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国平

清末民初，随着教育体制和课程内容改革，大学开始设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一类课程。有课程就需要教材，于是催生出我国最早的一批文学批评史讲义、著作。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是这类著作中的第一部，与作者在东南大学讲授相关课程可能不无关系。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的文学批评史著作，前身都是他们在大学授课使用的讲义。说明我国文学批评史早期成果与大学教育息息相关。

在这些著作中，朱东润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有特色的，也是重要的一部。它的产生与闻一多、任憨忱、李笠（雁晴）有关，尤其与闻一多关系密切。朱东润先生1929年应武汉大学之聘担任教职，闻一多是文学院院长，任憨忱、李笠是他同事。朱先生开始在武汉大学预科教英文，不久，闻一多希望他“担任大学一年级英文教学，同时准备英文国学论著和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两门课”。朱先生表示教中国文学批评史“得好好准备资料”，匆匆忙忙开不了。闻一多说批评史课排在四年级，还有一年可作准备。于是朱东润先生就接了任务，开始写讲义。如果没有闻一多的信任和“逼促”，大概就不会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学术史上有些著作所以会产生，有些人所以成为了专家，也经常是这样被“逼”出来的。朱东润先生在写作《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过程中，搜寻资料方面得到任憨忱、李笠不少帮助。任憨忱，湖南湘阴人，留学英国，研究中国经济史，喜欢购买古籍、旧书，爱好版本目录学，他协同朱东润先生搜集资料，朱先生在《自序》里特别对此表示深切感谢。李笠，浙江瑞安人，长于目录、校勘，也是朱先生搜集文学批评史资料经常请益的友人。以上这些情形在《朱东润自传》第八章《武汉大学前八年》中都有讲述。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着眼于整体介绍我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演衍，对各家文学批评渊源、流变、异同的分析简明扼要。此书在讲义阶段几经作者修改，其依历史顺序，以批评家为纲讲叙文学批评发展过程的框架始终没变。朱先生在《大纲》编成后，又写了《何景明批评论述评》《〈沧浪诗话〉参证》《述方回诗评》《述钱谦益之文学批评》《司空图诗论综述》等文学批评史专论，多发表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大纲》受到课堂讲授条件的限制，篇幅不得不是收敛的，这些文章则论述展开，发挥充畅，对《大纲》的内容多有补充。当然，从《大纲》到后来这些文学批评史论文，也表示他对有关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比如《司空图诗论综述》指出，司空图“濡染于”佛、道二教者“至深”，又比如《述方回诗评》一文指出，方回以为杜甫诗歌的精髓尽在律体，以为杜诗“愈老愈剥落”，以粗豪为老境，皆未能真识杜诗。这些论述皆越《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有关内容而向上，分析更为精细。我们今天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应当结合朱东润先生后来写的全部有关文学批评史的论文，这样方能够完整认识他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看法。

朱东润先生认为，作者编写史书欲完全避免自己的主观倾向是做不到的。他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并不讳言将自己主观判断施之于历史的叙述中，对客观叙述文学批评史的说法表示质疑。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这部著作是有帮助的，对于处理好治史（包括治文学批评史）中的客观与主观的关系也有启发。他说：

有人说这本书虽然是“史”，但是还有些“文”的意味。有人说这是“文学批评之批评”。假如我的猜测不错，他们的意见也同样地认为这本书不完全是史实的叙述，而有时不免加以主观的判断。这一点我当然承认，但是我愿意声明，一切史的叙述里，纵使我们尽力排除主观的判断，事实上还是不能排除净尽。

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何以文学批评史的叙述不能够将叙述者主观判断排除净尽的原因：

我们的目标，不妨完全是史实的叙述，然而事实上不能办到，这是一点。还有，既然是史，便有史观的问题。作史的人总有他自己的立场，他的立场所看到的，永远是事态的片面，而不是事态的全面。固然，我们也说要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观察事态，但是一个事态的许多片面的总和，仍旧不是事态的全面。这是又一点。还有，历史的记载当然是史，文学批评史也是史，但是和历史的史究竟还有些许的不同，在已往的许多著作里，什么是文学批评，什么不是文学批评呢？在取材的时候，不能不有一个择别，择别便是判断，便不完全是史实的叙述。在叙述这几个批评家的时候，不能不指出流变，甚至也不能不加以比较，这也是判断，更不是史实的叙述。文学批评的本质，不免带着一些批评的气息。这是第三点。（《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自序》）

这是朱东润先生的著史观念，贯穿于他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全书中。针对一味主张客观叙述者的批评，他直言道：“事态上无可避免的现实，只有请求读者的原谅。”（《自序》）

下面，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两点稍作具体说明。

一、 关于“远略近详”。朱先生说：“应当根据远略近详的原则，对于近代的批评家加以详密的叙述。”（见《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自序》）此成为这部我国早期问世的文学批评史著作一个显著特色。

荀子《非相》曾说，人们对越久远的事，讲的越省约、简要，越相近的事，讲的越详尽、具体，所谓“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远略近详”的说法由此而来。一般言，“远略近详”是中国古代著史的通例。《春秋》《史记》无不如此，《资治通鉴》中《唐鉴》部分篇幅最大。站在以史为鉴立场上，“近代史”无疑对于各朝代的人来说都最具直接的借鉴意义，缘此“远略近详”才成为古人修史的一个通例。乾嘉学者研究史学也往往体现出详今的原则，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很注重对宋金辽元四史的考辨，他学问精博，涉及领域众多，又以对元史的研究为专门之学，发掘和表彰《元朝秘史》《元典章》《圣武亲征记》等书的史料价值，都显示出钱大昕重视“近代史”的眼光。

“远略近详”也屡为近人提倡和实践。民国二年出版的《清史纲要》其例言说，“盖远略近详本史家通例”，故该书于记载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史事，“卷帙稍繁”。章炳麟《太炎文录续编》卷一《救学弊论》总结当时学校文科五弊，其三为“详远古而略近代”，“不法后王而盛道久远之事”。他认为这样的历史教学是不行的，主张要倒过来，“务于眼学，不务耳学”。这意思也是提倡“远略近详”。张庆桐《俄游述感》谈到：梁启超《李鸿章》一书出版后，“俄人多有思译之者，以其略古详今，不但中国数千年大势粗具其中，即五十年来东方近事搜罗殆尽”（见张中行《负暄续话》之《张庆桐》）。说明域外读者也往往更加重视我国“远略近详”一类图书。文学方面，骆鸿凯指出萧统编《文选》，篇目“去取之准”也是“近详远略”（《文选学·义例第二》）。

可见，朱东润先生以“远略近详”原则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既与古人的撰史传统相联系，又与近现代学人的认识相一致，其学术思想的渊源分明可寻。

朱先生并没有对“远”和“近”的界限作明确划断，读者对此各有不同理解，有的以为“近”侧重指明清，有的以为侧重指晚清（人们常说的近代），依此，“远”的下限起码是在宋元以后。这应该不是朱先生本人的意思。从他相关一些说明中，可以明白他说的“远”是指唐代以前，“近”则是指宋代以后，唐、宋是划分远、近的界限。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前身）1932年本题记中指出：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唐代以前殆十之七，至于宋后不过十三”。可是我国古代“文体繁杂，溯自宋元，评论诠释，后来滋盛，概从阔略，挂漏必多。此则繁略不能悉当者”（见《朱东润文存》）。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自序》中他又两次谈到，一则曰：“大学课程里，文学史的讲授，只到唐宋为止；专书的研讨，看不到宋代以后的作品——并不是罕见的实例。”二则曰：“因此即是讨论到中国文学批评，一般人只能想起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最多只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十一世纪以后的著作，几乎逸出文学界的视野，这不能不算是骇人听闻！”这些都是将唐前、宋后对举，以此来划分远近，而他极不满文学批评史研究中详远略近，正是想要改变详叙唐代以前，尤其是六朝以前，略述宋代以后这样的风气。《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七十六节，唐以前二十三节，宋以后五十三节，前后两部分，篇幅大约是3：7，尽管不同版本节数有差异，唐以前、宋以后篇幅所构成的这种比例，大体保持不变，全书“远略近详”的特色一目了然，同详于唐前、略于宋后的批评史著作形成了很大反差。

朱先生提出“远略近详”本是针对当时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前重后轻现象，因病发药，以期建立中国文学批评史平衡的研究格局。事实上，他“详密的叙述”“近代的批评家”主张更大的意义是，唤起学者加强对宋代以降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而他自己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实际上正开启了这种新的研究风气，促使后来文学批评史研究的重心作出调整，这意义显然已经超出了他提出“远略近详”之初救弊补偏的预期。

二、关于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朱东润先生留学英国，接受西方学术影响，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全书的论述非常中国化，然在其本土文风的包裹下，犹能感到作者受西方文学理论影响的背景。

这一点在朱先生早期油印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中还可以看得清楚。如在《讲义·绪言》部分，朱先生引用英国文学批评家高斯关于文学批评的定义，并提到盛世保列在他《文学批评史》中有关文学批评范围、对象的说法，后来印行《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这些引用都删去了。《讲义·绪言》引用的高斯另一句话，谓文学批评的成熟是在批评对象完成以后，否则，得出的结论“必多乖舛”，还被保留在《大纲·绪言》里，借此，我们读《大纲》犹能想象出朱先生治中国文学批评史与西方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当然，朱先生指出：“中国所谓文者，与西方之论不必尽合。”（《讲义·绪言》）所以他不会生搬硬套，将西方文论勉强用之于分析中国文论，但是显然他认识到两者有相通之处，西方文学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认识中国文论的特点。

比如，《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一个显著特点是“为文言文”（第二十六节）。此书篇幅不大，而绝大部分内容是“为文言文”，而别的有关著作，往往论道与文、道德与文的关系，论文章的功利目的占相当比例，两者有所不同。他论苏洵、苏轼、苏辙文学批评特点时说：“自古论文者多矣，然其论皆有所为而发，而为文言文者绝少，古文家论文多爱言道，虽所称之道不必相同，而其言道则一，韩柳欧曾，罔不外此。王安石论文，归于礼教政治，然亦有为而作。至于苏氏父子，始摆脱羁勒，为文言文，此不可多得者也。”对于“不可多得”的“为文言文”的批评家及其主张，朱先生非常重视，下力气发掘这方面资料，加以归纳总结。不仅对于大家如苏轼是如此，对于不大为人们了解的批评家，若在“为文言文”方面有好见解，也给予醒目地介绍。如宋代诗论家范温，朱先生肯定他“论建安之诗者尤确切”，论杜甫诗歌工拙相半“极有识”，于李商隐《筹笔驿》《马嵬》两诗“分析评论，言之极细”，分析《尧典》、韩愈《原道》、杜甫《奉赠韦左丞丈廿二韵》等“丝丝入扣”，又评他论诗歌炼字，意见精彩，叹为观止。《大纲》对范温详加介绍，篇幅略少于黄庭坚，而多于苏轼，在全书显得很突出，这说明朱先生是将“为文言文”作为最主要的内容写入中国文学批评史，从而成为《大纲》的特色。显然，朱先生这种写法背后的文学观念是他所了解和接受的西方纯文学思想。

虽然与《讲义》相比，《大纲》删去了几条直接引述西方文学批评家的话，使这本书与西方文论的关系变得不够清晰，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西方文学观念对朱先生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产生的影响，并未因此而消失。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