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家勇

摘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总进程相比，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明显滞后。政府“越位”和“缺位”并存，经济增长依然没有摆脱政府主导，政策失灵现象大量存在，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带来投资冲动和粗放式增长。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是全面深化改革和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关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成为界定政府经济职能的基本准则。为此，应压缩政府支配的资源量，使其保持在政府履行应尽职能的水平上，为市场配置资源释放尽可能大的空间;完善政府治理结构，将政府权力和行为严格限制在法治范围内;重塑政府间关系，改革政绩考核机制，将居民的感受作为主要政绩指标;在公共服务领域，强化政府的规划、支出和监管责任，同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效率。

关键词：政府;市场;政府职能

中图分类号：F1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0-0026-06

从本质上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一个政府还权于居民、还权于企业、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的过程，通过简政放权，激发经济主体活力和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要建成完备、规范、有效的制度体系，还有艰辛的路要走，其中的核心和难点就是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转变，建立起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效政府。

一、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是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的职能无所不包，几乎所有生产要素乃至消费品都由政府计划配置。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价值规律和市场信号才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利益诉求是经济运转的基本驱动力。这就意味着政府在整个经济中的角色必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必须从资源的配置活动中退出来。但从现实情况看，政府介入资源配置活动的程度仍然很深，仍然频繁干预本应由企业家和个人做出的决策。仅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看，2013年，国有部门投资仍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7.25%，说明政府仍然支配着庞大的生产性资源。因此，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和参与，给市场主体释放足够的活动空间，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关键。

现代市场经济建立在一套完备的支持性制度之上，而制度建设是政府的基本职责。现代市场经济的支持性制度包括完善的产权制度，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合理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公共服务有效而公平的供给等。

完善的产权制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为各类经济主体提供正当的激励，鼓励人们积累财富、配置资源和开展竞争。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和卡尔·施拉姆指出：如果不能有效保护人们的财产权，“就不能指望个人会冒着失去自己的资金和时间的风险，投资于运气不济的冒险项目。这里，法治——特别是财产和合同权利——尤为重要”①。约翰·麦克米兰认为，“政府在市场设计中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确定财产权利，因为最简单的摧毁市场办法就是破坏人们对自己财产安全的信念”②。拉古拉迈·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莱斯则认为，“竞争性市场要发展起来，第一步就需要政府尊重和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包括那些最弱和最无助的公民的财产权利”③ 。

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核心是要保证市场的自由准入，交易的平等、开放和透明，政府在这里起着维护者和仲裁者的作用。政府本身的公正和透明是建立这样一种市场体系的基本要求。随着市场体系的演化，对平等、公正和透明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市场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交易大多是简单的现货交易，欺行霸市、缺斤短两和以次充好等各种损害市场的行为往往很容易识别。但在像资本市场、现代服务业以及远期交易这样复杂的交易市场上，为防止内幕交易和商业欺诈而要求的信息披露就是难度很大的一项专业性工作，占据优势的一方也更容易操纵交易过程。规范的信息披露对中小投资者和现代服务业的消费者很重要，是资本市场和服务业的稳定和繁荣的基础，但企业、大投资者或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能会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扭曲信息。因此，对于不断复杂化的交易，政府的有效监管和公正透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不断出现的食品、药品事件和安全生产事件以及商业欺诈事件也一再提醒我们，完善的监管体制对于建立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极端重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需要打破地区封锁和地区之间的市场割裂，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打破基于现有政绩考核体制和财税体制之上的行政垄断，这与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也是分不开的。

校正市场失灵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使命。但是，政府在校正市场失灵时如果出现自身失灵，结果可能会更糟。因此，避免政府失灵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非常重要。政府失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政府自身的信息局限和利益偏好，政府可能会被某些利益集团操纵，等等。而避免政府失灵首先需要转变政府职能。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也是加速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明显特点是“要素驱动”和“政府投资驱动”，这种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在经济发展初期还是有效的，因为这时的政府角色相对明了，“提供道路、铁路、能源和其他基础设施以补充民营部门投资之不足，为自由贸易和投资政策提供条件以鼓励技术追赶，当市场与协调失灵问题抑制具有国际竞争力且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时，实施相应的产业政策”④。靠这种粗放式的增长模式，中国维持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这一增长模式已走到了尽头。一是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红利和全球化红利正在衰减，单纯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无法推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而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二是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会导致要素价格和要素市场的扭曲，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低创新、低附加值的增长模式难以扭转。同时，这一增长模式往往伴生机会不均、收入差距过大、贪污腐败盛行、社会矛盾尖锐等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三是随着要素驱动和技术模仿潜力的衰减，社会需求的日益多样化，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强，以及产业结构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的转移，创新作用凸显。在经济增长新阶段，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可能会阻碍而不是促进增长。“因此，政策重点需要更多转向发展民营部门，确保市场足够成熟以有效配置资源，同时使企业足够强健和富有创新能力，能够参与高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⑤

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与政策失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一直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但我国改革开放毕竟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出发的，政府在改革中始终处于强势地位，除非政府主动意识到自身改革的必要，或者面临较大的外部压力，否则，政府职能转变就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政府自身的干扰。这些干扰，除了政府舍不得放弃权力和由此带来的利益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市场和法治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很自然地期望自己能够替代市场和企业家的作用。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政府职能的转变明显滞后于整体改革进程，以至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

1.政府“越位”与“缺位”

政府“越位”指政府干了本应该由市场、企业、个人和社会去干的事情;政府“缺位”则指本应由政府履行的职责，政府却没有尽职尽责。

地方政府热衷于投资项目就是政府“越位”的一个明显例子。地方政府以其控制的庞大资源兴办投资项目，或直接介入企业投资活动，形成了一轮又一轮的投资冲动。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特别是投资活动的直接参与，不仅是历次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根源，而且是产能过剩的主要推手，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根据相关数据，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的产能利用分别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除了这些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以外，有色、石化如氮肥、电石等一度热销的产品也因供大于求而出现销售困难。一些新兴产业也出现产能过剩，如太阳能电池产能过剩达95%，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低于60%。产能过剩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出现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顽疾，长期得不到根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投资型企业，借助地方融资平台进行资本运作，且组织得像一个一般的公司，官员行为也更像企业老总，其中心任务是通过各种手段扩大投资，以便创造更多的GDP和更多的财政收入。于是，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主体，但又不承担市场竞争的后果”⑥。

政府“越位”的另一个例子是政府至今仍保留着大量的行政性审批。2013年在全国130多个城市开发房地产项目的恒大集团，“从买地到竣工交楼，再到给小业主办房产证，少的要盖50多个章，多的要盖110多个章”，“而且有一些是雁过拔毛的”;“行政审批时间一拉长，成本就上去了，房价也就上去了”⑦。政府对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可能是为了防止重复建设和投资失误，初衷是良好的。但政府部门没有信息和技术优势，也不承担相关责任，也就难以保证审批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失误同样难免。而且为了应对审批，企业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政府部门打交道。伴随管制和审批的是政府的滥收费，使得中国个体私营企业的成本不断提高。⑧如果审批中夹杂着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它扭曲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和危害性就更大了。

在政府“越位”的同时，存在着大量政府“缺位”现象，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领域：信息基础设施、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

第一，社会经济赖以顺畅运行的信息基础设施还没有建立起来。产权的法律确认、公众财产和收入信息库、公民和法人信誉（诚信）信息库、养老医疗账户全国统一信息库等等，这些都是现代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信息基础设施。如果没有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市场的运转就会存在摩擦和阻力，交易成本就会很高，有些交易甚至不能进行。对于产权法律确认的重要性，马克思早就有深刻的分析。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⑨。也就是说，即使占有已经成为事实，但如果不在法律上加以确认，它就还不能成为一种具有真正排他性的经济、社会权利。我国目前产权法律确认工作滞后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土地、农民房屋等财产的测量、登记、颁证等确权工作还远没有完成，阻碍了土地使用权有序流动、农业规模经营、农民财产抵押、农民的市民化等，并从根本上损害了农村土地市场的发育。财产和收入信息库、公民和法人信誉信息库、养老医疗账户全国统一信息库是一个经济体的基本信息库，影响财税体制、交易透明度、劳动力流动，但这方面的工作才刚刚起步，远没有完成。

第二，没有有效履行监管职能。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微观经济职能不多，但仍有一项重要的微观经济职能，那就是市场监管（包括经济监管和社会监管），以保障市场交易秩序、产品质量、工作场所和环境安全。在这方面，政府没有尽到应尽职责，导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生产安全事件、环境污染事件以及商业欺诈和不公平交易事件频发，如“苏丹红”事件、“大头娃娃”（奶粉）事件、“太湖蓝藻”事件，以及煤矿安全和建筑安全事件等等。

第三，公共服务职能不到位。教育、医疗、养老、环境保护是政府应该发挥重要职能的核心公共领域，但政府并没有把公共资源尽可能地投向这些领域，导致公共服务短缺和分布不均等。2012年，在政府财政总支出中，教育支出占16.86%，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占9.99%，医疗卫生支出占5.75%，节能环保支出占2.35%，四项支出共占34.95%，刚刚超过1/3。因此，仅仅从财政支出结构上看，政府职能还没有转换到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上来。

2.政府仍控制过多的经济资源

政府控制资源过多，是指政府实际控制的资源超过了政府履行自身应尽职能的需要。当政府实际控制的资源超过了适度的规模，行政配置资源的弊端就会充分显露出来，同时还滋生大量的腐败机会。

与传统体制相比，政府控制的资源在社会资源总量中的比例下降了，但政府仍通过多种途径控制着庞大的资源。首先是国有经济。经过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经济的比重已明显下降。但政府退出的主要是那些竞争性领域中的中小企业，而垄断领域仍控制在国有企业手中，它们利用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而且数量惊人。政府通过垄断部门的国有企业和竞争领域的优质国有企业控制着大量的经济资源。

政府获取各类收入是政府控制经济资源（流量）的常用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虽然呈下降趋势，但政府通过预算外收入形式控制着巨额流量资源。土地出让金就被称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2008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呈持续增长态势，201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达42940.30亿元，创历史新高。土地出让收入占GDP的比例已经由2008年的330%上升到2014年的6.75%，这说明，政府通过土地出让收入的形式占有了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相当一部分财富增量。土地出让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很高，2008年为16.92%，2014年上升为30.60%，说明政府通过土地出让收入吸取了相当一部分经济资源。土地出让收入已成为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的主要来源。有学者估计，2004—2012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本级）的比例多数在四成到七成之间。⑩

政府债务也是政府控制和实际占用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根据国家审计署2013年12月发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65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256.49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6504.56亿。照此计算，2012年，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与GDP比例已经达到39.9%，是当年财政收入的1.77倍。政府债务性收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考虑到地方政府支出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巨额债务潜藏着大量经济资源的浪费和经济风险。

政府控制金融资源是我国政府控制经济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整体改革，绝大多数金融机构为政府所有，或政府控股，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尤其严重。政府有很多方式来控制金融资源的配置，金融资源的流动也明显受到政府政策、审批和官员的影响，存在严重的配置扭曲。

政府控制过多经济资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国民收入分配、投资与消费以及投资结构的失衡。政府支配过多资源，而又往往偏好于投资，结果投资不断膨胀，消费受到压抑，经济增长迟迟不能进入良性轨道。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投资与消费失衡又导致了以巨额外贸顺差为特征的外部经济失衡，致使中国整体经济对外依赖性大大提高。由此可见，在政府实际控制大量资源的情况下，市场秩序的自然演进就会受阻，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就难以改变。

3.政策失灵仍大量存在

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相伴的是政策失灵的大量存在。所谓政策失灵，是指政府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甚至适得其反。

现实经济生活中不难找到政策失灵的例子，2009年以来，以抑制房价上涨为目标的房地产政策就是一例。2009年，我国房价开始进入新一轮上涨周期。在之前刺激政策的作用下，2009年上半年房价开始出现普遍上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房价上涨更加迅猛。为了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2009年6月以来，国务院和相关政府部门密集出台了大量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为目标的调控政策，且越来越严厉，行政色彩越来越浓。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12月至2013年2月，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共出台9项重大房地产调控政策，调控措施包括差别化利率、限贷、限购、限价等等。但这些房价调控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统计数据显示，在2009年以来房价调控政策的密集出台期，房价仍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涨幅一直在6%以上，一线城市房价上涨速度更是惊人。房价调控政策还减少了租房市场的可供出租的房屋数量，进而导致房租的上涨，这对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刚入职的年轻人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这可能是政策制定初期所没有预料到的。

政策失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政策失灵有其内在因素。应该承认，政府在决策时往往会面临信息约束，政府不可能对决策对象和政策的作用机理完全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就难以避免。蒂莫斯·贝斯利对政府所面临的信息局限作了分析，他认为，政府并不是全能的上帝，不可能在介入某一经济活动时对政策过程的各种可能情况都有完全的把握，而任何一种形式的无知都有可能导致政策决断的失误。政府调节微观经济活动和试图控制市场交易的政策需要大量的微观信息，而这些信息是极度分散和隐秘的，政府获取和处理这样的信息是极度困难的。因此，政府出台微观干预政策，如价格控制、产品和服务配给、信贷和生产要素配给等，所面临的信息约束更严厉，失误的可能性更大。

第二，经济体制转型期，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分权化改革既给了地方更多的独立利益，也给了地方更多的经济权力，从而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关系。地方政府往往会根据自身利益来选择性地执行中央政策，造成中央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扭曲。当许多地方政府都按自身利益行事时，就会造成大面积的违规行为，形成法不责众的局面。

第三，部门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团利益也会导致政策失效。对某些部门而言，凡是能巩固、谋取自身利益的政策，则积极“作为”;凡是与自身利益相抵触、难以谋取自身利益的政策，则消极“不作为”。在部门利益膨胀的同时，各种利益集团迅速产生和发展起来，它们也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总之，部门利益和利益集团的影响会导致政策扭曲、迟滞和无效。

三、加快政府职能根本转变的着力点

基于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加快政府职能转换需要从以下五个基本方面着手。

1.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出发，科学界定政府职能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成为界定政府经济职能的基本准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必须遵循一个基本理念，那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以此来界定政府的作用范围。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工具，因为市场机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最廉价的费用、最简单的形式把资源配置的信息传递给利益相关者，而利益相关者又能够自主决策并作出迅速的反应，从而使各类资源处于有效流动和动态优化配置之中。

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它通过市场中错综复杂的网络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动员起了潜藏在千百万人中的财富、资源、知识、信息、技能和各种潜在的创造力，使它们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不竭源泉。人民群众是财富的创造者，而市场机制是动员人民群众参与财富创造的好机制。而且，借助于市场机制，人民群众不仅创造着财富，同时也分享着财富，享受着选择的自由。

因此，绝大部分资源配置活动和基于个人偏好的选择，都应该交给市场主体，同时把相应的责任和风险分散到作出决策的主体身上。政府只做那些市场做不好、或做起来不经济的事务。从这一逻辑出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可以概括为构建“四大框架”：一是构建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主要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和市场监管制度;二是构建现代生产力框架，包括构建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使之与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现代化相适应，当前特别要加快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使各类信息的流动更加顺畅，费用更加低廉;三是构建完善的社会福利框架，提供养老、医疗、教育、生态、扶贫和系统性社会风险等方面的资金保障，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四是构建完善的宏观调控框架，通过有效的预调、微调机制，确保微观主体确立良好而稳定的预期，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在明确界定了政府职能以后，政府就应该把公共资源和行政能力集中投入到自己的职能领域。

2.把政府支配的资源量控制在政府履行自身应尽职能的水平上

回顾政府职能转变的历程，不难看出，如果不把政府支配的资源缩减到政府履行应尽职能所需要的合理水平上，政府职能就不可能实现根本性转变，政治对经济的僭越就不可避免，市场主体对政府机构和官员的依附也就不可避免。把政府支配的经济资源减少到合理水平，就能为市场配置资源释放尽可能大的空间，同时为那些与政府谈判力较弱和距离远，但能够对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的市场主体创造出更宽松的环境。政府减少对经济资源控制，也就降低了政府扭曲要素配置和要素价格的可能，同时增强政府作为市场公平竞争维护者的可能。如果让市场来做更多的选择，政府政策偏差将会小许多。当企业而不是政府成为经济增长的基本诉求者和推动力时，就能够淡化依靠GDP考核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政府更有可能把注意力转移到保护产权、维护市场秩序、管理宏观经济和提供公共产品上来。

减少政府支配的资源量，着力点是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审批制度改革和土地市场发育，使非政府资源的配置尽可能地市场化。

3.重塑政府间关系

重塑政府间关系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合理配置政府间事权和财权;二是建立科学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在科学界定政府职能的前提下，地方分权格局不能改变。分权的实质就是使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尽可能靠近他所影响的公众。对于地方公共事务，地方政府通常拥有信息优势，地方政府的决策往往更有利于民众的参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往往更易于监督。在明确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合理划分政府间财权，使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同时建立起科学、规范、透明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对政府官员的考核要改变以往以GDP为核心的状况，除GDP增长外，尽可能把社会安全状况、环境质量、居民收入、就业水平、生活水平，乃至居民的日常生活感受纳入到官员政绩考核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政府的服务对象——公众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和个人感受纳入到官员的政绩考核之中，同时加大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只有这样，目前存在的政府之间的策略博弈才能得以缓解。

4.建立有效的政府治理结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赖于建立有效的政府治理结构，而对政府权力实施有效约束是建立有效政府的重要前提。法治是建立良好政府治理和提升制度质量的基石，改善政府治理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法治政府，用法律规范和制约政府权力，使之在法律框架内运行。政务活动信息的公开、透明和自由流动对于提高政府效率、方便公众参与，从而改善政府治理也很重要。政务信息透明和自由流动把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直接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而公众的监督是一种最为广泛、最为持久和最为有效的监督。

5.加快推进公共服务领域改革

公共服务领域是政府的主要职能领域，也是目前问题很多、公众反映最为强烈的领域。对于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有三点值得强调：一是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特别是投入责任，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二是改革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的方式，使其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机理相融合，具体而言，政府将主要通过规划、支出和监管的方式来履行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三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引进竞争机制和非政府力量，通过建立公私伙伴关系，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效率。

注释

①[美]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以及增长与繁荣的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382页。②[美]约翰·麦克米兰：《市场演进的故事》，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6页。③[美]拉古拉迈·拉詹、路易吉·津加莱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中信出版社，2004年，引言。④⑤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19页。⑥张弛、张曙光：《靠市场化解过剩产能，促转型有赖深度开放》，《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⑦参见《许家印：房地产行业雁过拔毛的太多》，《新京报》2014年3月6日。⑧参见尹鸿伟：《告别“收费政府”还有多远》，《南风窗》2007年第11期。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82页。⑩参见《今年卖地收入将再破3万亿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约50%》，《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12月30日。参见国家审计署网站：http：//www.audit.gov.cn/n1992130/n1992150/n1992500/3432077.html.参见江涌：《警惕部门利益膨胀》，《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41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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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中文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

[4]张弛，张曙光.靠市场化解过剩产能，促转型有赖深度开放[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1）.

[5]钱颖一.政府与法治[J].比较，2003，（5）.

[6]张军.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J].经济学季刊，2008，（1）.

责任编辑：晓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