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旭辉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御寒不藉水为命，去国自同金铸心。”宋末诗人郑思肖的这首《寒菊》诗，在准确摹状物态的基础上又能传神地发覆菊花傲霜凌寒的风骨，堪称古代众多咏菊诗的经典，自然也就广为传唱。如果我们了解郑思肖其人的话，则可知这首诗歌中寓含了更多的情感内蕴和寄托。

郑思肖（1241—1318），字忆翁，号所南，自称三外野人。祖籍连江（今属福建），生于临安（今浙江杭州）。他身处宋元易代之际，始终心系南方，宋亡后始更名思肖（寓意思念眷怀宋朝国姓“趙”），而本名自此之后隐而不彰。晚年寓居于苏州的承天寺，为了表达对“大宋”王朝的眷怀之情，他把寺中的住处命名为“本穴世界”，称“本”字之“十”置“穴”中，即“大宋”。平常的坐卧必南向，闻北语必掩耳。郑思肖工书画，尤擅墨兰，但画作皆不画土根，其意谓“蒙元夺我疆土，无所凭依”。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强烈的“故国之思”和高尚的爱国气节，而他终生以不能舍身殉国为恨。他在一首励志诗中这样写道：“操得南音类楚囚，早期戮力复神州。须知铁铸忠臣骨，纵作微尘亦不休。”（《六砺三首》其三）

郑思肖生前非常看重这些凝聚着一生辛酸血泪的慷慨悲歌，他曾经亲手将这些诗歌编订成《咸淳集》一卷、《大义集》一卷、《中兴集》两卷，并和《久久书》一卷、《杂文》一卷、《大义略叙》一卷合钞在一起，总题之曰《心史》。集之所以用《心史》为名，郑思肖在《心史》的《后叙》中解释道：“所谓诗，所谓文，实国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系焉”，那么，自己身历战乱以及国家覆亡之际所作的诗、文，也就具有了“天下乱，史寄匹夫”的价值和意义。因而郑思肖始终坚信，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自能千古不灭于天地间，这也就是他所谓的“纸上语可废坏，心中誓不可磨灭！若剐、若斩、若碓、若锯等事，数尝熟思冥想，至苦至痛，庸试此心，卒不能以毫发紊我一定不易之天！”

在亲手把自己的作品订成《心史》一集之后，郑思肖在卷尾题写了一首七律，首句曰：“一诚盟檄死弥坚，终了婆娑未了缘。”这是一种何等复杂的情感！夹杂着亡国悲痛和精神永恒的自我期许，在元至元二十年（1283），郑思肖把这部精心钞录的《心史》书稿层层密封，锢于铁函之中，以蜡封存，沉于承天寺的井底。

《心史》一书在沉睡井底三百五十多年之后，直到明崇祯十一年（1638），承天寺僧在浚井时，无意间发现铁函，才得以重见于世。这一“井中奇书”的发现，在当时的江南士子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纷纷来到苏州，一睹为快。《心史》现世的时候，正值晚明王朝内外交困，处于覆亡的边缘。以江南士绅为代表的“清流”，对国事怀有高度的热情，同道间频繁的交游、结社，已然成为这一时期的独特风景。他们对新发现的“井中奇书”尤为感兴趣，《心史》很快就成为江南士绅相互砥砺气节的“精神资源”。

就在群贤积极筹划刊刻，以便广为流传的时候，却因刻书资金短缺而一筹莫展之际，江苏巡抚张国维知道此事，读过《心史》之后，挥笔为此书作序，说：“今海内文章节义，莫首吴门。此史一出，竟若历斗扪星者之表章恐后。”为了表彰郑思肖这位爱国者，崇祯十三年（1640）春，张国维捐出自己的薪水，用于刊刻《心史》，并在承天寺的井边立碑纪念。同年秋，福建人林古度又在南京再版刊印。

不久之后，明清易代的大变革、大动荡对《心史》这一“奇书”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时的《心史》似乎已成为许多江南遗民志士的精神支柱，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并积极参与到抗清斗争当中。南明隆武元年（顺治二年，1645）福建人方润、洪士恭把《心史》与宋末另一位遗民志士谢翱的《晞发集》合刊，题曰《合刻铁函心史晞发集》。作为《心史》的最早刊刻者，张国维最终也在这场历史巨变中，以死为明王朝殉国。

一部文艺作品集引起的社会轰动与共鸣，必然是情感双向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作品文本自身内涵的积淀，又不乏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中文本解读中产生的历史记忆和情感暗示。作为宋遗民的郑思肖，他在诗歌中反复吟咏的无非是内心最为强烈的家国之恋：“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德祐二年岁旦二首》其二）；“湘兰终恋楚，吴橘不逾淮”（《即事八首》之一）。这一历史故事自然极易引发明清易代之际汉族士子内心同样的情绪感动，于是《心史》中的每一首诗、每一篇文章都足以掀动那个喋血鹃啼时代人们的心灵波段：

有宋遗臣郑思肖，痛哭元人移九庙。独力难将汉鼎扶，孤忠欲向湘累吊。著书一卷称《心史》，万古此心心此理。千寻幽井置铁函，百拜丹心今未死。厄运应知无百年，得逢圣祖再开天。黄河已清人不待，沉沉水府留光彩。忽见奇书出世间，又惊牧骑满江山。天知世道将反复，故出此书示臣鹄。三十余年再见之，同心同调复同时。陆公已向厓门死，信国捐躯赴燕市。昔日吟诗吊古人，幽篁落木愁山鬼。呜呼，蒲黄之辈何其多，所南见此当如何！

顾炎武的这首《井中心史歌》堪称诸多题咏中的代表，在“牧骑满江山”的时世之中，顾炎武认为《心史》一书不仅体现了孤忠的人格魅力和光辉，更有“世道将反复”的号召力。“同心同调复同时”，一部《心史》消融了三百多年历史时空的阻隔，使郑思肖与顾炎武在易代之际的家国感情上实现了古今沟贯和交流。

宋、明二朝，“宗国”皆覆亡于“夷狄”，因而在明遗民的心中，常有这样的想法：“明之季年，犹宋之季年也；明之遗民，非犹宋之遗民乎？曰：节固一致，时有不同。”（邵廷采《明遗民所知录》）那么，借宋抒怀也就成为清初遗民诗歌创作的共同情感取向，像顾炎武诗歌中那样，诸如陆公（秀夫）、信国（文天祥）等节义人物一个一个出现在诗歌中，甚至在清初还出现了大量专门记录宋代遗民行迹的著述。顾炎武在为《广宋遗民录》作序时曾这样饱含深情地说道：“古之人学焉而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而况当沧海横流，风雨如晦之日乎？……于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难。而或一方不可得，则求之数千里之外；今之不可得，则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慨想千载以上之人”，这是中国古人历史阅读中情感、价值取向的共同维度，其内涵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认同与砥砺，因而“苌弘化碧”“伯夷叔齐”几乎是特定历史时期带有普世性社会话语的关键词。

正缘于此，郑思肖《心史》铁函的发现，也就成为清初江南文人精神生态构成中的一件大事，作为东南遗民耆宿的福建人林古度（1580—1660）在《心史跋》对于郑思肖诗歌中的忠义之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未有沉之九渊而不浸渍者，盖天地间万物可毁，唯有忠义之气托于文字亘古不化，虽五金之坚亦易磨荡糜烂，先生之心精凝结，虽不函铁沉井，亦不能毁，苌弘之血，庶几似之。”

无论是郑思肖“托诗为史笔传闻”（《哀刘将军》诗），还是汪元量“笔走成诗聊纪实”（《凤州》诗）的纪实诗法，都成为清初大学者黄宗羲推论“诗史”这一重要理论命题的基础。在黄宗羲看来，郑思肖的《心史》以及汪元量（水云）的诗、谢翱的《晞发集》等遗民志士的著作，无不凝结着他们忍辱含垢，独立不迁的精神力量，而诗歌作为“亡国者”心灵史的展现，也俨然成为国家覆亡的历史见证，因而黄宗羲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说：“非水云之诗，何由知亡国之惨，非《白石》《晞发》，何由知竺国之双经？陈宜中之契阔，《心史》亮其苦心，可不谓之诗史乎？”

“井中奇书”《心史》现身后，其影响深远，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材料，为之作序跋、题咏的遗民文人即逾百家，其中不乏顾炎武、归庄、钱肃乐、方文、孙枝蔚、黄淳耀、邢昉、苍雪读彻、陈壁、朱鹤龄、黄宗羲、方以智、黄周星、钱澄之、张煌言、祁彪佳、谈迁、屈大均、陈恭尹、魏禧、曾灿等这些知名度极高的遗民志士，更在广大的士绅阶层中产生极大的震动。《心史》的影响也已经不再局限在苏州一地，它几乎已成为清初遗民志士气节的符号和标志。

南明旧都南京，流寓在此遗民志士尤多，再加上遗民中年齿、辈份最高的林古度又是《心史》在金陵的刊刻者和传播者，以他的影响力，许多人在其号召和迪引下，无不对郑思肖及其《心史》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题咏。就在明亡之前，林古度的老乡，福建晋江人黄居中（1562—1644，著名文献学家黄稷虞的父亲）就曾写下了一首长诗《阅宋遗民郑所南井中心史》（《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十）。黄居中被《心史》中的诗歌作品所感动，“读罢悲且吟，反骚同哀屈。万载首阳薇，高风等葎萃”。因而在这首长诗中，他不仅赞颂了郑思肖的忠孝节义：“纲常自我肩，忠孝理惟一。草莽亦王臣，讵能忘国恤。”更在仔细读过之后，认为《心史》是一部辨夷夏、明正朔，阐明礼乐之大防的一部经典，即其在诗中所谓“既正夷夏防，更严诛叛律。大统非汤武，正闰明褒黜”也。所以，就这个意义上而言，黄居中把《心史》的发现和历史上的“汲冢发周书，孔壁传缃帙”等量齐观。

在父亲黄居中的影响下，黄稷虞不仅在《千顷堂书目》中著录了郑思肖的《心史》，而且还经常在父亲开创的千顷堂中组织题咏《心史》的社集唱和，在南京遗民诗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清初南京遗民诗人顾梦游就是黄氏千顷堂《心史》社集的主要参加者，在《顾与治诗集》卷一（《丛书集成续编》本）中就在一首《咏井中心史》诗的题注中明确地指出“社集黄海鹤先生千顷堂分赋”。海鹤，是黄居中的号。顾梦游写作此诗时，韩剧中当已为明殉国，主持千顷堂唱和的应该是其次子黄稷虞。顾梦游在《咏井中心史》诗中借对郑思肖《心史》一书来抒写自己对明王朝日月可鉴的忠心，以及不仕新朝的决绝心意。更值得关注的是，他早已不满足于一介儒生停留在以文字表达复明的雄心，更希望自己能够“雪涕淬霜锋”“镕剑裹心血”“铸剑挥搀枪”等实际行动来实现自己的拳拳报国之心。全诗贯注着喋血山海的悲壮和豪情，其诗曰：“烈士忘其躯，岂顾千载名。所悲道日丧，呼世长疾声。共秉君父性，独含深苦情。郁郁复郁郁，穹苍鉴精诚。德祐坠西日，人天一时倾。矫矫郑夫子，方与阳九争。举手挽天河，愿洗尘秽清。其事如可就，夷齐安足并。雪涕淬霜锋，大义期共明。四海无一士，持此将何成？镕剑裹心血，沉渊入澄泓。蛟龙铁旁卧，饮泣不敢惊。夜夜辘轳上，光气如丰城。神物不自，出为盛世祯。沉吟想当日，孑影申幽盟。一往开万里，四顾仍愤盈。至今心炯炯，敢以文字评。拾铁复欧冶，铸剑挥搀枪。”

比及近代，《心史》一直都是爱国志士亟亟欲读，用以自砺的一部书籍。梁启超在“养养然梦寐以之者十余年”之后，终于在1905年从朋友处读到《心史》之后，“每尽一篇，腔血辄跃一度”，以至于睡梦中还在呓诵《心史》中的诗句“誓以匹夫纾国难，艰于乱世取人才，屡曾算至难谋处，裂破肺胆天地哀”，接着便是“咿嘤作小儿啜泣声”，直令同居一室者目为“病”。在《重印郑所南心史序》一文中，梁启超深有感慨道：“呜呼！启超读古人诗文辞多矣，未尝有振荡余心若此书之甚者！……呜呼！此书一日在天壤，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先生之人格求诸我国数千年先民中，罕与相类！……呜呼《心史》！呜呼《心史》！书万卷，读万遍，超度全国人心，以入于光明俊伟之域，乃所以援拯数千年国脉，以出于层云霿雾之中！”在梁启超看来，《心史》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足以使我中华民族“起弊振衰”，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促动下，他随即校印《心史》，使之广为流传。

在近代文学史上，还有一件事情也应该与《心史》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那就是1909年11月13日，柳亚子和陈去病、庞树柏、黄宾虹等十七人在苏州虎丘山麓的张国维祠举行第一次雅集，宣告了近代革命文学社团——南社的正式成立。南社之所以名之曰南社，其中的内涵，高旭在《南社启》中言之甚明：“然则社以南名，何也？乐操南音，不忘其旧。……窃尝考诸明季复社，颇极一时之盛。其后国社既屋矣，而东南义旗大举，事虽不成，未始非提倡复社诸公之功也。”其反满的色彩尤为明显，其步武追随晚明复社之意也明。至于南社第一次雅集为什么会选择张国维祠，难道只是一种巧合吗？通过文献的稽考，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否定的回答。作为南社发起人的高旭因故未及参加，他便作有一诗，诗中就说道：“铁匣沉埋古井枯，不成遁世岁云徂。”（《十月朔日，南社诸子会于吴门，以事羁不得往，姑期明春再图良晤，吟成长句，写寄同人》）原来，这与《心史》有着莫大的关系。张国维是《心史》的最早刊刻者，其祠岂非可视作《心史》之源乎？其中的深意，自然值得我们深深地回味，作为南社创始人的庞树柏，他在诗中就发出了这样的喟叹：“君不见溪山清寂三百年，张、杨（按：指张国维、杨廷枢）风采今渺然。词人独吊真娘墓，谁向林中拜杜鹃？”（庞树柏《己酉十月朔南社第一次雅集于虎溪张公祠到者凡一十七人》）

按梁启超“起弊振衰”之说，则《心史》的发现地自然也不应该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但是许久以来，承天古寺一直若隐若现地存在于世人的视野之外，甚至还有人错误地将它和苏州的报国寺混为一谈。但《同治苏州府志》卷三十九《寺观一》中，对于承天寺的记载非常准确、清晰：“承天能仁禅寺在皋桥东，崇祯戊寅十一月，浚井得郑所南《铁函心史》。”循着方志的记载，笔者按图索骥，到苏州皋桥周边做实地勘踏，一条名曰“承天寺前”的逼仄小巷令笔者欣喜万分，经验让笔者知道承天古寺、古井应该就在附近。在周边老苏州的指引下，一座用作工厂仓库的旧式庙宇和一口依然被居民使用的古井终于出现在眼前了，这就是明清易代之际倍受江南文士关注的承天寺和发现奇书的古井？历史的沧桑，城市的记忆，在岁月的洗礼中，在市井生活的恬淡中渐行渐远，正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