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森的《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是他在美国普林顿大学学习时完成的博士论文，1993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中译本于201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此著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藏傅斯年档案为主要材料，又广泛地搜集了大陆、台港及海外有关各种资料，因而资料极为丰富；二是将傅斯年置于近世中国时代思想和学术脉络进行考察，以凸现人物的真实的历史文化背景；三是以问题为主干而又不失叙事性的历史写作，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故整个论述具有问题的取向。因此，这是众多关于傅斯年传记中的一部最富特色的和最有学术价值的历史人物的评传，而非普通的传记，故读后能给人以学术的和思想的许多启迪。然而由于此著是“问题取向”的，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以为是颇值得商榷的。兹试述一得之见，以就教于王森先生及学界师友。

一、傅斯年的历史定位是什么

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人物，他们或在政治、经济、社会、道德、学术、艺术、文学、哲学、宗教、科学的某些领域作出过重大贡献。当我们对某一历史人物作出较客观的历史评价时，只能就其主要的功绩或成就作出评价，经予历史定位，否则难以见到其真正的历史意义。王森将傅斯年（1896—1951）置于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的背景下进行考察，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思路，但书名为《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则显得空泛。中国近世与傅斯年同时的历史人物例如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马寅初、梁实秋、严复，等等，他们哪一位又不是“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呢？他们不可能脱离特定的历史与政治环境的，必然生存与活动于其间。这即是说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人都是“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不独仅是傅斯年一人。因此这样的标题没有揭示出傅斯年的本质的意义。所谓“个体生命”，这在严格意义上是指个人的生物性质，而非指社会的属性。我想，这“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似欲表明在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人命运；即使这样，以之作为傅斯年评传的标题仍是十分空泛的。王森认为：“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学者、政治家、社会批评家及学界领袖的傅斯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色彩最丰富的人物之一。”的确傅斯年在学生运动、学术、政治、社会活动、学界等方面都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因而其人生色彩亦是最丰富的。王森遂由此逐层展开对傅斯年的评述。它因资料的翔实和立论的宏大，固无可议；但纵观傅斯年的一生，应该给予怎样的历史定位呢？

傅斯年在五四时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亦是五四运动游行的总指挥，这是他人生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暂时的历史角色而已。他曾是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并成功地以向国民政府两位行政院长的攻击而著名政界，但他从未担任过政府的行政职务，甚至在抗日战争后谢绝了担任国府委员、教育部长和考试院长的职务。他是以一位士人的社会正义感和爱国精神偶尔对社会政治进行批评并参与社会活动的。他不是一位政治家和社会批评家，在本质上是属于自由主义者。1919年秋，傅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本科国学门，于12月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1923年转至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26年秋归国。他于1928年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46年兼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12月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台湾，他又兼任台湾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和院立法委员。傅斯年是治学广博而卓有成就的学者，其专著有《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诗经讲义稿》《战国子家叙论》《史学方法导论》《史记研究》《东北史纲》和《性命古训辨证》等。傅斯年创建和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按照他所定的计划和旨趣进行工作的。此所最初的研究人员约三十人，至抗日战争结束时已发展为六十人，此外还聘请了一些特约研究员，因而集聚了著名的学者并培养了新一代学者，如陈寅恪、徐中舒、胡适、刘夐、陈垣、容庚、商承祚、顾颉刚、朱希祖、马衡、容肇祖、赵万里、陈槃、李家瑞、劳干、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林语堂、沈兼士、杨时逢、丁声树、李济、董作宾、梁思永、丁文江、石璋如、岑仲勉、梁思成、芮逸夫、马学良、严耕望、何兹全、王明、杨志玖等。大型学术集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讫于1949年共出版二十本；此外还出版学术专著单刊和专刊多种，并在考古发掘、史地考察、方言调查、人类学调查和语音实验等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在国内和国际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历史语言学派。傅斯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其改革措施和树立的学术信念，受到学界的称赞并得到发扬。我们如果给傅斯年的历史定位，其主要贡献是在学术事业方面，他应是杰出的学者和学界领袖。

二、傅斯年是否后古史辨派的史家

关于傅斯年创立的中国历史语言学派和他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术性质，他未作明确的解说，因此自来即易生歧义。王森以为：“傅斯年是‘后古史辨派’的史家”，“现代中国有一场史学革命，它开始于顾颉刚，完成于傅斯年”；他认定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历史研究机构”。此代表了学界一般的看法。我们若考察中国历史语言学的真实含义、史语所组织机构的内在联系，以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的论文的特点，则可作出不同的判断。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和以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学派，二者的旨趣有异，但他们的研究的对象和采用的方法都是相同的，均属于国学研究性质。1905年2月上海国学保存会刊行《国粹学报》，标志国学运动的兴起。国粹派学者们志在保存以儒家政治伦理观念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以抵制新学和西学。1923年1月胡适发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标志国学运动新倾向的兴起。新思潮的国学家们将国学视为纯粹的学术研究，提倡用科学考证方法以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存在的狭小的学术问题。1926年由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他遵照胡适的意见从对中国古籍的辨伪工作开始，以疑古的态度对先秦典籍和上古史传说进行考辨。此种新的学术风尚得到许多新文化学者的支持，形成了古史辨派。此年12月傅斯年应朱家骅之邀请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科主任，于1927年秋创设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顾颉刚于此年4月应傅斯年之聘到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工作，不久离去。傅斯年于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标志中国历史语言学派的兴起。古史辨派是一个以疑古态度讨论中国古代文化的志同道合的师友群体，历史语言学派则是一个研究中国历史与文献的专业团队。这两派成员大多数是互为师友的，而且互在《古史辨》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论文。古史辨派的一些成员还是史语所的特约研究员。这两派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同属国学的范围。因此认为傅斯年是“后古史辨派的史家”，这是指傅斯年是古史辨派之后的晚辈史家，还是指他继承了古史辨派的学术宗旨？凡此，皆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皆是国学运动新倾向的两个流派；顾颉刚非新史学的开创者，而傅斯年亦非新史学的完成者。

傅斯年在德国留学期间接受了欧洲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派——兰克学派的学术思想。柏林大学史学教授兰克（1795—1886）是此派的创始人。他把历史研究与文籍考订联系在一起，主张对历史事实以精确的研究。兰克学派将史学等同于史料学，提倡坚实的考据，以调查材料、辨析材料的真伪为史学的更高艺术。傅斯年创立的历史语言学派虽然受到兰克学派的影响，然而绝非兰克学派在中国的移植。“历史语言学”是傅斯年提出的一个有独特含义的新的学术概念。这里“历史”是广义的，泛指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是指记录语言的文献。王森参证西方史学界的意见认为：“历史和语言的结合是兰克学派和德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这个口号却是傅斯年提出的。”这个论断是符合事实的。傅斯年在欧洲近代史学和语言学的启发下形成了中国历史语言学观念。他以为中国传统史学中对文字的考订，对史料的辨疑，以及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学，皆具近代科学实证方法的意义。因此，他主张采用新工具以处理新获的材料，在学术上开拓新的境界。历史语言学并非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并列，它是一个新的综合性的学科。它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对象，采用西方自然科学方法与中国考据学相结合的方法，以解决中国历史与文献中存在的学术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下设四个小组：历史组重在搜集史料并进行文籍考订；语言组除进行语言学研究外，还做方言调查，考证文字、语音、语义等问题；考古组进行考古发掘以提供新的材料；人类学组搜集人类学资料，并对少数民族的族源进行考辨。此四个组是历史语言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中国历史语言学观念是很独特的，其学术性质亦是独特的。它是傅斯年新创的。

胡适于1919年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主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傅斯年随即表示：“把我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材料，研究出些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的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他认为“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至于保存国粹，实在可笑”，主张“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他发现“国故”易于与“国粹”混淆，所以此后不使用这两个概念。他又以为历史语言所的研究工作虽然材料大多数为中国的，但却不限于此，希望建立东方学以之与欧洲的汉学争胜，所以不赞成用“国学”这个概念。我们回顾国学运动历史时，不难见到：1923年胡适发起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1926年顾颉刚发表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和1928年傅斯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工作之旨趣》，他们三者的旗帜虽不同，名称相异，而研究对象和方法却是基本相同的，即是均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文献存在的学术问题，均以考证为显著的特点，因而在学术性质上实为国学研究。王森于近年曾主持过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他承认傅斯年虽然“激烈地抨击所谓的国学，而在外人看来，史语所的许多工作恰属于这一范畴”。这说明在此所的内部不以为他们的工作是国学研究，然而学术界从客观的视角看来，他们的工作正是国学研究的范围。王森对史语所学术性质的判断是颇为矛盾的，既以为它是史学机构，又承认为国学研究性质；而以为傅斯年是“后古史辨派的史家”则更不能自圆其说了。

三、傅斯年是否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

1919年5月4日北京十三所大学的三千余名学生，举行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示威游行，无疑这是一个政治事件，属于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以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有两个内容：一是提倡自由和科学的现代新思想、新道德而反对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的思想革命；一是提倡新的白话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文学革命。当时青年参加的五四游行示威，基本上是在新文化思想的鼓舞下表现出的爱国行动，因而成为现代中国的一场文化和思想的启蒙运动。这个运动并不是某一政治集团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而是一场群众性的运动。青年学生们虽然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却未形成明确的政治观念，所以在五四之后他们各自选择了自己的社会人生道路。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明、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杨振声、匡互生、闻一多，以及北京大学《新潮》社的成员谭平山、张申府、叶绍钧、朱自清、俞平伯、康白情、顾颉刚、汪敬熙、冯友兰，他们此后或为共产党员、国民党员、自由主义者、社会活动家、作家、科学家、哲学家，或为政界和学界的领袖。这种分化是必然的，并不存在一个毕生以五四精神为宗旨的典范的“五四青年”，尤其不应永远给他们贴上“五四青年”的标签。

傅斯年于1918年夏在北京大学约集同学罗家伦、毛子水等二十余人创立新潮社，于1919年1月1日担任《新潮》月刊的主编，继而参与领导五四运动，因而是著名的“五四青年”。自1918年以来傅斯年在《新青年》和《新潮》发表了系列的鼓吹新文化思想和新文学革命的文章。他期望同学们“去掉遗传的科学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武断的思想，进于客观怀疑的思想；为未来社会的人，不为现在社会的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他主张：“我们应当一方面创造新思想、新文艺、新道德着手；一方面应当发展破坏旧有的主义。”他认为“个性发展，‘善’才能随着发展”，而破坏个性最大的势力是“中国的家庭”。他坚信“近世史之精神，全在思想自由”。这些言论在五四时期是很有社会影响的。傅斯年在欧洲留学期间吸收了西方近代实证主义的科学思想，回国后从事于中国历史语言学的建创，自此成为学者兼学界领袖。他早年空泛的新文化思想，发展为成熟的务实的学术思想，创立了一个国学运动的新的学派，实现了宏大的高远的学术理想。傅斯年在学术事业上是完全成功的，其学术宗旨影响了一个时代的风尚，而且至今犹有其意义。

因为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甚有影响的青年，王森在著作中便给他永远贴上“五四青年”的标签。王著全书共六章，在第一章《傅斯年的早年》里自然应该论及“傅斯年和《新潮》”，“作为五四游行示威主将的傅斯年”，“作为文化批判者的傅斯年”，这些都是很恰当的；然而在第五章《五四精神的负担》和第六章《一个五四青年的晚年》，一再以“五四青年”定位来论证傅斯年前后思想的反差而造成的“一团矛盾”。全书的结语标题为“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这样王森考察了傅斯年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之后，带着“问题的取向”而作出的结论竟是：傅斯年这个“五四青年”的一生的努力是失败的。此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五四思想的特征，作为“五四青年”的傅斯年曾经不遗余力地鼓吹批判传统，而晚年竟指责“全盘西化”口号的荒谬，并相信中国传统才是真正的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念。这所概括的傅斯年晚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否确切，姑且不论；即使此论可以成立，也不足以认定傅斯年是一个失败者。任何一位历史人物在历史与政治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其思想必然随着主体的观察、阅历、体验、感悟、反思、选择而不断地发展变化，最终形成个人的独特的思想历程。这历程中自然对早年的思想有扬弃，而又存在基本思想的脉络。傅斯年也是如此。因而若以其早年的思想为标准，以衡量其一生的得失，则无异刻舟求剑，可能作出极不恰当的结论。傅斯年后来虽然成长为学者兼学界领袖，其实早年的思想光辉仍含蓄地或深藏地保留着的。他于1944年发表的《‘五四’二十五年》的文章里仍然认为：“恢复民族的固有道德，诚为必要，这是不容怀疑的。然而涤荡传统的瑕秽，亦为必要，这也是不容怀疑的。”关于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他肯定“民主在今天，已是世界大势所必趋”；对于“科学”，他说：“我要提出五四一个旧口号，这口号是‘为科学而研究科学’。”在傅斯年去世的前一年（1950年），他谈到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时，认为“其中应改的东西，不惜彻底的改；应扩充的东西，不惜彻底的扩充”，并坚持反对国粹主义。王森又终于不得不承认：“然而说傅斯年最终抛弃了所有五四的理想是不准确的……他仍被承认是科学和自由这两个五四时代的核心理念的坚强支持者。”这样，王森在逻辑上陷入矛盾错乱的境地，否定了其“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的结论。

凡是为历史人物写评传，自然要对其生平与思想中涉及的重要问题作出评论，甚至有必要对其一生的是非功过作出论定。这必然是在搜集与辨析这位历史人物的大量文献资料后，从中发现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从而进行考察和研究，给予较客观的评价。如果粗略地从主观印象出发，预设“问题的取向”去写评传，便可能导致所作的结论偏离人物的真实。由于王森以“问题的取向”写作这部评传，故其学术性极为突出，而又存在一些可供商榷的问题。这将启发我们对傅斯年这位历史人物作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三联书店，2012年。

2.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3.谢桃坊：《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论傅斯年与历史语言学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9期。

4.陈平原、夏晓虹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