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出版后，引起轰动。就在赞誉之声不绝于耳时，某文学杂志接连6期发表十多篇文章，对《康熙大帝》及二月河的创作倾向进行了集中的批判。随后，又有几名教授批评二月河長期进行帝王题材的小说创作，是“讴歌封建帝王的奴才”。面对尖锐的批评，二月河未作任何申辩。

一天，二月河正在家中读书，一位朋友急匆匆地走进来，将手中的报纸扔到二月河面前，气愤地问他：“人家在指名道姓地骂你，你为何还能平静地坐在这里看书？”二月河拿过报纸一看，上面刊登着一篇批评自己的文章，作者毫不隐讳地称二月河为“蛀虫”“附庸”。看完报纸，二月河淡然地说道：“这已不是第一次骂我了，别人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就让他说去吧。”朋友替二月河鸣不平，支招道：“你是作家，靠笔吃饭的，别人能写，你为何不用笔还击？”二月河笑了：“谢谢你的仗义执言。我不想把精力用在和别人争吵上。人家指名道姓地骂我、批评我，我也不想还击，哪怕是一个字。对别人来说，诽谤止于智者；对我而言，诽谤止于自修。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做到让别人信服，这些话慢慢就会少了。”

继《康熙大帝》之后，二月河又写出了《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系列小说，开创了通俗讲史的新文学形式，也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与推崇。在谈到二月河的成就时，一位作家满怀敬意地说道：“二月河的成功，源于他本身的勤奋，而另一点也不可忽视，那就是他有一颗安静、豁达的心。”

（摘自《做人与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