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 毅，林 裳

（1.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 福州350001；2.福州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350013）

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几经变迁，明代中期之后，泉州和明州因海禁走向衰落，漳州月港、澳门则因为新航路的开辟而兴盛，成为当时东西方贸易的主要港口和通道。北太平洋航线开辟后，中国漳州月港与拉美的银丝贸易对明帝国具有重要影响，从中可以发现对今天海上丝路建设的启示。

一、明代海禁与泉州港的衰落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遭受海外侵略的朝代。受长期重农抑商的大陆封闭自给自足发展的民族心理与价值取向影响，加之明王朝初期东南沿海倭患滋扰，为防止倭寇势力与臣民勾结威胁王朝统治，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片板不得入海”［1］，对“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2］，这些举措体现了明朝统治者在14～16世纪期间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所做出的一种消极反映。由此，开始了中国古代长达近两百年的海禁。

明朝前期实行海禁政策，但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闭关锁国，只是为了防止倭寇侵扰而禁止民间的海上私人贸易，同时将与周边国家的贸易转为官方包办，形成一种进贡和回赐关系的朝贡贸易。最典型的是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的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在将近30年的时间内，航海家郑和统帅船只先后出访亚非30多个国家，在中国古代航海史上写下了厚重的一笔。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让各国承认明王朝上邦大国的地位，这一目的侧重于政治而非经济（并不注重寻找海外产品和市场）。因此，郑和七下西洋虽然加强了明朝与外国的联系，向海外宣传了中华文化，促进东西方交流，但不可否认的是郑和七下西洋也给明王朝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如：郑和下西洋的行为是官方组织，每次的经费都由国库支出，且朝贡贸易的性质决定了每次下西洋均是低价出售我国货物高价换取外国产品，如此不计成本给明朝的财政带来很大负担，其结果必然是国力衰退。鉴于此类负面影响，在朝廷官员的力议下，下西洋的活动很快中断，明代进入完全海禁的时期。

泉州于1087年（宋哲宗时期）设立市舶司后，泉州港的贸易就摆脱了明州和广州市舶司的限制，泉州由此发展壮大。经由泉州到海外的航线，除原有的东南亚航线外，新增可至爪哇岛和阿拉伯半岛等地的航线，许多阿拉伯人沿着这条航线来到泉州寻觅优质丝绸并将伊斯兰教传入泉州。泉州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无数外国旅行家来到泉州时都被繁盛的境况所震撼。

泉州港的繁华景象一直持续到明朝前期，郑和每次下西洋都途经泉州，其中，第五次下西洋的起锚地是泉州。据史料记载，郑和曾经到泉州的灵山圣墓行香，到天妃宫祈求妈祖保佑航海平安，跟随郑和同下西洋的泉州人之中，一部分留居海外，成为最早期的华侨。［3］郑和下西洋中断之后，海禁政策愈加严格，泉州港逐渐衰败，明成化八年（1472年），明王朝将泉州市舶司迁往福州，这一举措成为泉州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泉州港的地位一落千丈。［4］

二、大帆船贸易与漳州月港的兴起

海禁政策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严重违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我国东南沿海山区多、平原少，居民多以商为生，愈演愈烈的海禁政策切断了这一带居民的基本经济来源，严重损害其经济利益。海外各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量极大，为了能够出海贸易谋取暴利，东南沿海兴起并形成一批私人海外贸易集团，他们亦商亦盗，一方面与明王朝周旋，一方面与欧洲殖民统治者商船为争夺东方海上贸易控制权进行角逐，这些走私商人主要与日本人、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澳门的葡萄牙人以及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做生意。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原有的泉州、福州等对外通商口岸被逐一关闭，私人海外贸易集团急需一个新港口，漳州月港（今漳州海澄镇）满足了他们的这一需求，这里自然条件良好、海岸线漫长、海湾众多，可作为商船停靠和卸货的港口；离九龙江出海口距离较近，具有得天独厚的航运条件；附近没有驻扎巡查“海禁”的政府官兵，一时间众多私人海商聚集至此，月港一跃成为闽南大都会，被冠以“小苏杭”美誉。［5］

据史料记载，在明朝反海禁的地区中，月港是海商最多、反抗最激烈的地方。明政府在平定倭患的行动中意识到：“海禁”难以防止倭寇滋扰，反而还会导致沿海的臣民对政府心生怨言，走上武装走私的道路，在当地居民以海上贸易为生的东南沿海要想做到完全海禁是不可能的。隆庆元年（1567年），迫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众多朝廷官员的力议下，明政府开始实行部分开放，下令“准贩东西洋”，但开放的只有月港和广州港两个港口，广州港只负责朝贡贸易，只允许外国人前来进行贸易而禁止商船出海，具有明显的内向型特征，月港则是政府批准的唯一合法的私人民间海外贸易港口，是可允许商人出海贸易的外向型港口，由此，月港从一个走私港口转变成为合法的贸易大港。

此时是世界历史的“大航海时代”。1492年，在西班牙王室的帮助下，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1521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在西班牙王室协助下，绕过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抵达菲律宾群岛。至此，西班牙在征服美洲之后，在亚洲吕宋（今菲律宾）建立了新的殖民地，为了将菲律宾当地和明朝的优质产品运往美洲和欧洲，西班牙人开始探索一条可从菲律宾返回墨西哥的太平洋航线。1565年，修士航海家乌尔达内塔从菲律宾起航，利用西南季风和“黑潮”（今日本暖流）来加快航行的速度，开辟了一条西起吕宋马尼拉、东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全新航道，并雇佣来自中国的工匠在马尼拉建造当时最先进的大帆船，这条航道被称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马尼拉大帆船也被称为“中国船”［6］。史料记载，1573年，第一艘满载着美洲白银的大帆船到达了马尼拉，用以换取明朝的手工制品。中国商船也在白银的诱惑下，成群结队地涌向马尼拉。由此拉开了大帆船贸易时代的序幕。

当时的西欧各国正处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对中国的丝绸产品和瓷器等手工制品有着极大需求。明朝时期，中国的制瓷水平远远领先于其它国家，许多外商带着景德镇瓷器样品和纹饰图样来到中国定制景德镇瓷器，当时恰逢明政府宫廷需求缩减，景德镇外销瓷器大幅减产甚至停产，于是，中国东南沿海涌现一大批景德镇瓷器的代工厂，专门制作外销瓷器，这些外销瓷器的工艺水平都比较粗糙，且融入了西方图样的色彩，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克拉克陶瓷”，漳州平和凭借其靠近月港的地理优势，迅速发展起当地制瓷业并蔓延至整个漳州，由此进一步促进月港的经济繁荣。

月港的兴起改变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格局，明王朝优质的丝绸、瓷器等产品吸引着世界各国的目光，一艘艘满载着丝绸和瓷器的大帆船从月港启航驶向马尼拉，在马尼拉换船之后越过太平洋至拉美，再经过阿卡普尔科抵达欧洲，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7］。虽然在此之前泉州港和福州港也有过海上贸易，但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一带，范围较小；月港则在短时间内迅猛发展为国际商业大港，到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每年由月港扬帆起航的大帆船数以万计，中国商船通过月港与47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贸易往来，还通过马尼拉中转站与欧洲商人和美洲商人进行直接贸易。据不完全统计，仅月港一地在其繁茂的七八十年内，就有将近1.3亿两白银通过月港流入我国，每年平均有30～40艘福建商船从马尼拉运走白银。月港的开禁结束了明前期维持了两百年的朝贡贸易，冲击了持续1 000多年以官方垄断为主的海外贸易，其繁荣发展推动中国的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大帆船贸易时代，一个以月港为中心并环绕全球的中国海上对外贸易推动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通过月港将自己的产品推向全世界。

明末清初，荷兰人占领台湾，为垄断月港一带的对外贸易，荷兰不断派遣武装船队侵扰月港等地；与此同时，清政府和郑军在闽南一带展开拉锯战，双方对月港等地的轮番占领严重破坏了月港的正常对外贸易，月港逐渐衰败，贸易中心开始向同处九龙江入海口的厦门港转移；为了收复台湾，1661 年和1682年，清政府先后两次实行了迁界迁海政策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中断了月港的对外贸易。1685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当时的厦门港已经成为一个设施齐全、管理有序的海港。1727年，清政府下令凡从福建出海的商船均须从厦门港出入，月港的地位被厦门逐渐取代。［8］但月港作为一个上承宋元时期的泉州港、下启清中晚期的厦门港的过渡性港口，它的历史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三、银丝贸易对明帝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大帆船贸易航线的开辟使贸易变得更加便捷，明王朝凭借其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出口大量丝绸、陶瓷等高端制造品，进口少量香料和一些美洲作物等物，因此在与其它国家进行贸易时都是顺差。贸易的不平衡，导致西方人要想得到明朝的产品就必须支付大量白银货币。一方面，美洲白银产量大、体积小、价值大；另一方面，丝绸产品相对其它产品更受海外青睐，因此，这条贸易航线主要针对丝绸和白银的交换展开，被外国学者称为“银丝贸易”。银丝贸易的繁盛对明帝国经济社会有多方面影响。

（一）白银流入使银本位制度的萌芽得以出现，影响明帝国经济制度改革

1565～1815年的200多年间，每年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在100～400万比索之间，主要用于购买中国制造品；1571～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共计4亿比索，其中有一半流入了中国［9］，中国由此被称为是“欧洲白银坟墓”［10］。这些白银改变了中国的货币市场，从民间自下而上的推动作用使得白银从非法货币发展为合法货币，成为主要货币之一，古代中国白银本位时代由此萌芽，对当时的经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1.促进古代中国货币体制改革。明朝本土产银量不大，白银短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发展。随着美洲白银的大量流入，明王朝逐渐成为世界白银的边际购买者，国力和地位稳步提升，国际市场的银价基本由我国白银货币的购买力决定。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颁布的“银钱兼使”法令，从官方正式确立了白银合法货币的地位，明王朝由此开始将铜钱币制转变为白银为主、铜钱为辅的银钱币制，白银成为明朝的主要货币之一，到明朝后期，白银已经成为整个流通领域的主导货币，这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纸币滥发和恶性通货膨胀。［11］

2.促进了明帝国税制改革。伴随着大帆船贸易航线的兴盛，明朝申请出海的商船数量急剧增多，饷税也大量增加。正统年间（1436～1449年）、天顺年间（1457～1464年）、成化年间（1465～1487年）、弘治年间（1488～1505年），都在东南沿海少数地区出现了将田赋折为银两的“金花银”［12］，出现徭役折银向田亩转移的趋势，但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明万历九年（1581年），首辅张居正执政时期，经过大规模清丈，主持实行“一条鞭法”赋税改革，即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等税负合为一条，按亩折算并用白银缴纳，这样既简化了征税程序，又增加了税收收入，同时也减轻了农民的压力，解放了一部分劳动力。“一条鞭法”的实行标志着明朝的田赋制度已经逐渐从实物税向货币税转移。随着“一条鞭法”的推广，白银的流通渠道进一步拓宽，白银本位货币的地位从法令层面被官方认可。［13］

3.引致明朝银两形制的变化。随着白银的大量输入，白银的形状从传统的以束腰形为主转变为船型（即元宝）为主，后来引发中国自铸银元浪潮，银元的形状大多模仿外国银元，中国的钱币文化渐渐失去往日的光彩。

（二）引入甘薯、玉米等美洲高产作物，影响明帝国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

银丝贸易除了向明朝输送白银之外，还有一些价值不高但意义重大的美洲农作物，如：粮食类的玉米、甘薯；果蔬类的西红柿、辣椒；经济作物类的烟草。这些作物的引入给明帝国经济社会所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

1.粮食作物的传入扩大了种植面积，促进人口大幅增长。［14］古代中国人以五谷（稻、黍、稷、麦、菽）为食，美洲粮食作物传入以后，中国人的食物构成发生很大改变，近代以来，玉米、甘薯等物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赖以生存的食物，而且，玉米和其它谷物合称为“六谷”。玉米、甘薯等美洲作物适应性极强、耐寒耐贫瘠且产量高，它们可以在不适合其它作物生长的地方大量种植，如：玉米可在云贵高原的贫瘠荒山播种，可在寒冷的东北平原生长；甘薯可在华北平原的沿海沙地上种植，这无形中开发了我国的土地，增加了粮食的耕种面积。民以食为天，粮食产量的提高为我国古代人民度过灾荒奠定了基础，促进当时人口的快速增长：18世纪后期，中国人口从17世纪的接近1.5亿暴涨至3.2亿，19世纪又增至4.5亿。这些粮食作物的引入被视为是中国的“第二次粮食生产革命”［15］。

2.果蔬作物的传入影响了饮食文化。［16］上古中国的蔬果主要分为五大类，后来增加到12类。增加的种类中大多是来自美洲的品种，这些美洲作物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花生和向日葵提供了日常所需的食用油，因此得以在古代中国自南向北广泛种植；辣椒因其驱寒祛湿的功效在内陆地区广泛流传，如今的川菜、湘菜就以辣为特色；西红柿和南瓜等物也逐渐成为餐桌上常见的菜品。

3.烟叶的传入导致烟文化的形成。［17］烟叶刚传入中国时，因其具有防病治病功效而被广泛应用于医药领域，当时的中药典籍也将烟草列为一种价格高昂的药物。明朝后期，烟叶逐渐演变成一种嗜好品，在明朝掀起一股吸烟风潮，各种烟制品层出不穷，且吸烟方式也在不断革新，吸烟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习俗。

（三）商品经济得到空前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

银丝贸易的兴盛，从供给方面向我国输入了大量白银，进一步巩固了明王朝实行的银钱币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促进了国内生产和贸易的稳步发展；在需求方面，国际市场对中国先进制造品的大量需求带动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此时明王朝的商品经济呈现出了以下特征： 1.市场经济的萌芽。明王朝的税赋制度改革中，“一条鞭法”规定赋税货币化和赋役货币化，一方面田赋可折现银推动了粮食市场的形成和发达；另一方面只要出钱即可免除力役，由此解放了一部分农民，他们得以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成为自由的劳动力并形成劳动力市场。市场之中，一方面是资本家为资本积累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力的大量供给，引致社会分工逐渐加速；对生产专业化要求导致更加细密的社会分工、更多的独立手工业门类（如陶瓷业、制糖业、造纸业等）出现；各产业逐步朝着区域化和专业化发展，如：蚕丝集中在江浙及川北一带生产、水果集中在广东和福建一带种植等。［18］

2.工商业市镇兴起。产业区域化和专业化生产促进了地区间的贸易交流，粮食、生丝、水果、瓷器等大宗货物的远距离交易促进了国内市场的扩大，推动全国市场的形成。一些原本不知名的小乡镇得以兴起，如：吴江县的盛泽镇伴随着丝织业市场的繁荣发展跃升成为全国闻名的丝绸集散市场，家家户户都在从事丝织业出口；江南五府（苏州、杭州、嘉兴、湖州、松江）成为江南最繁华的城市；武汉、成都等地因粮食作物的广泛种植刺激了当地商品经济的繁荣；以月港为首的几个对外贸易港口也进一步发展成为新兴沿海商业城市。［19］

3.社会观念的变化和地区商人集团崛起。伴随着白银货币化和工商业的繁荣，社会观念逐渐开化，出现一些偏向商人的变化。“重农抑商”的思想慢慢被否定，传统“士农工商”四民地位的排序逐渐发生了变化，“商”仅仅被排在“士”之后，经商被认为是一个极好的谋生办法，也是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思想的开放使得更多的劳动者进入工商业市场，由此出现了地区商人集团，较为著名的有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20］这些地区商人的活跃，带动了当地市镇的繁荣，他们看到地区价格差异背后的商机，通过远距离的贩卖获取高额利润，进一步丰富了明朝的商业资本。

四、银丝贸易对21世纪中国及福建的启示

丝绸之路不仅将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带到西方和沿线国家，而且也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商品传入中国，促进了财富的创造，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生活。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提出重建丝绸之路，赋予了丝绸之路新的含义。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传承古代丝绸之路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理念，且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抓手，合作层次高、覆盖范围广、参与国家多，将给沿线国家带来明显好处。福建作为一个拥有众多古代对外开放港口的省份，未来发展的空间更为广阔。

（一）重视对外开放与周边外交

在大帆船贸易初期，明朝的先进制造业在全世界具有很大优势，这种优势通过对外贸易得到进一步扩大，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清朝前中期，闭关锁国使得这种优势逐步丧失，而西方却在这一阶段完成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并迅速发展。古代中国由盛转衰的经历告诉我们：面海而兴、背海而衰。对外开放与海外贸易对中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中国应该更加重视对外开放与周边外交，创造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21］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倡导周边国家积极支持并参与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中来。通过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外交与人文交流，构建经济合作机制，推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发展货物贸易、产能合作、资源能源、以及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确保商路畅通和安全，构筑丝绸沿线和平之路、财富之路。

（二）夯实产业基础，为对外经贸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泉州和漳州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重镇的成因主要是：造船业、瓷器业、制茶业和丝绸业相对发达。当前，福建的轻纺产业、机械电子、船舶制造、港口工程、建筑陶瓷等优势产业具备对外投资能力。但在对外产能合作的同时，如果不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就会造成产业空心化。漳州平和克拉克瓷制造业的兴衰表明产业发展如果不能适应市场变化就会昙花一现。福建的轻纺、鞋帽、陶瓷等传统优势产业需要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逐渐由生产制造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端环节升级。

沿海港口城市应抓住机遇强化船舶修造、远洋运输、远洋渔业、港口工程等海洋临港产业建设，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其在国际生产价值链中的地位。［22］陶瓷业是福建在丝绸之路中的名牌，但福建陶瓷业还停留在传统的日用品和工艺类发展水平。现代陶瓷材料已经应用于太空飞船。福建省应该将陶瓷工业作为高技术产业加以培育，建立国际陶瓷研究所，延揽世界杰出人才开发现代高科技的陶瓷材料，让这一古老的特色产业换发生机。

（三）承袭历史，福建应加强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合作

历史上，福建月港与拉美的银丝贸易给明朝输送了大量的白银，挽救了当时被“货币危机”困扰许久的中国，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吸引到更多劳动力投入社会专业化生产，拉动内需、带动城镇发展和相应制造业行业水平的提高。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福建与拉美经贸关系源远流长，与美洲的贸易意义重大，它直接推动福建陶瓷产业（克拉克瓷器）的生成及兴盛。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战略方向是南线（即南太平洋航线），其中心是以澳新为主的南太平洋岛国，并延伸至南美国家。这里海洋渔业资源、矿产资源、农业资源丰富，也是消费潜力巨大的海外市场。福建地缘接近南太平洋，承袭历史，拉美应该成为福建对外经贸合作的重要方向。

［1］［明］佚名.抄本明实录：第70卷［M］.北京：线装书局，2005.

［2］［明］佚名.抄本明实录：第231卷［M］.北京：线装书局，2005.

［3］［4］赵鹏 云.明朝：海 禁 重 创 刺 桐 港 倭寇滋扰两 百 年［EB／OL］.（2014-02-13）.http：／／www.qzwb.com／dywhzd／content／2014-02／13／content＿4787295.htm.

［5］陈楠，郑旭光，刘兴.漳州月港开启中国“白银时代”［EB／OL］.（2014-09-18）.http：／／digi.dnkb.com.cn／dnkb／html／2014-09／18／content＿343521.htm.

［6］新 浪 网.马 尼 拉 大 帆 船 的 故 事［EB／OL］.（2006-06-10）.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zlhd／20060610／17362641072.shtml.

［7］李金明.月港开禁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J］.闽台文化交流，2011（4）.

［8］涂志伟.大航海时代世界格局下月港地位的变迁［J］.闽台文化研究，2015（2）.

［9］全汉升.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M］.中华书局，2011.

［10］［15］盛韵.马尼拉大帆船：三大洲的银丝贸易路［EB／OL］.（2013-04-26）.http：／／www.bundpic.com／2013／04／21637.shtml.

［11］［14］［16］［17］［18］［20］韩琦.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对明王朝的影响［J］.世界近代史研究，2013（10）.

［12］［13］［19］孙继亮.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明代银本位制度确立关系初探［J］.经济研究参考，2013（34）.

［21］［22］全毅，汪洁，刘婉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与建设方略［J］.国际贸易，2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