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圣刚

摘要：二月河是一位学者化的作家。他长期生活在民间，以民间的思维方式形成的史学和文学观以及其他方面的知识积累，使得他能够调动和运用正史、野史、文学、地方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源，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密切融合。他的清帝系列小说在历史叙事中把握着合于历史又不拘泥于历史、合乎历史常态又超越历史常态、主流表达与众生表达相结合的原则和方式，成功地完成了一系列的故事叙述和人物形象塑造，在文学界和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对当代的文学历史叙事创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历史叙事方式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0-0153-04

二月河以《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为代表的清帝系列小说，一改当代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面貌，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和把握，站在社会大众的立场，以民间的思维方式，融文学的载道与娱乐属性于一体，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叙事，体现出自己的风格和独特的价值。

一、合史与出史

应该说，二月河的历史叙事是一种正史叙事，这是与他的历史观直接关联的。二月河从小喜好历史，对历史总有一种探究的冲动，这与其家庭的影响和教育有关系。二月河父母都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他们艰苦曲折的斗争经历是中国革命史的体现。尤其是母亲，在挺进伏牛山时是少有的女公安局长。在二月河的心目中，母亲“是一个‘有着大漠孤雁式的苍凉雄浑气质的人”，“我是把她当英雄那样崇拜的”。①所以，二月河还有一种英雄情结，而英雄皆湮没在历史之中，他需要从逝去的历史中寻觅和发掘英雄。因此，他读了大量的历史书籍：“《二十四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还有这个《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这个《藏书》、《续藏书》，像这一类的书读得比较多，历史资料这方面的书比较多。”②由此，他对历史形成了比较客观的认识。他一方面叹服于千古一帝康熙的纵横捭阖，攘外平内，钦佩雍正的勤政严明，励精图治，赞叹乾隆的潇洒风流，繁荣气象;另一方面也扼腕于晚清的颓败衰落。他需要把自己对历史的认识表达出来，文学毫无疑问是最形象、最生动、最丰富的一种形式。

当然，真正进入到文学叙事，就需要把握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问题。“在对待‘历史的真实这一历史小说创作最具争议性、且可操作性最强的问题上，二月河与其他纯历史小说作家一样，持严肃谨慎的态度。在对待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时，作者严格按照‘正史进行书写与描绘，注重考据与实证。力求做到‘书必有据。”③诸如《康熙大帝》中的智斗鳌拜集团，平定“三藩”之乱和“朱三太子”杨起隆暴动，东收台湾、西平噶尔丹的斗争;《雍正皇帝》中的九王夺嫡、清理亏空、摊丁入亩制度、士民一体当差、西南改土归流、火耗归公等，都是清史中记载的重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事件，这些都成为清帝系列小说的主干故事情节。忠于历史主要线索和重大历史事件，是历史文学属性的必然要求，其实也是历史文学丰富性和深邃性的必备条件。尽管文学叙事不能成为专业的历史著作，但是，历史文学遵循历史的基本逻辑和基本精神，既是历史的要求，也是文学的要求，历史文学绝对不能罔顾历史，随意解说，任意曲解，更不能反历史。真正故事跌宕就是重大历史事件，最大的戏剧性就蕴含在历史的逻辑之中。二月河深刻地认识到历史的逻辑，他的作品总是在历史的纵深处穿行，让读者在文学中看到了历史的起伏和跌宕，认识了历史的应有面貌。这都是与正史结合，合于正史的结果。

但是，二月河忠实于历史，遵循历史的本来逻辑进行文学叙事，并不是死板地、毫无选择地重复历史事件，把历史文学写成了历史著作，而是在本来的逻辑关系和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运用文学的丰富想象，把历史人物和事件延展开来，特别是史书记载简约，而其中又蕴含着巨大的戏剧性和丰富的故事性的人物和事件，要将其细化、具体化，转化为曲折跌宕的故事，塑造成典型生动的人物形象，进而完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比如小说中颇有分量的人物熊赐履、张廷玉、邬思道、方苞、曹雪芹等在清史中都是有史可查的，但历史记载大都只言片语，生平事迹语焉不详。二月河在阅读历史、研究历史过程中，发现了他们身上蕴藏的故事性。二月河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回到历史的场景之中，还原历史和人物的真实情态和运动轨迹，把历史著作不能链接的故事链接起来，体现出文学的丰富性、具象性。在作品中我们看到，熊赐履、张廷玉、邬思道、方苞都是主要角色，他们与皇帝、宫廷构成一种密切、复杂的关系，许许多多的故事就是在这种关系中发生的。作家如果不把他们“复活”，故事如何讲是不可想象的。

另外，还有一些史书中不曾记载的人物和事件，也被增添到文学的历史叙事中，这完全是根据历史逻辑和文学逻辑，故事演绎和人物交集的结果。我们知道，任何历史都是一个时代无数人的历史，历史学家记录的历史也是有选择的，会过滤、遗漏大量的人和事，其中就有非常富有文学性的人和事。单从文学的角度考量，缺少了这些丰富的人和事，历史可能是单薄的。所以，二月河从历史的遗漏中打捞了大量的人和事，以弥补文学叙事单薄的历史。譬如伍次友（谐音“无此友”）和高士奇，这两个完全虚构的高“奇士”，二人在历史中并非实有其人，但在雍正时代，皇帝身边可能会有这类人存在，因为当时皇帝皇子身边都养有一批门人，而且雍正信佛求道，对奇人高士另眼相看，相应地，这些人就可能在皇帝的政治运作中发挥作用，而这往往也是正史不愿意记载的。但在文学叙事中，把这些遗漏弥补上，人物形象则更加丰满，历史叙事则更富有故事性，故事演绎更加合情合理，符合生活逻辑。

二、合世与超世

清帝系列小说表现的是清朝的社会历史生活。在清帝系列小说中，二月河恰切地把握了历史常态和文学叙事的关系。作者十分清楚，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在历史叙事中都不能详尽所有，只能是择其要、择其需而为之。所不同的是，历史学家宣扬以客观的态度记录主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文学家则坦承以主观的、感性的、移情的方式表现历史生活，包括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且，文学的表现不像历史著作那样机械地、简单地记述历史，而是生动、形象、具体地还原、复活历史生活，甚至不放过某些细节。所以，二月河在作品中尽可能具体地表现康雍乾时代的社会生活，力求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例如，《雍正皇帝·九王夺嫡》详细描写了邬思道重游扬州瘦西湖的情景：“游三吴不可缺扬州，游扬州不可无虹桥。虹桥这地方面湖临河，西邻‘长堤春晓，东迎‘荷薄薰风，虹桥阁、曙光楼、来薰堂、海云龛……桥北有个庙，名字起得也怪，叫‘虹桥灵土地庙，每年正二月祀神庙会，俗名儿叫‘增福财神会。”作者还进一步描写了扬州二月庙会的热闹场面，所谓贩夫走卒、百戏打莽、测字打卦、善男信女应有尽有，将当时扬州的气氛渲染得活灵活现，表现出作者对清代社会生活了如指掌。《乾隆皇帝·云暗凤阙》中乾隆与刘墉、和珅等人微服夜逛玉皇庙，路过一古玩店，和珅等人进店与店主大侃古董字画的制假方法和辨别真伪的手段，以及对说书道场等场景的描绘，让人身临其境，深谙其道。另外，作品对医学棋理、诗词戏文、麻衣神相、拆字打卦、天文地理、佛经道教、异人奇士、宫廷生活知识等历史文化也多有表现，“通过历史的风俗、习惯、语言和服饰去营造一个历史的‘语境”④。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作者对清代历史生活的深入把握。

文学的目的在于叙事，在于讲述人世间最精彩的故事，让人们在曲折、生动、精彩的故事中理解、感悟生活的复杂、无常，揭示生活的真谛。这就需要把生活中精彩的故事集中展示出来，而不能把平冗、松散、无节奏的生活拼凑到文学中。在清帝系列小说中，二月河在历史生活中寻找精彩，把历史政治化，日常生活典型化，历史演进事件化，事件转换节奏化，历史人物纳入到复杂纠结的矛盾关系之中，简而言之，一切都集中表现为险象丛生的政治和权力的斗争。如《康熙大帝》中幼年康熙与鳌拜较量，到最终智擒鳌拜，一幕幕惊心动魄，山摇地动;在削平三藩的运筹中，我们看到了局势的危急，看到了权力的角逐，更看到了血淋淋的厮杀;与此同时，宫廷内的斗争和较量也白热化，为了争夺皇位，众皇子也展开了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算计。再如《雍正皇帝》中雍正与八爷党的进一步较量，雍正从倚重年羹尧到剪除年羹尧的过程，也都充满着血腥。作品对政治斗争的险恶、人际关系的淡薄、权谋机变的微妙、君臣兄弟的倾轧等方面的描写也可谓是玲珑剔透、惟妙惟肖。尤其是对宫廷之内的皇储皇位之争的再现与重构，表现出二月河在处理重大题材方面手法的老到和成熟。因此，我们在作品中看到的皇储皇位之争，时时处处隐含着险恶、阴谋、欺诈。在这些宫廷斗争中，康熙为了保全自己的皇位不受侵犯，可以将亲儿子太子允礽再废再立，最终使其“复以罪废，锢于咸安宫”;允褆为谋得太子之位，以镇魇之术加害与他构成威胁的兄弟允礽;而雍正在夺得皇位之后即囚禁了与他同为兄弟的政敌允禵、允祀等人。正如康熙所言：“天家本无骨肉之情。”严格讲，这些人和事的线索都是真实的，这样的生活情节和细节也是可能存在的。但是，这既不可能是历史生活的全部，也不一定是历史生活的主要内容，甚至不一定是宫廷生活的主要内容。因此，它在某种意义上就超越了那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是作者对历史处理的典型化，甚或简洁化、戏剧化，让人物和故事从冗繁的生活中挣脱出来，突兀地伫立在那里，有一种出世的感觉，能够使读者一接触作品，就能立马看到历史中的人物和故事，看到历史是怎样形成的，政治、权力、地位是怎样形成的，从而获得一种满足感。二月河在谈到作品中的这种安排时说：“我确实有‘出世的思想……这种意识在作品中不可避免要流露出来，作品中那个人物一旦红极了，我就宰了他，或让他掉下来。这种意识也是道释两家的那种自我超脱，我在这里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一种超意识的情感。”⑤

三、主流表达与众生表达

二月河自幼形成的英雄情结和建功抱负，常常转换为一种济世梦想。这种思想在他不同时期的经历中都有所体现。比如他早年从军是有当将军的梦想的。但转业后这一梦想就无法实现了。后来他又想成为红学家，在研究红学道路上，偶然写了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帝王，成了作家。于是，这一思想自然表现和贯穿到作品中。他坦言：“老实说，我原想走仕途，作‘一代名臣，冠冕地说想做个‘大公仆，为社会尽点责任。但仕途终于没有走通，因为我发现这条路不是单用人品加学识才能走得通的。实践不成，只好纸上谈兵，把别人想的变成别人做的给人去读去想。”⑥在清帝系列小说创作中，二月河存在着明君贤臣的意识，他试图通过作品塑造一代圣明君主和贤臣良将来救危扶困，匡正社稷。由于研究《红楼梦》的机缘，他走进了清代的历史，因此，他的这种理想和宏愿就通过康熙、雍正、乾隆以及他们身边的股肱之臣折射出来。在清帝系列小说中，他视康熙为“千古一帝”，甚至从幼年开始就把康熙作为英雄皇帝来塑造。康熙八岁登基，在四位顾命大臣的辅助下主持朝政。虽然聪慧过人，但年幼康熙对朝政的掌控能力显然有限，尤其是鳌拜的骄横跋扈和忤逆，这就意味着康熙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权力的较量。正是这种考验显示出康熙的智慧、胆量和气魄。《康熙大帝》主要在智斗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大的事件中，表现康熙的雄才大略和英雄豪气。二月河认为：“所写的三个皇帝，我最钟爱康熙，其他都称‘皇帝，独称他为‘康熙大帝。我用三个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是否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是否对发展当时的生产力、改善民生有贡献，是否对当时的科技教育文化发展有贡献。这几个方面，康熙都作出了卓著的贡献。”⑦

其实，二月河的英雄叙事并没有止于康熙。就作品而言，《雍正皇帝》比《康熙大帝》更为成功。虽然康熙在位六十余年，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二月河的笔下，雍正主政十几年，对康乾盛世的形成，特别是乾隆时期繁荣的贡献一点都不比康熙逊色。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雍正比康熙更不容易。康熙是创业，雍正是守业，正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而且雍正守的还是康熙后期积弊甚多的业。更重要的是，雍正从继承大统之时就存在合法性的质疑，所谓“传位于四皇子”还是“传位十四皇子”，是遵诏继承还是矫诏篡位，这本身就是对其统治的挑战。二月河通过研究历史，认为雍正并非野史、正史中流散的皇位是靠隆科多矫诏遗嘱，将“传位十四皇子”改为“传位于四皇子”，否定了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和“心胸狭窄、刻薄寡恩、深沉狡诈、心口不一”的谬论，而是凭借自己踏实的办事作风，过人的才干，对大清江山的赤诚之心，对百姓的仁爱得到康熙赏识，选中雍正做接班人。所以，雍正登基之后既要扭转舆论的不利，又要除弊兴利。在《雍正皇帝》中，二月河大胆地为雍正翻案，通过雍正整饬吏治、严禁党争、废除“贱民”、改土归流、火耗归公、发展生产、巩固边防、加强中央集权，整治贪腐等举措，把雍正写成一个严于律己、锐意改革、励精图治、勤政爱民的皇帝，这恰恰与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社会潮流和时代主题吻合。而乾隆皇帝即位之后胸怀大志，要做超迈千古之帝，一心开创大清盛世。他坚持推行“以宽为政”的施政方略，革除前朝苛政;他重视直臣能吏，简拔新秀，整顿吏治，对贪官污吏严加惩处;他蠲免赋税，使民休养生息，并不断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他派能吏赈灾济民，杜塞乱源;他先后派兵进军大小金川、西域和台湾，平息叛乱;他组织人力编撰四库全书，振兴文化。这些措施和行为使乾隆朝逐步走向生业滋繁的隆盛之世。这也襄助了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主旋律。“作家难免就出现一种情感倾向，希望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或境界能够成为现实生活的榜样和范例。”⑧我们可以理解为，二月河借助历史叙事阐释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进程，表现为一种主流表达。而这种主流表达，正好适应了当代大众的社会心理，符合社会需要，因而它也是一种众生表达。正如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一样，任何文学都是充斥着当代意识的文学。“作为现代历史小说，它的一端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沃土，另一端则维系着现实社会的思想心理，它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能动感应和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是现在的一部分。”⑨

当然，清帝系列小说的众生表达还表现在对大众民生的关注和反映上。譬如雍正推行的解除“贱籍”“摊丁入户”“官民一起当差”等政策，是民在历史中的翻身和解放;再如雍正、乾隆的微服私访，直接走进民众的生活，体察民意，体恤民生疾苦，表达着一种民生意识;作品中描绘的清官廉吏也是大众的一种精神寄托。如河南总督田文镜清廉俭朴、鞠躬尽瘁，他做到封疆大臣，八十岁的老母还靠种菜养活自己。田文镜经常在黄河大堤上挽起裤管，风里来雨里去，最后累死在黄河大堤上。但是，他僵化教条、固执守旧，在官场上是众叛亲离，下级官员是阳奉阴违，百姓民不聊生，自己落得孤独死去的下场。李绂却是外方内圆，好大喜功，最后无功而终。两江总督李卫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科举教育，头脑中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拿得起，放得下，嬉笑怒骂，既能将国家政策因地制宜，变通执行，又能体恤下人，自己却两袖清风。他做人不拘小节，外圆内方，不管是谁他都敢说敢骂，但都能实事求是。李卫目不识丁，却比许多读书人都要做得好，原因在于他身上的人性美与人情美。他来自于社会底层，更同情、理解人民，能够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知人情晓事理找到人与人之间的共通处，这也是二月河平民生活经验和感受的一种体现。

注释

①鲁钊：《直面“皇叔”二月河》，河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7页。②阿丘：《二月河访谈》，中央电视台《奋斗》第32期，2010年3月23日。③张书恒、许宛春：《诗与历史的困惑与选择——论二月河“帝王系列”的审美特征》，《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④潘峰：《历史·人性·现代性——读二月河的历史小说〈雍正皇帝〉》，《语文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⑤白万献、张书恒：《二月河创作座谈会记述》，《卧龙论坛》1993年第4期。⑥二月河：《与鲁枢元先生的通信》，《二月河作品自选集》，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⑦二月河、孙皓晖：《“秦清”对话》，《出版参考》2008年4月下旬刊。⑧王增范：《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的缺陷》，《中州学刊》2006年第6期。⑨朱水涌：《社会鼎革与文化转型的历史呼应——谈90年代反映明清时期的历史小说》，《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