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武

明人张燮《七十二家集》收南朝宋鲍照《拟古诗八首》，其中第五首曰：“伊昔不治业，倦游观五都。海岱饶壮士，蒙泗多宿儒。结发起跃马，垂白对讲书。呼我升上席，陈觯发瓢壶。管仲死已久，墓在西北隅。后面崔嵬者，桓公旧冢庐。君来诚既晚，不睹崇明初。玉琬徒见传，交友义渐疏。”对“跃马”一语的注释，黄节以及钱仲联均注曰：“左思《蜀都赋》：‘公孙跃马而称帝。”（黄节《鲍参军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4页；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42页）今检《文选》卷四《蜀都赋》李善注：“范晔《后汉书》曰：‘公孙述……恃其地险众附，遂自立为天子。’”黄、钱二先生认为“跃马”之事是指东汉末年，公孙述恃蜀称帝之事。但正如范晔《后汉书》卷十三《公孙述列传》所论：“公孙亦窃帝蜀汉。”公孙述的举动在封建社会被认为是窥窃神器的僭越行为。鲍照一介文士，并无据地称帝之事，亦无此心。

丁福林、丛玲玲二先生最近重注鲍照诗歌，提出新解：“《晋书》卷一○《恭帝纪》：‘玄死，桓振奄至，跃马奋戈，直至陛下。’”（丁福林、丛玲玲《鲍照集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19页）丁、丛二先生认为此指桓振事。但据《晋书》卷七十四《桓彝附桓振传》载，桓振为桓玄从子，他“肆意酒色，暴虐无道，多所残害”，威逼晋安帝，非良善之辈。故鲍照在诗中亦不会以此人自况。

检诸史料，“跃马”之典实出《史记》卷七十九《蔡泽列传》：“蔡泽笑谢而去，谓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齿肥，跃马疾驱，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揖让人主之前，食肉富贵，四十三年足矣。’”“跃马”即策马驰骋之意，喻指贵显得志。

鲍照一生行事与蔡泽有相似之处。据《南史》卷十三《刘义庆附鲍照传》载：“照始尝谒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沈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慧，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义庆奇之。赐帛二十匹，寻擢为国侍郎，甚见知赏。”他出身寒微，却不甘“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故献诗临川王刘义庆，因之得以被擢为国侍郎，实现入仕的愿望。这与蔡泽通过游说秦昭王从而获得尊位异曲同工；唯鲍照以献诗显，蔡泽以游说见用耳。诗人用此典故旨在表明，他与蔡泽是同道中人，都是“英才异士”却穷而不达；也表达了他希望能够获得明主的赏识，从而实现像蔡泽那样“跃马疾驱”的抱负。

据此品读全诗可知，“伊昔”八句其抱负与自信，谓年轻时能游说诸侯以取功名，年老时可为讲书；“管仲”以下写人生际遇，言明主难遇、友义沦丧、世态炎凉。

作者：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教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