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马进彪

悲情忏悔背后的民意绑架

文_马进彪

笔者根据近年来的公开报道发现，至少有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其中有14人以“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总结自己从一个贫苦出身的孩子到当官后腐化的堕落过程。其中包括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四川省宜宾市原副市长陈光礼等。对此，刑诉法专家洪道德表示，“也可能忏悔有他不同的想法和目的，不论是真心悔罪还是应对不利形势，有表现出来还是应当肯定的。”

是不是农民的儿子，本与腐化堕落无关，不管是谁的儿子，都有腐化堕落的可能。谁都有固定的出身，但固定的出身却无法固定自己的价值观。出身是个无法选择的先天因素，但价值观却可以通过后天的养成而不断超越自己的出身。不管出身豪门旺族，还是出身寒门草庐，每个人通过努力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的行使者，但这个权力并不只是服务于自己出身的阶层，而是普遍服务于所有的人。

而与此同时，每个人也都有可能在掌握权力之后滑向腐化堕落深渊，但这样暗中的腐化堕落，自己出身的阶层无能为力，所有阶层也都无能为力。因为，所有的出身差别，在为人民服务这个权力总目标之下，都会归入一条平等线。所以14个官员进行公开忏悔时都以“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本身就是扯破了这条平等线，寄希望于因出身寒门草庐来换取人们的谅解，但这样的开场白，实则是“出身论”的一个变种。

必须看到的是，一些高官腐化堕落，是价值观的修养没有及时跟上权力地位攀升的结果。价值观是权力高官的灵魂，而一些人官越做越大，离灵魂却渐行渐远。当到了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时候，没有了灵魂的支撑，权力的躯壳当然就会跌入万丈深渊。人可以越走越快，官当然也可以越做越大，但在行进的过程中必须要缓一下节拍，等一等自己的灵魂一同前行，而这样的小憩就是对价值观的修复和保养。遗憾的是，一些高官在行进中甩卖了自己的灵魂，又附上了腐化堕落的影子。

高官腐化堕落，其外因是法制的不健全，而内因则是价值观的不健康，而在不健全与不健康之间，就会存在行进路径的不确定。与此同时，错乱的价值观也会使一些腐化堕落高官将“出身论”抬出来以应对不利形势，但这样的“忏悔”开场白，本身就是价值观丢失之后的应景之举，而后面所有忏悔内容都是建立在这个“出身论”错误根基之上的缥缈之辞，这对于启发社会和他人价值观的走向毫无意义，但它却坦白地表明了自己价值观的确实不健康。

此外，在14个落马官员以“我是农民的儿子”为开场白的忏悔中，还存在一个思维陷阱。那就是，长期以来，社会舆论、媒体导向在同情弱者、关注底层生存的现实语境中，织就了一种思维惯性，即底层悲情论。某种程度上而言，不少人的思维理性就是被这种底层悲情论绑架，这种局面在网络上比较普遍，例如，城管与小贩之间发生纠纷时，作为弱势一方的小贩不管其行为对还是错，都会成为舆论的支持方，医生与患者发生争执，不管其行为对还是错，患者往往都会成为舆论支持的一方。同样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少。正是基于此种认知惯性，一些官员试图以“我是农民儿子”式的忏悔谋得社会对于他们的同情与支持，来试图钻底层悲情论的漏洞，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一个社会的文明，固然需要对于弱者的同情之心、恻隐之心、悲悯之心，但是，也需要一种中道、理性的是非认知，否则，事情的真伪必将会被思维惯性所劫持。更为可怕的是，如果这种思维模式被恶者有意导演、模拟、编排，那么，必将在更多的地方扮演“我是农民的儿子”式的悲情剧。客观的评价标准，一旦被带有价值参照的悲情捆绑时，那么公平、正义从何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