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临阳

没摸过传统的裙裾怎么敢写裙裾？

只能写别人说传统的裙裾在风中飘逸。

不了解星辰的运行怎么能写某位神灵？

只能写看见星星想到一些美妙的事情。

没到过异域就没有异域的纯正口音。

就拉不响异域奇特的手风琴。

——李东《八行书信：90后作家书信》

有写作习惯的人一般会有一座仓库。这个仓库极其隐秘，大门上贴着“他人勿进”的告示。仓库里有成箱成箱的书，还有一个个小本子。本子上的笔记有记录日常所思所感，有摘录读到的话语。这座仓库是作者写作的发动机，它们即素材。

素材是食材，文章是饭菜。食材与饭菜之间隔着一口锅和七七八八的调料，它们是高于生活的“高”。

没有素材，笔失掉墨水，难以前进。但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素材的问题，搞清楚局限再上路也不迟。其实我们会对素材产生依赖，丧失自我写作的自然流畅。这种依赖严重的话会让你的文字像上紧发条的玩具青蛙，它会往前蹦跶，然后“咔嚓”一声就不动弹了。比如我，在写这篇文章时，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回仓库，倒腾一阵，翻出些落灰的古物。它们被再次重视，面露欣喜，一个个张嘴大喊“用我，用我”地向你身上跳。但对于写作来讲，它们的存在其实是在为你设定路线。写作缺少一种冒险性，你相当于个肉票，被素材无情绑架了。或者说，写作本来是一场流浪，结果你跟了团，这样的写作，其实不够性感。

徐皓峰老师的小说和电影我都较为熟稔，心生纯正的敬佩。但在读完《道士下山》后，却有气不顺之感。之后发现其前言中提到写此书的背景：1998年他跟一位老者学习，老者每天午睡醒来，先讲点民国时期的江湖掌故，再论学术。这些掌故即小说的原始素材。他利用掌故创作小说。于是，我猜度自己读后感觉“气不顺”的原因和此有关。每一则掌故拿捏在手里必定都透着一股可爱劲、机灵劲，它们从过去醒过来，巴不得多看几眼花花世界。作者也许在创作中难以割舍，索性都让他们活下来。单看每段经历，确实有趣。但作为整体，我愚钝，看着有些茫然。长篇小说如果由一则则掌故并联，在格局意识上可能有所损失，也难为陈凯歌导演。对于陈凯歌而言，小说变成素材，这个素材也捆绑了他，令电影混乱不清，徐皓峰老师必定也不满意。而翻回头读徐皓峰老师的短篇集《刀背藏身》，则每篇都掷地有声，容量小，但气魄大。不贪，不婪，把一个素材穿透了，把一道菜炒熟了，香。

姜文在《诞生》中提到，好的素材就像是引线或炸点，能把人埋在心里的东西炸开。《动物凶猛》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炸点。只有能将你炸得粉身碎骨的素材，才能创作出让别人魂飞魄散的作品。这种“炸”是传染性的，连环爆破。所以，不论我们在读书还是“到人间去”，都是一个找炸点的过程，到瓦砾中找，到小路上找。有时，这种“找”充满危机，害怕炸伤自己。军人的勋章不在衣服外面，而在衣服里面，你的伤口就是你的勋章。不要害怕伤口，好的细节都是刮着骨头“噌噌”响的。曾经想写一个垃圾中转站的故事，我拎着几瓶酒就到垃圾堆里找工人聊天，和他们一起干活。垃圾散发出的恶臭直往鼻子里钻，但当你把自己想象成工人，那味道也习以为常。其实，占有素材是一个前提。文前引友人的诗，即讲这个道理，通俗点即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你一定要见猪跑，哪怕一眼，那一眼要达到“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的效果。要让生活打在心里，没有高尔基对巴别尔“到人间去”的建议，巴别尔不深潜于战争风浪下，不会根据随军日记写出一生中最重要的《红色骑兵军》。

有时也不需要你参与战争，这种“找”有时只需要多留心，多观察。“观察”貌似简单，实际上是一门学问。因为一个人的内心很容易近视，忽略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而好的作者，时刻在擦拭着内心，保持一种敏感。周国平《宝贝，宝贝》记录着自己女儿生活的诸多细节，很多话语都是从诗里走出来的，她说，“妈妈，我是谱子，你来唱我吧”;当她采花时，她说，“我的手是花瓶”……周国平的敏感，让他能准确倾听到宝贝脉搏的每一次搏动，这是一笔珍宝。

拿到了食材，至于怎么做菜，就各有各的做法。运用素材的创意就是背叛素材。一些生意火爆的饭店，菜品之所以好评，就因为它背叛了食材本身的用途，做出了创意菜。写作也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由丹尼·博伊尔导演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来源于维卡斯·斯瓦鲁普的同名小说，而小说则来源于印度青年哈尔许瓦尔汗·维纳希的真实经历。但不同文本在面对素材时有不同的策略，我从一个例子即题目，来说明。现实生活中邻家男孩答对的十五道题目完全是知识层面的，而斯瓦鲁普的小说则设置了完全不同的十二道题目，小说的靶心是印度贫富差距。而最后走到电影，十道题目，是给贾马尔提供一次逆袭的可能，电影的核心又不在贫富差距。三个版本，三种可能。斯瓦鲁普背叛现实，而博伊尔也背叛了斯瓦鲁普，背叛出成功。对于素材，艺术之处在于选择，而非照搬。巴别尔在创作《红色骑兵军》时，同样背叛了战争。在战争中，他作为苏联红军布琼尼麾下的一员，原本应像十七年文学一样饱含革命浪漫主义，但他背叛了，选择现实的暧昧，对以恶制恶的腥风血雨进行了手术刀似的剖析。这种背叛是一种还原，把战争的面具撕碎，把其所谓的正当和必然撕碎，而拼贴出它应有的荒诞和悲剧。

除了背叛，在具体通往作品的路上，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种是通过人物，一种是通过情节。在剧作理论中，也有这么两种说法。前者是拉约什·埃格里的《编剧的艺术》，后者是罗伯特·麦基的《故事》。他们不对立，只提供两种方法，就像面对同一片菜市场，他们提供了两种食谱。大部分作者选择通过情节——把素材编织起来，成一张网，让它牢不可破。然而，也有人通过素材生育出一个人物：卡尔维诺在写每个故事的起始之时，脑子中都会有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在他头脑里发展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不论是树上的男爵，还是不存在的骑士，这个形象总是先行。这是处理素材的一种方式，即建立一个人物，让这个人物形象带着你走。当然，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小说的写作中。但它也提醒我们，面对现实生活，首先要关注里面的人，会呼吸的人。

从素材到作品，这条路是爬着过来的。当顺利、轻松地哼着小曲从素材跑到作品时，那你就要当心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