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捷

鲁迅：一个既有所长也有所短的人

文徐捷

Luxun:yigejiyousuochangyeyousuoduanderen

一

假如我们想要还原鲁迅的本来面貌，首先应该确定，鲁迅只是一位小说家，而不是遍身插满了旗帜的半人半神。鲁迅不仅是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也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小说家。早在二十世纪前期，鲁迅的现代小说独树一帜，对推动我国的文艺思潮和白话文的普及做出重大贡献，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下占据了文学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鲁迅创作出的小说作品，从现实意义上讲对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文学技巧的表现方面，具有鲜明的超前意识，展现出了极为个性化的创造能力。从鲁迅的努力方向上完全可以看出，他一生投入了最大精力和最大热情的事，就是进行小说的创作与研究。这一点，恰恰也是鲁迅走上文学道路时的愿望与初衷。

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了。许多年来，那些炫目的人格色彩，过份夸大的神性化的光辉，显然都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和需求，把厚重的泥塑一层又一层强裹在鲁迅身上，并非出自鲁迅本人的意愿。我们现在提到鲁迅，应该将这些胎赘全都捣碎，清除干净，仅把鲁迅先生还原为一个献身于文艺的、了不起的小说家来看待，事情就好办多了。用今天的眼光来判定，鲁迅遗留在身后的作品，除过具有代表性的二三十篇小说，散文杂文中为数不多的精品，以及所有关于小说史的研究——除过这些仍保留着原有的价值外，其余作品（尤其是那些费尽口舌的“战斗”檄文）的价值显然要大打折扣。另外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对于研究鲁迅的家庭琐事和个人的性格成因或许有些用处，倘若当成作品拿出来叫人阅读，就显得有些勉为其难，过于乏味了。

我们知道，鲁迅生于十九世纪末期。其时，晚清政府的腐败早已浸入膏肓，统治根基也摇摇欲坠。鲁迅十三岁那一年的秋天，其祖父因涉贿赂乡试主考官员事泄，被打入死囚牢里等候问斩，后经家人上下打点，全力营救，虽然保住了性命，毕竟还是蹲了八年牢狱。如此的打击与折腾，足以导致这户人家的家境彻底败落，周家由此受到的磨难，感受到的深深恐惧，必定对少年时代的鲁迅产生极大影响。鲁迅的家世，其实并非人们想象的有多么显赫，祖上也没出过什么人物，撑死有过一半个品级极低的小官小吏（如祖父周福清），说起来比无职无位的读书人好听些。讲得客观一点，鲁迅出生时的家庭，在经济上或许比市民阶层稍好一些，在乡土名望上达不到做一位结结实实的老爷的地位，在政治上无权无势，在出人头地的愿望上应该跟普通的读书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一句话，鲁迅童幼年时期直至十八岁离家以前的成长环境，基本上就是当时中下等阶层的生存缩影。人们误以为鲁迅家世显赫，很大一部分原因跟小说《祝福》有关，以为雇着祥林嫂当佣人的鲁四老爷家，就是鲁迅的家世背景。实则不然。鲁迅写下的许多文字，许多年来皆反复出现在国人的朗朗背诵中，其中尤以一些童趣回忆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鲁迅自己更多感受到的，其实是生活的黑暗与挤榨。

所有这一切，都是构成鲁迅生命整体的原始因素。鲁迅的性格成因，在他很小的时候已经注定了一种暗示的倾向。也可以说，整个一生笼罩在鲁迅心头的阴影，从他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那一刻起，已经划下了抹不去的痕迹。凡是中国老百姓历来都有的对黑暗世界的仇恨，在鲁迅心中同样存在，或许还不仅仅是存在，而是把仇恨的力度扩张数倍，达到了刻骨铭心的程度。凡是中国老百姓历来都有的对强权暴政极度畏惧的心理，在鲁迅的意识中同样扎下了根，非但扎下了根，而且渗透到潜意识里，做梦时都能看到。有强烈的憎恨，有极度的畏惧，二者加在一起，就变成一种极为奇怪的东西：首先是冷眼相向，表示着公然的蔑视，其次决不向危险跨进半步，免得自家遭了毒手。有强烈的憎恨，有极度的畏惧，有躲避危险的最大本能，三者加在一起，就变成一种更为奇特的东西：以冷眼斜乜着敌人，把指向不明的诅咒泄向天空，用全副动作做出最激烈的愤怒姿态，实则脚下不动，后脊冰凉，愈加厉声地警告自己：决不向危险接近半步！决不！

1902年3月，二十二岁的鲁迅由南京启程，乘日轮大贞丸号抵达横滨，开始了长达七年多的留学生活。值此期间，大批留日青年追随着孙中山、黄兴等人的脚步，为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奔走呼号，倡导革命。这七年中，1905年8月，反清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组成同盟会；1907年初，革命者在潮州、惠州、钦州举行反清起义，相继失败，大批仁人志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7月，革命志士徐锡麟、秋瑾先后在安庆、绍兴举事，均被捕牺牲；8月，焦达峰、孙武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共进会，继续策划武装起义………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多么苦难深重，对无数具有使命感的青年来说，非以实际的行动来做出反抗，不足以挽救危难中的民族与国家，非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不足以铸成精神的碑刻来唤醒民众的觉醒。

为拯救整个社会而不惜牺牲个人生命，这种倾向性在鲁迅身上几乎没有。鲁迅欣赏的是国外那些“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作品，对近在身边发生的复仇和反抗不大关注，也无兴趣参与。鲁迅的兴趣是“改变国民的精神”，“想利用他（指文艺）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当时，鲁迅也曾接触过光复会的一些外围活动，不过很快就走开了。从这一点上说，鲁迅肯定不是一个革命者，只是一个保守的改良者。鲁迅首先要求的，是过一种平静稳定的书斋生活，以温暖的家庭为核心。鲁迅从来也没有改变过自己的想法，更不可能拿身家性命去冒险，为了一些麻木不仁的国民跟一个黑暗残暴的社会公开对抗。

作为家中的长子，鲁迅深知自己对家庭负有的重大责任。1909年7月，鲁迅结束在日的留学生活回到国内，也是为了家庭经济上的原因。此后，鲁迅一直生活在北平、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一方面倾尽全力照护了家庭，一方面也应酬着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事情，跟大多数文人一样，有着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小圈子。从这个角度上说，鲁迅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很顾家的人，很少有额外超越小我的时候。在鲁迅倔强的性格外表下，真正隐藏着的，其实是中国人骨子里最虚弱的东西。这一点，从鲁迅一生的道路中，处处都可看出。

话说回来，除过那些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人，除过那些肩担民族大义不惜舍下心爱的妻子儿女毅然走上刑场的人，除过那些为了理想敢在黑暗世界里举起刀枪的人，又有几人能走出自私狭隘的小圈子呢？包括与鲁迅同时代的大多数知名教授和知名文人，哪一个不是如此呢？类似于这样的文化名人，在有些方面确实跟普通人没两样，甚而至于还不如普通人也说不定。由此，得出如下结论也是很正常的事：一个人可以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并不代表说，他必定是一个具有担当勇气的人。一位小说家，可以在自己写的作品中格外突出地强调人格，并不代表说，他自己的人格力量就超越在了众人之上。

纵观鲁迅的一生，每当需要在“家”与“国”之间做出选择时，往往会优先考虑前者而不顾及后者。也可以这么讲：家庭，是鲁迅心目中除过自己本身以外生命的第一延续，是头等重要的事情。至于其他的，都在其次。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导致我国大片国土沦陷，成千上万的同胞受到铁蹄蹂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遭受着空前的灾难，面临巨大危机。奇怪的是，作为文化名人的鲁迅，自始至终紧闭双唇，对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不曾有过一个字的公开谴责。单单是不谴责也罢，偏还跟日本人关系密切，走动频繁。要知道，这时正是战云密布，两国关系空前紧张之际，假如换成是另一个人，必定会招来国人怒骂：“狗东西！这家伙是谁？他的心肺被豺狼掏吃了吗？”可这人是鲁迅，这就使得后人瞠目结舌，在震惊之余感到有点说不出话来：“这、这……是鲁迅吗？这不是连……不会搞错吧？”

是的，这是鲁迅，没有搞错。1979年3月，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且是首次发行的《鲁迅年谱》，对鲁迅的生平以及生前写下的一应文字均有说明，算得上是一部极为详尽的书稿。将此书从前翻到后，找不到鲁迅对日寇侵华所做出的哪怕一句谴责。唯一留下来的鲁迅对“九·一八”事变的相关字句，是在《答文艺新闻社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中涉及的如下一句：“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惩膺’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仅此而已。紧接在后面的意思，是说日本人侵占中国东三省的目的，为的是进一步进攻苏联，奴役更多的人民——这个预言可惜没有说准。

这段话意思含混不清，简直令人生疑。听上去好像是说，日本人打到中国来，为的是惩罚中国军阀，中国的老百姓不幸也就跟着受害了。老百姓为什么会跟着受害呢？因为老百姓是军阀的奴隶，不能不跟着自己的主子一道受害，所以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膺惩”一词，本是日本军阀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把他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说成是“膺惩”，鲁迅在此也使用了同样的词，只不过把前后两个字互换了一下而已，其中的微妙之处，着实叫人费解。如果这算是一种幽默，实在没有找对地方。如果不是幽默，那又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当年就有许多人指斥鲁迅是汉奸，看来一点也不奇怪了。鲁迅的兄弟周作人，没过几年卖身投敌，公开做了无耻汉奸，不知是否跟家庭环境的影响有关。

鲁迅与日本人的关系，有一些是大众所熟知的。比如说，藤野先生、内山完造、增田涉等，经过鲁迅笔下的介绍，许多中国人都知道。还有许多跟鲁迅交往的日本人，中国人并不熟悉。据有关资料记载，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经内山完造介绍，鲁迅结识的日本人就有一二十个，且都有名有姓。对于内山完造，人们看法不一。有的认为他跟鲁迅的友谊是纯洁的，象征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有的认为内山完造是日本军部派遣的文化特务，来中国后，以开书店作为掩护，秘密担负着收集情报和其他方面的工作。

此事是否真实，在此不作讨论。若是非要从逻辑上做出一般性的推断，在中日两国关系极为特殊之际，日本军部恐怕不会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务必要利用每一个前往中国的日本人，使其担负一定责任为本民族效力。不管幕后隐藏着什么，后人能够看到的事实是，鲁迅当年在大敌当前之际，不是去谴责侵略者，激发人们的抗战勇气，而是制造出大量的“投枪”与“匕首”，对本民族兄弟大张挞伐。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转移了人们对抗战的一部分注意力，起到了内耗作用。这其实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而自己又无法做到的事。曾经为鲁迅所不齿的一些著名人物（如杨荫榆女士和陈其昌先生），后来反倒由于坚持了鲜明的民族立场，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先后遭杀害。这或许就是一些文章中所直指的，说内山完造“最恶劣的一件事，莫过于操纵鲁迅，而鲁迅到死也不知道被那个日本人利用了将近十年。”（周锦：《中国新文学史》315、316页，转引自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

鲁迅跟内山完造的关系无人不知，尤其是数次躲到内山书店里避难的事，更让人难以忘怀。在后人的印象中，总觉得鲁迅面对着当时的现实，始终受到了黑暗世界的迫害，常常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而且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战斗。那么，究竟是谁在迫害和追杀鲁迅呢？国民党特务吗？右翼势力的帮派分子吗？地痞流氓或黑社会的渣滓吗？持不同意见的文化人所雇的杀手吗？甚至，是左翼阵营里极端激进的文学青年吗？查遍尽可能找得到的资料，居然没有一个实例说明有人迫害过鲁迅，也找不出当局的哪一个部门秘密通缉过鲁迅。很容易找到的东西，大都是当时的文化名人跟鲁迅打口水仗的记载，而且鲁迅还很凶，左右不饶人，痛打落水狗。这件事情，看来会成为一个难以解释的谜。

当然，无论鲁迅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只要往内山书店里一躲，必定逢凶化吉，平安无事。这反倒证实了内山书店的不同寻常，别说什么帮派势力地痞流氓黑道白道根本惹不起内山书店，甚至连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惹不起内山书店，见了也要躲得远远的——假如国民党特务真想要鲁迅的命的话。这种情况，从另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了鲁迅性格中的某种特征：疑心特别重，胆子特别小，稍有风吹草动，立刻带着全家老小躲到一个自认为安全的地方，过一阵子再出来。不这样做，就无法平息心头的惶恐不安。这倒不是说鲁迅贪生怕死，只能说鲁迅不想白白死在一个乱世时代。其实，如果真有危险的话，哪里能躲得过去呢？李大钊先生当年曾藏身于苏联大使馆里，还不是被军阀张作霖强逼着把人搜出来，很快送上了绞架?

总而言之一句话：这就是本来的鲁迅。鲁迅先生的性格中，有一种明白无误的东西，那就是从来也不隐瞒自己。不隐瞒，不等于人格上的完善和没有缺陷。表现很坦然，不等于一定是站在了真理的旗帜下面。这时的鲁迅，跟后来那个鲁迅不同，头顶上根本没有那么多吓人的光环，也不可能有“独霸”天下的能耐。这个鲁迅活着的时候，曾把很多人骂得狗头喷血，反过来，自己也被很多人骂得狗血喷头。用今天的眼光看，若是把这种龃龉也归之为英勇战斗的话，恐怕连可笑都谈不上，只能说是无聊了。

再者，最为真实的鲁迅，最反对偶像崇拜。倘若鲁迅老早能够得知，自己死了以后会被人糊扎得怪模怪样，追加上旗手的封号抬举到半空中顶礼膜拜的话，肯定气得吹胡子瞪眼，会用最阴冷、最不知所云的言词诅咒这一切。

二

从现有的资料看，鲁迅在国内最早发表的小说作品，是一题为《怀旧》的短篇小说，刊载于1913年4月《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署名周逴。时年，鲁迅33岁，已有人生经验与文字经验的相当准备，显然不能算作文学青年。

在结构上，这篇小说有点类似独幕剧，作者设置了一个场景（窗前两棵桐树下），五、六个人物（我，秃先生，王翁，李媪，耀宗），通过几个人的对话，讲述，向读者勾勒出太平天国时期社会的混乱动荡情景。其中穿插着儿童（我）的一些心理描写，以及环境氛围的烘托。这篇小说谈不上有什么思想性，作者的意图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主。出现在小说里的几个人物，由于各自的身份不同，面对同一件事情时的态度、神色、举动等等，自然也各个不同。反过来也可以说，作者想要通过对小说中不同人物的性格描写，让读者感受到社会的等级之分，人与人之间的形态差异，由此生出会意的微笑。

《怀旧》这篇小说，倘若不是用文言格式表述的话，语言也许会显得生动活泼些。由于用的是文言，使得读者在阅读上无法做到流畅，心理上随即产生怠惰抵触情绪，乃至于阅读作品时应有的愉悦被大大打了折扣。这篇小说没能引起人们注意，思想深度不够是一方面的原因，用文言写作是另一方面的原因。这件事情想必也引起了鲁迅的思考，对今后创作出具有现代意味的白话小说起了警示作用。尽管如此，这篇小说的创作风格，已基本显出了鲁迅后来小说创作的大致特点：一、作品的结构，跟传统的白话小说决然不同。小说中的人物，不再是被故事支配的奴隶，而是一个个试着要站起来，力求自己塑造自己的形象；二、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气息，已经春光乍现，隐隐约约勾勒出了中国现代小说最早期的一幅水彩画；三、作者完全摒弃了传统小说中直白的交代方式，力求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与阅读者产生共鸣，把自己的思想理念折射给读者；四、在此基点上，现代小说的因素正悄悄注入中国小说的肌体中，对传统的“文以载道”的精神，等于做了一次修订。

现实主义题材的另一个特点是，有时候，人也可以把它当做历史资料来审读。比如，从上述的《怀旧》一文中，读者便可得知，太平军根本不是我们有些宣传中讲的那样，是什么“爱护老百姓的军队”，实际上很坏，到处杀人抢掠，残害百姓，给人们头脑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记忆。甚至有人误听了一句，说“长毛来了！”马上就引起一阵惊慌，连年龄最大、经验最多的秃先生也曾开溜走，准备要去逃难了。表面看似可笑，实质上，小民百姓如惊弓之鸟的神态与内心，让读者感到近在眼前。

1918年5月，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发表。鲁迅的名声和在文坛的地位由此而一举奠定，此后一直维持了下去，再无动摇。其时鲁迅38岁，已届中年，对人生与文艺的观点基本成熟，对现代小说的驾控能力已显出自信。这篇小说写于1918年4月，刊载在1918年5月15日4卷5号的《新青年》上。小说一发表，立刻引起读者关注，获得广泛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一篇小说以日记的形式出现，完全用接近口语的白话表述，进而把一个精神失常者的心理和神态刻画出来，活灵活现地托举在读者面前。这在当时，在“五四”运动即将发轫前的中国，是从未有过的奇事。况且，这篇小说的内涵不言而喻，从侧面清晰地传达出了对吃人社会的有力控诉。作品发表后，读者阅读作品时所能体验到的新奇感受，可想而知。读者阅读作品时，无论从感情上还是思想上受到的巨大的冲击力，可想而知。

中国的传统小说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曾经经历了古代的神话传说、笔记物语、街谈巷议、志人志怪之作，以及传奇说书等形式的漫长演变，自隋唐以降，至明清以话本定谱，始显白话小说之端倪。从结构上讲，传统小说套路死板，表现手法单一，往往以平铺直叙的方式作为发展主线，把故事中的人物当做提线木偶扯来扯去。小说里的人物没有自主性，完全为故事服务，等同于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因此，故事性强而人物性格单调（更谈不上内在的精神层面）是中国传统小说最明显的特征。

还有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即：传统小说在其不断演变形成的过程中，逐渐转化为精神与文化的载体，成为大众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部分。仅就内容而言，帝王将相与才子佳人，神灵志怪与古今传奇，勾栏瓦肆与佛庵道观，正人君子与伦理纲常，等等等等，是传统小说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这样的内容，很自然地折射着封建帝国几千年不变的精神内涵，允许肉麻无聊，允许自甘堕落，允许光怪陆离，允许精神鸦片麻醉毒害，唯独不允许出现一丁点新思想、新观念，敢有越界者，必定被视为大逆不道推出去砍头。这样的传统，长期得不到改观。直到“五四”运动前，有所谓的“鸳鸯蝴蝶派”露头，在小说中杂有文言，杂有白话，陈腐不堪的内容依然如旧。

《狂人日记》的发表，在某种意义上不啻于一道闪电，划破了黑沉沉的夜空。说它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篇用白话文写成，第一篇彻底反封建的小说作品，非常准确。说它是“五四”运动前夜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也不过分。相对于旧中国陈腐没落的现状，《狂人日记》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跟传统格调的旧小说全然不同。尽管人们心里清楚，小说的主人公是个疯人，满口的胡言乱语，可那“歪歪斜斜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救救孩子”的呼喊，几近于风铃在高处激荡，传播到暗夜里的声音久久难以消逝。

从鲁迅在国内发表第一篇小说《怀旧》，到《狂人日记》刊出，中间相隔了五年时间。经过五年的思考和准备，鲁迅彻底摒弃了文言文，十分纯熟地驾驭了白话文。如果把这种变化看做是一次飞跃，深藏于其中的诸多因素，自有相互的推动与关联。

一、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使他对传统小说的来龙去脉非常熟悉。

二、鲁迅对外国作品的翻译，使他获得开阔的眼界和借鉴的能力。

三、鲁迅的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已使他的目光变得具有穿透力。他最后需要做的事，无非是寻找到一个最佳点完成突破而已。

四、应该承认，鲁迅身上天然地生成着做一个优秀小说家的特质，假如把他与社会上许多人难以相容的性格看作是“古怪”的话，对于创作小说而言，这种敏感类型的性格恰恰成了极大优势，一般人很少具备。

五、鲁迅是小说创作的主观因素，《新青年》对作品的全力推出与介绍功不可没。今天看来，在中国现代史上，像《新青年》那样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如此巨大影响，对时代做出如此巨大推动的文学刊物，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今往后很难再见到了。

透过以上种种因素，可以看出《狂人日记》的产生并非偶然，实为某种必然，是暗合了时代潮流的要求，以自觉的姿态应运而生。值得一提的是，跟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相比较，鲁迅写的《狂人日记》，被赋予的社会意义或许更宽泛些，批判的指向则带出了过于明显的痕迹。而且，在形式上的借用也一目了然。单从小说的结构看，类似于《狂人日记》这样的表现手法，直接从中国人的头脑里蹦出来的可能性不大。中国人受传统小说的熏染与禁锢太深了，双手与头颈都套在木枷中，手里只捧着孔孟之道的书在读，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另一部叫《圣经》的书。说是一种小说形式，实则它扎根于俄罗斯的泥土里，跟俄罗斯的社会背景，人文习俗，历史沿革等等，关系密切。它跟任何别的事物一样，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一点演变着，逐渐完善着自己的形态。它无需完整的开头或结尾，直接从生活现象中截取出一段，这种容易集中笔墨展开描述的巧妙方式，是在异域他方造就的，并非中国的产物。

从这一点上说，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鼻祖，其表现手法也无法被称为独创，只能算是引进。这就跟当年中国人购进洋人的机器一样，跟现在引进外国人的先进技术一样，都属无奈之举。这样的事情，搁在当今更是稀松平常，但凡世界上出现一个知名的小说作者，无论他是马尔克斯，还是塞林格或米兰·昆德拉，中国马上就有人模仿，谁能抢在前面，谁尝到的甜头就多一些。这不知是不是等于在悲哀地告诉全世界，连中国的文学艺术，也亦步亦趋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爬行，多少年来一直就没有变过。

1918年至1926年，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同时也最辉煌的阶段。在这八年中，鲁迅先后出版了两本小说集《呐喊》《彷徨》，两本散文集《野草》《朝花夕拾》，三本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也可以说，鲁迅所有作品中最为深刻，对社会影响最大的精华部分，都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阿Q正传》。

1921年12月，《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刊》连载，至次年初结束。这是鲁迅继发表《孔乙己》《药》《明天》《风波》《故乡》等一系列小说之后，发表的最为重要的一篇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阿Q，集贫穷、愚昧、麻木、迷信、无赖、狡猾、胆小、怯懦、无知、盲目自大与无端狂妄等等丑陋习性于一身，形成了人们所说的阿Q特征，即“精神胜利法”。阿Q本人，无疑是中国人劣根性的集大成者，以貌似荒诞的过程，演绎着中国人的历史。乍一看，这个人物根本不可信，其滑稽程度几乎被夸张到了可笑的地步。仔细想想，这个人物不但非常可信，其存在的依据也深刻得令人感到吃惊，几乎等同于无数巨根伸进地底下，死死攫住了一个民族的灵魂，暴露在地面上的那棵树，则完全扭曲着改变了应有的形态。

阿Q的精神形象，实际上就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的精神形象。阿Q的影子，实际上是无数中国人影子的重叠。阿Q的嘴脸模样，在全中国也找不出一个，倘将此分解开来，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有阿Q的血液流动，每一个中国人都是阿Q的底片翻版。加上阿Q身边的众多人物，加上阿Q被杀头时许许多多张着嘴的看客，小说中的未庄便显示出了浓郁的象征意味，一幅背景广阔的立体画面便凸现在读者眼前。中国社会的本质，就是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刻画，被鲁迅揭示出来的。中国人的精神本质，就是集中在阿Q一个人身上，被可悲地提拎起来展示给人看的。

阿Q的出现，绝非简单现象。《阿Q正传》是鲁迅在一系列的小说创作活动中，达到巅峰时期的巅峰之作。这篇作品是不断实践与不断摸索探求的结晶，显示了鲁迅作为小说家的杰出才能，至今无人能够比拟。早在二十世纪初期，这篇作品所展示的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已经突破现实主义的表现框架，毫无疑问走到了世界文学的前端。到了这一步，中国传统小说的禁锢在鲁迅头脑中被彻底打碎扬弃，一种原创的而又带着本民族情感内涵的表现方式，自自然然踏进了世界文学的殿堂。跟同时代的西方作家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以及俄罗斯作家安德烈耶夫做一比较，鲁迅的作品毫不逊色，自是一个方向的领跑者。

这是鲁迅在文学创作上获得的最大成就，也是鲁迅整个人生获得的最大成就。

阅读鲁迅的小说作品，读者逐渐能感到不同作品中的人物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些人物生活的背景时代，大致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每一篇小说里的每一个主人公，基本都是善良的，其悲惨的遭遇都令人同情。等到这些小说中的人物逐渐排列出来，等到这些人物的精神特征逐渐集中于阿Q一个人身上时，事情就起了神秘的变化。因为，阿Q在这时已经不再是一个单数，也不是简单相加的复数，而是多项相乘的积数。阿Q由一个简单具体的人，变成了一个复杂抽象的人，这时不管无奈的中国人怎样作法，也难以把阿Q的影子从自己身上驱走。这就使得阿Q在中国人眼里和情感中塞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知该同情他，还是该恨他。不知该狠狠痛扁他一顿，将其丢进厕坑里，还是干脆把他送到敬老院当祖宗养起来——反正，心里乱糟糟的，极不舒坦。

鲁迅是写小说的顶级大家，对于人物性格刻画，对于景物环境的描写，常用寥寥数笔就清晰地勾勒出来，极为生动传神。鲁迅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中，塑造出许多鲜活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如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闰土、祥林嫂、魏连殳等等，给人留下了一个黑暗时代的整体印象。这些人物之所以时常闪现在读者脑海里，首先是由于他们曾经构成了鲁迅生活中的实际内容，是鲁迅极为熟悉的事物。在鲁迅的小说作品中，读者所能感受到的，多的是苦难与不幸，少的是挣扎和反抗。即便出现了个别“呐喊”与“叫嚣”的声音，也都是由一些稀奇古怪的人嘴里发出来的（如《狂人日记》中的疯人，《长明灯》中的精神病患者，甚至，包括阿Q），这无疑跟鲁迅自己的人生有密切关系，在极度仇恨与极度畏惧的双重挤压下，作者与作品的情感指向同时受到扭曲，也算不上太奇怪的事情。

尤其在鲁迅的一些散文作品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明明有十分强烈的情绪亟待喷发，偏又没有明确表达的勇气，偏又执拗着非表达不可，于是，言辞语气就变得艰深晦涩起来，很明显地把“咬牙切齿”跟“拐弯抹角”生硬地捏到了一起，时常让人感到一头雾水，不知作者说了些什么，不知作者想说些什么。

从思想内容上看，鲁迅对社会持有的消极否定态度，注定了鲁迅的作品很难有将人唤醒的精神力量。在黑暗中诅咒黑暗，一方面很容易得到人的认同感，一方面也很容易把人拖入更深的黑暗中。在黑暗中诅咒黑暗，不啻于将黑暗复制成新的麻醉品，人的一生都在其中获得低级的满足感，最终的结果必定是愚昧无知地蜷缩成一团死去。在黑暗中诅咒黑暗，跟在黑暗中划亮一根火柴相比，当然要容易得多，前者不必担惊受怕，只需怀着怨恨躺下，对着无边无际的黑暗作出否定就是了。后者呢，则须付出极大的勇气和耐力，甚至是牺牲生命的代价，才能使自己变成一束光亮，把人们的眼睛和心灵照亮。

换句话说，所谓对黑暗世界的无情揭露，从本质上讲其实是多余的，是携带着消极的、下意识的审美情结，与事物本应具有的运动态势背道而驰。长久的生活经验或许早已告诉我们，人本来就置身于黑暗中，时时刻刻感知、触摸、并且极度厌倦着黑暗，根本不需要谁跑过来，把黑暗再绘声绘色描述一遍。即使有哪个聪明人把黑暗的根揪了出来，让大家嗅，让大家摸，大家还是面对着黑暗，不懂得站起来砸开窗子去迎接光明。从哲学的定义上讲，对于现实的否定，并非意味着要停留在现实中。倘若仅是否定，没有力量赢来新生，这个世界肯定只能停留在死寂沉沉的坟地里。

鲁迅写出的小说作品，紧紧把握住了黑暗的现象，唯独缺少现象背后应有的变化，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未曾脱离狭隘，所以鲁迅在文学艺术上表现出的极高造诣，大都转化成了美学课堂上格外欣赏的悲悯情怀。正因为如此，读鲁迅的作品时，心领神会越多，站起来行动的要求越少，每积攒一分愤懑，必定加重数度悲哀。直到有一天读得瘫倒在地下，人也只是发出些冷言冷语，别的恐怕什么也做不来。当然，十八世纪的卢梭凝视着法兰西蔚蓝的天空，能够以生命的激情和思想烈焰将法国大革命的火炬点燃，二十世纪的鲁迅站在同样的天幕下，未必就能够将心中深埋的苦痛稍稍有所释放。面对着一个黑暗残暴的社会，想要指望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开出济世救民的良方，期望值显然有些过高。即便人们有所指望，被指望者未必能够使社会满意。

若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能在文学作品中塑造出一个公众人物，带着极为深刻的成见与自己的民族或国家纠缠不休，这样的顶级作家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事实上，鲁迅就是这极个别的人当中的一个。鲁迅在小说作品中塑造的阿Q，就是与中国人的灵魂纠缠不休的那个人物。若是想让阿Q的影子在中国人身上淡化，恐怕还得几百年时间，等到中国人身上的劣根性统统扫光，阿Q的影子才会消失。如果做不到，阿Q在国人中间就死不了。非但死不了，阿Q时常还会得意洋洋唱一句：“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叫你哭笑不得。

现在的问题是，在鲁迅本人的身上，是不是也有阿Q的影子呢？

责任编辑 高 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