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

摘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返乡创业已成为农民工提升自身价值和融入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一项重要选择。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问卷调查表明，资金短缺、贷款困难、项目缺乏、培训教育不足、公共服务不到位等因素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主要因素。为此，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创新金融服务机制，搭建信息平台，提供相应的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真正让返乡创业农民工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为城乡一体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代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0-0079-0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国办发〔2015〕47号）指出，支持农民工、大学生和退役士兵等人员返乡创业，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广袤乡镇百业兴旺，可以促就业、增收入，打开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新局面。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减轻经济下行压力，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农村，一大批有文化、有志向、懂技术、懂管理，积累了资金、掌握了营销渠道的农民工返乡创业①，正在从过去外出打工“输出一人、致富一家”的“加法”，向现在回乡创业“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乘法”转变。农民工已经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人数最多、潜力最大、需求最旺盛的群体之一。②关注外出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分析他们返乡创业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对于用好用活国家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激发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情，促进创业成功，在乡村创造更多就地就近就业机会，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

一、外出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

2014年7—8月，“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与消费行为研究”课题组在湖北省咸宁市、宜昌市等地就农民工生存现状、返乡创业意愿、面临的困难等问题进行了专项调研。③调查样本显示，在外出农民工群体的家庭特征方面，新老两代农民工存在一定的代际差异。在家庭规模方面，新一代农民工家庭成员数量主要以3—4人为主，而老一代农民工家庭主要以5—6人为主。从婚姻状况来看，新一代农民工未婚的居多，而老一代农民工已婚的较多，新、老两代农民工离异的占比均较小。从性别比例来看，新、老两代农民工均主要以男性为主，女性数量相对较少。已婚家庭较多，但家庭规模正在变小。从教育程度来看，新一代农民工普遍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48.55%，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仅为29.26%。而老一代农民工初中学历的居多，占比为52.08%，其他学历层次的人数占比较小，表明农民工群体的学历层次正在逐步提高。从月均收入来看，新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2001—3000元、3001—4000元区间，相应占比分别为36.6%和31.1%。老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2001—3000元区间，占比为64.5%，3000元以上者仅占26.3%。可见，农民工收入水平总体偏低，新一代农民工的月均收入相对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从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特征来看，老一代农民工年龄大多在55岁以上，受文化程度、精神体力等方面的制约，就业岗位大多条件差、收入低，被裁员时首当其冲，思乡情绪也较重。新一代农民工就业机会较多、待遇较好，对城市生活更适应、更向往。

二、农民工群体返乡创业意愿分析

1.女性返乡创业意愿高于男性

新一代农民工中，女性返乡创业的意愿显著高于男性。一方面，因为解决农村女性贫困问题一直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NGO）比较重视妇女问题，许多项目就是为了解决女性贫困问题而设立的。这些都说明，解决女性贫困有先天的制度优势，而其中扶持妇女创业又是解决女性贫困的有效途径。因而，女性农民工返乡创业在政策上的优势要显著高于男性，其返乡创业的意愿也更加明显。

2.老年人返乡创业意愿高于年轻人

城市生存压力迫使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更加强烈。老一代农民工由于教育水平偏低、体力下降、精力不足等原因，他们在城市获得高收入岗位的机会相对较小，而返乡创业从事自己技能熟练的工作，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更大。因而老一代农民工更偏向返乡创业。

3.未婚或离异者返乡创业意愿高于已婚者

婚姻状况是返乡创业机会成本的重要内容。对于已婚的农民工而言，他们在创业时必须考虑失败风险对家庭的损失和影响。一旦创业失败，对于整个家庭将会是沉重的打击，因而，已婚农民工创业的机会成本较高。而未婚及离异状态的农民工创业风险扩散面相对较小，创业机会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处于未婚及离异状态的农民工创业意愿显著高于已婚的农民工。

4.低学历者返乡创业意愿高于高学历者

教育水平也是农民工返乡创业机会成本的重要因素。目前，教育投入产出的比值相对较为稳定，高学历人群的收入普遍要高于低学历人群。对农民工而言，高学历人群在城镇找到一份合适的、收入较高的工作相对容易，同时，留在城市还有机会享受与城镇人群相等的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高学历人群返乡创业，将会失去城镇工作和相应的收入，而返乡所在地的社保又往往不可预知，使得创业机会成本较高、风险较大，显著降低了他们返乡创业的意愿。学历低的农民工，尤其是老一代农民工，相对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又面临着较大的生活压力，使得他们难以继续留在城市生活。因此，低学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要高于高学历农民工。

5.高收入者返乡创业意愿高于低收入者

农民工月均收入越高，返乡创业的意愿越强烈。从资金实力来看，越是收入高的农民工，积累的资金量越多;同时，越能够从返乡地金融机构、亲朋处获得创业资金支持，创业能力越强。从人脉关系来看，越是收入高的农民工，越能够在城市打工过程中积累人脉。从对市场的敏锐度来看，高收入人群所积累的工作经验，使得他们知道农村与城市资源错配的关键点在哪里，能较好掌握创业的目标市场和目标客户，大大降低了返乡创业的风险。因此，高收入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要显著高于低收入农民工。

三、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困难

1.缺乏足够的财政资金支持

缺乏资金是农民工回乡创业面临的首要困难。一方面是个人收入不足，难以支付创业所需费用。农民工返乡时虽然积累了一定资金，但对于创办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而言，这点积蓄只是杯水车薪。另一方面是企业流动资金不足。企业办起来了，却因缺少流动资金而运转困难。当前，政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资金支持，主要以财政提供贷款利息补贴和创业专项补贴为主，但是实践中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补贴的金额总量少，贷款的期限较短，难以满足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的需要。尤其是投资回收周期较长的项目，更需要长期贷款。二是享受补贴有附加条件。如要求创业者具备一定的资金和人员规模，甚至硬性要求雇多少返乡农民工等，基本上只有当地政府扶持的少数典型企业才能获得补贴。三是经办人寻租机会多。现有的创业补贴、免息贷款审核及发放机制不健全，为部分经办人寻租提供了机会。农民工回乡创业者要得到贷款和补贴，往往要么额外增加成本，要么与经办人有特殊关系。

2.缺乏适合的金融信贷产品

金融信贷是农民工返乡创业资金的主要来源。农民工返乡创业涉及面广，资金需求多，无论是购买原材料、半成品或者其他的流动性支付，还是购买设备、修建厂房等中长期资金，甚至产品营销的各种费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融资需求。但农民工返乡创业开办的多属小微企业，管理体制不完善，有效抵押物不足，与金融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从防范风险角度考虑，往往设置较高的信贷门槛，农民工的创业融资需求较难满足。具体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必要的抵押担保。农民住房无产权证，土地不能作为抵押。而除了土地、住宅外，农民基本没有其他财产可以抵押。二是尚未建立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贷款管理机制。一笔贷款经过金融机构调查评估、分析论证、上报审核等环节，往往需要数月之久，难以适应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时效需求，导致农民工因资金短缺而无法如期实施创业计划或扩大创业规模。三是农村保险机制缺失。金融机构对农民工创业风险把握不准，担心他们创业失败后再长期外出务工，给收贷收息增加难度，对发放贷款态度谨慎。

3.缺少创业技能的教育培训

从调查数据来看，68%的农民工学历层次为高中及以下，几乎都没有受过创业技能或技术培训，对技术的掌握程度相对较低。各地虽然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农民工创业教育培训，但普遍存在资金筹措机制不健全、管理工作薄弱、方法缺少创新、培训时间较短，以及缺少后续跟踪服务等问题，教育培训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质量有待提高。

4.缺少创业项目支持

“创业干什么”是经常困扰返乡农民工的一道难题。农村空间很大，但真正赚钱很难。不少返乡农民工有创业愿望，但难以找到合适的项目。一是存在盲目办企业现象。受自身知识和管理经验等因素制约，对市场信息缺乏足够的了解，同时缺乏政府积极有效的产业引导和项目指导，农民工创业时难免做出不切合当地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决策判断，存在不同程度的盲目投资现象。二是模仿重复别人的创业模式。看到别人在某方面创业赚钱后，自己也盲目跟进，但由于企业规模小，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一旦销路出现困难，发展资金再难以解决，便会导致创业失败。三是局限于传统种养业及农副产品加工业。很多农民工认为最稳妥的创业就是从曾经最熟悉的田间地头开始，但这些项目多属微利项目，规模不大、产品单一、受市场影响大，不利于农民工尽快致富增收。另外，这些项目技术含量低，也较难享受国家政策扶持。

5.缺乏配套的行政服务

农民工回乡创业，涉及工商、税务、银行、劳动、农业等多个部门，尽管各部门开展了一些扶持工作，但配套服务相对滞后，规章制度尚未成熟，没有形成合力。一是配套政策不够具体，可操作性差，缺乏吸引力，或者因宣传不到位而不被回乡创业农民工所了解。二是办事创业的商事环境不尽如人意。办证、贷款可能遇上人情掣肘，一些优惠政策不积极争取、不付出成本就很难得到。有的要辗转多个部门，每道手续又要收费，增加了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成本。三是基层乡镇人员工作不适应问题。乡镇工作人员以前多是出去招商，现在要为见多识广的返乡农民工提供服务，自身的视野和认识存在“短板”，缺乏主动与返乡创业者对话和服务的能力。

四、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对策建议

1.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降低创业资金成本

财政扶持是农民工返乡创业最直接的手段。一要增加财政专项补贴资金总量。财政专项补贴资金主要用于招收符合社保补贴人员创业项目的社保补贴，突出对回收期长的项目补贴，并对吸纳当地劳动力就业多的创业项目给予奖励性补贴。二要安排财政资金给予创业担保贷款贴息。鼓励和支持各类金融机构积极做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金融服务工作，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运用杠杆手段解决返乡农民工创业资金不足问题。三要落实返乡创业定向减税和普遍降费措施。符合政策规定条件的，可免征教育费附加、水利建设基金等政府性基金，免收管理类、登记类、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者从事适度规模经营流转土地给予奖补。同时，建立包含事前审核、事中审计、事后反馈三位一体的扶持机制，防止寻租行为，切实降低返乡创业者的创业成本。四要运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机制，向返乡创业农民工提供免费的公益性服务，帮助他们解决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2.提升金融服务质量，降低农民工返乡创业融资成本

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难问题，积极创新金融产品，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一要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的实际，推出多样化的质押、抵押融资服务。设计信贷额度大、回收期长的农民工创业项目专项信贷产品，尤其是推广农村承包地、水面、林权经营权等抵押贷款。二要建立和完善贷款风险管理制度。大力推进“农村信用工程”建设，实行信用证制度和农户联保贷款制度，建立信用档案、评级发布和失信惩戒机制。积极参与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发展过程，主动提供贷款审批、代管企业会计、免费市场信息等优质高效的创业服务。三要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一方面设立项目驻点专员来提高金融服务的区域空间，另一方面设立项目专项管理团队来缩短金融服务的时间，有效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3.搭建农民工返乡创业信息化服务平台

“互联网+”时代，搭建信息化服务平台，能够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效率。一要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行动。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建立能够实现创业项目投融资、项目展示、电子商务等多功能一体化的互联网云平台，实现农民工返乡创业信息的便捷化、可视化。二要做好信息化平台的宣传与推广工作。重点利用手机、电脑等终端，积极主动地投送相关创业信息，促进农民工在信息资源获取上的简约化、便利化。三要加大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互联网、交通物流设施、电子商务产业园等方面建设，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支撑，促进农产品销售、商贸流通等各类服务业发展。

4.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技术支持

技术是农民工返乡创业中较为缺乏的资源，做好教育培训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要落实创业培训专项行动计划。通过案例、实习、参观、座谈等多种方式，突出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技能、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营销技能的培训，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能力和水平。将创业项目招收的新员工纳入“阳光工程”培训范围，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二要鼓励农民工技术创新。设立农民工返乡创业科技创新基金，激发农民工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三要建立专家服务团队。帮助创业农民工与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建立经常性联系，及时为他们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实现专业技术服务和农民工创业的有序对接。

5.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良好的行政服务

良好的行政服务是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重要保障。一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权出资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家庭农（林）场，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跨地域、跨所有制和跨行业经营。二要精简农民工创业程序。突出对创业项目的准入领域、准入条件及经营场所等体制机制的创新，简化创业登记手续，推进“一址多照”、集群注册等改革，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切实节约创业者的时间和成本。三要整合农村创业资源。建立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对接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为创业农民工提供项目信息、政策咨询等服务，降低其寻找项目的机会成本。四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将返乡创业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范畴，切实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弱势化”问题。五要建立农民工创业风险保险机制。这可以使他们在遭受意外灾害时，能得到保险救助，不至于因为创业项目失败而使其生活陷入困境，切实降低创业风险。通过政府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让返乡创业农民工切实得到实惠。

注释

①胡枫、史宇鹏：《农民工回流的选择性与非农就业：来自湖北的证据》，《人口学刊》2013年第2期。②参见朱红根：《政策资源获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江西调查数据》，《财贸研究》2012年第1期。③2014年7月至8月，课题组依托湖北经济学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采用电子问卷和实地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在湖北省咸宁市、宜昌市等地就农民工生存现状、返乡创业的意愿、面临的困难等问题进行了专项调研。调研发放问卷800份，回收问卷768份，有效问卷688份，问卷有效率达89.58%。受访者遍及咸宁、宜昌两地共计8镇4乡的已经返乡或者目前正在家休息、探亲的农民工群体。

责任编辑：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