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明全 黄平

作家与批评家不要太熟
———对话『80 后』批评家、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黄平

文 周明全 黄平

“首要的是把本职工作做好”

周明全：你本科就读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而研究生和博士则选择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从哲学到文学，学科跨度是相当大的，当时怎么考虑的。在《贾平凹小说论稿》的“后记”中，你特意提到了你父母，他们从小就对你的作文充满鼓励，这是你从哲学跨度到现当代文学研究专业的内在动力吧。

黄平：考研主要是对高考的一次矫正，说来惭愧，我虽然在1999年的高考中是家乡文科第一名，但没有被第一志愿中文系录取。就读社会学系，是调剂的结果。至于父母的因素不大，我不是出生于文学家庭，父母对我的职业方向没有要求，他们和其他家长一样，觉得自己的孩子高兴就好。

周明全：我个人觉得，做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需要更为广阔的知识背景，本科的哲学背景，对你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有很多帮助吧。你的求学经历，与另一位“80后”批评家李德南很相似，李德南本科学的是政法，硕士学的是哲学，博士学跟随谢有顺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我最近在看他的博士论文《“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洋洋洒洒18万字，就大量运用了他硕士时的哲学知识背景，论述起来很有见地。

黄平：做文学研究，对哲学与社会学确实要有基本的了解。我不知道德南兄当时是如何考虑的，但可惜我当时年少无知，不喜欢这个调剂的专业，大学四年基本上就是逃课，自己在图书馆或寝室里看看书，或者参加社团活动、朋友聚会等等。有的专业课老师第一次见到我，是在期末考试的课堂上。现在想来应该向本科的老师们致歉，后来知道恶补哲学社会学等知识，是在研究生之后了。也有朋友读过我的论文，觉得我的思路受本科社会学影响大，其实我主要受博士阶段程光炜教授影响，他很看重文学社会学。

周明全：说到你的导师程光炜教授，我读到他为你的专著《贾平凹小说论稿》作的序，程光炜自第一次在吉大的学术讲座上遇到你，对你的提问评价很高，此后竟主动给你写信，希望你考他的博士，接到程光炜的信，一定高兴坏了吧，程光炜可是国内一流批评家，能主动邀请，足以说明你的优秀以及他的眼光。你和庆祥都是“程门”最得意的弟子。我看到过庆祥在一本书的“后记”中说，你统计过，在做“重返80年代”研究时，一个学期，程老师就给你发了400多封邮件。程光炜老师在做人做事以及研究上对你的影响很大吧。

黄平：是啊，当时真是高兴坏了。程老师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好的导师，在做人做事上，我特别佩服程老师内敛的情怀与低调的责任感，无论对于学生、家庭还是国家，他都是很有承担的一个人。但是他从不高调的显示这一点，你看程老师的文章，有时候还故意要拙一点写。我一直以导师为榜样，但是虚荣、浮夸的东西，我还是有，有时候也不够踏实，不像老师的沉着与沉静。

研究上的启发是几句话难以尽数的，无论是学术志趣、态度，还是研究方法、对象上，程老师的指导对于我都是奠基性的。一定要概括的话，我从程老师那里理解到真正有价值的当代文学研究，既要在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推动“当代文学”不断走向成熟，也要重新激活“文学”与“历史”的关联。

周明全：2013年5月，中国作协给你们六位开研讨会那晚，我们一起在中国作协对面吃涮羊肉，我不记得当时谁向程老师介绍起我正在策划的《“80后”批评家文丛》时，程老师忽然问，出版社收你们多少钱？当我回答说不收任何费用，我看到程老师似乎很惊讶。2013年春节前，我准备在《大家》杂志用48块彩版做有关“80后”批评家的专题，就给程老师发了信息，想请他针对《“80后”批评家文丛》以及当下“80后”批评家的成长写篇文章，他回复我说，不愿意写哪些应景的文章。当时，心理还很不舒服，就在年假中，我找程老师的书和文章看了，也搜索了一些程老师在各种研讨会上的发言研究了一下，发现程老师是言行一致之人，文人为文是高度统一的，遂觉得自己小家子气。前一阵子，我想策划一套批评类的丛书，在北京找了李洱，李洱也极力向我推荐程老师。听兄介绍的这么好，真是可惜啊，要是这破外语能考过，我也去考程光炜老师的研究生，学点真金去。

黄平：很赞同明全兄的判断，跟随程老师几年，我也深刻地感受到程老师文人为文的确很好。至于你读书嘛，哈哈应该破格录取。

周明全：博士期间，你就在文学界出道，得到了林建法主持的《当代作家评论》许多支持，2008年就获得了《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此后又两度获得《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并被《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推荐。一个批评家能在二十多岁就享受如此待遇，兄怕是这个群体中少有的了。我一直觉得，《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两本刊物，是当代培养评论家的摇篮，而张燕玲、林建法老师则是“文学批评的保姆”，不仅活跃在一线的诸多评论家备受两刊和两大主编的恩泽，就连如这种刚起步的新人，两大刊物也倾心关照。

黄平：林建法、张燕玲等主编对于我们这代研究者的支持很大，这种知遇之恩没齿难忘。这两家刊物各具特色，林建法老师比较推崇纯正的文学研究，而张燕玲老师十分重视文学批评的新锐性，一北一南，都是文学批评的重镇。他们作为一流的编辑家，也很重视作者队伍老中青的延续，相关论文奖的设定也是这样，我作为“80后”比较幸运，沾了年龄的便宜。

周明全：你在《贾平凹小说论稿》第一页，就打出了“献给我出生于商州的妻子”，另据甫跃辉一次和我说，2013年底，他的作品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你妻子当时有事没去，事后还专门给他电话，说很认真地读了小甫的小说，本是准备在研讨会做发言的，可惜有事没去成，你老婆也是搞文学研究的吗？她对你搞文学批评支持吗？

黄平：我妻子拿到是文艺学博士学位，不过她在文艺学中偏重视觉文化如电影的研究，对于当代文学略有涉猎，但并不多。对于跃辉，她是作为资深读者致敬的，她比我读跃辉的小说还多。关于献辞，主要是我妻子出生在商州，她见到贾平凹老师都是用家乡话交流，这个巧合比较有趣。

我和妻子的兴趣爱好相似，她对我的工作很支持，她经常说家里两个人不可能都忙于事业，总要有一个人偏重于照顾家庭，而她牺牲自己的学术事业承担了这一切。我个人也努力在学术与家庭之间找到平衡点，我素来不喜欢高调的东西，反思自己的天赋与能力，自己就是一名普通的教师，不辜负自己的职业，也不辜负自己的家庭，安安稳稳，足矣。

周明全：前不久，我和金理也细聊了一次，我们也就家庭的支持谈过，金理就讲，他的妻子给予了他很多支持，使得他能安心读书搞研究。在上海这样压力很大的城市生活、工作，搞文学批评这种既赚不了钱也没有多少前途的职业，没有来自家庭的支持，是很难坚持的。你和金理兄都找了好妻子，祝贺啊。

黄平：是的，借此机会，再次感谢我的妻子。

周明全：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后，到了华东师范大学，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岗位，据说，你还是学生最喜欢的年轻老师，程光炜老师在序言还得意地说，在上海朋友中，有如果你再介绍学生来，就介绍像黄平这样的“好学生”来的说法。这个评价可不低啊。兄何以如此吃得开啊，介绍点经验嘛。

黄平：这实在过誉了，我不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系里多位教师口碑比我好。而且我教当代的东西，离学生的生活近，很容易举一些哗众取宠的例子赢得掌声。至于周围师友的些许好评，一方面是长辈的抬爱，另一方面我在单位承担的工作较多，比如我在教学科研之余协助陈子善老师编辑《现代中文学刊》，大家可能觉得我踏实肯干。

“80后”想在任何岗位上得到认同，和每一代的青年一样，首要的是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在工作中有一个谦逊、认真的态度。这个不敢说经验，我离自己说的也差得远。此外现在房价、婚姻等都是沉重的压力，我很幸运避开这些困难了，但对于很多同龄的朋友，确实会严重干扰他们的工作。在这个时代，有一个静心工作的环境，其实是蛮奢侈的。

周明全：在学院里，似乎更看重文学研究，而且容易出成果，容易得到经费支持，而文学批评，尤其是对当代文学似乎是出力不讨好，你是如何看待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社会上一直有种声音指责文学批评失语，其潜台词似乎就是说，学院里的批评家只看重古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而对当代的关注度远远不够。你觉得这样的说法合理吗？

黄平：这是个大问题，我觉得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是互补的，很难想象没有研究作为基础的文学批评，那是业余状态的“读后感”；也很难想象把文学研究完全“科学化”，那其实是忽视了文学的特性。我大概是读硕士的时候通过阅读伦敦大学赵毅衡教授的大作，对文学批评有所入门，赵毅衡教授很重视理论与细读的结合，这个对我影响比较大。其实好的文学批评，都是文本、理论、史料在充满想象力的文体形式下的综合，这和文学研究是一样的，没必要人为割裂。

至于我们的文学体制将“文学批评”单列，这是历史的产物，主要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文学体制的残留，那种文学批评如胡乔木和周扬的文学批评，和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在内涵上完全不同。今天的文学批评不是高于作品，不是指导作家；也不是依附于作品，不是吹捧作家；而是接近“批评理论”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是一种特别的学术研究，也是一种特别的文学写作。

关于失语，其实说了有二十多年了，我一直不同意这种说法，很多当代的作家作品都有充分的研究，只是影响不像80年代那么大，不被看到而已。此外很多文学批评是“迂回”的，谈论的仿佛不是当下的作品，但是以当下的问题意识为导向，这就是对当代的关注。令人遗憾的是，好的文学批评，有时候比好作品还缺乏有充分准备的读者。

门罗的写作是文学的小道

周明全：我此前听一些人说，兄弟为批评家、学界所认识、认可，主要是得益于跟着程光炜搞“重返80年代文学”研究，这段经历，对你的成长一定意义重大吧。

黄平：我最早发表的一批论文，都是“重返80年代”意义上的，比如对于《今天》、对于《废都》的讨论等。关于我们几个学生和程老师做“重返80年代”的经过，包括程老师、我和杨庆祥都写过相关文章介绍，这里不赘述了。我蛮怀念那段学生时光，当时我和杨庆祥在入学的那一年（2006年），正好赶上程老师做“重返80年代”，大家在人大校园里安安静静地查史料、自由的讨论与宣读论文、忐忑不安地投稿、克制狂喜地翻看样刊，那段学术训练的光阴，真是流水般美好的岁月。

周明全：你出生于1981年，作为“80后”是怎么看待80年代文学的？你觉得做“重返80年代文学”有现实意义吗？

黄平：我似乎没有“80后”作家常见的沉溺于“纯文学”的矫情，提到80年代文学，一定要慢吟吟地感叹一句，可惜文学性不强。相反，我很喜欢80年代文学，有一种人生的实感，我喜欢和生命、和生活相联系的文学。我的文学启蒙读物几乎都是现实主义的，和80年代文学的气味契合，幸好我当年借不到卡佛、门罗之类的作品，他们写得也好，但那是文学的小道，是给神经衰弱的现代人读的。“重返80年代文学”的现实意义就在这里，用程光炜老师的话来讲，要重申“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周明全：雷达说过，贾平凹是一个写得好，但不好谈的作家。你的博士论文怎么会选择贾平凹作为研究对象？你很喜欢王小波，当时怎么没想过研究王小波呢？

黄平：选择贾平凹做研究，主要是我一篇谈《废都》的文章获得了《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的论文奖，程老师觉得我可以继续做下去；同时他觉得我细读文本的能力比较强，史料功夫比较差，扬长避短，要我谈作家作品。当代作家中，就兴趣而言我最喜欢的确实是王小波，每个研究者都有一本枕边之书，我的就是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王小波杂文比较简单，但小说真是超一流的，我觉得是纯文学的典范：历史内容高度地形式化，从内容读，从形式读，都像迷宫一样可以不断地挖下去，他的作品我重读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但是我没想过写王小波的论文，到现在也不大写，有一个细读《革命时期的爱情》的论文提纲，我准备了快两年了，还不大敢动笔，怕写坏了。

周明全：你的专著《贾平凹小说论稿》是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贾平凹进行个案研究的典范。这部作品从贾平凹的处女作写起，直到新世纪以来的最新作品，提出了许多新鲜的见解。程光炜教授在“序言”中对此做了充分说明：黄平的文章，在叙述风格上，秉承了他文气沛然、一气呵成的写作特点。他对贾平凹小说创作丰富性的把握，也能做到细致周全，持论公平，并秉持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难能可贵的批评性的状态。更值得一提的是，黄平在论文中充分发挥了他所擅长的“细读”，以作品带问题，往往从一个对话、一个细节入手，讨论其特殊的历史隐喻；而且他以一种“症候式批评”的眼光发现，历史在某种时候，又经常是以一种文学化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程光炜对你的专著评价很高，我很好奇，贾平凹看过你写的《贾平凹小说论稿》吗？他本人如何评价这部作品？

黄平：我不清楚贾平凹老师读过没有，有一位陕西师大的老师给我打过电话，说把我的这本书送给贾老师了，请我再给贾老师寄几本，我最后寄给他并委托他代为转呈。贾老师的评价我不清楚，我很尊敬作家，但我觉得没必要征求作家的看法，考虑作家的看法，下笔就不自由。无论褒贬，真诚地谈自己内心所想，就是对作家最大的尊重。相反，无节制的追捧与无底线的攻击，才是被作家最大的轻视。

周明全：从80年代说到“80后”，你对颇有争议的郭敬明、韩寒等“80后”作家做了充分研究，而且你对“80后”写作非常看重。你甚至提出“80后”写作归根结底是关于“中国梦”的叙述。怎么会和当下主流批评界对“80后”文学的批判形成如此大的反差？

黄平：哦，这个“中国梦”不等于说郭敬明、韩寒等“80后”作家写得好，而是说他们的作品，反映出伴随“改革开放”成长的第一代青年的内心世界，而正是这种心灵的印迹，决定了他们作品的各自面貌。比如拒绝认同的韩寒的主人公永远“在路上”，而沉浸在现代幻觉中的郭敬明的主人公永远是个“孩子”。其实推而广之，所有的作家都笼罩在“改革”的历史语境中，哪怕是最纯粹的纯文学，也是一种“变形记”。

周明全：兄的时代感很强，“80后”文学一度被批评为是市场炒作的结果，是包装出来的，但问题是不少“80后”作家确实是有读者基础的，相反，一些所谓的主流作家的作品却在逐渐失去读者。你认为，什么样的文学，才能够有效回应当下的时代？

黄平：真实地表达了当下中国人的情感结构的作品，才能有效地回应当下的时代。作家可以写自我，但这个“自我”应该浩大无边，深不可测，可以从自我的深渊中抵达鲁迅所谓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绝不能是顾影自怜的小我，谈成长、谈家乡、谈记忆，都不仅仅是谈自己的成长、自己的家乡、自己的记忆。

周明全：你将当代文学纳入到“改革”这个大的框架下讨论，真是很新鲜，怎么会有这样的考虑呢？

黄平：我比较喜欢勾连“历史”与“形式”的关系，而对于我们最大的历史就是“改革史”。文学变成透明的报告文学，或者变成晦涩的形式实验，都是没有生命力的，而是和历史博弈，以充满历史感的形式，讲述一代人的灵魂与命运。我一直觉得这才是大文学，狄更斯与雨果那样的作品，才是最好的文学。

周明全：那兄现在做哪方面的研究？对自己的文学研究有过规划吗？

黄平：我在偶尔写一些作品论之外，准备从头研究改革三十年，现在申报下来一个课题，叫《新时期文学之发生》，正在大量阅读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作品与材料，把源头搞清楚。此外从阐发“80后”这代人的内心世界出发，我比较关注反讽性的作品，比如从王朔到王小波到韩寒。关于王朔与韩寒我各写了两篇长论文，合计七八万字了，我最后写王小波。这算是一个规划吧。

文学批评安静一些好周明全：我看你写过不少研究同代作家的文章，你是如何看待同代人的创作的？

黄平：其实我看的不多，关注的很窄，作为补救，我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主持一个“80后写作工作坊”，大约七八个同学跟着我做，双周讨论一次，主要请同学们各自负责一个“80后”作家展开研究。就我粗浅的观察而言，“80后”作家前程远大，但目前还要有更大的耐心。写得深沉一点，更用力地摆脱“自我”，在更大的天地中写作。

周明全：你和复旦的金理私交很好，一定知道金理说过，作家和批评家应抱团取暖。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和同代作家保持一定的距离。你觉得，你会像金理所说，抱团取暖还是如后者，和同代作家保持距离？

黄平：我倾向于后者，要和同代作家保持距离。不过金理的本意，不是说批评家和作家天天厮混在一起，而是互相了解，彼此促进，做同代人的批评家。这点我也是同意的，我只是觉得和作家不要太熟，在中国这个熟人社会，太熟了就有人情，那就麻烦了。这对作家和批评家都是一种伤害。

周明全：那你觉得批评家应该和作家保持一种什么样的距离合适？

黄平：我觉得读作品就足够了，我们都没有见过曹雪芹或托尔斯泰，不影响我们欣赏他们的作品。所谓作家，是活在作品中的。我也知道社会交往无论对于作家还是批评家都有好处，但那种好处是眼前的，长远看来则未必。热闹的东西，是有代价的。

周明全：同代批评家的文章你平时看吗？他们的研究，对你有启示没？

黄平：我平时要读大量的同代批评家的文章，我觉得很多都很优秀，这代批评家和同代作家一样，在未来会有很好的成就，我对这一点一直蛮乐观的。就具体的研究启示而言，我觉得“80后”批评家的研究殊途同归，都聚焦于这一代人与历史的关系。可能是在一个阶层固化的时代，这代人“局外人”的感觉很强烈。

周明全：不少人认为，“80后”批评家难冒头，在《顽强而生的“80后”批评家》中，我从发表、出版等几个方面对“80后”批评家的成长困难作了分析，但我始终认为，只要足够有才，“80后”一定冲出来，你觉得呢？

黄平：我完全同意兄的看法，我觉得每一代人开始都很艰难，但是一代代也正常延续下来了。其实“80后”批评家享有的研究条件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代，无论图书馆还是互联网资源，现在搜集资料的成本大大降低。要买什么书，在“京东”或“孔夫子旧书网”之类网站下单后，过几天就会自动出现在楼下的信箱里。这些在新世纪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是时代的氛围变了，评价的机制也变了，“80后”批评家不像前几代那么吸引注意。我觉得不是坏事，文学批评安静一些好。

周明全：那你觉得批评家的职责是什么？你在践行这样的责任吗？

黄平：我所理解的批评家的职责就是讲清楚作品艺术的、历史的、人性的奥秘。批评家没有高高在上的责任，我不敢认同批评家的自我神圣化；批评家也不要匍匐在地，甘为书商或大作家的帮闲。批评就是一种冷静而又充满想象力的智性工作，一种愉快而充实的生活方式。我大致是这么理解，也是这么践行的，但做得远远不够。

周明全：最后，想请教一下，你觉得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黄平：读书，舍此别无答案。作为批评家，我们遇到的大量问题，绝大多数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对于作品、史料、理论，我现在不是读的太多，而是远远不够，所知道的，大多也是第二手资料的道听途说。不说别人，就我个人和文学史上的前辈相比，除了都做类似的工作之外，水平差距之大是惊人的。像我十分敬重的韦勒克那样的批评家，可以博学到那般不可思议的地步，比照自身，真是无地自容。我们的时代固然浮躁，但我的不足，主要归于自己的懒惰无能。我们说得太多，读得太少了。

周明全：黄平兄真是谦虚了，你在我们这代人中，已属相当优秀的年轻批评家了。我们的谈话就到此结束吧，耽误了你这么长时间，真是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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