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树东

文化批判视角下的家庭暴力书写
——评王季明的中篇小说《夫妻》

◎汪树东

家庭在中国人的生活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论》中早就说道：“孔子没有把人的情感心理引导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而是把它消融满足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使构成宗教三要素的观念、情感和仪式统统环绕和沉浸在这一世俗伦理和日常心理的综合统一体中，而不是去建立另外的神学信仰大厦。”的确，对于儒家思想而言，神圣的彼岸世界被遮蔽，家庭伦理关系才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中，家庭也占据着枢纽位置。对于绝大部中国人而言，家庭是生命停泊的情感港湾，是获得信仰般安慰的情感源泉，如果家庭出了问题，他们很容易狼狈如丧家之犬。但是，家庭这个共同体又很容易遭受各种因素的侵蚀，像曹雪芹的《红楼梦》、巴金的《家》等长篇小说所展示的那种封建大家庭的阴暗面已经有目共睹，即使像大家庭崩溃后出现的现代核心小家庭的悲剧也层出不穷。王季明的中篇小说《夫妻》就聚焦于当前中国都市中一对中年夫妻的几十年恩怨生活，冷峻地展示了家庭暴力对一个家庭的撕裂，批判了封闭暴烈的专制文化，呼唤着人格平等、家庭温情的出现。

该小说女主人公王雪儿和男主人公范山原来都是P省军工厂的干部，两人相识相爱结婚。王雪儿怀孕临产，便和范山一起返回他的老家S市（据小说描述，S市就是上海），谁知范山便展露出了极为恶劣的一面。在火车上，范山不好好照顾王雪儿，回到S市家中，仅因为王雪儿饿得睡不着觉，打扰了他的睡眠，范山居然对她大打出手。若干年后，王雪儿和范山一起从P省调回S市工作，两人的生活并不幸福。范山性情固执，缺乏生活情趣，和王雪儿基本无法交流，他因为对王雪儿不满，宁愿自己手淫也不愿和她改进夫妻感情，甚至故意撒谎欺骗王雪儿的家人。王雪儿从S市调到苏州工作，一次替她的表妹接待华裔朋友罗伯特·李时情感出轨，结果再次遭致范山的毒打。王雪儿忍无可忍，和范山离了婚，单身生活。然而，更为可怕的是，范山的那种暴力继续在儿子范沧海身上延续了下来。当王雪儿不答应把车牌转让给范沧海时，范沧海居然把她抓起来举向半空砸到床上，结果导致她提前绝经甚至子宫萎缩。当罗伯特·李表示希望她到欧洲一起生活时，王雪儿带着婚姻生活的创伤难以决定，一片迷惘。

该小说题为“夫妻”，要处理的是人伦中最重要的一维。王雪儿和范山的夫妻关系非常脆弱，缺乏理解和温情，缺乏彼此的欣赏和爱护，更谈不上互相关爱的人格凝成和生命成长，因此他们的夫妻关系很容易就演化为彼此的恶语相向、暴力横溢。一般而言，如果夫妻的感情良好稳定，他们就能够在这种感情基础之上不断地处理各种生活难题，外在的困难不足以摧毁夫妻的感情，反而只能让夫妻的感情更壮大、更稳固、更纯粹。但是王雪儿和范山的夫妻间缺乏牢固的感情基础，任何外在的一点风吹草动都会传导到他们的夫妻关系中，给他们带来动摇、困惑和痛苦，直至繁衍出不可遏制的家庭暴力。如果从文化角度看，相对而言，范山更倾向于从纵向的亲属关系来看待夫妻关系，对于他来说，母亲、儿子是更重要的关系存在；而王雪儿则更倾向于横向地从平等人格、情感交流等来看待夫妻关系。换而言之，范山是一个更传统的人，而王雪儿是一个更富有现代意味的人，夫妻间的矛盾在文化层面就隐约可见。

范山是该小说塑造出来的颇有生活蕴涵和文化蕴涵的一个人物形象。如果从外在的社会角色看，范山无疑是一个不错的人。他年纪轻轻就是军工厂的车间主任，后来调回S市公安局还担任正处级的“扫黄办”主任，听领导的话，唯领导马首是瞻，工作努力，克勤克俭，绝对不愿意给领导添加私人的麻烦，而且他也听妈妈的话，孝顺长辈，对儿子也不错。但是该小说聚焦于他和王雪儿的夫妻关系，他对王雪儿的家庭暴力显示了他实在是一个恶劣的丈夫，也显示了在本质上是一个丑陋、粗俗的人。

小说刚开篇就写到王雪儿被调到苏州去工作，范山想都没多想就要扇她耳光，还骂道：“他娘的，肯定得罪领导。为何要得罪领导？老子大小做官那么多年，从没得罪领导。我告诉你，领导永远是对的，你为何要与领导拧着干？你这个拎不清的外地女人！”这一段辱骂，很好地显示了范山的暴虐性格形成的文化根源。对于他而言，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权力崇拜，做官才是生命价值的唯一实现，所谓“领导永远是对的”表达的即是权力才是唯一的真理。这种权力崇拜很容易培养出具有主奴性格的畸形人物，在上级领导面前，他会奴颜婢膝、点头哈腰、摇尾乞怜、伏低做小、自甘下贱，容易以卑贱的奴才自居，但在下级或无权者或弱者面前，他马上就会变脸般地转为颐指气使、趾高气扬、呼三喝四、暴戾恣睢，往往以高傲的主人自居。范山就是当下社会中具有这种主奴根性的丑陋人物。他在母亲面前言听计从、唯唯诺诺，即使家里没钱买房子也不敢去找单位领导向单位借钱，都显示了他的奴隶根性，而一旦面对相对弱势的妻子王雪儿，他就无所不用其极了，显示了做主人的自得和畅快。

高度封闭的社会还使得范山的生命变得僵硬，缺乏必要的弹性，缺乏最基本的灵活人性和文化修养。他和王雪儿谈恋爱，很久没有怀孕，就到医院去咨询，当医生向他说了基本的生理常识之后，他居然大骂医生是挨枪子的女流氓，还说应该扒去她的白大衣。这实在是那个封闭的年代才会培养出来的怪胎！受那个时代的禁欲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和王雪儿生下孩子后，范山居然不愿意再和她做爱，而是一个人手淫，当王雪儿发现他的劣行后，他居然说：“王雪儿同志，我真弄不明白，我们孩子都一点点长大了，可你为何老是要想着做那件事呢？再说，这是多大的事啊。难道我手淫不可以吗？”对于范山而言，做爱仅是为了生孩子而迫不得已的选择，和夫妻间的灵肉交流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显示了范山的粗俗。当然，更粗俗的是，他在音乐会上无法接受稍微优雅一点的音乐，只能接受那个时代的革命歌曲，“她拉得糗也就算了，但我弄不懂，这个女人为何不拉《毛主席的恩情唱不完》，不拉《打虎上山》，不拉《金色的炉台》，再不济也得拉首我们听得懂的《苗岭的早晨》呀，什么意思？”这的确是被狂热的时代彻底扭曲了的生命。更为可悲的是，长期的教育使得他树立起了所谓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王雪儿的父亲病危时，他居然以“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为借口，不去看望，也不把这个消息告诉王雪儿。最基本的人情味就这样被那个颠倒的时代文化所剿杀。对于像范山这样的男人来说，妻子王雪儿不是一个和他人格平等的人，而只是他的所属物。因此当王雪儿和罗伯特·李出轨后，他得知真实情况，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把王雪儿暴打一顿。他不去理解王雪儿的情感需求，也不尊重她的平等人格，就像雄性动物被触犯了领地一样暴跳如雷。

封闭的社会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复制出大大小小的独裁者，他们总是以真理在握的方式居高临下地审判他人、鄙视他人、暴虐他人。像范山这样的人格畸形者就是这样，无论遭遇什么事情，他总是习惯性地责怪王雪儿，而几乎从来不反思一下自己。当范山和王雪儿离婚后，他还想着安排男人去勾引王雪儿，想要毒打他，甚至去搜她的办公室，这就更把他那专制的丑陋嘴脸展现得淋漓尽致了。离婚后，他居然在儿子范沧海的面前彻底抹黑王雪儿的形象，并把范沧海也教育成一个暴力化的人。范沧海其实就是当下社会中的没有责任感、没有是非观，沉溺于消费主义的泥淖中，极端自我中心的颓废一代，他们和范山这样暴力化的独裁者一脉相承，共同造成了当前社会的黑暗现实。

与范山形象相比，王雪儿形象无疑更可爱一点，作为夫妻生活中的弱势一方、受害者一方，她也更值得人同情。在第一次和范山回老家的火车上被范山猛踹了后，王雪儿就非常难过：“他难道没看到她怀孕后肿胀的小腿吗？这些肿胀的小腿是需要精心呵护的；是需要男人精心抚摩的，而不是被人，尤其是自己深爱的男人拿来练脚的，且是那么操练自如。王雪儿根本没意识到这是暴力的先兆。如果她真知道这么回事，那她会后悔得肠子都发青。王雪儿当时只觉得，这是范山丢面子所谓下意识动作。”应该说，此时的王雪儿对范山还心存幻想，也显示了她的心地善良。在范山家中，再次被范山打了两拳后，王雪儿开始奋起反抗，要范山向她道歉，还要他保证今后不再动她，甚至想着离婚。后来也是为了孩子着想，王雪儿忍气吞声。调入S市工作后，王雪儿积极安排家庭生活，向单位要房子，筹钱买房子，为了改善夫妻关系，主动邀请范山去看音乐会，这些都显示了她是一个较为优秀的女人，不错的妻子。无奈范山却是一个榆木疙瘩，王雪儿的所有努力换来的只是一次次家庭暴力。因此王雪儿和罗伯特·李的出轨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小说写他们的出轨较为美妙：“黑暗里，在莫扎特的音乐里，李的十指在她身上或快或慢灵巧地弹奏着，她似乎成了他手下那把昂贵无比的瓜奈里小提琴了，她发现自己浑身上下响起了美妙的音乐，这音乐先是从骨子里点点滴滴地渗透出来，随后慢慢地从肉体里沁了出来，接着便是从神经末梢中喷发出来……他俩与飘荡在黑夜客厅上空的莫扎特融为一体了。”后来王雪儿还觉得像做梦一样，“然而这个梦是这一生中最为甜蜜的。王雪儿甚至于觉得人生有这样一个梦也就值了。他范山理她也罢，不理她也罢，不重要！”与范山这样在封闭的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男人相比，罗伯特·李成长于开放自由的民主社会，文化修养较高，天然地具有细腻的情感。因此，王雪儿选择罗伯特·李的后面其实也蕴含着一种文化选择意味。

其实，该小说中的范山的母亲、王雪儿的婆婆形象塑造得也很生动。不过，作者主要是把她作为透视上海文化的一个侧面来塑造的。这个上海老女人刚出场时就对初次上门的媳妇视而不见，随后又抱怨她一顿吃三碗饭，还鄙弃她的外地人身份。这都写活了她的狭隘、抠门、粗俗。其实，像王雪儿的婆婆这样的上海女人，在上海也没有什么地位，无权无势，要生活下去还得精明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但就是这样一个老女人，还要通过鄙视他人为外地人来无形中抬高自己的地位。就连吃一个皮蛋都要夹成三瓣，在得知媳妇要花一千元钱买房子时她就赶紧饭也不吃，溜之大吉。这些细节极为鲜活地写出了上海人的格局狭小、过分精明、过分节俭的可笑秉性。范山也曾反复说到上海人的生活原则“凡事不求人”“不向人借钱，不借钱给别人”，都写出了上海人的精明、自私、冷漠。因此，该小说对上海文化也有一种委婉的批评。其实，说到底，像上海人所展示的那种排外、狭隘、精明，也只不过是专制社会的愚民习气和十里洋场的市侩作风的混合而已。

整体看来，《夫妻》选材富有现实意义，叙事流畅，塑造的人物形象较为生动独特，善于发现富有艺术魅力的细节，富有较为锐利的文化批判意识，是一部较为优秀的中篇小说。

汪树东，1974年出生，江西上饶人，文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研究》《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超越的追寻：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分析》《黑土文学的人性风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