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心积虑”的统一之战

2015-09-10崔敏

文史杂志 2015年2期

崔敏

提要：公元262年，掌握曹魏大权的司马昭令钟会等人数路伐蜀，很快就于次年灭掉了占据蜀中四十余年的蜀汉政权。然而司马氏却并未一鼓作气，就势灭掉据有江东数十年的孙吴政权，这其中的原因颇为复杂，中原魏、晋更替，蜀中动乱不已以及东吴的形势不明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键词：西晋，东吴，晋灭吴，蜀中

公元262年，掌握曹魏大权的司马昭令钟会等人数路伐蜀，很快就于次年灭掉了占据蜀中四十余年的蜀汉政权。唇亡齿寒，以当时北军的兵锋，为何不一鼓作气，趁势灭掉据有江东数十年的孙吴？是司马昭并无灭吴之意吗？显然不是。因为在伐蜀前，司马昭在与群臣的商略中就明确表示：“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1]然而，灭吴的愿望却等到十几年后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方才实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司马氏迟迟没有发动灭吴的战争呢？笔者认为，应从司马氏、蜀中和孙吴三个方面来寻找原因。

一、司马氏政权存在的困难

（一）司马昭病死，后继者需要时间稳定政权

依照司马昭的安排，他打算在灭蜀后稍作休息，数年之后进攻孙吴，但他本人却在泰始元年（公元265年）九月病死，灭吴计划显然不可能由司马昭来执行了。后继者司马炎在当年十二月逼魏帝禅让，结束曹魏统治建立晋朝。尽管通过高平陵之变、镇压淮南三叛等斗争，历经三代人经营，司马氏的实力已经使得它取代曹魏没有太大的阻力，但是，刚刚即位的司马炎本身地位并不稳固，西晋作为一个新生政权，如何彻底清除曹魏政权所遗留下来的反对势力，分配、协调好功臣们之间的既得利益与矛盾冲突等问题，都是司马炎亟待解决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司马炎在内部政权没有完全稳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贸然出师伐吴的。

（二）军事、经济实力有限，客观上需要准备时间

在西线，除了在灭蜀战争中兵员有所损失外，司马氏还需要大量士兵来维持蜀中的安定，这样便不可能抽出大量兵力“顺流而下”；在中路，羊祜与陆抗呈现出长期对峙的状态，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绝对优势可言；在东线，江淮及沿江乃孙吴政权的核心地带，重兵把守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而对于司马氏来说，历经数次动乱的淮南，不经过长时间的安抚与恢复，很难有能力直接进攻孙吴政权的核心所在地。

除去士兵数量的有限，器械、粮草等战略物资也并不充分，甚至可以说是极度匮乏。首先就是军粮问题，在羊祜甫一上任时，荆州“军无百日之粮”[2]，经过数年发展才有了一定的积蓄。而在上游，从灭蜀到王濬开始担任益州刺史这几年的时间，主要在稳定统治，并没有做大规模灭吴准备；直至王濬上任“乃作大船连舫”[3]，此后又过了几年才能有充足的战船以供伐吴之用。

此外，水旱灾害、尤其是水灾不断，[4]一方面使得粮食收成大减，税收、军粮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政府还要采取赈灾措施，消耗钱财。[5]此外，还不时出现蝗灾、风灾、雹灾等灾害。频繁的自然灾害不仅使晋廷遭受了人力与财力的损失，而且给其带来了心理上的压力，使其难以安心伐吴。

这些军事、经济上的短板，使晋武帝需要一个不短的时间来发展、弥补，以取得对吴的绝对优势。

（三）边疆不稳定，尤其是西北动乱牵制晋廷大量注意力

从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开始，秃发树机能在西北边疆起兵，很快就出现了“六月戊午，秦州刺史胡烈击叛虏于万斛堆，力战死之”[6]的糟糕情况。此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树机能军队的勇猛，加之晋军战斗力的低下，晋军“比年屡败”，树机能之乱日益成为晋武帝的心腹大患，“每虑斯难，忘寝与食”。而晋武帝更是明确表示其威胁“虽复吴蜀之寇，未尝至此”。[7]在晋武帝看来，伐吴较之于平树机能之乱显然并不那么迫切。所以，在杨欣败死西北之后，晋武帝十分忧虑地发出了“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乎”[8]的感叹。当马隆毛遂自荐时，遭到群臣的反对；但晋武帝毫不理会，满足了马隆关于兵员、军资的一切要求。马隆出征后久无消息，有人认为可能已经败死。而当马隆派出的使者带来利好的消息时，晋武帝难以克制地“抚掌欢笑”，诘问群臣“若从诸卿言，是无秦凉矣”。[9]这一方面显示了晋武帝对于自己识人之能的欣喜，另一方面也确实对于西北地区战事转好而由衷高兴。

事实上，除了秃发树机能之乱，北部边境还有匈奴与鲜卑的动乱。数处连年的动乱，对于晋廷的打击极大，使得晋武帝甚至不得不任用贾充、卫瓘这样的近臣、宠臣去出镇边疆。[10]此外，这期间竟有三位刺史先后战死。[11]频繁的战事与动荡消耗了晋廷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牵制了晋武帝的注意力，所以，直到并州胡奋坐镇御虏，鲜卑屡为马循所败，东北由于卫瓘的努力而取得粗安局面，匈奴拔亦虚、独雍等部先后“归化”，马隆基本平定秃发树机能，[12]晋朝的东北、北部、西北边疆均有了一个基本安定的局面时，晋武帝才决定大举出师伐吴。

（四）朝中重臣的阻挠

从晋武帝表露出伐吴的意向，到大军灭吴，晋廷内部一直有一股强大的反对势力。他们以贾充、荀勖、冯为首，对于羊祜、张华、王濬等人的伐吴主张百般阻挠。

据《晋书·贾充传》，贾充“本无南伐之谋，固谏不见用”，在伐吴前还上表表示反对；甚至大军所向披靡、即将灭吴时还从前线进表，认为“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要求召还诸军，“以为后图”，甚至还要腰斩张华。

荀勖同样与贾充持相同观点，反对伐吴。在王濬表请伐吴时，“勖与贾充固谏不可”[13]。贾充从前线上表请求罢兵时，荀勖立即上奏附和。[14]

至于冯，则向来与贾充、荀勖亲善，对二人阿谀奉承，与之沆瀣一气。晋武帝初谋伐吴时，“与贾充、荀勖同共苦谏不可”[15]。

那么，他们为何要对伐吴百般阻挠？难道他们看不到晋对吴优势在一天天加大，灭吴只是时间问题吗？我想应该不是的。作为久居高位、富有政治经验的他们未必看不出晋灭吴之必然性。他们所以阻挠伐吴，其实从前文贾充给晋武帝的奏表中就能看得很明白：“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这样露骨的表达，体现了他们就是为了与张华、羊祜（后来是杜预）、王濬等主战派对立，不想让政治对手在伐吴战争中取得大功，进而威胁自己的政治地位。

用《晋书·杜预传》里杜预给武帝上的表中的话来说，那些反对的人只是由于“计不出己，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其实，不独伐吴，其他任何事情，朝中都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自顷朝廷事无大小，异意锋起，虽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后难，故轻相同异也。”

朝中重臣的意见长期不能统一，反对者贾充等人的势力又非常大，晋武帝绝不可能忽略不理。这就使得伐吴的时间一拖再拖。直到最后，武帝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令贾充为前线总指挥，一方面给予高位但又不能干预到各路军队主将的实际战略决策；另一方面也将贾充调出中朝，缓解朝中主战派张华等人的压力。同时，在伐吴胜利以后，不仅没有深责反对派贾充、荀勖等人，反而是让这些人“无谋而并蒙重赏”[16]。这些折中之举虽是晋武帝对于朝中党争的平衡与无奈，但却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灭吴过程中贾充等人虽有异议，却并未影响胜利，灭吴后也没有出现大的动荡局面。

可见，长期的党争使得晋武帝在没有协调好彼此关系之前，是不可能大胆做出伐吴决策的。[17]

除了上述几个显见的原因之外，心理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百年以来，北方政权或者蜀中政权对江东政权的战争并没有取得过决定性的胜利；尤其是雄才大略的曹操以下荆州之威而惨败于赤壁、一代枭雄刘备挟上游之势却大败于猇亭，这些失败的教训，不能不使北军心有余悸。即便是同时占据江北和蜀中，客观上已经对东吴形成了包围之势，晋武帝也仍需慎重考虑伐吴之事。

二、蜀中局势的复杂性

公元263年蜀汉灭亡之后，并不是说蜀中的局势就立即归于平静，相反，这一地区却发生了持续的动乱。

首先，担任灭蜀总指挥任务的钟会出于对邓艾等人立功的嫉妒以及自身野心的膨胀，在灭蜀后不久，就诬陷邓艾谋反，消灭了邓艾的势力之后便举兵谋反，企图达到其“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18]的目的。虽然钟会的反叛由于士兵的不配合等原因而失败，但是，动乱造成的后果却十分严重，“会既死，蜀中众军钞略，死丧狼藉，数日乃安集”[19]。大量的平民及官吏为乱兵所害，这其中甚至包括后主太子刘璿，足见动荡之甚。

其次，司马氏灭蜀依靠的是强大的武力，蜀中必然有人不服从新政权的统治，或者至少是心理上不愿意立即接受其统治，对其抱有迟疑态度。比如，统蜀汉南中事务的安南将军、建宁太守霍弋在听闻成都不守的消息后就没有立即投降，而说：“今道路隔塞，未详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与魏和，见遇以礼，即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20]像霍弋这样的将领、还有守巴东地区的罗宪，也没有立即投降或者逃窜，而是谨守城池，等待消息。他们都是对新政权持观望与迟疑态度。像这样的军民绝不在少数。可以说，蜀中的局势是极为微妙的，新政权的统治基础相当脆弱。为此，司马昭下令将许多以前入蜀的、原籍非蜀中的军民三万余家连同后主一起迁往洛阳，一方面控制这些人，防止其留在蜀中发生状况；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本地人占有蜀中统治权的愿望，从而达到稳定蜀中的目的。

但是，不愿服从新政权的统治、长期与中原的隔阂以及本地民族、人群的复杂性等其他相关原因，使得蜀中并没有就此安定下来。在接下来的数年里，蜀中状况频发，动荡不断，民变、兵变不绝于书。

“（泰始）四年，故中军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结亡命刑徒，得数百人，自称诸葛都护，起临邛，转侵江原。”“七年，汶山守兵吕臣等杀其督将以叛。”而泰始八年的一次动乱尤为激烈，先是“汶山白马胡恣纵，掠诸种”；接着益州刺史皇甫晏在征讨的过程中为属下张弘等人所杀，“其众抄掠百姓”，杀死官民不少，经历了不短时间才被王濬平定。[21]

即便是在王濬出任益州刺史之后，蜀中仍然发生了咸宁三年（公元277年）犍为民陈瑞妖言聚众、咸宁四年汉中郡吏袭祚等谋杀太守姜宗以叛的事情。

政治、民族、宗教等因素交织而造成的持续动荡，折射出蜀中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显示了晋廷在当地的统治并不能算完全稳固。如果不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缓和社会矛盾，不要说顺流灭吴，就连巩固在蜀中的统治都十分困难。所以，晋廷一面花了很大的精力笼络蜀汉故官，令其忠诚于晋室，一面派出王濬这样的干将大力镇压反抗。在蜀中粗安之后，才有了王濬顺流而下灭吴的举动。

三、孙吴政权实力尚存

据有江东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孙氏政权绝非一个不堪一击的软柿子。从其自身的纵向发展来看，自孙氏立足江东以来，江南得到了长足的开发，其经济等各方面实力绝非百年前所能相比。横向与蜀汉相比较来看，孙吴的实力也远在其上。仅从最直观的土地、人口等数据来看，孙吴灭亡时有“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22]；而蜀汉则只有益州一州，“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23]。综合来看，东吴的各项指标是蜀汉的二倍强。而且，与蜀汉地形复杂、便于突袭不同，孙吴政权据有长江数千里防线，一旦有事，可迅速组织抵抗。司马氏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强劲的对手。

在魏伐蜀的消息传到江东之后，孙吴政权立即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试图救援。[24]尽管这些军事行动并没有挽救蜀汉灭亡的命运，但是，它其实是起到了扩大防区、保卫东吴政权的作用。这就使得魏军失去了“出其不意，掩其不备”的战略优势；而且魏军“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便用”[25]，所以即便没有出现钟会之乱，魏军也很难就灭蜀之势一举灭吴。

在此后的十几年中，晋武帝屡有灭吴的想法，却等了足足十五年才出兵灭吴。除了上面分析的其政权自身以及蜀中局势的阻力之外，并不弱小的对手，也是一大原因。孙吴政权在这期间虽经历了孙休病死、孙皓暴虐等状况，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并没有呈现出全面衰弱、不堪一击的状态。从整体的军事行动上来看，它仍在不停主动进攻北方；[26]从武将能臣上来看，丁奉、陆抗等干将仍统领军队数年；[27]从兵力上来看，它尚有数十万甲兵；从军资、装备上来看，即便是到吴亡时，仍有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而这其中，两场战役尤其能够体现出东吴的军事实力绝不可小觑。

一个是晋吴在交州地区的争夺。吴永安六年（公元263年）五月，由于吴交州刺史孙谞的贪暴，郡吏吕兴杀之投降司马氏。[28]从这时起，晋吴就交州、主要是交趾地区的归属展开了长达八年的争夺。期间，晋军从南中派兵，曾一度获胜，占据优势，但最终为吴将陶璜等人所败。吴军“禽杀晋所置守将，九真、日南皆还属”[29]。这一场拉锯战的具体过程比较复杂，这里不想多谈；只从战役的大体进程与结果来看，晋军那时在西南地区、孙吴的侧翼并没有优势可言，以至于损兵折将，不能抓住从侧翼、后方威胁吴国的机会。[30]

如果说交州之争是因为晋军路途遥远，鞭长莫及，不能集中兵力与吴军作战而导致失败的话，那么步阐降晋之战的失利则更能够说明晋军对吴在前线也没有太大优势。公元272年（吴凤凰元年，晋泰始八年）九月，吴西陵督步阐据城降晋。围绕着救阐与攻阐之间，晋吴双方有了一场激烈的交锋。晋军以羊祜、杨肇、徐胤分别从江陵、西陵、建平三个方向援救步阐。从地理位置来看，陆抗至少面临着西、北两个方向的压力，腹背受敌。陆抗在安排留虑、朱琬抵御徐胤的同时，亲率大军对抗杨肇。就在两军对垒时，吴将朱乔、俞赞还投降了杨肇。即便是面对这样有利的局面，晋军仍旧未能击败吴军、救回步阐，反而被陆抗杀得“大破败”，“伤死者相属”[31]，最终步阐城破身亡，羊祜等将领被晋武帝贬官处理。步阐所处的西陵，可以说是长江三峡的东峡口，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若晋军得了此地，则可作为顺流东下进攻吴国的跳板和基地，防止出现军队被扼在三峡之内，不得施展的局面，甚至可以就势东下，对吴国形成致命打击。这一地区，对于晋吴双方来说都极为关键。可以说，双方都是全力相搏。而晋败吴胜的结果，则充分体现了晋军在此时、此地，并没有明显优势，只是与吴军形成对峙的均势局面而已。显然，灭吴的时机并不成熟。

而数年之后，吴主孙皓之暴虐所造成的后果已十分严重，国力大衰，吴国“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32]，伐吴的时机到这时才完全成熟。

西晋灭吴之战役过程十分简单，看起来也极为顺利：晋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从出师到灭吴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但之前却面临着诸多问题，晋武帝殚精竭虑，甚至可以戏言说是“处心积虑”十几载，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晋武帝只有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基本解决了这些问题，做了充分的准备后，方才有了最终的一鼓作气，混一宇内之举。

注释：

[1] 《晋书》卷2《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8页。

[2] 《晋书》卷34《羊祜传》，第1015页。

[3] 《晋书》卷42《王濬传》，第1208页。

[4] 据《晋书·武帝纪》及《晋书·五行志》，从泰始四年（公元268年）九月开始有“青徐兖豫四州大水”；直到平吴前的咸宁四年（公元278年）“荆扬郡国二十皆大水”，十年之间大规模的灾害几乎每年都有。

[5] 如《晋书·武帝纪》记载，泰始七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河溢，流居人四千余家，杀三百余人，有诏振贷给棺”；咸宁三年九月“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伤秋稼，诏振给之”等等。

[6] 《晋书》卷3《武帝纪》，第59页。

[7] 《晋书》卷40《贾充传》中武帝命贾充出镇西北的诏书原文摘录如下：“秦凉二州，比年屡败，故虏纵暴，百姓荼毒，遂使异类扇动，害及中州。虽复吴蜀之寇，未尝至此”。

[8] 《晋书》卷57《马隆传》，第1555页。

[9] 《晋书》卷57《马隆传》，第1555页。

[10] 按：贾充本被任命为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但后来由于其女配太子大婚，晋武帝才撤销了这一任命；卫瓘则被任命为征北大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护乌丸校尉数年之久。

[11] 分别是死于树机能之手的秦州刺史胡烈、死于北地胡之手的凉州刺史牵弘以及死于若罗拔能之手的另一位凉州刺史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