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德科

司马迁顺应中国历史由分裂割剧走向统一一体、由贫弱衰败走向富强文明、由战火连绵走向长治久安的趋势，基于对历史全面深刻的分析考察，以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为指导，提出了“礼义”一统的国家学说，成为中国古代一统思想成熟的标志。

壹

《公羊传》从原始儒学的角度阐述《春秋》的“大一统”思想，影射和劝谏现实，开公羊学之先河。董仲舒由《公羊春秋》入手，阐发儒学一统理论及政治主张，为了提高施行“礼义”为核心的大一统方略的权威性，把原始的天命论发挥改造到极致，成为系统化、理论化的“王权神授”的神学体系，创立了公羊学，并使之陷入唯心主义的窠臼。司马迁以儒家特有的理性主义精神，把天神从人和社会剥离出去，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使儒家“礼义”一统的思想走上唯物主义的轨道，臻于完备、成熟。

《公羊传》推崇周文王，称赞他建立周。肯定《春秋》中各国特别是鲁国国君遵守周朝“礼义”制度，按照周的年历，以建子的月为正月，等等。这都无不表明，《春秋》及《公羊传》，主张以周代的礼制一统天下。公羊学家董仲舒从加强社会遵从和施行“礼义”为核心的“大一统”主张的权威性出发，对《公羊学》的思想，作了较大程度的改造，把“礼义”一统的认识掩盖在“王权神授”烟霭笼罩下的天子一统的认识之下，以至于还有一统于天命、服从于三统等唯心主义的内容，使人觉得神而又神，只可遵循不可置问。而在解释天子一统认识的同时，却明显地露出“礼义”一统的论见。譬如：“《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春秋繁露·王道》）。这里谈到“元”和“本”之“正”、君王之正与否和自然等的关系。所谓以元为始，就是讲遵守“礼义”；所谓“正”，就是“礼义”得到遵守和施行。在《玉英》篇中，认为确定鲁国诞生之年为元年，是以“礼义”治理国家的开始，“治国之端在正名”。这说明“元”的本身就反映了遵守“礼义”制度。董仲舒还认为元即天地万物的起源，“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承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公羊解诂·隐公元年》）“元”在公羊学家手里，是“礼义”得到遵守和施行、社会政治进步和发展的范畴，当然也变成了体现天人关系的原则性的术语。具体到社会政治领域，董仲舒认为只有遵守和施行“礼义”政治的尧、舜、周文王和周武王才能承担天之大命。

贰

司马迁对董仲舒以天命论为思想基础的一统论是否定的，但对其隐含的“礼义”一统等论见是汲取并发扬光大的。他的一统思想，认为一统的核心是“礼义”，以施行和弘扬“礼义”为出发点，以贯彻“礼义”为过程，以实现“礼义”的现实化和升华为宗旨；认为“礼义”应该得到广泛深入地施行和遵守，成为国家管理机制的运行规范，成为社会各阶级、阶层以至每个成员的自觉意识和品格修养，体现在集体和个体的行为中；认为天子在社会“大一统”历史中，应该也必须处于中心地位，驾驭大一统统全局，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号召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作用力，圣君贤相通过辅佐天子、管理国家机构作用于社会，而推动“大一统”进程，在“大一统”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认为“大一统”体现在社会运行有序，政治、经济、文化进步和发展，国家统一稳定，民族融合团结；认为“大一统”就是社会不断富强和文明。如此丰富深刻的一系列思想内涵，根源于使人事脱离了神力。也就是说，把一统思想由董仲舒的神学体系下拯救出来，进而使之完善，是司马迁一统思想的突出特征和重大贡献。

司马迁一统思想的突出特色和重大贡献，来自于对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评析批判。《太史公自序》里通过自然星象的观察说：“星气之书，多杂讥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通过对历史的考察说：“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讥祥不法。”司马迁认为“天人感应”等迷信学说为“不经”之论，所谓“天变”大多是人们因政治需要臆造出来的。他列举了一系列史例，说明自然天象与社会政治没有丝毫关联：“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挈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史记·伯夷列传》）。司马迁还在《项羽本纪》中说明项羽失败在已不在天；在《蒙恬列传》中说明蒙恬之死不是由于修长城而绝了地脉，而是因为他不强谏以帮助改革政治；在《伯夷列传》中则直接批判了天人感应、因果报应邪说。在《扁鹊仓公列传》中则否定灵魂不在、天人感应学说和迷信思想，批判天命论。但是，司马迁却明确地指出了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活动是社会历史的主要内容，只有人事的主动精神才能在社会政治中发挥作用：“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天官书》）既然自然天象对于社会政治无丝毫作用，有的只是干扰，那为什么“天人感应”观点还能产生并且会盛行呢？司马迁认为“天人感应”的迷信学说是适应春秋战国以至汉初诸侯国君难以自保而察褛祥候星气的需要产生的（《天官书》），是因秦皇汉武借助上天神圣公示天下自己“受命而王”、“王权神授”以树立权威而盛行的（《封禅书》），都不过是自欺或欺人的骗术而已。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明确，就是为什么“天人感应”学说能成为学说？这有着深刻的原因。司马迁认为，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然要其归，必止乎礼义节俭，群臣上下六亲之施”，因而，是与社会政治相联系的阿谀世俗的理论，它使邹衍“游诸侯见尊礼”，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粱”（《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形成鲜明对比。而董仲舒在理论上主动迎合汉武帝的需要，有意识地将公羊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在谈论社会政治时比附天命、五行等思想，以天人感应学说为观察社会事物的出发点。“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的学术是围绕着汉武帝喜欢和允许做的事情进行的。这里揭示了“汉武帝好《公羊》”（阮元：《春秋公羊传疏校勘记序》）的原因。虽然是讥讽批判董仲舒学术、政治主张的，但同时也说明了董仲舒学术出发点是社会政治，不同于公孙弘学术的“希世用事”（《史记·儒林列传》）。

叁

司马迁是不满足于把神力剥离于人事的，他更注重如何发挥人事对于“礼义”施行和遵守的作用。他认为社会政治要行要符合“礼义”，顺应客观规律，有健康而正常的秩序。司马迁在《历书·序》中曾谈到帝王改正朔易服色等社会政治问题，突出阐述应顺应自然规律，正时历而建正、顺统：“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于时冰泮发蛰，百草奋兴，姊夫鸟（杜鹃）先嗥。物乃岁具，生于东，次顺四时，卒于冬分。时鸡三号，卒明。抚十二月节，卒下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兴，而顺至正之统也。日归于西，起明于东，月归于东，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矣。”孟春作为正月比较符合日月运行的实际，这是顺应自然规律最为基础的作为。顺应自然规律，社会政治运行有序，才有成功和发展，否则“凡事易坏而难成”。司马迁进而谈到顺应自然规律与国家管理机构、农业经济和民风等的关系，反映出其“大一统”思想中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进步和发展的思想：“太史公日：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牛，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司马迁的历史循环论，虽受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消极影响，但却体现出一统思想以“礼义’’为核心、追求社会不断全面进步和发展的观点。司马迁并没有象董仲舒那样从天人思想的三统、四法、十二世的体系中表述出循环论，而只是略有印迹，谈夏、周三王之正有循环：“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历史·序》）而更多、更主要的是，司马迁从自远古至战国末这样一个广泛的视角，以十二本纪为《史记》之纲，记载中国三千年历史进程，概括出由德治到力治又由力治到德力结合、以德为主的历史发展总趋势，得出“礼义”的施行和遵守是一统历史的核心、一统不是循环而是追求不断前进和发展的亘古至理。因而，司马迁在《陈杞世家》中称赞“舜之德可谓至矣！”在《越王句践世家》中称赞句践之兴是由于“功”、“贤”；强调一个国家其祖先的业绩所形成的事业基础及传统精神对后代无形而重要的影响；认为象句践、范蠡“苦身焦虑”、顽强奋斗，不让他们显名天下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是，他一改董仲舒无视秦的存在的狭隘意识，肯定秦在中国历史上由德向力的政治大势转变中的重要作用，肯定秦为后来朝代留下宝贵的政治经验和教训，认为没有秦的暴政就不可能有汉初的“休养生息”方略。强调必须顺应形势，承蔽通变，将国家政治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必要时也需要改革以至变革。

司马迁结合当时的历史变化，“以礼说《春秋》”，对一统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司马迁对社会历史观察所得出的“天人之际”关系的结论，与董仲舒唯心主义神学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在对董仲舒思想理论的批评中，形成了司马迁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以及他对现实政治的抗争精神，从而表现出历史的进步性，这是值得加以充分肯定的。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