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刚，刘慧，张俊



中国城镇化迟滞的政府行为研究

汝刚1，刘慧2，张俊2

（ 1. 南京审计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南京 211815；2.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迟滞不仅抑制了内需，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构建劳动力流动与政府行为的数理模型可以发现：政府对待劳动力流动采取的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采取不同的政策，从严格限制劳动力流动到不断减少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最后鼓励劳动力流动，这是一个理性政府的最优选择。政府遵循短期利益最大化原则长期维持户籍制度，却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政府可以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减轻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等一揽子方法来解决城镇化迟滞的问题。

城镇化；政府行为；劳动力流动；户籍制度

一、引言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扩大消费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全球最持久、最显著的发展趋势之一，预计到2050年，全球城镇化率将达到68.7%，有62.9亿人口在城市生活。改革开放将中国推入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快车道，也加快了城镇化的发展进程，2014年我国以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为54.77%，而以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却仅为37.11%，这远远低于世界城镇化率的平均水平，也滞后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为什么滞后？以户籍人口衡量的城镇化率又为什么远远低于以常住人口衡量的城镇化率？

有学者认为我国一直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不仅使得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也造成以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和以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之间的巨大缺口，使得数以亿计流动人口及随迁家属难以获取城市户口，只能“钟摆式”地迁移。为提高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2014年7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开启对户籍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使得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有望落户城镇。这些政策的出台会为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注入新活力。

二、文献综述

优质的社会公共服务、高水平的工资收入、大量的工作机会与选择使得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愿意忍受背井离乡的痛苦进城务工，Goodspeed将人口迁移理解为“寻找更好的政府、制度与生活”。[1]Lewis在《无限劳动力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劳动力总是在工资差额较明显的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转移，这种劳动力的流动不仅解决了农业富余劳动力问题，也加速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2]Chang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带动了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持久而强劲的动力。[3]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所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使得城市增加了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入的因素，农村富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向城市，促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Messina）。[4]郝大明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的生产效率，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劳动力的合理流动。[5]鲍超通过研究中国31个省的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测算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稳定在30%左右。[6]城镇化不仅是增加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中国城镇化发展滞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乏力的原因和困扰众多学者的难题。

周天勇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比世界平均城镇化率低15个百分点，呈现出工业化超前和城镇化滞后的特点，城镇化发展滞后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7]周其仁指出中国城市化滞后是经济转型的一道坎，会阻碍生产效率的提高，妨碍产业结构升级，拉大城乡收入差距。[8]鉴于城镇化滞后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学者们开始寻找城镇化滞后的原因。林毅夫认为中央政府实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农民牢牢的束缚在农村，有利于实现其制定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但这也成为我国城镇化迟滞的重要原因。[9]陈斌开支持林毅夫先生的观点，他的研究表明政府鼓励资本密集型部门优先发展的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造成了城市就业需求的相对减少，从而减缓城市化进程。[10]李子联用2001-2012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来解释城镇化滞后的谜题，他认为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城市建设用地的大规模扩张，但城市的扩张并没有吸纳大量的人口，得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是城镇化滞后的原因。[11]

通过对众多学者的观点进行梳理，我们看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1）城镇化落后经济增长及工业化发展水平，并且带来了负面的影响。2）城镇化迟滞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以及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分析政府做出的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建议是否是在短期内做出的理性选择，政府的选择在长期内是否会导致城镇化迟滞的后果。

三、数理模型：劳动力流动与政府行为研究

（一）模型假设

表1 政府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壁垒的取值

表1 政府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壁垒的取值

的取值政府制度效果 政府的制度设计不仅没有阻止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反而使得城市的劳动人口涌向农村 政府的制度设计不干涉劳动力流动 政府的制度设计会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但是不会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控制在农村 政府的制度设计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牢牢控制在农村

假设4：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和资源禀赋是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假设生产函数为，由于资源禀赋是一个地区无法通过人为控制而改变的，所以为了简化分析，不考虑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数理分析

1. 农村剩余劳动力对进入城市工作与生活的态度

根据此问题最优的库恩塔克一阶条件，可以得到以下式子：

2. 政府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的态度

1）工业化初期，政府为保证工业生产效率，采取严格阻碍农业人口进城的制度。Schults和Moene认为人口迁移的根本原因在于迁移前后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差额。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预期收益高于其预期成本时，他们就会做出向城市流动的决策，反之则选择留在农村。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的收益可以分为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收益（）。货币收益主要由工资、公共福利、农地、住宅地转租或出租等收益构成；非货币收益主要由大量的就业机会、良好的教育、优越的工作条件、文化水平、文明意识的提高，技能水平的提高等因素构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的成本（）主要由迁移成本、语言沟通成本、心理成本、生活成本、住房成本等构成。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不考虑对外开放，只考虑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由于农村和城市的生产方式和所需的生产要素都不相同，所以我们需要将农村的生产函数和城市的生产函数区分开，故农村的生产函数为，城市的生产函数为。

所以

Lewis(1954)的二元结构理论指出，劳动力迁移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创造较高的工资收入、舒适的生活条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优良的教育等，所以劳动力总是从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迁移。随着生产效率高的部门劳动力增加，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劳动力减少，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各部门的生产效率会趋于一致，劳动力最终也会停止流动。我国城市中主要发展的是第二和第三产业，农村则主要发展第一产业，二、三产业的生产效率要高于第一产业的生产效率，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增多；良种、机械、化肥、农药的普及使得农村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的劳动力会追求着城市的高工资收入而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当城市和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一致时，农村的人口便不会再向城市流动。

为方便计算，我们令

3）工业化后期，为提高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效率政府会鼓励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

劳动和资本是影响产出的重要因素，为了克服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带来的不利影响，政府总是在寻找使得产出最大的最优劳动投入量和资本的最优投入量，并用手中的宏观调控权利使得城市和农村的生产都最有效率。政府的阻碍壁垒和劳动的生产效率与资本的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作如下推导。

（三）模型结论

提高城镇化水平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是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迟滞不仅抑制了内需，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构建劳动力流动与政府行为的数理模型，我们发现：政府对劳动力流动会随着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而采取不同的政策。工业化初期，政府会采取严格阻碍农业人口进城的制度；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政府会减少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工业化后期，政府会鼓励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因此中国的城镇化迟滞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政府造成的。中国的地方政府基于理性、自利的考虑，只顾为增长而增长的短期利益，长期维持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落户的户籍制度，而不愿从发展的蛋糕里分出一部分发展成果给农民，这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城镇化迟滞带来的负面问题。

三、政策建议

（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为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

户籍制度的存在，已经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它的作用已经完成，是时候让它退出历史舞台了。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根据前文的数理模型，政府应该鼓励农民工进城。但当前在我国表现得还不是很明显，主要是地方政府出于短期政绩的考虑，各个地方为增长而竞争，不愿意为农民工提供医疗、社保等基本的公共服务，而只愿意增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等短期快速拉动经济增长的项目，这在短期是有利的，却可能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大、中城市基础设施已经日益完善的背景下，就更是如此。相反，让农民工成为城市市民，为其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却是“供给侧改革”，有利于减少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其竞争力，从而提高企业的产出，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二）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加大廉租房的供给，让农民工住有所居

2003年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令地方政府可以出卖土地获得财政收入，极大地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凭借对城市土地的垄断，不断地抬高土地的出让价格，从而获得了巨额的财政收入，这也不断地推动了房屋价格的上涨。奇高的房价让进城的农民工望而却步，通过购买商品房获得城市户口对他们而言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只有把家安在农村，过着候鸟式的生活，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阻碍了农民工进城，而且也引发了日益膨胀的房地产泡沫。因此，在中国当前的情形下，必须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为低收入的农民工提供廉租房，让更多农民工实现“市民梦”。

（三）加大对农民工的教育、职业培训力度，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

我们应该看到，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的个人受教育水平、个人技能等是比较低的，他们在城里只能从事比较低级的以及城里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客观上造成了他们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因此想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能承受起城里的高生活成本，最根本的是要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这就要求政府加大对农民工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以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这样才能让城市真正留得住农民工，促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四）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快中小城市、中西部城市的发展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非常严重，经济发达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一小部分大城市，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人口不断膨胀，住宅价格不断攀升，城市病不断凸显，显然要想进一步提高这些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让农民工继续大量进入这些城市是不现实的。与此相反，中国广大的中小城市容纳的就业人数却很少，流入的农民工也很少，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地方经济不发达造成的，因此要提高中国的整体城市化水平，必须大力发展这些中小城市，因此国家必须采取包括增加中央财政支出、制定优惠政策、创新制度设计等一系列的政策去发展这些城市，这样才能让更多的农民工去这些城市就业，留在这些城市，这既促进中国整体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又能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和问题。

参考文献：

[1] T Goodspeed.A Re-Examination of the Use of Ability to pay Taxes by Local Government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89(38): 319-342.

[2] W A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5): 80-93.

[3] Chang G H, J C Brads. The Paradox Of China’s Growing under-urbanization [J]. Economic System, 2006(4): 24-40.

[4] Messina J. Institutions, Service Employment—A panel Study for OECD Countries[J].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4(8): 320-320.

[5] 郝大明. 1978-2014年中国劳动配置效应的分离与实证[J].经济研究，2015(7): 42-53.

[6] 鲍超.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及用水变化的时空耦合关系[J].地理学报, 2014(12): 1799-1809.

[7] 周天勇. 中国推进城市化的犹豫、失误和后果[J]. 经济研究参考, 2009(35): 3-18.

[8] 周其仁. 城市化滞后成为转型之坎[J]. 新经济导刊, 2012(09): 8-9.

[9] 林毅夫.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10] 陈斌开, 林毅夫. 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社会科, 2013(4): 81-101.

[11] 李子联. 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之谜——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解释[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11): 94-101.

（责任编校：贺常颖）

Research on Government Behavior of China's Urbanization Lags Behind

RU Gang,LIU Hui, ZHANG Jun

(1.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 Nanjing, Jiangsu 211815, China; 2.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y, 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s to expand domestic demand that is the effective measure to solve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lags not only to inhibits the domestic demand, also to wide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onstructing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we find that the government treat labor migration policy is not static, but with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aking different policy, from a strictly restrict the flow of labor force to the declining of Labour mobility barriers, and finally to encourage labour mobility, which is the optimal choice of a rational government. Government to follow the short-term benefit maximization principle to maintai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for a long time, in the long term it has hampered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lag of urbanization brings many negative problems.

urbanization;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labor mobilit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F 323.6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5.05.003

2096-059X(2015)05–0019–06

2015-08-30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0CJL020）；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5BJL017）；南京审计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MG2015009）；

汝刚（1985-），男，安徽亳州人，硕士，主要从事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研究；刘慧（1992-），女，山西大同人，硕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张俊（1970-），男，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