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舍

1

1926年的莫斯科，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飘浮在城市的上空与街巷，已经比氧气还浓。要想在这种异常的氛围里正常呼吸，非得有风车般巨大的肺叶和大象腿一般粗细的神经束才行，出身于俄国南部海港城市敖德萨的犹太作家伊萨克·巴别尔虽然身为苏维埃党内作家，却无法做到。“他们莫名其妙、毫无根据地要我把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內容添入到作品中”，巴别尔努力想“摆脱这种痛苦的状态，同时在道德上又不蒙受任何损失”，为此陷入深深的焦虑。这一年，巴别尔三十二岁，之前亲睹亲历的“屠犹惨剧”、“十月革命”和“苏波战争”已经让他的内心成为一位老人，但即使是那些浸透了鲜血和炮火的骇人历练，也无助于他能够平稳地呼吸冷静地写作。巴别尔有一颗不到三十岁就谢顶的学究型大脑袋，里面装着犹太经典《圣经旧约》和《塔木德》，装着十九世纪欧洲歌剧的男高音咏叹调，装着德语、法语和英语的全套语言教育，还装着莫泊桑带着橙黄色火焰的雄劲文风……此外，1926年春天，因为《骑兵军》的出版，他又荣升为苏联最著名的作家，他的名字，也许就跟在高尔基的后面。纵然在经历之外，智慧与才华同样贯穿了巴别尔的整个身心，但他还是没有办法使自己在“被剥夺了艺术和创作自由的、卑鄙、龌龊的文学环境中”不头疼、不窒息。

在巴别尔眼中，1926年的他——就像一只在草原上踱来踱去的饿狼，于饥寒交迫中四处觅食。这一年，巴别尔不停地写，不停地工作，却仍然挣不到足够的钱。卢布贬值，莫斯科所有国家机关开始出现资金危机，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拿走了他的剧本，却付不起钱。生存艰难，亲人们无处求援，只好都来瓜分他的钱。母亲和妹妹一家靠他接济；与妻子叶甫盖尼娅·鲍里索夫娜的关系虽然不好，但巴别尔要履行他对婚姻与家庭的义务；情人卡希里娜失业，夏天的时候，他们的私生子出生了。有时候，在外奔波的巴别尔想让卡希里娜给孩子拍张照片，却连多余的一卢布都没有……“钱是万恶之首”，这一年，巴别尔被这只名为“金钱”的恶魔举着鞭子驱赶。他狼狈、疲倦、烦躁，毫无一位当红作家的志得意满，心情与脾气都变得很坏，在给母亲的信里他怪怨母亲遗传给他懦弱的毛病，在给情人卡希里娜的信里，他责怪她缺乏办事能力，责怪她愚蠢，责怪她过于依赖他。

1926年年末，巴别尔改编自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长篇小说的剧本《流浪的星星》正式上演。肖洛姆·阿莱汉姆，巴别尔喜欢这位比他大三十七岁的作家。他是犹太人自己的作家，用意第绪语写作，口吻诙谐，总是俏皮地揭开犹太人的惨痛与伤疤。也许巴别尔作品里的自嘲正是来源于这位贴心贴肺的自己人。早在1920年开始写“敖德萨故事”的时候，他就已经懂得——绝不要在言辞上怜悯自己人。果真是如此的，即使敖德萨是他心目中最迷人的城市，即便视线落向城中那些遭受过屠犹之祸的犹太同胞，巴别尔的语调也是一副天地不仁的样子，“老婆子的皱脸、娘儿们胖嘟嘟的下巴和脏兮兮的胸脯在烟雾腾腾的火光中熏烤……指挥她们的是个名叫雷兹尔的年届八十的老婆子，她又矮又小，还是驼背，古板得像卷羊皮纸的《摩西五经》”（《国王》）。巴别尔与肖洛姆一样，深知犹太人的屈辱，也了解这个民族的隐疾与暗疮，他恨犹太人跟爱他们一样深。《流浪的星星》票房大获成功，但出售剧本的钱已经提前支付并且花光，所以，听到票房大卖的消息，巴别尔首先想到的是——当初应该问他们多要些钱。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流浪的星星》之前被禁演，等到解禁之日，导演已经把巴别尔的剧本改得一塌糊涂。对于亲人和朋友，巴别尔也许会有飘移不定反复多变的时候，但当进入文学创作，独立思考，不受他人左右，一直是他恪守的底线，即便苏维埃政权试图用意识形态异化每一个人的大脑。眼下，倾注心血的作品已然面目全非，除了懊悔没能多挣到钱，巴别尔感到忧心的是——艺术在政权面前的可耻堕落。

钱掐住巴别尔的脖子，越来越紧，他还是屈服了，开始放下自尊到处“觅食”——寻找赚钱机遇：迫不得已与业内人士会面，参与电影剪辑工作，给一些粗制滥造的电影配文字说明，编辑俄文版《莫泊桑作品集》，写自己厌恶的剧本，为杂志写稿，甚至厚起脸皮，将已经卖掉的剧本《别尼亚·克里克》再次提价……为此，他头痛、瞌睡、心灰意懒，并且在寄出去的每一封信里，都要告诉朋友或者情人——我状态不佳，我心情忧郁，我心绪不宁，我挣不到钱，我无法进行真正的创作。

觅食艰难，那只在草原上踱来踱去的饿狼开始萌生离开这片草原的念头。

巴别尔时常会希望自己成为一只真正的狼——去除犹太人血液里数千年的懦弱与恐惧，将骨子里畏首畏尾的书生气置换为勇猛阳刚的激情与热血，但他从来不是一只狼，他仍然只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俄国犹太书生，他能够将自己的文字煅烧成所向披靡的铁水、尖矛、大炮与雄师，却无法冲出生活明暗不清变幻不已的囚栏。

2

1927年年初，巴别尔来到基辅，将情人卡希里娜和他们三个月大的婴儿留在皇村。在基铺，看过正在上演的电影《流浪的星星》，巴别尔为影片的粗制滥造恼火。而他前往基铺撰写影片《别尼亚·克里克》的文字说明时，又发现这部改编自自己小说的影片同样拍得很烂。巴别尔想起自己在写作这些剧本时所花费的心血，他一再修改它们，对话，情节，用词造句，反反又复复，为此一再拖延交稿期限，一再周旋于那些火冒三丈的编辑之间，有时候不得不撒谎躲到一个没有人能找得到他的地方，写作状态因之而愈发糟糕。不仅如此，情人卡希里娜也为此与他争吵，她抱怨他写得太慢，抱怨他不明智，不多写一些能够赚钱的东西——孩子的出生让开支剧增，巴别尔的稿酬总是迟迟未见；他们离多聚少，巴别尔大多数时间在外奔波，卡希里娜时常要为几十卢布问人借钱；卡希里娜和孩子需要在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找到一个稳定的住处……

巴别尔渴望拥抱和享受生活，却没有足够的钱应付这一切，他大声地叫苦，却知道这只能怪自己。巴别尔了解自己是什么人——“头脑里装有祖先的智慧：生下来是为了享受劳动、打仗和谈情说爱的欢乐，我们是为此而生的，其余皆非我族类”（《吉·德·莫泊桑》）。巴别尔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拥有强大生命活力的人，热烈、勇猛、一往无前，这样的人不会被炮火、鲜血、仇恨、欢乐、痛苦……压垮，反倒是平庸、平淡与无所事事，会像毒虫一般蛀空他的身心。而钱与被毁掉的剧本，卡希里娜与孩子……眼前的这些不如意，在巴别尔的心里，正是那些最能挫败他的平庸又强大的烦恼。

2月初，巴别尔回到皇村，与情人和孩子只待了半个月，一场剧烈的争吵又让他们分开。离开皇村之后，巴别尔在莫斯科给卡希里娜写了一封分手信，信中交待了他们之间因为分手需要处理的钱、房子和工作等事情，而后启程前往基辅，一路上，他头痛、恶心、呕吐，但当回想起这段刚刚过去的不幸的日子，让他最痛苦的却是：他的创作灵感再也回不来了。

时局严凛，爱情裂变，孩子弱小，衣食拮据，创作无望……巴别尔萌生了出国的念头。逃避永远不失为一个生存下去和修复自己的良策。恰好岳父病故，而妻子身在巴黎，送岳母去巴黎见女儿算得上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理由。当然，除了暂时逃避，巴别尔还有另一个埋藏深久的打算——他想试试，在巴黎，他能不能成为一个靠写作为生的职业作家，是那种只写自己喜欢的作品的职业作家。为生存而写作不是不可以，只是已令巴别尔感到可耻。

“将希望寄托于未来是件有失尊严的事情，因为现实本该就是美好的，憧憬美好的未来，不过是可悲的傻瓜和那些可怜虫们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的方式而已”。临行之前，巴别尔一边在给朋友的信里大谈未来与现实的关系，一边在心里嘲笑自己就是那个自欺欺人的可怜虫。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作家们总是说着一些他们不相信却希望别人相信的事情。

巴别尔决定出国的消息传至卡希里娜，她愤怒了。卡希里娜当然会愤怒，每个女人都会为此而愤怒。孩子不到半岁，她的工作还没有结果，她的愤怒来自于一个女人内心深处的恐惧，而非对爱情消失的预感。巴别尔躲在基辅，看着卡希里娜的怒火在信纸上燃烧，心情沉重却也在意料之中。轻微的痛苦和强烈的烦躁相继在他心中打了几个滚，也许还有几缕对孩子的愧疚，但这些都被他抑止在他更迫切的愿望之外。巴别尔想了想，提笔给卡希里娜回信。信中，巴别尔的语气越来越义正言辞，“我整日精神抑郁，需要医治……我深知，唯有孤独、自由和贫穷才是治愈我心灵创伤的最好良药……我向你提供最简单的帮助和支援，不介入你的任何事情。同样，任何人都不要介入我的生活”。如果生命可以称重，如果将一位作家的心灵和一对母子的安危分置于天平两端，孰重孰轻，恐怕最精密的仪器也无法称量。然而巴别尔能够，凡人大概皆能，因为人性特有的自私基因包藏在人类那颗由血液供养的一团组织严密的桃型肌肉里。

1927年7月20日，抵达巴黎的巴别尔在巴黎郊外的一栋小楼房里给卡希里娜写了一封令人揪心又羞愧的信。也许一位作家，尤其是一位伟大作家的心灵不应该是平静的、安宁的和无私的，否则，他将无法通过涌动不止的欲念、矛盾与激情中创造出極致而高超的艺术。巴别尔就有这样一颗强劲的、紧致的和拧巴的心。这封寄自巴黎的信充满谎言与私心，同时也夹杂着内疚、胆怯和怜悯。“这次旅行让我痛苦难捱”，巴别尔使用他一贯的口吻——叫苦连天，似乎唯有如此，才能阻止卡希里娜冲着他更加歇斯底里的叫苦连天。当然，谎言是与真实的痛苦掺杂在一起的。在比利时列日车站，母亲瘦弱又苍老，迎面走过时他竟然没有认出她来。妻子的精神状态比他母亲好不了多少。巴别尔又一次意识到自己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但是愧疚很快平复下来，因为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事——他需要为自己疗伤。信中，巴别尔一边渲染内心的痛苦，一边忏悔自己的过错，这期间，他想起刚刚发生在柏林的一段恋情。旅途经过柏林，停留期间，他与柏林的一位女编辑相恋。很难说这是一段多么深刻的感情，但巴别尔需要它，因为情欲是最迅速的疗伤剂。巴别尔的笔触没有为这段恋情留下任何痕迹，他大概只是沉湎了片刻，而后继续用那种苦不堪言的口吻写下去，当信至结尾，只余无理与混乱，“我和叶甫盖尼娅·鲍里索夫娜之间的夫妻关系重新修复……那样的话，我对你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与义务……请你不要给我写信……你的信一定会让我的精神彻底崩溃的……如果你保证不再回信，我会给你写信的”。

3

“（卡希里娜），大约一个月前我给你寄了一封信，但没有收到你的回信。如果你不想给我写信，请告知，我必须知道。1927年9月28日巴黎”

卡希里娜必须原谅巴别尔的随口伤人和出尔反尔吗？或者，人们必须理解巴别尔作为一位艺术家的多变与无理吗？两个月前，巴别尔威胁卡希里娜，只有她保证不回信，他才会给她写信，两月后，他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反而语气急促地要求她给他写信。一个无法停止折磨自己与女人的狂热心灵。

卡希里娜原谅了巴别尔，也许因为她还爱着他，也许因为孩子，也许因为内心的虚弱和生活的困窘。10月初，卡希里娜来信了。巴别尔异常兴奋，立刻给卡希里娜回了一封长信。与之前一样，巴别尔像是忘掉了他不让卡希里娜给他回信的事，只简单提了一句，“你的来信消除了我内心的焦虑与不安”，其余篇幅，都在交待卡希里娜如何帮他处理他在国内的事务。此外，针对国内的文学评论和卡希里娜的工作，他又发表了自己意见。这封信写得巧妙而自然，巴别尔避开了他与卡希里娜之间的矛盾和不愉快，又充分表达了他的痛苦和需要。

出国只是暂时的放松、调整和躲避，巴别尔带不走他在苏维埃俄国的人生与命运。来到巴黎之后，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即向他催要欠款；《新世界》杂志社与他签定按月付款的用稿合同；苏联国家出版社催促他赶快交付稿件；剧作家协会答应等他的剧本上演时给他五百卢布……所有这些国内事务，巴别尔需要尽快找到一个信得过的人为他交涉办理，目前情况下，除了卡希里娜，他想不到更合适的人。

巴黎的生活简单安宁，却不属于巴别尔。他住在妻子租来的房子里，埋头创作之余，每天会去咖啡馆消费三个法郎。此外，他常常漫步巴黎街头，仔细打量身边的行人和街道景观。晚上十点，当街道两旁的灯光渐次熄灭之后，他便上床就寝。时间变得有序、疏朗、安静，可是巴别尔的创作、健康乃至心灵，都未得到修复。因为他是自己所说的那样一种人，“头脑里装有祖先的智慧：生下来是为了享受劳动、打仗和谈情说爱的欢乐，我们是为此而生的，其余皆非族类”。不管走到哪里，他依然渴望闯进暴风骤雨，就像当初冒死加入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依然需要热烈与纵横不羁，就像敖德萨的阳光和犹太黑帮带给他荡气回肠的创作灵感。

巴别尔试图接纳法国，他认出了巴黎美好的一面。巴黎的建筑雄伟壮观，“这里有庞大的交易所、各种学校、旅店、绘画和雕塑学院”，还有四万名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雕塑家，“他们在这里追逐荣耀，学习科学，追求时髦的法国女郎”，当然，这里还有苏维埃俄国严厉禁止的民主与个性自由。巴别尔刻意去充实他的巴黎生活，除了慢步巴黎街头，开始阅读法国大革命方面的书籍。他还去了法国南部的港口城市马赛，蔚蓝色的地中海、港口的嘈杂声以及海浪声让他想起了故乡敖德萨，他一度沉浸于此，并且感受到了自得与幸福……

巴别尔躲在法国，但巴黎的美好和平静并未令他快速“病愈”。巴黎的生活既没有给他的写作带来灵感与激情，也没有在他的内心引起更长久的快乐，随着时间的流逝，巴别尔从身体到心灵都对巴黎的生活感到失望。他的哮喘病开始复发，最麻烦的是，他的内心总有一种空虚感——巴黎所有的一切填补不了他那颗经历过“屠犹惨剧”、“十月革命”、“苏波战争”的苍老的心灵。

“置身于祖国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国家，在很多问题上我的头脑都常常保持着一种更加清醒的状态……这里的一切都很有趣，但是平心而论，一切都无法触及我的心灵。在俄罗斯，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崇高、更伟大。俄罗斯好似一副毒药，让我中毒太深，我日夜思念着俄罗斯……在俄罗斯我才能生活得更好，我丝毫不想改变自己，不想融入这里的生活，不想去适应不同的生活方式”。

巴别尔将这些愁绪接连不断地诉之于远在俄国的友人，好让他们了解他的真实处境，但远在巴黎的他，还是很快听到了莫斯科传来的谣言——他们说他加入了“法国国籍”。那些搬弄是非的人认为巴别尔一定掉进了资本主义巴黎的蜜罐，左手饮啜咖啡，右手搂着时髦的巴黎女郎，然后面对西方记者，评头论足俄国的苏维埃革命。祖国就是这样一种地方，即使它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气味，即使它贫穷无序扭曲，即使它到处都是忠诚而愚蠢的告密者，它仍然是巴别尔魂牵梦萦的地方。即便听到这些谣言，巴别尔也不曾改变对俄罗斯的思念与信任，因为“我们俄罗斯人追求崇高的思想和精神价值，渴望强烈的激情和永恒的真理”。

除了情感上的抵触，巴黎还有另一个更大的难题——比国内更吓人的缺钱。

1927年10月16日，巴别尔在给卡希里娜的信中说，“现在我身无分文，只能艰难度日……这里可不是莫斯科，在这里你一旦陷入绝境，则一分钱都无处可借”。11月11日，他继续在信中向卡希里娜哭穷，“我的生活从未像现在这样拮据过。有时因为没钱，我甚至到了那种尊严尽失的窘迫地步。你必须到莫斯科剧作家和作曲家协会去要一下预付款……”

4

纵使缺衣少食，纵使抵触巴黎，巴别尔仍旧怀有幻想和期待。“我抑制不住渴望‘遵循我自己的艺术法则去创作。我相信，1928年我一定能够出版许多作品”。别忘了巴别尔出国的真正目的和出国前最大的痛苦——被生存和意识形态吞噬的创作灵感。他将巴黎视为一道墙，为他暂时抵挡生活的眼泪、责任、铁链与暗箭，以便他尝试完成对自我的设计——成为一位职业作家，完全为文学和自己写作。

單纯、不切实际乃是幻想的本质，它是巴别尔从凌乱的现实堆中为自己扒出的一小块净土，他想借此攀登文学的巴别塔。但现实立刻狠狠地将他掀翻在地。首先是《新世界》杂志。1927年9月，卡希里娜按照巴别尔信中所言，向《新世界》杂志社索要合同约定的月度稿酬，遭到拒绝。消息传至巴黎，巴别尔立刻给《新世界》的主编波隆斯基写信。巴别尔的语气十分谦恭，他没有辩白，也没有拐弯抹角，他直接摊开了问题，“如果您认为，因为我没有遵守合同规定的交稿时间而应该解除合同的话”，而后立刻放低姿态，做出了退让，“我可以重新调整我的工作计划”。

慢、反复修改，是巴别尔由来已久的写作风格，这原本不该受到指责，但深受其害的，总是他本人。过去的两三年里，巴别尔将自己的写作分为两部分：为生存而写，为文学和自己而写。但即使是为生存而写的那一部分，他也无法写得更快。他总是拖欠稿约延迟交稿，一想到逼近的交稿期限他就感到恐惧，而越是临到交稿他越是感到作品仍然需要修改。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作者）后来回忆他与巴别尔的交往，提到一篇标题为《柳布卡·卡扎克》的短小说。那天，夜幕降临后他们来到巴别尔的房间，巴别尔从抽屉里取出一叠用打字机打出的稿子，至少有一百页。帕乌斯托夫斯基以为巴别尔写出了一个篇幅很长的新作，但看到标题《柳布卡·卡扎克》才知道，《柳布卡·卡扎克》发表时不过十五页，但在这之前，巴别尔用若干种不同写法将这篇小说写了一百页。凝聚、精选、剔除——一根已然成形的准绳融进巴别尔的思维，凡翻越不过的词句均被他恶狠狠地抛弃。为此，他惹恼了许多编辑和主编，当然更惹火了卡希里娜。他们都希望他快起来，刊物等着用稿，卡希里娜要付房费和电费，要给新生儿买营养品和药品。巴别尔总是做不到编辑和卡希里娜所要求的那样。恰恰是《骑兵军》风靡的1926年，他反而越写越慢，许多时候，即便坐在书桌前，也无法顺利进入写作状态，巴别尔认为那些“残忍而愚笨”的编辑总是阴魂不散地缠着他。快速运转的大脑在面对喧嚣的历史与现实的信息时，总是极其缓慢地转化为令巴别尔满意的词汇、对话和描写。巴别尔的大脑太活跃了，闪电般的灵感一个接一个来到，又一个比一个更迅速地离开，为此，他简直要憎恨这些缪斯的小天使了。希求灵感，却又捉不住灵感；渴望灵感，却又被灵感戏弄。

1927年夏天，巴别尔躲到巴黎，为的是远离那些虎视耽耽盯得他心里发毛的国内文学编辑，以便全心投注于那些真正的文学创作。巴别尔相信自己一定能推出什么作品，因此，初到巴黎，便与《新世界》签约，答应将最新创作的“短篇小说”全部交与该杂志发表，稿酬所得，即可作为卡希里娜母子和他在巴黎的生活保障。签约之后，巴别尔舒了口气，以为至少近期可以免除生计之忧。

但巴黎并未拯救他，他的精神状态时好时坏。这怪不了别人，他的那颗学究型的大脑袋过于活跃和敏感，他的内心总是在渴求新鲜和热烈的事物，因此行为与思维常常变数极大。譬如：与朋友约好在卢浮宫见面，却因为看见街边橱窗里的新式汽车，便果断认为这些商品的现代色彩必定远远超过博物馆的收藏，因此就地爽约，自己玩去了。过多的思考和闪念让巴别尔头昏脑胀，他的情绪为此起落不息，而写作所需要的专注与宁静离他总是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因此，巴别尔依然写得很慢，依然无法按时交稿。如果有什么好办法能让巴别尔写得稍稍快一些，也许就是放任自流，让他继续慢下去，无期限地等待他在慢中找到快的捷径。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巴别尔没有料到《新世界》这么快与他翻脸，他以为有合同做保，可以继续慢下去，直到拒付消息传来，巴别尔才意识到他最担心最害怕的事又转身盯上了他，就像猎狗寻着气味终于找到了受伤的兔子。违反约定的是巴别尔，为了保住这根维系生存的“稻草”，除了向《新世界》主编表示可以调整写作速度，又描述了一个真假难辨的场景——“现在我两耳不闻窗外事，像一头默默耕耘的老黄牛一样，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埋头创作”。事实上，巴别尔这段时期得了感冒，哮喘病发作，已经连续十天没有写作，而且，眼下他正在四方借钱，准备去一趟他十分向往的马赛。当然，除非拿到稿件，《新世界》是不会单凭巴别尔的几句辩解就答应支付稿酬，他们太了解巴别尔的习惯与伎俩了。所以，直至年底，卡希里娜才从《新世界》那里拿到少得连巴别尔都说不出口的一笔稿酬。

祸不单行，1927年10月初，另一则坏消息传来：巴别尔指望用来挣笔大钱的剧本——《日薄西山》必须面对书刊检查，目前禁止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上演。

“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央剧目和演出检查委员会删掉了整个第五场”。面对这次书刊检查，巴别尔的态度很坚决，“他们的所有修改意见审美品位低俗，从政治角度看毫无价值，甚至有些幼稚可笑，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不能努力说服那些绝对忠诚的、愚蠢的书刊检查人员，我请求剧院从剧目中撤掉这部剧。”

一边是绝不违背艺术法则，一边是一贫如洗急需用钱，巴别尔在做最大努力，期盼事情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卡希里娜目前还是他在国内事务的代言人，他在信中急切又详细地告诉她该去找哪些人帮忙。姓名、地址、电话，他罗列了多位故交的名字，让她尽可能找到这些文学圈里的能人，与他们好好谈一谈，并请他们“施加一定的影响”。

一月后，事情好转，书刊检查机关对该劇只字未动，《日薄西山》已经陆续在莫斯科、敖德萨、圣彼得堡和巴库上演。得到消息的巴别尔异常欣喜，立刻给卡希里娜回信，并且焦急地叮嘱卡希里娜该从莫斯科剧作家和作曲家协会要多少钱，“要1000卢布，请一定为此据理力争，但是拿到钱，事情只成功了一半，把钱寄到国外是一件麻烦的事……弗谢沃洛德能够给你提供一些相关建议”。

1927年12月中旬，巴别尔收到卡希里娜寄来的205美元，彼时，他已经为钱困至奄奄一息，因此，这笔钱“简直像救命的氧气一样”。

《日薄西山》的救命稿酬还掉一部分债务后便没剩下多少，也许连挨到1927年的圣诞节都不够。圣诞节前夕，巴别尔又在信中喋喋不休地嘱咐卡希里娜，让她在国内帮他还钱，否则他在巴黎很难再借到钱。然后，又像从前一样，继续向卡希里娜展望——几个月后他可能完成的作品，以及这部作品可能挣到的大钱。巴别尔习惯如此，用假想的未来堵住现实的黑洞。这段时期，他似乎比从前更虚弱，更需要和依赖卡希里娜。但是，巴别尔1927年的运气一路坏到了底。正是在那段为《日薄西山》上下奔波的日子里，卡希里娜成了他的朋友弗谢沃洛德的情人，而且，很快，弗谢沃洛德开始禁止卡希里娜谈到巴别尔并帮助他处理国内事务。1927年脚步声就要远去，巴别尔得知此事后，惊讶远远大于失落，他如何也猜不到，他与卡希里娜，是以这种方式成为过眼烟云的。

成为一名职业作家的愿景同样渺茫不可望，即使付出了努力，付之东流也是早晚的事。这是1927年最大的失败，比1926年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作品更令巴别尔感到沮丧。巴别尔又一次闻到了生命被焚烧的呛人烟雾，他心有不甘，仍在做最大的努力，却也不得不向卡希里娜和朋友承认，“无论我多么努力创作，我总是不能成为一名职业作家……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情绪创作了，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对此我深感惭愧”。多数时间，对自己的束手无策，才是生命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站在1927年的年尾，巴别尔回头望去，这一年仿佛一条长长的隧道，而隧道的尽头，那个成为一名职业作家的光团，正在渐渐熄灭。承认自己的失败需要勇气，但是坦白，大多只需要瞬间的勇气，真正的艰难是那些坦白之后的时光。需要多长时间，巴别尔才能从对自己的失望中走出来？职业作家——这条巴别尔为自己设计的生命之路，半年时光就验证了它的失败，那么，除了回头重蹈覆辙，人生还有另外的路吗？1927年12月26日，巴别尔在给卡希里娜的信里写道“我是多么热爱、又是多么思念祖国俄罗斯。我渴望回到它的怀抱，时刻都在为它努力工作”。新年的钟声还有四天就要敲响，命运在俄罗斯的大地上等待着巴别尔，那一刻，除了深怀人生的挫败感，巴别尔不曾察觉出什么预兆，对于祖国即将赋予他的命运，他还一无所知。

（文中文摘部分除注明出处外，一律选自《巴别尔全集5——书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