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良

摘要：历史进程在任何时候都在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然在这些变化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几个非常重要的时段，此即所谓的时代转移。若将视野转至整个明代，其间同样存在着内在转移的变迁脉络。正德年间堪称明代时代转移的关键时期，明代风俗在正德前后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景象。正德以前，纤俭、稚质、安卑、守成是当时社会风俗的最大特质;正德以后，风尚颓靡，生活侈美，出现了一股追求艳丽、慕尚新异的风潮。

关键词：明代;时代转移;风俗;变迁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0-0111-05

“一时有令甲，一隅有风俗。”①明末清初学者孙奇逢的这句名言，大抵已经道出了时代转移与风俗变迁的枢机。这就是说，统括一代典章制度、朝廷政策的“令甲”，随时代转移而各有区分;至于风俗，则因区域差异而各具风采，即使偏处“一隅”，同样可以形成独具特色的生活习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风俗可以保持固有的地域特色，但无论人们身处何地，也不得不受到一代礼制的规范与约束。进而言之，一时的“令甲”显然也对一隅的“风俗”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明代的时代转移

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历史进程在任何时候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中。然在这些变化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几个非常重要的时段，“其间的转变会比较剧烈而且迅速，因此可以看出其中转移的迹象”②。若是将明代置诸大历史的视野下加以观察，可见明代尤其是明清之际，当属一个转变剧烈的典型时段。而若将视野转至整个明代，其间同样存在着内在转移的变迁脉络。

至于明代的时代转移，究竟起于何时？这一问题，则因观察者的视角不同而说法各异。自正德以后，因为各地兴起一股修纂地方志的风气。这些地方志的编纂者亦即“乡先生”，他们以社会风俗为切入点，对明代的时代转移作了相当仔细的记录。从这些记录来看，早在成化年间（1465—1487），明代社会风尚已经产生变异。③这些乡先生的观察记录，同样可以从官方文献记载中得到印证。如成化时期，九卿因为灾异而上疏陈言，其中就说到当时军民的服色器用，“近多僭越”，诸如服饰则僭用大红织锦罗缎遍地金，骑坐则僭用描金鞍鞀及鋄银的鞦辔，首饰则僭用宝石珠翠。④但也有更多地方志的记载表明，正德年间（1506—1521）是明代风俗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宁夏与四川的洪雅县。⑤很多的私家记载，显然也可印证这些乡先生的说法。如清初学者张履祥根据自己对明代历史的观察，认为在弘治、正德以前，仅仅是“行有枝叶”;而自嘉靖、隆庆以后，则转而变为“言有枝叶”。⑥正是从这一变化中，张履祥才得以考察其中的“世变”，亦即时代转移。

综上可知，正德年间是明代社会与文化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的变迁，新经济因素的渐趋产生，思想文化开始由明初的保守、沉闷，逐渐转向革新、活跃。换言之，明代的社会与文化在正德前后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景象。

毋庸讳言，自正德以后直至明代覆亡时代变迁继续沿着内在的变迁理路而发生变化。若稍加细化，万历年间（1573—1620）堪称明代后期时代转移的转折时期。就此而论，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的观察应该说相当敏锐。据他所说，在万历以前，由于“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所以其治还称得上“小康”;自万历以后，尽管法令尚存，但教化已亡，于是“机变日增，而材能日减”。⑦当然，还有更为细化的阐述。譬如在湖广，同样有人对自己家乡“忠厚少文”的丧失痛感惋惜，声称在成化、弘治以前，风俗尚称“椎鲁”。其后，大概在嘉靖一年（1522）、二年之间，则“声名渐辟，文物转盛，生齿繁多，机心猬起”，风俗为之一变。至万历二十五、二十六年之间，更是“密迩郡邑，车马繁会，五方奇巧之选，杂然并集”，风俗又是一变。⑧

如此巨大的时代转移，其背后的因素显然是多方面的。毫无疑问，因为所持理念的不同，诸如英雄史观、政治史观、经济史观、社会与文化史观等等，后世的研究者在讨论时代转移时存在着视角与观点的差异。⑨尽管社会与文化史观的视阈渐有成为学术主流的趋势，但其他史观尤其是英雄史观同样有益于对诸多复杂历史问题的考察。就此而论，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的风俗史观值得引起后世研究者的关注。他对周末以后历代风俗的演变历程作了很有建设性的讨论。首先，他将目光置诸春秋、战国之际，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变革时期。他认为，春秋之时，还可以称为“尊礼重信”，至战国时，则已是绝口不言“礼与信”;春秋之时，尚奉周王为宗主，至战国时，则绝口不言周王;春秋之时，尚“严祭祀，重聘享”，至战国时，则“无其事”;春秋之时，尚讲究“宗姓氏族”，至战国时，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之时，尚“宴会赋诗”，至战国时，则“不闻矣”;春秋之时，尚有“赴告策书”，至战国时，则“无有矣”。这就是说，在战国之时，已是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不待秦始皇一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已经荡然无存。其次，他将目光置诸东汉与宋代庆历、元祐两个时期的时代转变上。他认为，自春秋以后一直到东汉，风俗“稍复乎古”。自东汉以后，只有宋代庆历、元祐之间，堪称风俗“为优”。这种对风俗变迁加以长时段的考察，其目的旨在说明如下一个道理：“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换言之，考察风俗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论世”，而论世的目的则是为了“明人主之功”。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顾炎武才称汉代光武帝“章明”，“果有变齐至鲁之功”，进而“斥周末而进东京”。⑩尽管顾炎武声称自己的做法是秉承孔子删削《春秋》之意，但这种对“明主”在扭转时代风气中所起作用的过分重视，仍然不脱英雄史观的苑囿。除了明主之外，作为传统知识精英的“大人”，他们在转移时代风气中所起的应有作用，同样被一些知识人所格外关注。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曾说：“大人正己而物自正，不能移风易俗，吾人之耻也。”此说可以作为顾炎武风俗史观的补充。

揆诸明代的时代转移，如果说社会流动的加速，经济的商业化以及国内、国际市场网络的形成，乃至城市化的出现，是导致明代出现时代转移的动因。但无可否认的是，适当引入英雄史观的理念，可使时代转移的关键性脉络变得更为清晰。为此，我们不妨先引明代董其昌的说法作为讨论的起点。他对明代学风、文风的变迁，有一段颇具卓见的论述：

成、弘间，师无异道，士无异学，程朱之书立于掌故，称大一统;而修词之家墨守欧、曾，平平尔。时文之变而师古也，自北地始也。理学之变而师心也，自东越始也。北地犹寡和，而东越挟勋名地望以重其一家之言，濂洛、考亭几为摇撼。

这种正德前后学术风气的变异，当然不是一个人的主观意向所能制约，而是时代变化的趋势所致，是一个时代的社会产物。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王阳明、李梦阳在改变整个明代学风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王阳明、李梦阳称得上是当时的文化英雄。

持如此观点者，并非仅仅董其昌一人，而是当时知识精英的共识。晚明思想文化界的健将李贽也将王阳明、李梦阳两人相提并论。他说：“如空同先生与阳明先生同世同生，一为道德，一为文章，千万世后，两先生精光具在，何必兼谈道德耶？人之敬服空同先生者岂减于阳明先生哉！”到了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亦敏锐地观察到王阳明在这一学术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他认为，尽管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自来。但阳明凭借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最终导致嘉靖以后，“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如此之论，应该说也道出了当时的实情。

二、明代的风俗变迁

正如上面所述，明代社会风俗的变迁，大致可以正德时期作为分水岭。正德以前，纤俭、稚质、安卑、守成是当时社会风俗的最大特质;正德以后，风尚颓靡，生活侈美，出现了一股追求艳丽、慕尚新异的风潮。这股风潮的影响极为深远，即使像有“拙市语而高村容”之称的浙江武康县如此偏僻之地，同样受到了这股风潮的侵袭，自正德以后，开始变得“淳漓朴散”，风俗“月异而岁不同”。

面对风俗的巨大变化，明代地方志的编纂者在“风俗”这一门类的编写中，喜欢作古今对比，借此确立对上古三代之风的崇尚与憧憬。在他们眼里，古今风俗截然不同：古人之性，大多淳朴，今人之性，则变得狡伪;古人气习，大多刚毅，今人气习，则变得颓靡;古人好学乐善，今人弃道乐谤;古人勤俭务本，今人骄惰逐末;古人忠厚推逊，今人浇顽斗讼。

那么，这些方志编纂者眼中的古人，难道仅仅见于上古三代？其实并不尽然。他们同样会将目光转移到当朝。在他们眼中，洪武年间（1368—1398）以及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堪称时代的盛世。这就牵涉到“家业”与“世道”以及“世道”“人心”与“风俗”之间的关系。按照传统的观念，“盛世人心多厚，愈厚则愈盛;衰世人心多薄，愈薄则愈衰”。大到一国如此，小到一家亦是如此。以一家而论，“祖宗创业必是长厚，子孙渐薄，家业亦渐替矣”。

洪武年间是大明朱氏的创业时期，当时的风俗淳朴、画一，始终得到后世知识人的赞美，有时甚至进入到他们的梦乡。清初理学大家李光地堪称典型一例。据他的记载，当康熙十八年（1679）八月初八日时，李光地在家做了一个梦，梦见洪武皇帝宣召，他就急忙趋往。为示说明，不妨详细引述梦中场景如下：当时明太祖在堂上，李光地就行了九拜之礼，明太祖在上竟然也给以答拜。光地望着明太祖，虽已拜礼行毕，亦不敢起。太祖对他说：“礼毕矣，可起来。”明太祖不坐，走到堂前，一手扶着栏杆，立着与光地说话。明太祖说的话甚长，总的意思是说，当日用法甚严，并非得已，如果不如此，政治、风俗很难清明。李光地也有回奏，而且用的是古礼，称陛下，道：“陛下创业垂统，远过汉、唐。元朝百年，贿赂公行，教化风俗，凌夷已尽。不用重典，何由荡涤其污秽，使人之所警觉，发其天良？陛下高识远见，得其纲要，故三百余年，天下清明，风俗好义。”明太祖大喜道：“汝等亦知此意乎？”李光地答道：“岂惟臣知，天下后世共知之。”明太祖一时显得意外惊喜。语毕辞出，明太祖再次送李光地到堂外。明太祖前行，拉着李光地的手，光地不敢辞。即将送至外门，才撒手而回。此外，李光地还自称，在奏对时，不敢仰视，并不见到明太祖所着衣冠。等到回来，才从后瞻顾，看见太祖所着乃秀才蓝衫，白领皂靴，如清时梨园所着者，腰间系一汗巾。

李光地梦见“圣主”洪武皇帝，且君臣之间有一段推心置腹、其乐融融的交谈，究其实不过是诸多读书人梦见圣人周公的翻版，其目的就是憧憬能与当朝皇帝达到君臣相得的境界。后世的论者很容易解读出李光地记录这则梦境的用意，就是对洪武一朝时政、风俗的评骘。这种认知，关乎以下两点：一是对洪武之治的理解与认同。李光地对洪武一朝有诸多正面的评价，诸如：明太祖有兴学校之功，而这种“专一诚切”的兴学之功，对于培养一代人才，功不可没，即使经过永乐与魏忠贤的摧残，尚能得以“节义滚出”;明太祖对三纲五常有整顿之功，使得天地日月平添“许多清明”，所以靖难之时，“忠烈之臣极多”，即使到了明亡之时，尚是“忠义如临”;明太祖立法峻严，惩治贪污不遗余力，最终起到“士大夫知廉耻”之效。尽管李光地对明太祖的苛严政策不无微词，认为圣人处之，必当有道，不至如此苛急，但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一峻严政策，仍然起到了“激励颓靡”的功效。二是文化的认同。李光地在梦中多次提到，当他见到明太祖的时候，所行的是“古礼”;明太祖身上所穿着的，则是秀才蓝衫，白领皂靴，腰间系一汗巾。这是对上古华夏礼制乃至大明衣冠服饰制度的认同，在清初薙发易服的大背景下，不无华夏文化认同的意蕴。

李光地对洪武朝的认知，固然有其独特的用意与时代特征，但同样是继承前人之说而来。如明初大儒方孝孺在《宋学士续文粹序》一文中，曾对洪武一朝作了如下论断：“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伦，复衣冠，制礼乐，立学校，凡先王之典多讲行之。”从这段简单的话语中不难看出，明初朱元璋所统治的洪武时代，风俗正处于一个“复古”的时代。这种复古，起于正彝伦、行先王之典，再通过重血缘、崇宗法、讲名分、别尊卑等手段，以确立一种以传统儒学的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思想与文化基础。洪武盛世虽经靖难一役而使得人才有所摧残，风俗有所波折，但淳朴之气尚存。即以科举时文风气来说，如林志，为永乐十年（1412）的进士，乡试、会试均考第一，殿试一甲第二名。在林志还是地方学校的生员时，当时考试诸生者，是杨士奇、金幼孜二人。林志当时所习，不过是举子业而已，而杨、金两位翰林学士，都是文章宿老，蔚为儒宗。林志之所以能对自己抱有自信，认定必被二人取中，而且若合符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当时“学出于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习之”。这就好像造车之人并不出门，却能知道“适四方之合辙也”。

到了成化、弘治年间，风俗再臻淳朴，人尚俭约，是一个被后来的士大夫所缅怀不已并百般称颂的时代。正如史料记载所言，弘治年间，“天子以醇朴为教”，下化所及，士子无靡业，社会上亦无赝儒。这是当时士大夫的一致看法。这就是说，在正德、嘉靖以前，程颐的《全书》及朱熹的《文集》《语类》尚未流行，学者所读之书，只是《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与《性理大全》而已。即以士风为例，当时的士风相当质实，尽管显得有点肤浅，但并无“背戾”。若是将观察的角度落实到时文风气的演变上，则“时文之好，无过此时”，这显然已成为士大夫的共识。

自正德以后，尤其到了明末，人心趋于不古，淳漓朴散。这又是当时士大夫的普遍看法。正如士子是引导风俗守成的楷模一样，晚明社会风尚的变异实际上也是从士风的败坏开始的。弟子侍奉师长，部民害怕有司，下吏忌惮上官，新进推崇前辈，这套等级制度的存在，早已是成化、弘治年间的老黄历了。晚明士行“好诈”“好进”“好乱”风气的出现，揭开士风突变这一新的一幕。正如冯琦所言：“近来士习大坏，一人有事，群其扛帮。或挟制上司，或侵损小户，或包揽钱粮，或捏造歌谣，或揭官保官，肆行无忌，法纪荡然。”短短数语，堪称当时士习败坏的实录。“上下相非，新与旧相悖，少年与长辈相持”，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晚明那种迥异于成化、弘治时代的士风。而这一时代广泛出现的生童哗变，事实上已成了“士好乱”“法纪荡然”的最好注脚。

假若说从明初立国直至成化、弘治时代，尚可以称为“道德一”“风俗同”的美好时代，那么，自正德以后，由于“大人”“先生”开始倡导“游言”，致使士风大变。这里所谓的“大人”“先生”，其实就是上面所提到的王阳明、李梦阳，他们无不被保守的士大夫归入到“异说者”的行列。在保守的士大夫看来，王阳明、李梦阳的学说，无疑就是“以利诱后生，使从其学”，最终导致“毁儒先，诋传注，殆不啻弁髦矣”。尤其是王阳明倡导的“良知”之说，更是引起了科举士子的推崇，“士附其门者，皆取荣名”。于是，一唱百和，如伐木者“呼邪许”。

这同样影响到八股时文的风气。嘉靖以后，读书士子创作时文，“一派务高”，遂酿成明末那样的风气。那么，明末时文又是何种风气？说白了，就是“气调促急”“鬼怪百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晚明的江南，形成了一股“时尚”之风。这就不能不提及“时尚”“时样”两个专有名词。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时尚”一词始见于明代。什么是时尚？明代的史料作了下面的解释：“今一衣一帽，一器一物，一字一语，种种所作所为，凡唱自一人，群起而随之，谓之时尚。”这就是说，时尚的形成，通常“唱自一人”，而其影响力则是“群起而随之”，形成一股区域性甚或全国性的冲击波。由此可见，所谓的时尚，大多体现在“衣帽”“字语”“器物”等领域。就“一衣一帽”来说，显然与“时样”一词相关。所谓时样，是指入时的式样。这一名词在宋代就已经出现，如陈师道《后山诗注》卷十《谢寇十一惠端砚》诗有云：“琢为时样供翰墨，十袭包藏百金贵。”在明代，江南儇薄子的衣帽样式，无不更改古制，谓之“时样”。那么，什么是当时的“时样”服饰？我们不妨举一些例子加以说明：一是浅面矮跟鞋。《开卷一笑》卷五收录了一衲道人（即屠隆）所著《励世编》，末述阎罗王道：“我自另拿一班穿剥皮箍腿袜，浅面矮跟鞋的轻脚鬼来，踏坏了这豆腐街，罚他吃了狗屎落油锅。”显然，浅面矮跟鞋是当时的时尚穿戴之物。二是笔管水袜。上面所引屠隆所谓的“剥皮箍腿袜”，应该说也是当时的时尚货色。最初使用的布袜大多以宽大为主，在膝际缚住。但一至晚明，这种宽大的袜子已经不再流行，转而盛行窄小。这种窄小的袜子，又称“笔管水袜”。此名的出现，其意也是指此袜“极窄”。综合上面的两种服饰时尚，可见当时的风气普遍崇尚“浅面”“矮跟”以及窄小，故而被屠龙斥为“轻脚鬼”。不过，一身轻脚鬼打扮的人，却被晚明的人普遍认定为时尚之人。当然，无论“浅”“矮”，还是“窄”“轻”，均与当时“轻薄”“轻浮”的时风若合符节。

时尚一旦形成，就会受到大众的追捧。至于那些特立独行遵从古礼者，反而会被时俗所诟病。如崇祯年间，张履祥所穿的衣服，仿照古代深衣之意，其衣袂制成一尺二寸，见者莫不感到惊讶，道：“彼夫也！自谓服古之服，隘而袂于今制。”衣亦如之，见者又无不感到惊奇，道：“彼夫也！自谓服古之服，博而袂。”因为张履祥所穿不及时尚所追求的尺寸，因而遭到讽刺讥笑。

风俗的变化，同样体现在人情交往之礼上。追求华而不实的虚荣的社交礼仪，是晚明风俗的一大弊病，正如当时的小说所揭示，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已经是“只重衣衫不重人品”。举例来说，“比如一个面貌可憎语言无味的人，身上穿得几件华丽衣服，到人前去，莫要提起说话，便是放出屁来，个个都是敬重的”;反之，“比如一个技艺出众，本事泼天的主儿，衣冠不甚济楚，走到人前，说得天花乱坠，只当耳边风过”。用顾炎武的话语来说，当时的人情已经出现了“三反”的现象，这就是“弥谦弥伪，弥亲弥泛，弥奢弥吝”。所谓的“反”，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正”，大抵已经道出了人情交往的巨大变化。

三、结语

作为文化内涵之一的风俗，其中的民间生活习俗固然已经成为文化“小传统”的主体，且其内在演变的理路，亦足以形成较为广义的风俗历史观，然风俗的演变，终究尚需有待于时代的转移。无论是周末以来宏观周期内的风俗变迁，还是明代的风俗演变，无不证明风俗的变迁，必须以时代转移为先导。唯有如此，方可使风俗史的考察基于宏大的历史变动之上，进而直究其变动的根本动因。揆诸明代的风俗变迁，大抵亦是如此。就明代的时代转移而言，正德年间无疑是一大转折点，正德以后的社会与文化，无不发生了巨大的转向，随之而来者，则是风俗的巨变。明代各类方志的编纂者，乃至各色文化精英，对成化、弘治年间士风、民俗的诸多留恋、缅怀，就是最好的例证。而万历年间，则是明代时代转移中另一个关键的时期。自此以后，明代社会由盛转衰，风俗更趋浇薄。

注释

①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一《与洪振溟》，中华书局，2004年，第4页。②许倬云：《从历史看时代转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③嘉靖《江阴县志》卷四《风俗记》第三;万历《新昌县志》卷四《风俗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④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五，中华书局，1981年，第268页。⑤嘉靖《宁夏新志》卷一《风俗》，嘉靖《洪雅县志》卷一《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⑥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十《备忘二》，同治十年江苏书局刊本。⑦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九《人材》，黄汝成集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02页。⑧《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一二四《职方典》，光绪三十年铅印本。⑨关于诸多史观的讨论，可参见许倬云《从历史看时代转移》第2—21页。⑩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三《周末风俗》，黄汝成集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04—305页。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二十五《问目》，同治十年江苏书局刊本。董其昌：《容台文集》卷一《合刻罗文庄公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崇祯元年董庭刻本。李贽：《李温陵集》卷六《与管登之书》，顾大韶编，万历间海虞顾大韶校刻本。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黄汝成集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38页。嘉靖《武康县志》卷三《风俗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嘉靖《开州志》卷一《风俗》，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二十七《愿学记二》，同治十年江苏书局刊本。李光地：《容村续语录》下册，卷十七《理气》，中华书局，1995年，第808—809页。李光地：《容村语录》上册，卷十二《历代》，中华书局，1995年，第402、402—404、406页。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如有人认为，宋代人才优于他代，明代却人才颇少，究其原因，大抵还是因为“太平年久，英华散了，所以不生人”。但李光地并不认同，断定是“靖难时摧残太甚，上帝怒而不生。”参见李光地：《容村语录》上册，卷十二《历代》，中华书局，1995年，第403页。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八《举业》，黄汝成集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32页。王维桢：《王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二《赠督学李大夫序》，嘉靖徐学礼刻本。李光地：《榕村语录》上册，卷二十九《诗文》一，中华书局，1995年，第511页。王锡爵：《王文肃公牍草》卷四《郭希所御史》，万历四十三年冯时敏刻本。冯琦：《北海集》卷三十八《为遵奉明旨开陈条例以奉世教疏》，万历末年云间林氏刊本。叶向高：《苍霞草》卷四《应天府乡试录后序》，万历刻本。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八《举业》，黄汝成集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32页。李光地：《容村语录》上册，卷十二《历代》、卷二十九《诗文》，中华书局，1995年，第406、511页。袾宏：《竹窗二笔·习俗》，台湾印经处，1958年，第113页。俞弁：《山樵暇语》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朱象玄钞本。陈皋谟：《〈笑倒〉选·笔管袜》，《明清笑话四种》，编者按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89页。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十七《衣袂记》，同治十年江苏书局刊本。金木散人编：《鼓掌绝尘》第8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91—92页。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三《三反》，黄汝成集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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