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华榕

一册厚重的图书摆在笔者的面前，这是472页精装大开本、跨时间近200年的文献集。它于2012年末，由四川出版集团的巴蜀书社出版发行，实际见到此书已是2013年的秋末冬初。该书由胡开全主编，副主编为苏东来，陈世松等先生任顾问。此书选择了1754—1949年的293件契约文书，共约70万字。据介绍，该书的出版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这个情况无疑重要。如此专业特色与分量的书册显然销路十分有限，它的出版必定需要强劲的经济支持。这一册大书的问世，是文献的保存者、提供者、收集者、研究者、顾问、主管者、印刷者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一个地域文化的硕果。同时，不应忘记那些历史文献的直接利益相关人员、文献产生时在场的见证人等等，他们大多数已经告别人世隐身于历史，少数人至今仍然健在。这些文献的制造者、文献集的研究者与编辑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作出了共同的贡献——对于四川文化、中华文明的贡献。

笔者的专业为法国与欧洲的历史和文化研究，近年来多少涉猎客家文化，到过四川的一些地方，感谢陈世松先生的安排也曾访问洛带的客家村镇。因此，对于这一册文献集产生了兴趣；由于才疏学浅，只能努力体会它的诚信、实在与细致等特点。

一、可靠性

这是一册可靠性很强的文献集。我们读到了每一个文件的全文，而且是原件的影印。编者不曾根据需要而有所选择地删去若干部分，同时灌输自己的学术观点或政治倾向。法国著名史学家菲斯特尔—德—库朗日（Denis Numa 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年）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要着重弄清楚，古代人的社会与现代人的社会的根本不同在什么地方。”“以现代人的眼光与事物来看待古人，误解他们就在所难免了。”[1]这位学者于1864年使用“现代”一词，如今已可译作“近代”。读者在龙泉驿文书集的彩色影印件中，见到用毛笔书写的文件，书法水平差异甚大。由于部分文字难于辨认，编者在影印件的旁边附上了印刷体汉字的全文，为读者提供了方便。凡因文献损害而出现空缺处，编者尽可能地予以补充，以求保证文件的完整可读。

社会生活以经济为基础，土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龙泉驿的契约文书充分地反映出当时有关问题的状况。它涉及了买卖送讨、租赁借贷、分关继承，以及政府文契和调解文约等等，生动地将四川一隅的农业文明呈现在读者眼前。当今，某些书文的看法过度地强调信息文化的作用，有意无意地贬低甚至否定农业文明。龙泉驿的契约文集告诉我们，契约与所有者几经变化，产权地界多次改动，尽管如此，土地提供收成，农业在养活着人们。以历史长度的目光考察，农业文明过去、现在与将来对于人类的贡献毋庸置疑。显然，农业文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提高。[2]龙泉驿契约文书集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地农业文明曾经的特色，从而为认真地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

二、心态的记录

龙泉驿的文献反映出当时当地人们的心态状况。“历史不仅研究事实与制度，更要研究人心。它欲了解人类生活的不同时代所有的想象、思虑与感觉。”[3]我们看到，上述人际交往的契约文书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人们遵守着当时的法规民约与地方习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婚姻凭媒，买卖凭中。”人们无须签字，只应写“十字”花押，更无专门的办事机构受理、身份证明、复印、副本、录像、公证、密码的使用……但是，当事人一诺千金奉公守法，保证乡间民约的切实执行。“一送千秋，永无赎取。恐口无凭，立送约一纸，交于讨主子孙，永远存执为据。”这是1932年立字人赠送阴地的文书保证。“送主母子甘愿送与讨主某某名下，以葬亲骸。”类似的还有“一讨千秋，永无后悔。恐后无凭，立约为据。”“自卖之后，二家不得反悔。卖主不卖，得一赔十，买主不买，定银全无”等等。[4]这些都是“人心”的记录、也即行为的底线。龙泉驿的村民，广而言之中国的普通百姓，保持着正常的诚信的心态。这似乎给人以感觉，工业及后工业文明远比农业文明复杂、宽泛，更多物质方面的吸引和挑战。与此相比，农业文明中，城乡的环境与生活相对简朴和局限（指地域、交通、人际往来等），人的诚信品质的保持与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价值显得更加突出。一个不易辨认出自谁手的“十”字，便铁证如山不再反悔，双方自愿对已经发生的交往事项，在心坎上写下了一个永久的句号，本人与后人的反悔一概无济于事。对于个人或社会，诚信原是一个人的生存能力与获得公众信任之依据、一个社会续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是人的十分珍贵的诚信品质、坚守着的诚信文明。

三、土地交易

龙泉驿文献集充分地、生动地展示出当地农村居民土地交易的实况。这是一个固定的具体地域。龙泉驿经历了古蜀、秦、汉、三国……唐时设县“东阳”，后来几经改称或废止。“龙泉驿区”建置于1959年，1979年纳入简阳县的洛带区。这是客家人的聚居区、古代驿道的必经之处，交通便利，商贸繁荣，经济活动引人注目。与其他分散的文献删节汇编相比较，这一册文献集仅仅收入了属于一个地区的有关文献，能够比较集中地深度地反映问题，可能具有良好的典型性，对于学术研究甚为有益。龙泉驿民众之间契约交往中，涉及颇大地块或较小地块的所有权。

地块较大的交易曾经多次进行，主要发生于道光、咸丰与同治年间，买卖的水田或旱田的土地面积如110、117、120、130、132亩。达到130亩以上的后两者，属于咸丰九年与同治元年，即1859年与1862年，如“共捆水田132亩……卖于某某名下出银耕输。”“此系二家情愿，并无债账准折、逼勒等情。”[5]能够出售与购进大面积土地的人士，应是较有实力的昔日的所有者与今后的所有者。

小型的经济交往同时存在。例如“卖田定约人……愿将先年祖置坟地边水田一块出卖……约有3分。”“四至分明，共作价银7两正。”（咸丰元年）“立佃菜园地文约人某某，今佃到某某某名下菜园地1亩……每年实纳地租大洋2元。”“恐口无凭，特立佃约一张为据。”（1930年）“立字亲收文约人某某……今收到某某某名下押租铜钱50串整……不少分文，收清为据。”（光绪十六年）[6]

132亩与3分地之间的财产差距无须赘言。它们的所有者更换的活动，可以说明当地财产的变化、贫富差别的存在等等。

四、贫富悬殊

当地农村居民的贫困问题显得突出，它成了契约中常见的内容。若干穷人因为亲人故去无法安葬而卖地、借债，或向较大土地拥有者恳求一隅之地……“今因家中少钱凑用”，卖出田地一处。（嘉庆十二年）“情因少银使用”，出售水田60余亩。（咸丰六年）“情因乏钱使用”，出售水田70余亩。（光绪四年）“情因无银度用”，出卖水田共约3亩余。（1935年）即使更加大块的土地出售，卖主多出于经济困难的原因，如“因负债无银偿还”（道光二十三年）、“情因少银使用”（道光三十年）、“情因需银使用”（同治元年）。[7] 部分大土地所有者被迫出卖田地，说明一个家庭从富裕到拮据、衰败的变化，较大的土地所有权的一种社会性质的波动，展示出龙泉驿社会的一个剖面。

农村中，生活艰难者一旦去世，死无葬身之地。该家庭成员或亲友被迫出面，向某些土地所有者请求给予一块坟地或一棺之地安葬，因而立下了契约文书。

阴地赠送或求讨的契约比较受到关注，不少有关文件收入了该文献集。例如下文涉及的数种情况：“因父亲身故，无地安葬，讨得某某名下阴地一棺安葬。”（道光十年）在“某某名下界内所讨得一棺之地，安葬谢母尸骸一人……限谢姓安葬七八载矣……只许祭扫坟墓。立讨阴地文约为凭。”（乾隆五十六年）“今因丈夫病故，无地安葬……哀求主家某某借得阴地一棺，安葬丈夫尸骸。”“只许祭扫，不许借坟添葬侵占。”（道光二年）此外，还有借地、讨地为了安葬伯父、岳母、兄弟、儿子等等。（清代至民国期间）又如“情因男某自幼患疯症”，落水毙命，“恳求地主某某施给棺木钱5000文正。”（咸丰元年）[8]上文记载的事实足以说明：贫富悬殊是四川成都龙泉驿地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个特征。

五.日常生活

国际学术界关注日常生活的历史已有数十年之久，我们也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龙泉驿契约文书集中的历史文献，记载了日常生活中的细致与具体的内容，人们曾经努力防止交易之间留下漏洞，使双方陷入争端。

契约文字规定得具体详细，如“房屋一院，浮沉砖石、门窗户扇、楼牵、挑手、桁桷、草瓦、墙壁过砖，概行出卖，并无寸土存留。”（道光十四年）“……碾子一座，碾杆、碾槽、碾滚、鹿角、夹耳全套。”（道光二十二年）“业内所有天覆地载、浮沉灰渣、砖石寸瓦、铁钉、土生万物……概行杜卖。”（1948年）“南至某姓林园边、路边、土边、铁篱茨边，直下田边为界。”（道光十一年）“立字卖瓦约人某某某。凭证卖得（给）某某名下筋瓦10万匹。每匹欲重14两。”（1940年）“本年夫马、仓谷、地丁，卖主完纳。”（道光三十年）[9]

契约包含着有关的预先规定。“今凭证佃到某某名下水田9亩正……每年实纳干精租谷9石9斗正。俟秋收后晒干过风，依所安租斗交……如遇天年不顺，请主看明，量田纳租。”（1948年）

就在场人员而言，也有引人注目之处。如一份卖田文契上的末端，写明了乡约、邻人、中人、胞叔，也列出堂兄弟：开梓、开模、开楞、开樽、开枢、开柏、开榜、开，以及侄儿数人：百宽、百官、百、百、百禄、百礼、百、百安、百万。（嘉庆六年）[10]

农村居民讲究实际，朴实成风、遵守契约、主动约束缔约双方的行为，既表明了当时当地水平的法制观念，也是当时当地民风乡俗的正常延续。这些远不止是签约人、证人、中人等的个人行为、私人活动，更是正面理解中国农业文化稳定性的朴实的内容。文明毕竟是具体的。

六、与国际史学的联系

由于上述突出的特点，四川出版的《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具有国际的学术价值，尤其对于汉学研究、中华农业文明的探讨。国际上另有一文献集可以与它做一个大概的比较。

1988年，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法国国家档案馆—法兰西文献”（Archives Nationales—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出版社出版了文献集《档案中的法国大革命——从三级会议至雾月十八日》（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à travers les archives. Des Etats généraux au 18 brumaire. Paris--1988）。该书收入251个文献，440页，书的开本更大，纸张、印刷、装订的质量更好，价格高昂。它也是原件的彩色影印，

我们在该书中读到许多手写的文献，如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土伦（Toulon）港一位水手长的陈情书、土伦市贵族们的陈情书与洛德（Rodez）区教士的陈情书等等。一位无名氏关于1789年7月12日至17日巴黎事态的手书记载如下：“7月12日，星期日，内克（Necker）先生已被撤销财政总管职务，他的离去导致了革命的开始。周一（13日），所有的下等人（canaille，也可译作流氓）在街上跑来跑去，威胁大家。周一（14日）早上，10时至（晚）6时，（人们从）残疾军人院获得各种枪炮。晚上，巴斯底狱被攻克，管理者被杀……”[11] 还可见到：1793年1月20日，“执行委员会”关于处死路易十六的决定：“21日，执行死刑。”“地点在‘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路易·卡贝将于早上8时离开监狱，中午执行。”[12]

此书的优点在于内容。它包含着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各种大事，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历史的巨变与连续性。但是，从技术上看来，该文献集存在不足：文献的确全部彩色影印，旁边加配简明而要的解释。然而，仅仅附有每一个文件的摘录，不见印刷体的法文的全文。同时，由于影印文献绝大部分为挥洒自如的走笔疾书，外加涂改修饰，部分文字已难于辨认。尽管如此，此书与四川龙泉驿契约文书集相同，为有关学术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它们皆应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少见的佳作。

七、关于“湖广填四川”

龙泉驿契约文书集对于笔者另有一种解惑性质的作用。过去，人们通常说：“湖广填四川”，言下之意不将闽与赣包括在内。事实上，在此中国南方人类群体大迁徙的“队伍”中，也有福建与江西的居民，其中许多客家人。该契约文书集内，两个文献可以为证。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立写杜卖水田文契人钟某某”，将坐落在“成都府华阳县东门外冯家沟”的9块水田，共22亩7分地，“卖与福建汀州府长汀县众民新罗氏[13]为业……其田自卖之后，任从新罗氏驳粮当差永远管业……此是两家情愿并无逼勒。一卖千休，万无异说。”

嘉庆十二年（1807年）：“立杜卖基地林园房屋文契人某某仝男世任。父子商议”，将东门外冯家沟的祖传“屋基一所，约计1亩7分零”，自修草房数间、水井一口等等，“卖与福建馆天上宫长汀县新罗氏名下为业”。“自卖之后，任凭买主税拔耕输，永远管业”[14]。

这两次交易的买主皆是汀州府长汀县新罗氏，他本人或其先人来自福建汀州府长汀县，对此迁徙的事实不容置疑。

陈世松先生在他的《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一书中已引用有关史料。福建移民迁川实例统计表说明：林、冯、兰、赖、徐、黄等姓民众，从长汀、上杭、永定、武平，即汀州地区迁入四川。此外，也有人从漳州、南靖、平和、龙岩等地区迁入四川。有关统计说明，“闽籍迁川移民中，列在第一位的是汀州府……列在第二位的是龙岩州……列在第三位的是漳州府。”[15]

关于这些由东至西的人类群体大迁徙，另有“中间环节”可以考察。湖南酃县（今炎陵）共18万居民，其中66%为客家人。他们主要来自粤东梅州（如陈、张、罗、王、周姓）、闽西汀州（如李、陈、黄、于、江姓）和赣南（如张、黄、何、叶、凌姓）。另一部分由福建、江西或广东、再经湘南转来（如郭、邝、吕姓）。[16]

总之，《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是一册好书。在它的帮助下，成都龙泉驿经历的195年不算短的农业生活，通过影印、复制与解说，重现在我们的面前。它不同于街边书摊上推销的华丽的“名作”或厚重的“专著”，也不同于刊物上常见到的“我认为”式的专论文章。19世纪法国革命家布朗基（Auguste Blanqui，1805—1881年）曾经指出：“‘我认为’这三个字，永远不能成为一种依据。”[17]这些作品像一种社会潮流，奔腾而来，随意涌动。而龙泉驿契约文书集以其可靠性和真实性，如同一块巨石，站立在河边，任凭流水冲刷荡涤。它坚毅地存在着，留赠后人，将大度地接受认真探索者的抚摸！

注释：

[1]请参见菲斯特尔—德—库朗日：《古代城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2]请参见拙文《文明地对待文明的历史》，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又载《新华文摘》，2009年第6期。

[3]同前引菲斯特尔—德—库朗日书，第84页。

[4]《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第257，262，265，139，85页。

[5]同上书，第195，188，201，169，55，181页。

[6]同上书，第171，287，315页。

[7]同上书，第77，113，141，177，195，169，55页。

[8]同上书，第216，208，213，226，231，247，238，311页。

[9]同上书，第47，53，133，147，423，169，305页。

[10]同上书，第17页。

[11]Archives Nationales de la Franc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à travers les archives. Paris—1988. P.20，23，26，41. 路易十六姓波旁（Bourbon），属波旁王朝，而波旁家族为卡贝（Capet）王族的一支系，因此可称他为“路易·卡贝”（Louis Capet）。

[12] Ibid. p.96—97.

[13]新罗氏，据民间口碑资料，原为长汀县的一地名，后为称民到东山后的一同乡会组织。他们置了公产，还建立了同乡会馆天后宫。

[14]同龙泉驿文集，第7，27页。又见江西临川，邓氏兄弟迁重庆府江津县温家石坝。温涌泉主编：《客家大儒—温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15]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3—104，107页。

[16]根据2000年湖南“炎陵客家学术讨论会”召集人李先生的介绍。

[17]《布朗基文选》，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32页。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客家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中国世界近代历史学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