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衍明

摘要：学术著作出版的属性是由学术和出版的互动关系所决定的。这种互动关系，主要通过选择、创新、人才培养、规范等形式体现出来。当前的学术著作出版，存在“门槛”异化、创新能力不足、专业人才成长环境恶化、学术规范与出版规范隔离等问题。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学术著作出版专业化的缺失、效益考评机制的不完善、出版机构的无序竞争等。提高学术著作出版质量，应该提升出版机构和编辑的专业化水平、改革和完善学术选题的论证机制、建立和完善学术著作的质量考评体系、提高国家对学术著作出版的相应投入等。

关键词：互动关系;学术著作出版;学术规范;选题论证

中图分类号：G23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0-0167-05

学术著作出版是个相对特殊的领域，它横跨两个相对独立但又关系密切的领域：学术研究界和图书出版界。它既是广义的学术活动的重要一环（学术传播），又是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处在两者的交叉地带。可以说，学术著作出版的质量，是由学术研究和图书出版的互动关系所决定的。有关学术著作出版的讨论，需要纳入学术与出版互动的关系框架，才更有可能找到问题的症结，进而得到答案。

一、学术与出版的互动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术以深度见长，力求推进相关领域的知识更新;而出版的本质是复制①，追求知识在更大时空范围内的传承和传播。前者属于知识生产领域，后者属于知识传播范畴。从性质上看，两者存在本质的差异。但是，它们又都是广义知识链条中的重要环节。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存在着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主要通过以下四种形式来体现。

1.选择

学术研究所创造出的大量成果，为出版活动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资源。这些以文字、图形等符号形式表现或承载的精神文化内容，是出版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出版也为学术界提供了学术作品的传播途径和专业认证的核心机制。通过出版，作者私人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一种社会化产品，从而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当然，并非所有的研究成果都能最终顺利进入出版环节。优秀之作脱颖而出，而平庸之作被拒之门外。这种选择功能，对于学术著作出版尤为珍贵。对出版机构而言，它避免了无谓的人力、物力的浪费，从而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有价值的学术作品上，围绕着作品质量等做文章;对学术研究而言，它能形成有效制约机制，激励学者凝神聚力，关注学术质量，打造能够经受时间检验的学术精品;对致力于学术研究的读者而言，出版机构经认真选择推送的学术著作，能够使他们节省时间和精力，了解和掌握真正需要的前沿成果。

2.创新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新资料的发掘、新方法的运用、新理论新观点的提出，都能推动相关研究向前发展。其实，创新又何尝不是出版的生命！作为内容产业，“出版企业为读者提供的是内容，而不是一般的商品。出版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内容的竞争，而且是创新内容的竞争”②。对学术著作出版而言，内容创新的实现，当然需要富有创新精神的高水平编辑，但从根本上来说，则有赖于学者的研究创新。学术研究中的多层面创新，往往能为出版的内容创新注入活力;而出版活动，同样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学术研究的创新。而这种推动，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策划活动来实现的。出版机构根据对学术研究动态的了解，对出版现状、读者需求等的综合分析，策划组织重大选题，有时能推动开拓学术研究领域、创新学术研究方法等。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傅璇琮先生任中华书局总编辑期间，曾筹划“中国文学思想通史丛书”，并邀请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担任主编。这套丛书突破传统的诗文批评性文论著作，而将文学作品与文学思想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立体研究，开辟了文学思想史的新领域。

3.人才培养

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除了研究人员扎实的专业基础、宽松的学术环境外，出版机构对青年人才的涵育和发掘，也是一种重要的支撑。重要学术著作出版项目的实施，不仅能够锻炼相关编辑，为出版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人才资源，而且能够为青年学者提供难得的成长机会，从而使学术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陈昕组织国内一批青年学者，出版他们的处女作，集成“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这套丛书打开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学术视野，更重要的是发掘了一批中国经济学界的青年学者，如林毅夫、樊纲、袁志刚、张军等，为中国经济学界锻造了一代杰出的经济学人。

4.规范

规范，即“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③。无论是做学术研究，还是从事学术著作出版，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和标准。曾有学者将“学术规范”划分为“学术研究基本规范”“学术研究程序规范”“学术研究方法规范”“学术论著撰写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署名及著作方式标准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批评规范”等。④严格遵循学术规范，为出版活动提供了有较高质量保证的学术作品。而对学术著作出版而言，需要遵循的规范，除了以《著作权法》《通用语言文字法》《出版管理条例》等为代表的法律法规，以《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标点符号用法》等为代表的系列国家标准外，还应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对著作者学术规范的要求。要求学术研究成果发表要符合相应的规范要求，力求体现学术成果的真实性、科学性和传承性，体现对他人学术成果的尊重。其次是对出版者技术规范的要求。要求出版单位建立对学术成果科学评价的标准和规范，以便对学术著作的学术水平、创新性做出科学评估，同时要求编辑加工、印刷装订等出版环节必须遵守相应规范要求。”⑤毫无疑问，严格执行学术著作出版规范，能够推动学术研究在问题意识、注释规范、学术诚信等方面形成督促机制，以形成健康有序的学术环境。

二、学术著作出版中存在的问题

从宏观层面把握中国学术著作出版的成就、机遇及挑战等问题，已有学者论及⑥，这里仅从学术和出版的互动角度，来审视当今学术著作出版存在的几个问题。

1.学术著作出版“门槛”的异化

通过设置“门槛”来筛选适于出版的作品，既是出版功能的体现，更是出版的价值所在。因此，学术著作出版设置“门槛”是再正常不过的。问题的关键是它设立了什么“门槛”，是作品质量“门槛”，还是经济“门槛”？众所周知，学术著作的读者群体狭小，经济效益难以保障。在既无国家资助、也无作者补贴的情况下，依靠出版机构自有资金投入学术著作出版，确实难度比较大。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各类学术、出版基金的支持，困扰学术著作出版的资金问题似乎迎刃而解。与此同时，在转企改制的背景下，图书市场的低迷甚至萎缩，使部分出版机构面临着沉重的经济压力。于是，一些学术质量不高的书稿因有充足的补贴支撑而进入出版流程。学术选题的论证，本是体现出版活动“选择”功能的重要一环，但在有些出版机构已形同虚设。只要有一定的出版补贴，在“文责自负”的名义下，众多学术成果纷纷进入出版环节。学术质量就不再是出版机构关注的重点，所谓的“门槛”也就变了味道。

2.学术著作出版创新能力不足

除了上述带有出版资助的学术作品外，学术大家名家的旧作新稿也颇受出版机构的青睐。特别是民国时期的许多学科奠基人、“大师”级学者的学术著作，几乎都有新版。这些著作，或者开辟了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从而具有重要的学术史地位，或者开启新的学科研究范式，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能够为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提供借鉴和启迪。但是，这些经典著作毕竟是有限的，许多出版机构趋之若鹜，在封面、字体、用纸等形式方面稍做变化，一出再出，是不是也是一种内容创新乏力的表现呢？当下的学术著作出版，出版机构和学术界合作的例子并不鲜见，不少学术套书、丛书、译丛，都是两者共同打造的结果。但这种策划，多是以相关学术课题、基金项目为依托，以相关学者为主，名为策划者的出版机构多处于辅助地位。出版机构深度介入学术研究、策划高端学术著作的能力稍嫌欠缺。有些策划简单地“因时而动”，急功近利，导致学术分量不足，甚至“伪学术”泛滥。

3.涵育专业人才成长的环境恶化

高水平的编辑人才是出版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曾经涌现出一大批学术功底深厚的编辑大家，如鲁迅、郑振铎、叶圣陶、舒新城、周振甫等。但遗憾的是，当今的出版业似乎越来越失去了培育学者型编辑成长的土壤，“治学者一为编辑，便面临失却专业的危机”，“激烈竞争的出版业容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⑦。当下，出版机构几乎每年都招进不少硕士、博士，业务培训、继续学习也年年都有，但在规模、业绩、利润等指标压力下，似乎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允许编辑安心在某一个领域成长为学者型编辑。对文字、标点、结构等技术层面的问题进行处理，成了责任编辑的主要工作内容。而对内容本身的学术评价、从学术角度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武功”，却日渐荒废！这样即便长年经手学术著作，学术编辑的专业成长也无从谈起。

建立和维护一支优秀的作者队伍，对于出版机构的生存、发展同样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但问题是，什么是“优秀”？优秀，显然要靠作品说话。出版的安身立命之本就是提供高质量的出版物。作品，也只有作品，才是判断作者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这些本是常识性的认识，在实践中却往往走了样。学术选题论证时，自然要涉及作者的考量。但是，如果将对学术成果的质量评价和取舍，与作者的单位、身份、地位、声望等简单地画等号，不论这种论证机制的出发点如何，声称多么科学，都将与遴选高质量著作这一主旨相背离。在这样的评价系统中，青年学者是肯定不占优势的，更遑论对其培养了。

4.学术规范和出版规范的隔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失范时有发生，学术道德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以邓正来、杨玉圣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围绕学术规范问题开展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讨论⑧。教育部也于2004年公布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等文件，对学术规范做出了具体要求。学术界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这些努力，对于引导健康的学术研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深层次制约学术真正繁荣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诚然，学术失范贯穿在有些学者的科研活动中，但其活动的结果则体现为学术作品。试想，若学术著作出版机构能够对相关作品加强审查，是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避免失范的成果出笼呢？显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学术规范的呼唤，学术著作出版机构是相对缺位的。令人欣喜的是，这种情况在近几年有了改变。2012年9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50余家出版单位也因此联合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倡议书》。这个规范对于提高学术著作出版质量，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尚不可知。但如果每个出版机构都能坚持这种要求，每个学者都能够以身作则，那么对优化学术环境、出版环境，就是一种重要的推动。当然，目前仍存在的问题是，学术规范和学术著作出版规范，虽然密不可分，但在实践中似乎还有些隔离，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

三、学术著作出版问题的根源

深入系统地分析学术著作出版的病灶，是推动其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学术著作出版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专业化缺失

学术著作出版，涉及的学科领域之广泛，研究内容之精细，都是大众图书出版难以比拟的。托马斯·库恩曾提出：“当一门科学成熟的时候，它的专业人员就组成了某种特定的亚文化群，其成员是彼此著作的独有的读者和裁判者。这时他们所研究的问题就不再由外部社会提出，而是产生于内部的挑战。对精确度的追求成为成熟学科成员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他们用来解决问题的概念，大都同他们受到的专业训练所提供的概念紧密相关。他们越来越远离了他们专业之外的文化环境。”⑨也就是说，随着学术专业化日渐加深，学科之间的壁垒也愈来愈森严。为了适应学科的这种发展变化，以及学术著作出版的巨大差异性，专业化自然是现实选择。

在一个出版机构内部，对学术著作出版影响最大，专业化缺失体现最为集中的，恐怕还是选题论证机制。编辑策划填报的选题，首先在所在编辑部（室）内部进行论证，然后上报社内选题论证会等。这样一种层层申报的论证机制，对于学术选题的筛选来说，未必是一种科学的制度安排。最大的问题出在评价人员的选择上，也就是说由谁来评价选题、负责筛选？在多数情况下，评价人员由社领导、部门领导、发行人员等组成。这样的人员结构，对于出版流程可能很熟悉，但对于专而精的学术选题的质量把握，偏差是在所难免的。众所周知，学术类书稿，一般会对某个学科、某个领域、某个问题有深入、系统地阐发。对于选题论证中必然涉及的内容质量等问题，如果不具有相关的专业背景，没有浸淫其中的学术熏陶，是很难胜任这样一种评价任务的。

2.效益考评机制不完善

专业化缺失是造成学术著作出版诸多问题的原因之一，但是从深层次来说，现行的效益考评机制才是根源。在许多出版机构，对编辑的年度考核主要由两个方面的指标构成：一个是工作量，主要体现为发稿字数;一个是经济指标，主要体现为所编辑图书实现的销售利润。显然，这两个指标是对丰富的充满异质性的出版活动的抽象化，一个是普遍的、无差别的编辑劳动，一个是冰冷的数字，两者都无法体现出学术著作出版与其他类型出版之间的劳动复杂程度、个性特点的差异。利润指标可以视为经济效益的具体体现，那作为“双效益”另一翼的社会效益呢？显然，在上述的考核体系中，社会效益并没有得到明显的体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笔者看来，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从可操作性的角度来说，经济效益比较容易通过一系列经济指标（如码洋、利润、销售收入等）来具体量化，编辑之间容易进行比较;而社会效益，究竟应该包括哪些指标，各种指标在体系中的权重是多少，难以统一;具体到每个指标，也比较难以量化，难以操作。于是，在具体实践中，不少出版机构就将获奖图书数量、级别等作为考评编辑工作社会效益的基本依据。二是从两个效益的受益对象来看，经济效益体现了出版业的产业特点，为出版单位赚取利润，是出版单位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社会效益主要体现了出版业的外部性特点，溢出效应的受益人是社会。出版机构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市场主体，相较于社会效益，更关注经济效益，也就不难理解了。

考评机制影响着学术著作出版行为。众所周知，学术著作内容相对深入，编辑加工的难度比较高，能够实现重印或再版的是极少数，即便重印，周期也比较长。在这种考核中，编辑为了完成考评指标，或者出于个人经济考虑，势必更为关注经济效益。在对选题、书稿质量并无精到把握的前提下，无补贴的学术选题（不论学术质量如何），通过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3.出版机构之间的无序竞争

出版的专业化还常常体现在出版机构之间的合理分工上。随着出版改革的深入推进，存在于出版界多年的专业分工逐渐淡化，各个出版机构作为独立市场主体，彼此之间竞争成为常态。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出版机构都涉足学术著作出版。在一个竞争日趋激烈的出版环境中，根据自身优势有选择地进入学术著作出版，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一些出版机构从事学术著作出版是盲目的。既没有优秀的作者、作品资源，也没有胜任学术著作编辑任务的编辑队伍和发行队伍。在不尊重学术著作出版专业性的前提下，闹出专业知识差错甚至笑话，也就不足为怪。

对学术著作出版现状持批评甚至否定态度的声音，一部分出自学者，称“学术著作出版不差钱，差质量”，还有一部分出自出版界，甚至就是学术著作出版机构的掌门人。既然学术著作出版问题重重，或者像有人说的过多过滥，作为出版人自身，是否就没有责任呢？或者说，明知已经过多过滥，还要更多更滥，那么追求学术著作出版的动力是什么呢？现实情况是，在规模、品种、码洋甚至上架率等指标的要求下，不少出版机构存在贪大求全的“造货”冲动。特别是带有资金补贴的学术著作，哪怕质量不是那么高，也不难找到出版机构。因此，从整个出版界的竞争环境来说，这种学术成果很容易出版。

四、学术著作出版质量提升策略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出版环境下，提高学术著作出版的质量，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提升出版机构和编辑专业化水平

出版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分析自身历史传统、人才优势、专业特长、市场表现等方面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从专业分工到专业化的历史转变。如果说专业分工尚带有一定程度的行政指令色彩的话，那么在专业分工淡化之后，出版机构应在市场竞争中逐渐确定自身的专业化方向。即便是专注于学术著作出版，也要实事求是地聚焦某些学科、某些领域，在某些细分市场上做到极致。就学术编辑而言，在工作之余，应该有意识地凝聚自己的专业方向。学者化编辑，更有能力抓住学科领域的热点选题，甄选出优秀的学术成果。为了更好地满足学术著作出版的要求，学术编辑掌握所涉足的具体学科的学术史是很必要的。了解和掌握一个学科的学术史，对选题等的判断就多了一份历史的眼光，就知道该选题在学术链条上的位置，能够给其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2.改革和完善学术选题论证机制

就学术选题而言，价值判断主要围绕学术评价展开，侧重对研究成果的创新性、有效性、可靠性和科学性的判定与裁决，始终将质量放在第一位，鼓励和引导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工作。在这个方面，选题在学术生产链条中是否具有“知识增量意义”，资料、观点、方法等是否具有创新意义，成为关注的重点。相关学科领域的学者、编辑，自然具有优势，最具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应引入同行评议，请专家参与选题论证。这有利于提高学术选题论证的权威性、视野的开阔性和评价的公正性等。但学术选题的论证，包括但不等同于学术评价，除了价值判断，还要进行市场判断、可行性判断等几个方面的工作。对于这些，由出版部门依据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准确分析和决策，自然体现出它的优势来了。因此，参照发达国家出版机构的做法，建立一种筛选式的、社外专家与社内各部门人员共同参与、优势互补的全方位论证机制，成为必然选择。

3.建立和完善学术著作的质量考评体系

我国现行《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中，图书质量包括内容、编校、设计、印制四项。在这四项中，编校、设计、印制都有相对具体的计算办法、技术标准等，可操作性比较强;而对于内容质量的规定，大而无当，过于笼统⑩。以之考查学术著作，起不到管理、引领学术著作提升内容质量的目的。学术著作作为一种物质化的、有形的文化产品，要重视其编校、设计、印制质量，但更应该关注学术著作的精神文化内容属性，这是图书的灵魂和核心。毕竟，缺乏详细具体的考查指标，仅仅以是否存在政治性问题等作为评判学术著作内容质量的主要标准，这对学术著作出版的发展是不利的。学术著作的内容质量，包括思想性、科学性、创新性、规范性等。应该通过细化指标体系，考查其问题意识、学术规范、逻辑体系等，逐渐建立起符合学术著作特点的质量评价体系。

4.提高国家对学术著作出版的相应投入

当前，我国的出版机构除了少部分保留事业编制外，绝大部分转制为经营性的出版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更加注重经营能力建设，更加注重经济效益，成为许多出版企业的自觉追求。我们既要重视发挥出版机构的文化责任，也要给它适当松绑，不能给它附加过多的不能承受的社会责任。学术著作属小众读物，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如果完全按照市场原则，由出版机构来承担损益风险，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由国家对不承担公益性出版任务的出版企业所进行的基础性学术成果的出版活动，提供必要的各种形式的公益性扶持，势在必行。

注释

①参见阎晓宏：《关于出版、数字出版与版权的几个问题》，《现代出版》2013年第3期。②陈国平：《创新：出版的生命》，《出版科学》2008年第2期。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89页。④参见叶继元等：《学术规范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⑤杨晓鸣、黄娟琴：《学术出版规范的学理分析》，《中国出版》2014年第1期。⑥参见谢寿光：《中国学术出版：现状、问题与机遇》，《出版发行研究》2013年第5期。⑦聂震宁：《关于当前编辑困境的思考与对策》，《中国出版》2014年第9期。⑧具体可参见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邓正来：《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⑨[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9页。⑩《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第四条指出：“符合《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二十七条规定的图书，内容质量属合格。不符合《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二十七条规定的图书，其内容质量属不合格。”而《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针对的是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第二十七条针对的是内容不真实或不公正的出版物。

责任编辑：沐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