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洪，赵庆鸣

(曲靖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云南 曲靖655011)

中国工农红军于1934 年10 月至1936 年10 月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壮举，是一首壮美的诗篇、一幅壮丽的画卷和一曲响彻九州的凯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取得的一个开天辟地的新胜利。红军长征孕育了伟大而永恒的长征精神，长征经过之地播撒着革命的火种，传播着革命的精神，进行着革命的斗争，更实践着党的民族政策，丰富了党的民族政策理论。红军长征转战大半个中国十几个省，先后经过壮族、苗族、土家族、彝族、藏族、回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散杂居地区。在进入云南之前，红军已经制定过一些相对成熟的民族政策，但是进入云南后要面临许多云南所独有的少数民族及多民族散杂居这种现状，必须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政策，而这些民族政策丰富了党的民族政策的理论，为红军顺利经过云南奠定了基础，为红军长征胜利奠定了阶段性的基础，同时还推动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让革命的火种在西南边垂继续燃烧，对于云南人民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既影响云南新时期党的建设，更影响到云南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

一、红军长征经过云南的基本概况

1934 年，由于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和红军中的错误影响，党和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了惨重的失利，红军不得不撤出了多年辛苦拼搏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进行战略大转移。1935 年2 月，中央红军从贵州进入云南，红军乘滇军龙云部转入贵州救援贵阳之机，从滇东重镇富源直插滇中，在寻甸嵩明等地威逼昆明。然而，红军并未攻打昆明，而是突然向西北急进，分别于金沙江皎平渡口、树桔渡口渡过长江天险，摆脱了国民党追兵，这是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第一次取得的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转移中的胜利。中央红军先后在云南境内活动了20 多天，由滇东北至滇中先后经过昭通、曲靖、昆明和楚雄等地区。

1935 年11 月红军长征第二次经过云南，湘鄂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在长征初期的主要任务是策应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完成任务后，红二、六军团也撤离了湘鄂黔根据地开始了长征，红军长征第二次经过云南时所通过的地区更广，历时更长。云南和贵州交界地是气势磅礴的乌蒙山区，1936 年3 月初红军进人滇黔交界的乌蒙山区，到同年5 月离开滇西北高原藏区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先后经过了6 个地州27 个县区。红军长征先后两次过云南，得到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支持，这种支持得益于红军一路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主张，云南各族人民对党的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积极的拥护，红军所到之处、所经之地，云南各族人民都积极为红军捐款、献粮、筹物，踊跃地积极给红军做向导和翻译，与红军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二、红军长征过云南时所实施的主要民族政策和采取的民族工作方法

民族政策是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办法和措施，是民族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针对国内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形成的。①何龙群:《中国共产党名族政策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11 页。民族工作就是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指导下，为团结少数民族，实现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发展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和所运用的方法。红军长征经过云南时，为了团结各民族人民共同革命，实现革命的目标，党在这一时期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民族政策，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特别是在进入云南这个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后所实施的系列民族政策为红军长征顺利通过云南奠定了基础，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做好了铺垫，同时更对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不断丰富宣传手段，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本着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的原则与反动统治进行着长期斗争，党认真执行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政策，同时积极维护各民族的根本利益，认真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帮助老百姓提高对党和红军的认识，保护群众的利益，帮助条件成熟的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武装队伍，动员各少数民族同胞加入红军。在长征开始初期，党和红军就注意到了少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看到了要实现长征的胜利必须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红军总政治部为此专门发出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指示指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因之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②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339 页。毛泽东主席曾说过:“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红军所到之处积极通过书写标语与发布口号等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民族工作，动员呼吁广大农民群众要勇于反抗。在寻甸，在红军的耐心讲解下，寻甸回民们接纳了红军，一部分回民还积极加入到红军队伍当中来，一起反对民族压迫。红军长征时，曾在寻甸柯渡镇墙壁上留下“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先锋队!”“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③《老红军回忆长征过柯渡》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编印。等一系列标语。在云南沿途的其它地方，红军向少数民族同胞宣传“彝民团结起来，不交租，不还债”、“红军保护土司头人生命财产”、“番民们团结起来，组织番民独立军”等，以各种形式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

(二)不断完善民族政策，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认真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红军长征的历史也是党的民族政策不断完善和成熟的历史，红军长征经过了众多的少数民族地区，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情况，作为年轻的党和年轻的红军处理民族问题尚没有完全可以借鉴的方法，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去完善。红军进入云南后在滇东门户富源散发了《对苗族的标语口号》的小册子，其主要内容有“红军是扶助苗族、僮族解放的武装;苏维埃和红军绝对保障苗族、僮族的解放与自由;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解除苗家、僮家的痛苦;苗、瑶、僮、回和汉族一切劳动弱小民族一致联合起来。” “1935 年4 月至5月，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先后驻进云南寻甸回族较集中地柯渡坝子……在这里红军宣传和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尊重回族风俗习惯政策，使回族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军队。”④周瑞海:《中国共产党早期尊重清真饮食习俗的政策及其实施》，第十四次全国回族学研讨会，2003 年9 月。红军到达之前，云南民族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民党政府施行反动的民族压迫剥削政策，它阻碍了民族间的交流与发展，造成了民族之间的严重对立与隔阂。红军长征路经云南，尤其重视少数民族问题，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习俗，坚决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在中甸，国民党当局在藏族同胞当中进行过“红军来了要抢牛羊，杀人灭教”“红军共产共妻”等不实宣传，可当红军渡过金少江进入中甸后，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充分尊重当地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以切身行动影响感化藏族群众和僧侣，藏族群众积极热情地帮助了红军，红军在中甸还筹集了大批的物资。

(三)创新民族工作方式，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真正实现民族平等。

民族平等“是指不同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联系的相互关系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具有同等的地位，具有同等的权利，是指各民族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地位、待遇和权利、利益的平等”。①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480 页。我国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实现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处理的根本原则，也是党一直坚持和贯彻的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更是党处理民族问题最基本的方针政策，如果没有真正意义的民族平等就谈不上民族团结，团结和平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团结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民族团结和平等就没有今天安定和谐的经济社会建设大环境。中国共产党在1935 年8 月发布的《八一宣言》中宣布，“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和汉族一律平等政策”。红军长征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召集群众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向人民揭露了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压榨及一系列罪行，并极力调节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之间的关系，推行民族平等政策。红军的言行使人民群众第一次看到了希望，被长期压抑的求解放、争取民族平等愿望的实现成为可能。

(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维护民族利益，争取少数民族开明进步人士和上层人士。

1935 年8 月毛儿盖会议决议指出，必须挑选一部分优秀少数民族骨干“给以阶级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年版，第498 页。党和国家一直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红军长征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党和红军一方面积极吸纳少数民族青年加入红军，同时也尽一切可能的形式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培养自己的干部。事实证明，通过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促进少数民族兄弟对党和红军的认识，加深了他们对革命的了解，他们参加革命的热情更高了，党和红军得到少数民族兄弟的认可和支持。

在旧中国，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是少数民族群众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少数民族劳动人民与之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残酷打压， “这些上层人士大多数都具有反帝，反国民党军阀的爱国立场，有的还与之进行过长期流血的武装斗争。”③周锡银:《论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战和宗教政策》，《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 年第5 期。此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本族内部有较高的威望，大部分上层人士和少数民族领袖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况、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办事规则，更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因此做好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有利于红军团结少数民族进行斗争。

红军在丽江石鼓渡过金沙江击退汪学鼎兵团进入中甸县城后，松赞林寺的掌教八大老僧就禁闭寺门积极商议红军到来的对策。1936 年4 月29 日下午，松赞林寺派夏那古瓦活佛为大寺的代表带领吴吕单巴、阿古吕等人进城在红军指挥部与红军进行了会谈。贺龙等红军首长积极欢迎代表进入指挥部，向他们详细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介绍红军长征的情况，说明红军通过中甸的计划，同时将几份党和红军的布告及一些宣传品连同一封信委托代表夏纳古瓦转交大寺的八大老僧。争取和联合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少数民族内部矛盾，以保证少数民族的利益得以维护和民族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顺利开展。

(五)支持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建立少数民族武装，反对民族压迫。

红军长征时期，党和红军一方面从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入手，对民众进行政策的普及和唤起民众的觉醒。另一方面，红军还尝试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政权。中央红军1934 年12 月在黔东南的黎平县帮助建立了第一支少数民族武装部队——苗族侗族武装自卫队(游击队)，自卫队还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和鼓励，希望自卫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并坚持革命到底。受其影响以及红军的帮助和支持，红军长征所到之处一大批少数民族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出现。1936 年2 月发布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省革命委员会布告》中指出:“武装民众进行抗日战争，红军是抗日联军的中坚支柱，本会号召广大工农民众自动加入，以扩大抗日的红军，争取直接对日作战。”1931 年右江特委以及红军独立师派出工作组到滇黔桂边区展开工作，建立了以富宁、广南为中心依托当地少数民族的滇黔桂革命根据地，这在云南近代红色革命战争的历史上是第一次。遵义会议后为适应形势发展，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纵队辖云南的镇雄及威信等地，转战于三省边区20 多个县推翻反动统治，红军争取民族解放的观念深入人民心中，革命的火种在云南这片土地上熊熊燃烧。

四、红军长征过云南时所实施民族政策及采取的民族工作方法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一)丰富了党的民族政策的理论。

长征初期，党对民族工作的开展和民族政策的宣传并未着重研究，但随着长征经过民族聚居地区的增多，自然环境和社会情况都比较复杂，民族关系也异常紧张，这时，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显得尤为重要。党对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红军长征过云南之时，经过前期在湖南、广西、贵州等省份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践党的民族政策已相对形成和逐渐成熟，接连不断地公布了一系列指示、决议和布告，促使红军和途经的少数民族地方的同胞迅速融合，帮助红军顺利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党的民族政策和所做民族工作深深影响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1934 年11 月发布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1935 年1 月李富春在贵州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等珍贵的布告，都以透彻明了的方式向民众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反对民族压迫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决心。红军长征两过云南，广泛的与云南少数民族接触，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和呼吁群众加入到反蒋抗日的队伍当中来。红军宣传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解放等主张丰富了民族政策理论。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极大丰富了党的民族政策理论，影响很长一段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制定，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针很大程度上都有这个时期的影子。

(二)为红军顺利经过云南奠定基础，为红军长征胜利做好了准备。

在红军到达云南之前，国民党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散播关于红军不好的言论，混淆视听，意图丑化红军，利用老百姓来阻挡红军长征的进程。然而，红军在进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后，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密遵守党和红军的纪律，积极开展民族工作，帮助贫苦民众推翻压迫在身上的封建势力。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与国民党所实行的残酷镇压和民族同化政策相比，红军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产党才是人民真正的保卫者，红军也由此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基于当时的社会情况，红军的首要任务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抗日战争做准备。虽然红军在云南期间，少数民族群众为红军提供住宿，帮助红军购买粮食，悉心照顾伤病员，这些都是对红军长征的重要支援，都为红军顺利通过云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红军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取得的胜利是阶段性的胜利，但也影响了红军长征的进程，首先是对长征前期少数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一个实践和检验，事实证明党和红军民族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政策是科学的，同时更为红军长征后半程的战斗做好准备，有了更多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期经过四川甘肃等少数民族地区奠定了基础，更为整个长征的胜利做好了准备。

(三)正确民族政策的推行让长征精神在高原大地代代相传。

长征期间，红军一方面从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入手，对民众进行政策的普及和唤起民众的觉醒;另一方面，红军还尝试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政权，红军长征先后两次经过云南，沉重打击了云南各地反动统治，领导各族人民进行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长征是整个革命的一部分，长征是为了保存红军的实力取得最后的胜利，虽然红军在云南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为保留已取得的革命果实，但红军仍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条件帮助云南少数民族同胞组织建立起自己的武装，让革命的火种和长征的精神在少数民族地区继续延续。在红军大力广泛宣传下，各族人民积极支持和加入红军，其中红二、四军团在云南会泽一次扩红1300 多人，为该军团扩红史上最多的一次;在祥云一次扩红900 多人，在整个红军生长征扩红史上都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同时还积极为红军筹粮，备物和捐款等，一部分有志青年还向红军汇报云南的情况和敌情，配合红军的工作。红军适时发动少数民族群众与反动派进行激烈斗争。红军走后，云南少数民族又陆续进行了数场反压迫、求解放的战斗。推翻反动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观念深入人民心中，革命的火种在西南边垂红土高原这片土地上熊熊燃烧，长征精神也代代相传，鼓舞和激励云南各族人民在新时期社会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四)是对遵义会议后确定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地位的检验和对“左”倾军事路线有力抨击。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点，是红军和中国革命由挫折转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同时也有力抨击党和军队当中“左”倾教条主义者。中国革命兴起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一直在中国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结果丢失已经逐渐发展壮大的中央根据地，丢失了大好革命形势，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全面陷入被动，为了保存实力继续战斗，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实行战略转移。在长征初期直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以及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被限制在内线作战的被动地位，人数由初期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而且随时面临被消灭的危险。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对党和红军的拯救，是危机关头的良药秘方，遵义会议不仅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根本性错误，还深刻准确剖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正确而勇敢地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真正确立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把党、红军、中国革命从错误、危机和困难中挽救出来，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真正改变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由被动走向主动，逐渐走向胜利。红军长征在遵义会议后进入了云南，且一进入云南威信就召开了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一个延续，两个会议的召开是红军长征中的一大转折，扎西会议在政治、军事、组织上为红军二渡赤水再克遵义城，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四渡赤水南下乌江，佯攻贵阳做好了准备，红军长征进入云南取得的胜利是遵义会议后确定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地位的检验，更是对“左”倾军事路线有力抨击。

(五)影响云南新时期党的建设，影响云南经济社会文化变迁。

红军长征是中国土地革命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红军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亦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人类战争史的光辉壮举，长征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革命是主要的社会结构中发生的基础的、快速的、暴力的变化，这一变化牵扯到社会基本结构，包括内部政治组织、利益关系、阶级分层、经济控制在内的改变。”①史蒂文·瓦戈:《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地77 页。1935 年至1936 年红军长征两过云南，对云南近现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灾难深重的旧社会，人民群众是毫无任何政治权力的，红军长征在政治上经过党和军队的努力特别是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云南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接纳认可了为人民抗争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特别是在地下党组织的影响下，日益觉醒的云南民众跟跃报名参加红军，让革命的力量得以充实和延续。红军长征经过云南的过程中，沿途解放了大部分县城，推翻了国民反动政府在当地的统治，开仓放粮，惩处恶霸，为人民翻身做主人重新开展农业生产进行商业活动奠定了基础，提升了信心，影响至今。红军长征对于改善云南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认同起到了积极作用，不同民族的青年同时报名参加红军，帮助红军增进了民族间的沟通和联系，红军的家属也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有了共同的信仰和目标，极大地推动了云南民族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为今天云南社会安定和谐，各少数民族共同发展，共享繁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