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季明

好多年前，曾读过尼日利亚著名作家齐诺瓦·阿切比著名小说《崩溃》。记得书中曾有这样一句话：动物要把腰靠在树上蹭痒痒，一个人却可以要求他的亲人为他挠一挠。

不错，这本是常识，可阿切比为何把常识当成格言来说呢？

这就是变化莫测的生活。

小说是什么？它不就是应该写变化莫测的生活吗？如果生活没了变化莫测，那么还要小说干吗？

我并不想否认当今社会，我们众多家庭生活中的夫妻是互相关照，互相搀扶，携手并肩，但又有谁能否定，在物质条件飞跃发展的同时，我们的精神层面究竟又提升了多少，或者说不进而退呢？中国当今离婚率居高不下，这到底是社会的责任还是个人的责任，或者说两者皆有呢？

好多好多年的一个秋天，我在一个极小范围的沙龙里见到一位大姐带来一位来自欧洲某著名交响乐团首席中提琴家的老外，吃饭前，我们要求老外表演节目，老外答应了，不过老外说：表演可以，但要沐浴、更衣、焚香。

我当时想，不就拉一曲，至于吗？

老外在做完他觉得应该做完的一切后，接着给我们整整拉了一个半小时的巴赫作品。老实说，我曾无数次地在唱片里听过巴赫的作品，但是面对面近距离倾听一位当代欧洲著名中提琴家（沐浴、更衣、焚香），在没有乐谱的情况下，完整拉出巴赫作品中的精髓，那种感觉完全与听唱片是两码事。后来大姐对我说，音乐是他的魂，这让我非常震撼。这样的老外（不仅外表俊朗，才艺出众，而且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要女人不爱都难。

老外回国了，不知怎地我与这位初次见面的大姐，却成了极好的朋友，其重要标示，就是大姐噙着泪水把她从上世纪80年代初如何从外地嫁到上海，如何生了小孩，最终如何离婚，至今二十余年过去了，还是单身一个的前因后果原原本本讲了。

并不因为听了大姐一面之词我就完全相信，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之所以相信，是在大姐倾述中，我敏锐感到大姐对于自己上世纪80年代为何与老外曾经好上一事，毫无保留地说了，她也为自己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一时冲动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而深深后悔。

那么为何具有极高音乐修养的大姐（大姐出生高知，十四岁那年因为手风琴特长，被特招进部队文工团。我曾在她独居的家里看到好多上世纪70年代她在部队表演的照片以及亲耳聆听她为我表演手风琴独奏《马刀舞》《打虎上山》），会做出如此让家人、丈夫绝对不能容忍的举止呢，这就要说到上海男人了。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上海男人绝大多数都是“妻管炎”，爱妻子，顾家庭，这些都是事实。在上海男人中，你很少会听到有家庭暴力，因为海派文化中的家庭文化一个重要特点，无论家庭妻子出现什么事情，上海男人如果以家庭暴力来解决，绝对是耻辱。不仅是耻辱，而且你将在众人面前一辈子抬不起头了，你将失去单位的同事，生活中的朋友。但这并不意味着上海男人没有家庭暴力，而这种个别家庭暴力其特征往往暗箱操作，是迅雷不及掩耳之阴招（你绝对看不到一个丈夫会明目张胆地殴打妻子），其杀伤力与危害性之大，只有当事人知道。而作为上海人中挨打的妻子，往往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即使遭到家庭暴力，很少会张扬，张扬意味着上海人所说的：“塌台”，这是一。其二，如果说拳打脚踢是热暴力的话，那么上海个别男人另一绝招往往是玩冷暴力。冷暴力就是“冷战”，所谓夫妻没有隔夜仇的俗语，在上海行不通。有仇就是有仇，很少有调解商量余地。这点泾渭分明。这里我并不是憎恶上海男人（我也是上海男人的一分子），为女人做辩护，我只想说，在上世纪80年代离婚还是件所谓十分可耻的情况下，一个如花似月的少妇在遭遇“冷、热”双重暴力下，要出轨或者说有婚外情（且与一位老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需要极大的勇气，一不留神，流氓罪立即降临头上，轻则劳教，重则判刑。由此我想说，家庭中的女人出轨也好，婚外情也罢，作为丈夫（尤其具有双重暴力倾向的丈夫）以及家庭中其他亲人，难道就没有重大责任吗？（当然这并不意味可以理直气壮出轨）

以上这些，都是小说《夫妻》中的生活来源，如果把生活照搬照抄，那就不是小说，小说一个重要特征必须具备虚构。《夫妻》中究竟虚构了什么？不是我要说的，而是应该从小说中体现出来。另外需要指出，小说中的时代毕竟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那个百废待兴，法制缺失，尤其是“左”的势力根深蒂固左右着社会、家庭、人们的时代里，好多如今习以为常的事，在那时就是弥天大罪，绝不轻饶！

历史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制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年代，什么样的年代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但是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有一点正如阿切比所言：动物尚且要把腰靠在树上蹭痒痒，一个人要求他的亲人为他挠一挠，这是作为家庭、亲人，或者说夫妻间必须具备的素质，如果我们夫妻或者说我们家庭中的亲人连这一点都无法做到，那么我们社会结构中的最小单元细胞：家庭，或者说人，还有何幸福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