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

从人类中有我，只能演绎出爱人类不一定不爱自己，并不能演绎出爱己不外人

功效主义（utilitarianism，常译为功利主义）的人性论预设是：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它的结论是：最好的行为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从这个预设似乎很难得到这个结论。英国哲学家边沁大致提供了两种回答。一种回答是，个人之所以会考虑别人，服从社会，是因为不服从就会得到痛苦，例如舆论的谴责乃至法律的惩罚，因此遭受痛苦，这份痛苦和所获的利益两相加减下来，还是以正当的手段获利比较合算。另一种回答是，利己与有利于人类整体这两者实际上是一致的。

我们先来看看边沁的第一种解答。的确，人们常常因为“违法的代价太高”而不去违法。不过，我猜测，也常会有这样的机会——算下来的结果是违法获利还蛮合算的，尤其，若我们能把违法技巧提升到一个高新水平。近年来，虽然也法办了不少贪官污吏、黑心商人，造假、贪贿却一浪高过一浪，造假贪贿的手段也不断翻新，看来在印证这个猜测。立法者固然可以在这里那里提高“违法的代价”，但不大可能通过这个途径杜绝违法。何况，处处提高违法的代价只会造出一部苛法，殊非我们本来所愿。咱们还不说立法者执法者自己最容易变成为自家谋利的大户。

那么，第二种解答呢？国人引进功效主义之初，是连着这两个解答一起引进的，而第二种解答尤得人心。周作人有一篇题为“人的文学”的文章，现代中国文学史都会提到，文中主张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种主义要营造的是“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