆村，长期以来，由于环境不公正，政府主导的水污染治理虽然花费了大量精力，但是，水污染治理和库区环境保护成效并不明显，库区生态环境与居民之间的互动呈现“人水不谐”状态。在水污染治理风险不断增长的情况下，B市政府转变发展思路，提出不将“保水”当作一项沉重的政治责任加诸村民身上，而是要让村民转变保护观念，从“要我保水”到“我要保水”，将贴在村民身上的“环境破坏者”标签置换成“环境保护者”，通过让村民也能利用库区资源获益的模式动员其积极加入到防山护水的队伍之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当地政府放宽了对村民休闲渔业农庄的控制力度，在一定程度上默许其合法地位，并积极引导其朝着生态、环保的方向发展。

政府这一政策转向使庙峪水库水污染治理工作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局面。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优质的农村生态环境开始成为市民消费的对象。一方面，市民有对青山绿水、绿色无污染环境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村民休闲渔业农庄的合法性，两者结合，催生出庙峪水库的生态经济。在休闲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村民逐渐意识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休闲渔业农庄产生经济效益的前提和保障，只有多栽树、少污染，才能够有稳定的生计来源。伴随库区休闲渔业的发展，不仅农庄的环保措施与设施越来越完善，水库周边的荒地、被破坏的矿坑等都被村民种上了各种各样的果树与观赏林木，休闲渔业小区内外呈现出一片绿荫葱葱的景象，这对库区水土流失和水污染治理带来了良好的功效。此外，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森林覆盖面积的增加，庙峪库区干涸的山泉也重新开始出水，这为村民带来意想不到的收入来源。庙峪的山泉水不但水质好，富含人体有益元素，而且口感清甜。所以，近几年来，庙峪的村民们开始在山泉水上做起了文章。2009年，有村民从山上引出一股山泉水售卖，不少村民也随之跟着做起了“水生意”。到现在，庙峪的山泉水销售已渐成气候，庙峪山泉水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品牌。为此，2011年，在镇政府的牵头下，穆村村委会还成立了山泉水销售合作社，并和某大型纯净水公司签订了优质山泉水产销合同。休闲渔业农庄和山泉水对优质自然环境的要求持续激发着村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动力，村民也开始自发组织起来驱赶前来偷矿的外省人，自觉做起了库区环境保护的卫士。这样一种保护与发展协同建构的内生式发展模式，在为村民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重新塑造了庙峪水库的自然生态环境。生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人水和谐”局面在庙峪库区得以呈现。

“人水和谐”在环境保护及环境公正的实践上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不必然是一组解不开的矛盾体，获得干净饮用水的市民权利与获得社区发展机会的当地人权利也并不一定互相对立。通过山泉水厂、休闲渔业农庄等方式，当地人通过将生态资源资本化的内生式发展模式，实现了社区发展与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中，我们只有给予环境公正以更多的考虑，才能发现问题的实质，找到问题的解决途径。环境治理中权、责、利关系的有效安排有赖于对当地人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视和保障，只有当当地人能够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实践中，共享环境保护的利益时，我们才能建立起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促进各种资源的公平分配，建立利益共享机制。促进环境公正事业的发展，既是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也是实现自然环境保护的有效策略。因此，庙峪的水污染治理实践是一种实现环境公正的有益尝试，它为我们在处理类似环境问题和治理污染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路径和出路。

六、结语

在庙峪，水污染问题的形成及其治理过程中诸多问题的产生是由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和建构的结果，其实质是一种环境不公正现象，是环境保护过程中权、责、利关系的分离和脱节，即拥有话语权的地方政府和城市居民不是水环境的保护者，而真正直接参与到水库环境污染治理和库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当地村民却被扣上了“环境破坏者”的标签，甚至被剥夺了在库区的居住权和发展权，以生态移民的名义被强制迁移出库区。为此，庙峪水库的水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处于一种失序状态。

增进对环境资源利益共享机制与权利保障机制的理解对于水污染问题的解决、水源地保护与社会公正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人水和谐”为特征的生态资源利益共享机制的出现，不仅保障了村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同时也提高了村民参与自然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环境不公正的局面，也对水污染的治理带来积极作用。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水污染治理中的环境不公正问题，并建立起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还需要我们从制度上保障环境正义，并以此促进弱势群体在环境保护中的权益表达与利益保障。换言之，只有通过包括水权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建设，赋予弱势群体对社区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权利，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水污染治理和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才能使得更多社会主体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工作中来，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