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没有完善的他律制度，人类所有制度难题的解决都最终归结为超越的维度。这在西方，有基督教；在中国，就是儒家与道家传统的部分内容。

盛洪 山东大学教授

我不再想重述别人的理论

大概是2008年，我在山东大学讲授“制度经济学概论”已经有七八年了，不再想重述别人的理论。于是开了一门叫作“对儒学的经济学解释”的课。这时我对儒家的思考和讨论已经历了约二十年的时间。回想起我最初对中国传统文献的认真阅读，还是在1987年第一次访问美国之后。这其实并不奇怪。一个人的文化意识往往是在异文化环境中才真正能够觉醒。在此前，我总以为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首先让我注意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主要是儒家和道家，与西方文化传统的相近之处。这是因为，在那样的年代中，我们总是被教导说，中国与西方有多么的不同。当然，由于我的学术背景，我对西方的理解主要是经济学角度的。我曾在多个场合说过，首先让我震惊的，是中国传统与经济自由主义的高度相似。只是中国文字的表述可能更为简练和透彻。如斯密所谓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却不知不觉中“促进社会的利益”的“看不见的手”，与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相比，前者似乎还有“手”，而后者已无“口”。当时我对儒家与经济自由主义的比较，主要反映在我于1993年发表的“中国先秦哲学和现代制度主义”一文中。

二十多年的时间，我对中国文献，主要是儒家文献的关注，随着我的兴趣漫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