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且

作家的身体里有一条记忆的大河在流淌……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一个作家写来写去，最后都会回到童年。”

童年记忆贯穿于我的小说创作。

我从小跟我姥娘生活，我姥娘家住在哈尔滨的偏脸子。偏脸子是一个区域的俗称，界限约略为现在的道里区抚顺街、安道街、安红街、安国街围成的狭长地带。偏脸子一词，在哈尔滨的方言里，指偏岗子地、偏坡儿地。岁月的沧桑，地貌已发生极大的改变，但我们还是能够依稀看出抚顺街向下倾斜的走势。

俄国十月革命后，那些身份复杂、形形色色的俄国人避难到哈尔滨——他们在国外最大的侨民寄居地。中东铁路当局出于人道考虑，划出哈尔滨火车站西侧秦家岗以下的大片低洼地，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建房居留。俄国人对此处的叫法——“纳哈罗夫卡村”，义为流浪汉、流氓、无赖居住之地。后来，许多闯关东的穷苦人也来此生活，两个民族最底层的老百姓混居在一起（当然，俄罗斯人里不乏破败了的白俄贵族、旧官僚、旧军官、旧地主）。不一样的经历，一样的背井离乡，一样的悲苦命运。两个不同的血脉和不同质的文化对撞着，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地理单元。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少年时代，仍有少量的俄罗斯侨民居住于此。

我们管抚顺街叫上坎儿，上坎儿的地包——废弃的调车场和火车库，我和小伙伴们经常翻越机务段残缺的砖墙，去玩耍。

我喜欢看南来北往的火车。火车站向北、南、东三个方向，岔出三条道线，那列夕阳下向东开出的火车，绿皮车箱的窗户下沿挂着的白铁牌上写着：哈尔滨——东方红。我站在铁道边，一直目送着它远去……大人说过这个叫东方红的小镇是铁道的终点，可我不知道东方红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到底离偏脸子有多远。许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就坐着这条线火车，高喊口号且流着眼泪去了生产建设兵团。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童年生活的这些片断，将成为我小说创作的起点。我成人之后，在一次的旅途中，我终于醒悟，毋宁说是这条线火车，不如说是远方，吸引着一个懵懂的少年。这个看火车去远方的孩子，人到中年后写下了中篇小说《通往东方红的铁道》，作为总标题《洋铁皮盖儿的房子》系列小说中的一篇。

童年记忆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部分，有如遗传基因，储存着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并且，遗传基因在传递过程中对以上作出表达。

苏童说过：“作家一生的写作都是为了找寻第一记忆，并让其复原。而第一记忆，注定是丢失的。”

我以为更准确的表述，文学创作是“重建”记忆，并赋予意义。

历史让哈尔滨注定跟铁路分不开，也终将与松花江相伴，是这座城市的宿命。一座城市以水相伴，才会更有灵性。这条童年记忆里忧伤的河流也必将流淌进我的小说作品里——《安德烈兄弟的家在小西木桥》，俄侨钟表匠安德烈兄弟，松花江以及小西木桥的故事。两条河流汇合在一起流淌。

我对这条河的迷恋，除了不舍的情感——那些无法言传的恋母情节，更是源于理性——河流的隐喻。我读过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一本有关宇宙学的著作，重印了无数个版次，有如畅销小说。河流本质即是时间，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河流之上要有桥梁，从此岸到彼岸，既是时间，又是空间。

哈尔滨的气质里不可避免地染有俄罗斯民族的情结——忧伤，神秘主义还有绝望感，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侨民，他们的经历使之更加浓郁，渗透在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房屋，甚至每一片树叶上。我一直努力挖掘“哈尔滨的忧伤”，安德烈兄弟属于没有国籍的人群，他们的祖辈是逃亡者，他们出生在哈尔滨，既不是俄国人，也不是中国人，他们所背负的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并且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许多人，比如“女特务”瓦莉娅，遭受着更深重的苦难——他们的“原罪”。

复调体音乐远比单旋律音乐在寓意上繁复及丰富得多，小说亦如此。《安德烈兄弟的家在小西木桥》另外的向度，通过叙述钟表匠安德烈兄弟的故事，表达我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性里，缺乏精确性的思考。

我曾读过一篇中国留学生写他在德国的观感。他的房东，一位爱吃中国菜的老太太，买了许多化学实验室用到的零七八碎：天平、量杯、试管，照着菜谱，某调味料几钱，动手下厨。有一天，这位老太太来求教他，某物少许，到底是多少。不是这老太太“愚笨”或“死板”，而是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德意志民族无如此模糊的概念。

科学基于精确。“勾三股四弦必五”，只是直角三角形三个边关系的特例，不是数学意义上定理，我们的思维多止于此，而没有抵达形而上学的高度a2+b2=c2——毕达哥拉斯定理。“勾三股四弦必五”只对工匠有帮助，比如木匠做门窗，对数学没意义。缺乏科学精神的民族注定不会走得很远。

我以偏脸子为题材的小说，均采用了“童年视角”，让那个特定的时代——“文化大革命”，隐于舞台幕帷之后。其实，在小说文本中，“童年视角”是一个“伪视角”，大人的“头脑”寄寓在孩子的“壳”里，不把握好“平衡”，就是一个“陷阱”，于是，如何去讲故事的意义突显。

在这篇小说中，我延续了之前的某些特点，比如细腻而绵密的细节，而更多的言语在尝试新的改变——小说散文化的倾向，小西木桥为支撑点，去描写我生命里的河流——松花江及周边的景色或景物。同时，我也开始对方言的使用加以节制。

安德烈兄弟的故事和大段的景物描述是分立的，我的初衷想达到一种互相映衬的效果。《小说林》主编何凯旋在与我谈论这篇作品时，他敏锐地指出，这篇小说若将时代、人的命运、悲伤、苦难和河流以及景物裹挟在一起自然地流淌——复调体音乐没有主旋律和伴声之分，所有声音都按自己的声部行进，相互重叠，构成高蹈的作品，这样的艺术表达更具有魅力和品格。

这种小说美学和小说语法应该是我以后追求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