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杰英

摘 要： 鲍照的边塞乐府诗歌从美学品性来说，主导特征是赋予边地雄奇、险俗的美学境界，这是其性格和审美趣味的反映。鲍照执着的政治功名欲、积极的参与意识和自视甚高的希望值，在与严峻的社会现实的撞击中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便是其诗中的“壮”与“悲”的美学风格的根由。

关键词： 美学体现 形成原因 鲍照 边塞乐府诗

一、鲍照边塞乐府概述

鲍照是南朝第一位较多写作边塞乐府诗的大家。就遗留下来的鲍照乐府诗统计，他所创作的边塞乐府类共有七首。鲍照的边塞诗深刻反映了刘宋时代的社会现实，既有报效祖国、建功边陲的慷慨高歌，又有军旅生活的艰难困苦、充满不幸的生动描绘。具体如下：

（一）对于建功沙场的热盼，表现并歌颂了战士戍守边境、抵御侵略的爱国情怀。

如“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代出自蓟北门行》）、“埋身守汉境，沈命对胡封。薄暮塞云起，飞沙被远松”（《代陈思王白马篇》）等诗句，主旋律是鲍照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和报恩思想。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曰：“白马者，见乘白马而为此曲，言人当立功立事，尽力为国，不可念私也。”

（二）揭露并批判了统治阶级的刻薄寡恩。

如《代苦热行》：“戈船荣既薄，伏波赏亦微。爵轻君尚惜，士重安可希。”讽刺功高赏薄。郭茂倩《樂府诗集》曰：“尽节征发，而赏之太薄也。”方植之曰：“亦以讽恩薄也。”

（三）对边地环境的细致描绘。

如《代出自蓟北门行》写疾风严寒“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代苦热行》则对边地的另一恶劣环境“苦热”进行了描述：“汤泉发云潭，焦烟起石圻。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尝晞。”

（四）以饱含同情的笔触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特别是带给广大下层士兵的深重灾难，抒写征夫、思妇、旷夫、怨女的痛苦。

如《代东武吟》“少壮辞家去，穷老还入门。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豚”是士卒们唱出的满腔怨愤，是对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的同情。《扶风歌》中“昨辞金华殿，今次雁门县”、“忍悲别亲知，行泣随征传”，《拟行路难》其十二“朝悲惨惨遂成滴，暮思绕绕最伤心。膏沐芳余久不御，蓬首乱鬓不设簪”、十三“春禽喈喈旦暮鸣，最伤君子忧思情”、“来时闻君妇，闺中孀居独宿有贞名”等诗里的游子，和鲍照本人的生活经历比较近似。诗中有对故乡和家人的亲切思念，有对身世坎坷的悲愤，也有对人生短促的感叹，控诉了不合理的兵役制度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拟行路难》其十四“君不见少壮从军去，白首流离不得还”，也是一首反映征夫戍卒离家思乡的诗歌。全诗一气呵成，一二句总写征夫悲惨身世，三四句写远离故土的伤悲，五六句写所处环境凄凉，七八句写思念故乡之心切，九十句写前途命运之惨，十一二句写回归故乡的绝望。诗人代征夫戍卒倾诉悲苦，实际上反映了诗人对现实的愤感和不平。

二、边塞乐府诗的美学体现

（一）雄奇、险俗的美学境界。

曹操横槊赋诗，开启了文人创作边塞诗之风。宋齐时代，随着边塞诗走向成熟，诗中集中写景增多，边地特色也从以虚拟想象为主变得更真实可信。边地景物的描绘，反映出戍边将士的生活环境，通过对这种环境的着力刻画，反衬出人物的精神面貌，诗人的边塞审美意识逐渐增强。总观鲍照的七首边塞乐府诗，从美学品性来说，主导特征是赋予边地雄奇、险俗的美学境界。

鲍照的边塞乐府多为拟代曹植、陆机之作，却创造出了险怪、奇异的“险俗”风格。鲍照喜好铺张讲究辞藻，与他的艳情乐府诗一样，在边塞乐府诗中，随处可见穷形尽相的渲染笔墨和奇异变幻的语言、形象。其笔下之景物，多被赋予一种愁惨的色彩，而少有明快欢欣的调子，这是其性格和审美趣味的反映。如《代苦热行》一诗中以奇峭的语言写南方的苦热、艰险，极尽铺陈夸饰之能事：“汤泉发云潭，焦烟起石沂”，“赤阪横西阻，火山赫南威”的异常炎热的气候，“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尝烯”的淫霖雨水，“丹蛇逾百尺，玄峰盈十围，含沙射流影，吹蛊病行晖”的险恶处境，还有熏体的鄣气时刻危及人的生命。

方虚谷言：“此诗连以十六句言苦热，毒泾渡沪，始入议论，富哉言乎！”然而令人寒心的是，在这“热者地之至恶，死者事之至难”（方虚谷语《鲍参军集注》）的环境下战士们历尽千辛万苦却得不到应有的封赏，“戈船荣既薄，伏波赏亦微”。全诗以环境的恶劣反衬君王的薄情。神奇的形象和奇异变幻的造语就是为了显现出征边塞之艰险，景物之奇，是为立意服务的。

《代出自蓟北门行》从漫天飞舞的沙石、边地的寒风、幽怨的箫声、冻僵的旌旗、冰冷的铠甲几个方面渲染，描绘肃杀的边疆图景，从而抒发守边将士不畏艰苦、奋勇杀敌的爱国精神。“分明说出边塞之状，语义峻健”（朱熹语《鲍参军集注》）。“箫鼓流汉思”之语则从另一方面透露出了北朝音乐文化已经开始流播江南，激发了南方文人的审美想象力和创造力，显示出了以奇险取胜的诗歌形象和情景相生的美学境界，对唐代边塞风物的描写有很大影响。

钟嵘评鲍照“得景阳之諔诡”（《诗品·宋参军鲍照》）。“諔诡”一词，见于《庄子·德充符》篇：“彼且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又《天下篇》说：“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周振甫先生将刘勰“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之“诡”解释为“诡异”[1]，曹础基先生认为“諔诡”就是“奇异”[2]，如果用姚鼐评鲍照《芜城赋》：“驱迈苍凉之气分割，惊心动魄之辞，皆赋家之绝境也”（《鲍参军集注》）的赞美之辞概述其边塞乐府诗雄奇、险俗的美学境界，一点也不为过。

（二）“壮”与“悲”的美学风格。

对如此雄奇、险俗的边塞之景，鲍照却无闲暇逸致，对功名的强烈向往使他“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流”（《上得阳还都道中作》）。在“当时朝廷多尚武功”[3]、重武轻文的时代，“才秀人微”的鲍照文不见赏，于是视从军边塞以立边功为第二条仕途捷径，因此对鲍照来说出塞是一种主动欲求，有着不畏苦寒四海为家的胸襟气度，伴有强烈的功名心与事业感。然而，鲍照执着的政治功名欲、积极的参与意识和自视甚高的希望值，在与严峻的社会现实的撞击中却出现巨大的落差，这便是其诗中的“壮”与“悲”的美学风格的根由。

如《代出自蓟北门行》虽记述边塞风物与征人征战之苦，但“投躯报明主”的急迫心情却难以自抑，溢于言表。《代陈思王白马篇》记塞上少年英雄事，而于篇末显露言外之意——“但令塞上儿，知我独为雄”。朱止溪语注曰：“歌《白马》，用世之思也……明远‘但令塞上儿，知我独为雄，正接出言外感慨。”（《鲍参军集注》），蕴含其中的自我意志是显而易见的。《代东武吟》变陆机《东武吟》的游仙题材而写一个下级军官诉说自己不幸的遭遇，第一人称的运用，使感情色彩更浓郁。刘坦之说：“明远此篇，殆亦有所为而作欤……至篇末复怀恋主之情，而有望于垂惠。”（《鲍参军集注》）一语中的，比较鲍照《代东武吟》与曹燥《苦寒行》、《却东西门行》等边塞诗可知：曹诗对士兵的同情是立于局势之外的同情；鲍照则完全融入其中，与战士角色合而为一，在为功高赏薄的战士鸣不平的同时，对自己身世坎坷进行控诉，其根底实为儒家自强不息精神的折射。只要读一读他的《飞蛾赋》，诗人以飞蛾自命，愿轻生命以图功名，就可见出其强烈的用世之心。

边塞乐府诗的地域性特征决定了其具有不同凡响的艺术视野和艺术素材，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抒情领域。它以边塞作背景，把人的各种情思感怀，如思乡念亲、功名心、归属感及由此产生的喜怒哀乐之情等放在征战戍守这种生与死、血与火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中加以集中、夸张、强化的表现，显示出“壮”“与“悲”相兼的情感特征。

“鲍照开扩了元嘉诗坛的领地，吹进了一股强劲之风。他对边塞生活、风光的描述、体验，对边塞诗的几方面的规范，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开拓之功”[4]。

三、鲍照边塞乐府诗审美特质的成因

从宏观的视角来看，一种文學样式的产生、发展与演变往往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作家的艺术个性与其所生活的时代、人生经历、先天气秉往往具有密切的联系，文学自身的传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作家的创作及作品风格的形成。分析鲍照边塞乐府诗的审美特征独特性的因素，既要从时代特征、作家自身入手，又要有文学传统的观照。

（一）屈骚之“个体诗学”——主情诗风。

刘勰的《文心雕龙》有《通变》一篇，阐述了文学的因革变化，即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中国文化虽历经数千年，但仍能一以贯之地延续至今，形成统一的中国文化特征，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历朝历代都传承了共同的文化要素。鲍照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并非偶然，和继承、发扬前代文学优良传统有着密切联系。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以往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汉乐府对其产生的影响。如胡适先生在谈到鲍照乐府诗的渊源时指出：“鲍照的创作受乐府民歌的影响最大，故他的少年作品多显出模仿乐府歌行的痕迹，他模仿乐府歌辞竟能‘巧似，故当时的文人嫌他‘颇伤清雅，说他‘险俗。直到三百年后……才有李白、杜甫一班人出来发扬光大鲍照开辟的风气。”[5]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一书中称赞鲍照乐府诗云：“鲍氏乐府之在南朝……其源乃从汉乐府中来”、“明远乐府，其意识体裁，皆与两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者为近”、“上追两汉，不染时风”[6]。二位大家的见解无疑是非常合理的。的确，汉乐府诗歌在内容上多描写动乱的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鲍照的边塞乐府诗无疑具有这些显著特征。不过，具体到抒情方式，又不尽相同。若从情感抒发角度来看，他的乐府诗中表现出的抒发个体情感特征的抒情风格恰恰是对屈骚主情诗风的继承与发展[7]。

涵咏鲍照的边塞乐府诗，可以深切地感受出其抒情方式的跌宕起伏、曲折有致、方法多样。其间充满了壮志凌云之势、年命无常之悲、怀才不遇之怨、知音难遇之痛、漂泊思乡之慨。如《代东武吟》，诗的前半部着重描述一位有作为的老军人对叱咤风云的战斗生活的回忆，后半部则极力渲染年老被弃的愤懑和悲哀。整首诗不但时间跨度大，而且随着主人公由盛而衰的坎坷遭遇，人物的思想感情也跟着起伏变化，情调由高昂转为低沉，感情由热烈奔放变为抑郁悲怆。由于作者在整首诗的构思上独具匠心，因此显得跌宕起伏、错落有致。

（二）浓重的时代感伤色彩及人生经历。

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在探讨文学发展与时代变迁之间的关系时明确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因此，探究鲍照乐府诗美学特征之生成，时代背景与人生经历乃是两条必经之路。

鲍照生活于南朝，刘宋朝廷隅守半壁江山而无力统一匡复，南北战争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这样的时局很能激发、恢复志士的爱国豪情。鲍照并非“没有北方朔漠的军旅生涯，也没有边塞风光的亲身体验”[8]，考察鲍照的人生经历，我们发现他一生中创作的四个主要时期都在诸侯王府中。

他一生虽未亲身参加反抗异族侵略的战斗，但长期的幕僚生涯使他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士兵和人民，对军旅生活有所了解和认识。据丁福林《鲍照年谱》载：鲍照曾数次亲临边地，如元嘉二十二年（445），宋征北大将军衡阳王义季由南兖州刺史改为徐州刺史，鲍照从义季辟，之徐州。春，北上梁郡，所游之商洛梁郡地区，为刘宋、北魏交界处，地近黄河，时明远家居建康，在长江边。元嘉二十八年（451），南徐兖二州刺史始兴王浚率众城瓜步（今江苏六合区东南），鲍照随之。瓜步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冬十二月曾被北魏占领。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450）至二十八年（451）的这次南北大战，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极为严重。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殊经历和社会背景，鲍照在乐府诗中表现了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可以说，其边塞乐府诗创作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古代士人的宦达是和君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尤其侍从文人在很大程度上为迎合天子的口味而创作，有时要牺牲自己的人格为主人唱赞歌。“这种依附性影响了士子们的独立性，形成了士子社会角色的特殊色彩。把理想的实现寄托在明君身上，一旦君王失察，冷遇了自己，便会萌发出失落感，理想无法实现，便极易产生士不遇感，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士子们的常型心态，也是中国文学美学的重要发生源——哀怨起骚人”[9]。诚如黄节先生指出：“参军生不逢辰，忧危辞多，功名志薄，又遇猜主，故隶事过隐，而善自造辞。章法奇变，有类楚骚。”（《鲍参军集注》黄序）

鲍照执着的政治功名欲、积极的参与意识和自视甚高的希望值，在与严峻的社会现实的撞击中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便是其边塞乐府诗中的“壮”与“悲”的美学风格的根由。

参考文献：

[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258.

[2]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6：77.

[3]钱仲联.鲍参军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1：340.

[4]吴功正.鲍照诗美成就论[J].社会科学战线，1994（3）.

[5]胡适.白话文学史骆玉明导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2：85.

[6]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262.

[7]毛庆.论鲍照诗歌对屈骚艺术的继承和发展[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8]吴功正.鲍照诗美成就论[J].社会科学战线，1994（3）.

[9]吴功正.中国文学美学（上）[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