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经济传统的内在危机

2015-09-10梅新育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5年8期

梅新育

【摘要】分离主义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会遭遇的现实或潜在风险。在开放经济环境下，独占制造业收益或自然资源收益的动机常常成为一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寻求独立分离的内在动机；即使在一国主体民族社会内部，发展开放经济也存在造成社会裂痕的潜在风险。在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一个守成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经济基础一旦衰弱，也有可能成为分离主义兴起的契机。目前，开放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外资垄断、外部经济金融危机传染风险、涉外利益集团出卖经济利益等问题已经较为明显，而开放经济发展可能危及国家政治统一的风险还暴露得不够充分，这就格外要求我们增强预见性，防患于未然。

【关键词】开放经济分离主义政治分离主义精英阶层 “占中”

【中图分类号】F13/17；D73/77 【文献标识码】A

分离主义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会遭遇的现实或潜在风险，发达国家乃至超级大国也不例外，从苏联訇然解体，到老牌霸主英国本土面临可能因苏格兰公投而分拆的危机，到美国国内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新英格兰、夏威夷等州若隐若现的分离思潮和运动，都表明了这一点。大多数社会动乱都存在经济根源，分离主义运动也不例外。在开放经济环境下，独占制造业收益或自然资源收益的动机常常成为一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寻求独立分离的内在动机；即使在一国主体民族社会内部，发展开放经济也存在造成社会裂痕的潜在风险。在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一个守成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经济基础一旦衰弱，也有可能成为分离主义兴起的契机。

基于独占制造业收益或自然资源收益的分离主义

假如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占据了有利区位，并通过国际经贸取得了较快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甚至高于主体民族聚居区，分离主义思潮多半将因此而滋生。一战前作为全国装备工业中心的捷克之于奥地利，作为农业、重型机器制造业和煤炭工业基地的乌克兰之于苏联，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之于南斯拉夫，莫不如此。尽管一战前奥地利帝国内捷克地区制造业发展主要依赖德意志族投资和技术人员，而且战后被划入捷克、制造业发达的苏台德地区一直是德意志族聚居区，又与德国领土相联，居民情愿并入德国也不愿加入捷克，仍然被捷克民族主义者视为捷克人囊中之物，当作自己向哈布斯堡王室索要更大自治权、最终独立分离的资本。即使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低于主体民族聚居区，倘若拥有丰富的石油之类大宗战略资源，①独占这种资源收益的动机仍有可能刺激该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分离主义思潮和行动。尼日利亚盛产石油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分离主义动乱多年不止，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经久难治，便是如此；即使是老牌工业化国家、工业革命的故乡英国，其北海油气资源开发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增添了额外动力。

而且，在这个相互竞争的世界上，各国竞相提升产业结构，力图发展本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而将外国作为自然资源供应地，为此千方百计削弱对手，无所不用其极。从竞争国家的视角来看，倘若对手国内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现代制造业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或是拥有丰富的畅销资源，本国便有机可乘，可以在对手国内利用、制造其国内矛盾，以实现打垮、消灭竞争对手的目的，令对手国及其分离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都不足以成为本国先进制造业的竞争对手，而只能成为低层次、被动的供应商。

也正是在有外国干预卷入的情况下，其他条件相同，基于独占自然资源收益动机的分离主义比基于独占制造业收益动机的分离主义更难整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制造业发展需要广大的销售市场和充裕的资本、劳力供给，一个小地区一旦从较大的母国分离出来，就很可能丧失这些制造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不仅母国会视之为叛逆，母国之外的别国也会在市场、资本等方面竭力扼杀其制造业自主发展的前途，即使此前百般鼓动、资助其分离主义运动的国家也不例外，因为鼓动内讧以消灭竞争对手正是这个国家的目的所在，对于对手国内部的分离主义运动，这个国家资助扶持的下限是避免其衣食不继而散伙，上限是防止其壮大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英国当年之所以大力支持荷兰联合省脱离西班牙帝国，就是因为小小的荷兰联合省无论经济如何发达，人均收入水平如何高，总比其作为庞大西班牙帝国的经济中心更容易打垮。英国经济在西欧曾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荷兰则在欧洲经济中长期占据核心地位，并被英国朝野上下视为学习和赶超对象。1570年，荷兰商船运输量大约相当于英格兰、法国和德国全部商船队的总和，人均水平则是后者的25倍。②通过《航海法》等严厉保护措施，英国造船业在17世纪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17世纪，英国捕鱼业和对外商业大部分还是掌握在荷兰船东手中，大批挂着英国旗帜的商船还是在造价更为低廉的荷兰船坞中制造。③依靠敲骨吸髓地“发掘”殖民地的商业潜力，荷兰在17世纪中期达到了其商业繁荣的顶点。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马克思引用了德国学者古·居利希著作中对荷兰满怀歆羡的描述：

（荷兰）几乎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及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它的渔业、海运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别的国家。这个共和国的资本也许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资本总和还要多。④

然而，由于英国逐渐掌握了制造业优势，并奉行了上述巧妙的战略，在后来的数次英荷战争中，尽管荷兰舰队曾经创造了奇袭伦敦横扫英国海军基地凯旋而归的军事奇迹，英国仍然取得了最终胜利。⑤

与此类似，一战后独立的捷克之所以逐渐丧失一战之前在欧洲装备工业中的地位，以至于今日只能充当西欧企业加工基地，⑥其从奥匈帝国分离是重要原因。在东欧剧变的“天鹅绒革命”中，反共势力将捷克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下降归咎于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不过是找错了谴责对象。同样，乌克兰独立之后，其境内的重型装备工业也雄风不再。

相比之下，一个资源丰富的小地区一旦从较大的母国分离出来，竞争国家将乐于通过供应资本、劳力等方式促进其初级产业发展，因为任何建立了工业基础的国家都会乐于获得稳固的海外资源供给，以求保障本国工业基础平稳发展。而且，这个分离出来的地区初级产业一旦大发展，“荷兰病”效应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其发展自主先进制造业、进而与自己竞争的可能性，因为在争夺资本和人才的竞争中，繁荣的初级产业将汲取大部分资本、人才而令其制造业部门相形见绌，初级产品出口的繁荣又将提高本币汇率，进一步打击本国制造业在开放经济中的价格竞争力。也正是由于开采自然资源可以相对便利地从别国获得所需资本、劳力，独立后独占自然资源收益的前景更可预期，基于独占自然资源收益动机的分离主义思潮也就更容易蛊惑人心。

开放经济发展在主体民族社会内部造就裂痕

即使在主体民族社会内部，发展开放经济也存在造成社会裂痕的潜在风险。在开放经济体系下，可贸易部门通常能够比非贸易部门赢得更多资源，沿海地区、通商口岸比内陆地区机会更多，发展中国家掌握发达国家语言技能和参与对外经贸渠道的群体往往能够赢得比其他同胞更多的收入，……这一切都可能在不同产业部门、不同区域、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造成裂痕，倘若没有强有力的相应补救措施以确保一国之内同样的自我奋斗能获得大体相当的机会，或存在外部势力有意识的持续操纵，这些裂痕便有可能扩大加深，直至无可挽回。

不仅如此，经济基础会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创造相应的上层建筑。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述：通过对外贸易，资产阶级“……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当霸权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推进之时，在“边缘”国家内部，受益于上述全球经济秩序从而倾向于华盛顿共识（一战之前可称之为“伦敦共识”）的利益集团也成长起来，从而为霸权国家统治阶级将自己的意旨转化为“边缘”国家的政策奠定了国内政治基础。通过这样的机制，霸权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合适的世界，使“边缘”国家受制于“中心”国家而无法自拔，即使边缘国家中央政府力图有所作为，弥补国内裂痕，实现均衡发展，也往往会遭遇既得利益群体和地区的掣肘，甚至公开的政治叛乱。

开放经济利益造成主体民族社会内部裂痕并进而发展成为政治分离主义。阶层和区域发展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开放经济的发展又会为其推波助澜，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的差距相应会在阶层和区域之间造成裂痕，倘若没有强大的凝聚力量，没有与之相反的后进区域、阶层在现行体制秩序下通过自我奋斗合理分享利益甚至赶超的希望，没有制约既得利益阶层和区域图谋固定自己优势地位享受不劳而获利益的力量，那么，即使是在同一民族内部，这种裂痕也完全有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种风险对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对于一个有志于“赶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位居贸易要冲、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往往面临两种选择：其一是符合该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及“赶超”目标的选择，即与内地共同保护民族产业发展，直至最终整个国家实现“赶超”。但在这一选择下，沿海地区居民作为消费者必须在相当长时间里忍受国产品的质次价高，忍受工业发展的单调、乏味，还要承担“赶超”有可能不成功的不确定性。其二是无视保护民族产业发展的目标，追求将自己作为外国产业向本国内地倾销的据点，从而无需忍受、承担上述不便和风险。两相比较，第二种选择无疑对很多沿海居民更有吸引力；倘若遭遇国内国外有心势力操弄，这种思潮就有可能走向寻求分离疆土的极端。

德国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毕生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为德国赶超英国而奋斗，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十五章“民族精神与国家经济”中，李斯特分析指出，当时欧洲大陆沿海国家多数处于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等英国工业中心辐射范围内，在这些国家沿海地区市场上，凭借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等先发优势，凭借较大国内市场所赋予的规模效益，英国工业比其他国家同行占有优势。别国要想赶超英国，就必须长期不断保护本国市场，积极改进内地交通等基础设施，但这样一来就可能与沿海地区居民的短期利益相悖。“沿海一带居民的市场，不论就国内或国外贸易来说，对于每一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在沿海一带市场占上风的是外国而不是本国工业，这个国家就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是一个分离的国家。这是的确的，如果一个国家其沿海一带的城市，风气所趋，同情外国人胜过本国人时，不论从经济或政治方面来说，国家所处地位再没有比这个更危险的了。”⑦

纵览世界历史，开放经济利益造成主体民族社会内部裂痕并进而发展成为政治分离主义的案例为数甚多：

在“工业欧洲、农业美国”的国际分工格局下，美国开放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个国家两度濒临国家分裂，其中一次最终发展成为南北战争。甚至北美殖民地之所以从统一的英帝国中割裂出来，开放经济发展也为其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动力。

在殖民地时期，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就依靠鳕鱼、欧洲酒类和黑奴等跨大西洋贸易而发展起来，涌现了波士顿、纽波特、纽黑文等一批以对外贸易和航运为主业的新兴港口城市，其中波士顿1720年人口就跃居英帝国第三，仅次于英国本土的伦敦和布里斯托尔，1/4的成年男性从事海上贸易或投资于造船业，船长和商人把持了波士顿的大多数公共职位，⑧一个势力强大的航海及海上贸易利益集团随之逐渐成型，而这个利益集团及其海上贸易利益的发展，使其首先是成为英帝国北美殖民地分离的动力，随后又成为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中最强大的政治离心力量。

实事求是地说，对于英国血统、语言、文化和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北美殖民地，英国人是当作英国经济的统一整体看待的，而不是如同印度那样为了帝国自私利益而供英国盘剥的附庸，相当多的补贴发放给了北美殖民地产业；但在英国统治时期，新英格兰商人起初是广泛采用走私等手段（走私通常又是靠行贿开路的）突破《1733年糖浆法案》等英国重商主义法规而牟取私利，后来进一步发展到依靠暴力、叛乱维护自己的垄断利益。1773年波士顿倒茶事件被视为美国独立运动爆发的标志性事件，究其本质，不过是波士顿等地茶叶批发商企图以暴力维护自己的垄断利益，不许东印度公司绕过英国批发商、北美批发商两个环节而直接面向北美消费者销售而已，而从一个统一国家的视角来看，英国政府批准东印度公司直接进入北美零售环节，能够为北美消费者提供价廉物美的茶叶，有利于经济效益和消费者福利。北美殖民地叛乱领导者们冠冕堂皇地指责英国中央政府开始对北美殖民地征收的税收是无法忍受的暴政，并以此作为他们寻求分离独立的理由，实际上英国财政为北美殖民地的支出总体上高于从北美殖民地获得的税收，美国独立后税收更高，确立征税权威的手段也非常强硬。汉密尔顿制定的酒稅遭到普遍反对，1794年宾夕法尼亚州7000民众（相当于当时美国最大城市波士顿人口一半）聚集抗税，华盛顿总统出动大炮镇压；同年，华盛顿为实施酒稅而征集了1.3万人的大军专门镇压抗税者……当时美国人口约200万，如按同一比例折算，等于今天我国征召845万大军专门镇压抗税。

美国独立后，以新英格兰等地区为基地，一批联邦党人于1804年成立了名为“埃塞克斯团队”的组织，阴谋策划脱离联邦政府，建立一个北方同盟政府，也正是新英格兰地区对自身私利的追求为这类分离阴谋提供了滋长的土壤。美国独立后，新英格兰地区航运和贸易继续发展，并因拿破仑战争而受益良多。在马萨诸塞州，有的商船一年货物运费盈利就高达1500多万美元，该州商人从货物买卖中获利更大，⑨但他们对国家相当缺乏责任感，对有违其暂时利益的法规、发展方针就不择手段规避，乃至暴力抗拒；极端情况下甚至企图分离而另外立国。

为了避免美国商船被正在交战的英法两国掳走、水手被英国海军强行征兵，美国总统杰斐逊于1807年颁布了《封港令》，结果导致美国出口锐减，1807～1808年，出口总值从1.08亿美元锐减至3200万美元，进口总值从1.38亿美元下降至5700万美元，⑩新英格兰地区商人则通过走私、冒称遭遇暴风雨而“名正言顺”驶往外国港口“避难”等手段规避《封港令》，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港等地更发生了暴动，走私商人及其煽动起来的民众烧毁了缉私船。在19世纪20年代围绕是否实施保护关税以发展本国制造业的争议中，所有地区都支持国会对制成品征收高关税，唯有新英格兰的航海利益集团赞成自由贸易，而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这一时期的保护政策对美国产业崛起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意义。

正是由于看到了新英格兰地区强大的私利动机和由此而来的分离倾向，在1812～1814年的英美战争中，英军一度只封锁美国其他港口而不封锁新英格兰海岸，目的就是激励当地航海利益集团的反战情绪，以至于新英格兰与英国的贸易在战时仍十分繁荣。在这场战争中，新英格兰航海及贸易利益集团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也没有“辜负”英军的上述期望：马萨诸塞州州长1813年度演说词题目就是《关于当前不幸的战争》；州议会则公开发表声明，指责这场战争为“失策的、不恰当的、非正义的”战争；联邦党人控制的州政府拒绝援助战争中的民兵部队，阻拦个人和银行借款给财政窘迫的联邦政府；1814年12月至1815年1月间，新英格兰联邦党人召开大会，抗议战争，并提出修宪，提出的修正案包括缩小国会通过诸如《封港令》之类措施而限制贸易的权力……凡此种种，使得新英格兰地区脱离联邦的谣言满天飞，只是由于美军在普拉茨堡、新奥尔良等地获胜，英国决策者又不愿意在维也纳大会决定欧洲命运的紧要关头在北美过多地分散精力，英美双方最终签署《根特和约》，新英格兰地区的分离运动才没有最终酿成大祸。

19世纪上半叶，美国南方经济取得了巨大增长，棉花出口的持续增长不仅赋予南方奴隶主阶层与联邦政府分庭抗礼的实力，也激励他们不顾一切扩大蓄奴州范围，以求扩大其棉花、烟草出口利益，最终走向与华盛顿决裂。按人口比例计算，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战争。

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赢得独立后，统一的哥伦比亚共和国各地均在同一主体民族掌握之下，但巴拿马地峡贸易之利激励了一批分离主义分子铤而走险，他们的冒险又得到了对拉丁美洲虎视眈眈的山姆大叔的支持，从而人为制造出巴拿马这样一个上百年来对美国俯首帖耳的国家，山姆大叔也如愿控制巴拿马运河区百年之久。

2008年，由于总统莫拉莱斯旨在促进社会公正和国家均衡发展的社会主义倾向政策触动了该国传统利益集团，尽管莫拉莱斯总统在2008年8月10日的信任公投中以2103732张选票（得票率67.43%）获胜，打破了他本人在2005年总统选举中创下的1544374张选票（得票率53.7%）纪录，成为玻利维亚历史上得票数量和得票率最高的总统，该国传统利益集团仍然在因石油出口而相对发达的潘多、贝尼、圣克鲁斯、塔里哈等东部4省（号称“半月”）发动分离主义骚乱，与莫拉莱斯政府的支持者们大打出手。在动乱制造者的背后，是对莫拉莱斯左倾政策极为不满的山姆大叔……

俄罗斯民用制造业基础本不雄厚，随后又遭遇了苏联解体的冲击和油价高涨的“荷兰病”困扰，致使其制造业民品生产长期滞后，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扭转这种“拉美化”格局是俄罗斯决策部门的夙愿，为此，俄罗斯联邦政府可以采取提高制成品进口关税、补贴内资制造业民品生产等措施。但在此前多年里，俄罗斯国内已经围绕进口品改造、分销形成了庞大的相关产业，限制进口必然因损害这些产业的利益而招致反对；如果这些产业位于独立性较强的俄罗斯边远地带，相关利益国家某些势力又蓄意支持、操纵的话，正常的经济政策之争就有可能演变成重大政治事件，甚至是带有分离主义色彩的政治事件。而由于俄罗斯消费者习惯于选择进口消费品，如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09年2月中旬民意调查显示，近期计划买车的俄罗斯人中有49%打算买进口车，只有22%希望买国产车，只要打起“降低关税以降低生活成本”之类旗号，实际上受外国势力操纵、隐含分离主义目标的政治运动也完全有可能在最终图穷匕见之前赢得俄罗斯社会广泛支持。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陡然升级并席卷全世界，俄罗斯政府企图借机发展本国制造业，从2009年1月1日起显著提高汽车等制成品进口关税。由于此举损害了远东等地区进口汽车相关产业，从2008年底开始，俄罗斯共产党和一些汽车业主团体在滨海边疆区和其他一些城市组织了一系列示威，反对俄罗斯提高进口汽车关税，示威者还打出旗号，要求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下台。由于日本汽车占远东汽车市场90%左右，反对俄罗斯联邦政府提高进口关税符合日本经济利益；在远东和联邦政府之间制造摩擦、离心，更符合日本的战略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据称在海参崴的示威活动中某些示威者手举日本国旗，俄罗斯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先后表示，发现上述示威有外国势力和资金介入。

中国主体民族社会内部区域发展失衡潜藏的政治离心风险。在中国，主体民族社会内部区域发展失衡同样潜藏着政治离心的风险，这种风险在某些地区已经全面公开：

“防止贫穷的大陆人瓜分台湾财富”一向是“台独”运动发动、裹胁追随者的法宝，这一点早已众所周知；即使在按通常标准衡量并无独立本钱的香港，也曾经有人企图制造类似问题。冷战时期，在中国大陆遭受封锁的条件下，香港作为整个中国大陆面向外部市场的窗口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以至于其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远远高于中国大陆母体，部分香港资产阶级中随之滋生了分离意识。在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期间，就有香港企业家向我方人员流露出企图割据自立的思想，撒切尔夫人也在多年以后仍然遗憾未能操纵实现香港独立。时至今日，“港独”势力已经走上前台，活动堪称猖獗。

假如说港台的政治离心力相当程度上是长期与大陆母体分离的历史造就的话，那么，即使在大陆内部，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落差和未来取得更高经济增长的预期也会造成某种政治离心力。改革开放初期，大陆与港台人均收入相差悬殊，不少大陆居民想方设法取得与港台海外沾边的身份，然后便以此傲人，动辄称呼别人为“你们大陆人”。海南成立特区和建省之后，“你们大陆人”之类称呼便流行一时，俨然要与母体划清界限。在当时这样的思潮背景下，向内地走私汽车、靠扰乱全国市场以求海南局部私利的雷宇一度受到一些人追捧，实不足为奇。到了整个大陆经济实力有了长足发展、港台优势黯然失色、海南经济未能在全国出类拔萃之时，这种心态和意识也就烟消云散了。

就总体而言，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逐渐凸显，区域利益意识也悄然抬头并付诸行动，包括来自发达地区部分居民的自利意识，也包括来自落后地区部分居民企图靠封闭本地商品、劳动力市场等措施而减少自身竞争的自利意识。某些出于区域私利动机的行动和提案（如前些年广东省和深圳市某些地方两会代表、委员主张取消外来劳工社保支付的提案）颇有以邻为壑、甚至违反基本社会道义之嫌，却能在区域私利动机支持下振振有词；若能给这种本质上极端自私自利且目光短浅的行为抹上“民主”的油彩，似乎就更加理直气壮。至于某些落后地区某些居民的资源民粹主义主张，更是违反基本事实和客观经济规律常识，却能在某些扭曲的思想观念支持下说得理直气壮，近年颇有日益高涨之势。凡此种种，令人担忧的是，照此发展下去，这种区域利益意识是否有一天会发展成为政治离心力？

开放经济发展腐蚀主体民族意志。更有甚者，无论是在普通民众还是在社会精英层次上，来自开放经济发展的某些影响都可能使得主体民族成员丧失对本国安全的正常判断，甚至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海外敌对势力对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吹捧，这种效果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因为在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某些国民有可能盲目追捧发达国家的生活风尚、意识形态，将囫囵吞枣全盘接受发达国家的一切论调视为“时尚”，却不懂得如何从本国利益的角度开展思考，甚至将盲目与本国政府对抗、损害自身利益视为荣耀。

尤其是在精英阶层，正如强世功所评述的那样：“新兴精英阶层在全球化的经济生活中享受短暂的和平和私人的快乐，以一种非政治化的天真在全球化的空洞许诺中丧失了政治意志、政治独立和文化自主，丧失了对生活意义的界定权和对生活方式的辩护权，只能以尾随者的心态努力追求被西方世界承认。”近30余年来，否定我国维护国家统一、捍卫民族尊严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精英阶层某些分子甚至进一步有意识地将此作为投靠敌对势力、卖国求荣的“投名状”。时至今日，中国分离主义势力最大的力量源泉并不在于其自身实力，而在于中国主流社会某些知识、政治、经济精英对其或明或暗的纵容或支持。

守成大国经济基础衰弱与分离主义兴起

力图赶超的新兴国家可能因为分离主义而断送其持续起飞、鱼跃成龙之梦，早已修成正果的守成大国同样可能因为分离主义而走向衰亡。作为工业革命的故乡、昔日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和诞生了近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的“议会之母”，英国本土可能因为苏格兰公投而分离，无疑是2014年国际上最引人瞩目、历史影响最深远的重大事件之一。尽管主张留在联合王国的派别在此次苏格兰公投中获胜，但由于随之而来的是英国政府和主要政党面临兑现承诺扩大苏格兰自主权的压力，并进而对威尔士、北爱尔兰形成强烈示范效应，更由于英国政府“距离建立一个英格兰议会的计划并不遥远”（英国首相卡梅伦2014年9月16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答复），可能形成“独立公投—扩大地方分权以求挽留—中央政府虚弱难以履行职能—地方进一步要求分权”的恶性循环，假以时日，英国恐怕终难避免解体命运。毕竟，当年波罗的海和外高加索的动乱对超级大国苏联仍然不过是癣疥之疾，但叶利钦带领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发布《主权宣言》则敲响了三百年来俄罗斯—苏联统一国家的丧钟。

从经济角度看，是第一个“世界工厂”的地位奠定了英帝国崛起的基础，也正是“世界工厂”地位的丧失决定了英帝国霸权衰亡乃至最终走向本土解体的命运。在这个昔日的“世界工厂”，苏格兰独立派描述的独立后头号经济利益“大饼”，居然是可以独享北海油气资源，而不是领世界前沿的先进制造业，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显示这个旧帝国已经何其没落了。在英国制造业相对衰落的进程中，其地方自治体制的影响不可忽视；而奠定霸权的经济基础削弱，又反过来激励了地方围绕缩小的大饼不择手段争夺更多份额，离心力由此上升。

“世界工厂”——英国崛起的根基。按照中国发展经济学界和现代化研究者中流行的说法，英国的现代化进程被视为典型的“先发”和“内源”型现代化，即主要凭借内部创新而自发演进，率先主动进入现代化进程，依靠市场力量而实现现代化。实际上，如前文所述，英国曾长期将荷兰视为学习和赶超对象。依靠制造业赶超的成就和率先发动产业革命所赢得的制造业压倒优势，英国才得以通过数次英荷战争摧毁了荷兰曾经拥有的欧洲经济霸权，自己取而代之。正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观察，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马克思才如此总结：“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恩格斯也将英荷战争视为工业霸权战胜商业霸权赢得统治地位的历史转折点。

英国依靠工业优势夺取了经济霸权，又依靠率先发动和完成产业革命所造就的长期压倒优势以本国为核心重新塑造了整个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了工业化与对外贸易、航运、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作为最早的“世界工厂”，英国工业品成为横扫世界市场的“重炮”，英国经济的贸易依存度显著上升。1688年，英国出口占国民收入的5%，100年后这个数据增长到15%，到19世纪80年代早期，出口已占英国国民收入的30%。制成品出口的高增长，为英国制造业赢得了更大的规模优势，压缩乃至消除了海外市场上当地竞争者成长的空间，并为英国辅之以武力征服等手段将其他国家纳入自己的国际分工体系奠定了基础，俄罗斯、印度、埃及、阿根廷、西印度群岛……一个又一个国家和地区由此沦为向英国提供初级产品的“行星国家”，曾经占据世界制造业顶峰近两千年的中国也未能幸免。本国主导的国际贸易持续大幅度增长，既为英国航运业提供了有保障的市场，也激励了英国政府和民间对航运业的持续投入，以确保英国的海上霸权。英国航运业的发展，不仅牢固把持了本国航运业务，而且控制了其他国家航运业务的很大份额，航运业自身也成为英国取得国际收入的一大产业。依托以制成品为主导的国际贸易，贸易融资、保险等金融业务发展起来；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又成为英国大量对外投资资本输出的源泉，进一步将英国的金融霸权扩张到全世界。

正因为工业优势和“世界工厂”地位是英国霸权的根基，19世纪英国著名诗人萨克莱（W·M·Thackeray）才在《五朔节短歌》中如此咏唱：

看那儿机器在运转不息：

英国的这些征服的武器，

是它不流血战争的胜利品，

这些多么卓越的利器。

战胜了波涛和大地，

靠它们航行，织造和耕犁，

洞穿了绵亘不断的丘陵，

横跨过重洋万里。

金融资本过度壮大损害英国工业发展动力。英国霸权源于工业优势和“世界工厂”地位，同样也因为工业优势动摇、丧失而相应动摇、丧失。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启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中，英国这个老牌工业国落后了，后起的美国和德国相继完成跨越式发展，占据了电气、内燃机、化工等新兴产业的统治地位，主要工业品产量超过英国。尽管英国造船、军火、棉纺织等主要制造业部门产出绝对规模此后几十年里仍在继续增长，但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而随着工业优势和“世界工厂”地位丧失，英国工业化与对外贸易、航运、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被彻底逆转，以至于这个传统的贸易顺差大国陷入持久的贸易逆差，在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120年里，只有两年是顺差，其余各年都是逆差。两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帝国瓦解、英国丧失金融霸权……，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因为英国工业优势和“世界工厂”地位不保，昔日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相应难乎为继。

英国丧失工业优势和“世界工厂”地位，根源何在？这不仅仅是因为英国工业界自身的失误，诸如对新技术革命态度过于保守、过于害怕发展新技术新产业的失败等，在更高层次上，更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缺陷，以及欧洲的某些政治传统，包括其地方自治传统。

工业持续发展离不开投资；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产业纺织工业、蒸汽机等相比，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产业电气、内燃机、化工等规模效益要突出得多，对更大规模资本集中和投入的需求相应更为殷切。然而，在当时资本积累高居世界之冠的英国，投资者却未能如同美德两国大多数投资者、企业家那样心无旁骛地发展新工业，而是把过多资本投入金融和对外投资，投入制造业更新发展的资本相应减少，而金融资本膨胀又有着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深刻的必然性。在《资本论》第一、二卷中，马克思确认，“产业资本是唯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因此，产业资本一度得以凌驾于生息资本、商业资本这两类“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之上，并使货币和商业资本成为资本的“职能机构”或特殊营业部门的承担者。然而，马克思在指出他所处时代产业资本的优势地位之后，便发出这样一种警示性的说明：“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在通过产业资本完成了资本积累阶段之后，部分纯利润开始结晶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货币资本，并建立起一系列机构显示出自己的“自治”，即面对作为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唯一源泉的资本的自治，甚至逐渐迫使后者接受自己的某些特殊规则。

在这里，马克思已经预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资本的潜在优势，而在列宁和希法亭（二十世纪前期德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时代，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已成现实。受种种条件所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金融资本的研究多数集中于德国等中欧地区，借助国民经济统计理论与技术的进步，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得以在更广阔的空间、时间跨度上对金融资本的发展进行更精密的定量研究。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到雷蒙德·戈德史密斯，他们对金融深化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论断。如果说当时美德两国并不掌握国际金融霸权，因此，其资本即使艳羡金融暴利也常常不得其门而入、只能投向实体经济部门的话，那么，在当时已经牢固掌握国际金融霸权上百年的英国，金融资本拥有足够的空间发展壮大，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反噬了产业资本发展壮大的前途。

在英国掌握金融霸权情况下，持续的大规模对外投资也从多方面损害了英国工业持续发展的潜力。一方面，过度的海外投资减少了英国本土制造业可用的资源。另一方面，持续的投资收益回流大大抬高了英国国内房地产等项资产价格和人力成本，由此大大提高了英国国内制造业的发展成本。在清朝时的票号大本营山西太谷、祁县，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香港、台湾，新世纪以来的温州，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机制程度不同地发挥作用。

不错，目前英国的金融业仍然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伦敦城依然是仅次于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世界各地的富豪依然挟着巨额资本涌向伦敦，以至于伦敦的房地产价格年复一年高耸入云，英国众多普通劳动者也从中分享了一杯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位居世界前列。然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失去了领先世界的本土制造业的坚实基础，一旦美英盎格鲁—撒克逊共同体的军事霸权禁不住种种外部冲击和内部侵蚀而动摇，英国金融业能够长久保持其“江湖地位”和收益水平吗？

地方自治传统的两面性消除英国工业持久领先潜力。在一定程度上，欧洲的某些政治传统对英国制造业丧失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也难辞其咎，地方自治传统就是其中之一。一个有保障的庞大国内市场对于一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越是规模效益突出的产业，国内市场规模的重要性就越是突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际，国内市场规模不够大对英国本身还不是什么致命缺陷，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局限于欧洲国家，英国人口和市场规模则在当时的欧洲国家中领先，且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规模效益不甚突出的棉纺工业为代表，当时英国还能够用武力将“自由贸易”强加于后起和潜在竞争者；然而，到后发国家纷纷实施产业政策力图赶超英国之时，在以电气、化工等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对规模效益要求日益提高的环境下，而且第二次工业革命扩展到了欧洲之外的大国，国内市场规模不够大就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新兴产业诞生、发展的一大障碍。与美国、德国相比，当时英国制造业丧失了规模经济优势，面对美国竞争对手时，这一缺陷尤为突出。

作为拥有最广大殖民地的帝国，英国之所以会陷入国内市场规模不够大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源于希腊—罗马的欧洲殖民主义自私狭隘传统，而这种传统在相当程度上与地方自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富有“天下为家”的胸怀眼界，即使起源于一地，在开拓了更大国土之后，也会将整个统治地域、所有人民视为一体，重新布局自己的统治中心。秦人在兴起过程中多次远距离迁都；秦朝被推翻后，身为楚人的刘邦选择以关中为大本营，在有利时期没有听从谏言定都关中而是决定东返楚地的项羽则被正史讥为“沐猴而冠”；……正因为如此，尽管历经波折，中国国家的总体发展趋势仍然是不断壮大，也为今日中国制造业发展留下了无与伦比的规模效益优势。

欧洲则不然，从希腊—罗马开始，一个城邦、一个部族、一个王国的对外开拓就被视为老城邦、老部族、老王国获得新的压榨对象，那种“天下为家”的胸怀，那种在开拓之后将整个统治地域、所有人民视为一体重新布局的做法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这也使得新开拓地区的人民对其缺乏向心力，即使是来自母国的移民及其后裔也是如此。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了比本土辽阔数十倍的美洲，但他们的王室并没有迁都美洲，葡萄牙王室虽然一度为躲避欧洲大陆战乱而迁居巴西，但在战争平息之后立即返回伊比利亚半岛，结果王室刚刚返回欧洲，留镇巴西的太子就自立称帝；英国王室、英国政府也没有迁居北美大陆。倘若当年西班牙政府迁往美洲，如今的西班牙可能还是一大强国；如果当年的葡萄牙王室永久留居巴西，今天的世人将看到一个强大的巴西—葡萄牙国家；如果英国王室和政府迁居北美大陆，那就不会有美国独立战争，我们会看到一个比今天的美国、英国加起来更为强大的国家。同样是这种传统，使得即使是苏格兰这样的地区，并不是被英格兰压榨的对象，相反充分分享了帝国利益，所得甚至超过贡献，经历了数百年联合也未能与英格兰彻底一体化，埋下英国解体的隐患。

无需否认，在中世纪末期，地方自治体制和众国林立造成的竞争曾经激励了创新的涌现与推广，对西方崛起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昔日的成功做法不等于今天的成功，更不等于明天的成功。相反，昔日成功的做法成为后来受挫的根源，这样的现象在经济、科技、军事、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比比皆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源和发展中，“通过实干来学习”的英式教育模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但从18世纪末起，随着科学开始引领技术进步，系统正规的教育表现出学徒自修模式所不可比拟的优势，结果欧洲大陆在电力、化工等当时先驱产业领域跃居领先地位，英国则因深陷习惯罗网而滞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的地方自治体制就曾经成为电力事业发展的拦路虎，有些地方的市立煤气管网成功地抵制了电气化，有的地方则建起了多层重复的电力网，每个网都有自己的电压设计和硬件设备。直至20世纪90年代，英国电器购买者还必须应付多种多样的插头和插座，而且顾客必须向店家点明自己要哪一种可用设备。现在，这种地方自治传统极端化所带来的偏狭，又将把整个英国经济和英国国家乃至欧洲带向何方？

结束语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从人类文明起步之际，跨境、跨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一方面，它有助于增进知识和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有传播疾病的风险；为此，人们不得不权衡这种接触的成本和收益，决定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期内接触的广度和深度。正因为如此，热带地区形成了更多的语言和文化，因为这一区域寄生虫和疾病种类最多，跨境、跨文化传染的风险最高，人们不得不更多地生活在较小的群体中，从而形成了更多的语言和文化。直到今天，开放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两面性，盲目片面一味主张“扩大对外开放”无助于解决我们面临的现实和潜在问题，只有正视严峻的现实，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趋利避害，进而可持续地发展开放经济。

“夫圣贤之谋事也，为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乱，道不著而平，德不显而成。其次则能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值困必济，遇否能通”（【晋】江统：《徙戎论》）；时至今日，开放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外资垄断、外部经济金融危机传染风险、涉外利益集团出卖经济利益等问题已经较为明显，而开放经济发展可能危及国家政治统一的风险还暴露得不够充分，这就格外要求我们增强预见性，防患于未然。而从长久可持续地维护国家统一经济基础的视角看，在中国投资率和消费率高低、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中某些“过度投资”和“浪费”现象、中国出口依存度等问题的争议中，某些流行的观点可能已经陷入误区。

这次香港“占中”动乱也不例外。“占中”的操盘手们得以成功动员起这么多香港青年参与街头动乱，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香港这些年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不少问题，许多年轻人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发展空间，郁闷和无名怒火被有心之辈刻意引燃利用。然而，香港的经济价值正是来自其作为中国经济门户的地位；香港青年反感的这些经济社会问题，相当一部分就是源于香港与大陆经济社会一体化不足；这场动乱以进一步加深香港与大陆之间社会鸿沟为目标，对香港经济的深刻损害已经造成，并将继续加深，又恰恰只能大大压缩香港青年整体发展空间。

希望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实现持续跨越式发展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可谓多矣，能够修成正果者微乎其微，大多数这样的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时的“起飞”之后就因为人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猛涨、资产泡沫急剧膨胀而迅速丧失竞争力，而此时由于发展时间太短而还来不及积累起自主经济升级的实力。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末广东全面走上开放经济之路时，珠三角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泰、马等东南亚国家；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广东则是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珠三角发展水平堪比中等发达国家，是海外市场上生机勃勃的新兴投资者。同是奉行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为什么珠三角能够实现连续三十年的持续高增长而其他绝大多数这样干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不行？关键原因之一在于广东不是一个独立国家，而是泱泱大国的一个省，因此能够源源不断得到来自其他省区劳动力、销售和投资市场的供给，从而有效地遏制了成本过快上涨和资产泡沫过度膨胀，得以在越来越大的生产规模上长久保持并增强国际竞争力；最终待到全国都出现成本明显上涨而有可能危及单一的价格竞争力时，已经经历了足够的发展时间，积累起了足够的实力自主开展经济升级。

香港本来就是作为中国大陆经济门户以转口贸易起家的，在中国大陆遭受来自东西方阵营全方位封锁时充分利用了其因此而凸显的中国对外窗口地位，改革开放后又抓住时机向珠三角和更广大内地转移出口导向制造业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但近20年来，对比珠三角，香港的经济升级不太理想，资产泡沫膨胀则难以承受，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之所以如此，不能不归因于与内地一体化不足。这个问题不是源于中央政府和内地社会排斥，而是源于香港社会比较普遍存在的意识误区，这种意识误区过度强调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与内地的不同，以至于在很多地方要刻意与内地区隔。回归以来，赴港澳的内地游客倘若没有开通移动港澳漫游业务，其携带的内地手机一过深圳关口就没有信号；在澳门很多地方则仍然可以收到珠海的信号并正常使用。

香港要充分利用内地经济起飞的机会，要缓解成本过度上涨趋势，要便利香港老人在内地养老以缓解香港的问题，要为港人在内地发展和吸引内地人才扎根香港、献身香港发展，需要积极主动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但正是这种刻意区隔的心态，使得上述许多必要的对接工作做起来都磕磕碰碰。而一些貌似保护港人机会的做法，也大大提高了香港的成本，降低了香港的效率，最终是压缩了港人发展的空间。

例如限制内地蓝领劳动力的做法。根据笔者在港珠澳大桥工地考察所见，现在香港建筑行业劳动效率比内地企业低很多。在地基处理中做排水板，同样是熟练工，内地中交集团熟练工每小时60个，香港熟练工每小时20～30个，工资却比内地工人高得多，结果就是港珠澳大桥香港负责段单位长度造价是大陆方的3.5倍至4倍。如果香港劳动力市场对内地开放范围不仅包括高级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也包括合适部门的蓝领劳动力，必能缓解香港服务价格上涨和成本上升压力，提高香港蓝领劳动环节工作效率，最终有助于整个香港经济效率提升。港人不要以为对内地劳动力更大程度开放是抢夺港人饭碗，恰恰相反，这样能给港人在香港、内地乃至海外创造更多饭碗。作为自由港，香港只有在更大范围内充分发掘利用大陆和全世界优势，才能铸造香港经济的效率优势，才能为香港居民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

世界各国都在想方设法搭乘中国经济快车，习近平主席表态欢迎各国“搭便车”，某些势力则把香港社会拖进了狙击港珠澳大桥、“驱蝗”、“占中”等一轮又一轮无下限的政治恶斗中，在香港和内地社会之间制造裂痕，荒废学生学业。长此以往，香港青年前途何在？即使不曾参与街头动乱而继续钻研学业、提升自身知识业务能力，即使远走海外寻求发展，可是，哪怕是那些自我标榜“世界公民”的人，又有谁否认得了一个人在国外的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的母国实力？更不用说又有谁会尊重和信任那些破坏甚至背叛自己祖国的人？

经济和就业空间萎缩对青年未来意味着什么？让我们看看20世纪90年代投身阿尔及利亚血腥内战的青年“墙人”（因无所事事只能每天坐在墙头对过往路人指指点点或寻衅而得名），看看那些在近年法国几乎每年都要发生的全国青少年骚乱中打砸抢烧的骚乱分子，看看那些在2011年8月伦敦暴乱中将攻击警察、纵火、洗劫时尚店铺当成了狂欢嘉年华的小伙子小姑娘，再看看这几年在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烧杀抢掠无所顾忌的武装分子，……这都是些“病态青年”和“罪犯”（援引英国卡梅伦政府对2011年伦敦等地青少年暴乱的抨击），但并非天生病态和罪犯，他们中许多人本来不过是寻常巷陌里的普通无业青年，无事则生非，最终沦落至此。今天的“占中”青少年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如果他们的行动真的消除了香港经济持续上升的空间，压缩了他们自己未来的就业机会，逼得他们自己要去争夺日益缩小的经济资源“大饼”，在有心之辈的刻意操弄调教之下，他们会走向何方？

注释

此处笔者先后选用过“战略资源”、“畅销资源”两个词汇，最终决定使用“大宗战略资源”一词。之所以不使用“战略资源”概念，是因为不少战略资源（如稀土）使用量较小，其收益尚不足以支持一种分离主义运动兴起；只有一种资源销量足够大、足够持久，其收益才足以刺激某种分离主义运动兴起。之所以不使用“畅销资源”概念，是因为一种资源即使一度畅销，但可替代性和可持续性较差，也不足以激励有关各方冒暴力冲突风险去争夺，只有战略资源才是可替代性低因而激励有关各方争夺的。相比之下，“大宗战略资源”一词更为准确。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页。

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95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22页。

尼德兰革命开始不久，英国就开始与西班牙发生军事冲突，并进而直接卷入支持尼德兰革命者。1566年，尼德兰革命开始。1568年，英国、西班牙相互截击对方船只。1572年，奥兰治亲王威廉被推选为尼德兰革命首脑。1576年，尼德兰十七省签署《根特盟约》，声明独立。1577年，英王伊丽莎白与尼德兰革命者结成同盟。1585年，英军进入尼德兰帮助荷兰反西班牙战争。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战败。1594年，西班牙在荷兰的最后据点失陷。1595年，荷兰开始海外探险。1596年，英、荷袭击西班牙卡提斯。1607年，西班牙声明放弃荷兰北方诸省主权。1609年，西班牙正式承认荷兰独立。英国卷入尼德兰战事开支占了当时英国财政支出的很大比例，根据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记载，1586、1587两年，英格兰驻尼德兰军队支持各为10万镑、17.5万镑，分别占当年英格兰财政支出总数的50%左右。（[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5页）。而在荷兰独立之后，英国与荷兰便逐渐走向摩擦。1664年，英、荷在西印度发生冲突。1665年，英国对荷兰宣战。1674年，英荷结束战争。

2006年托波拉内克政府打着“出口导向，振兴经济”的旗号上台，捷克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度高达70%，但实际上不过是充当廉价加工基地，也使得捷克2008年以来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格外脆弱，致使托波拉内克政府在2009年3月遭议会不信任投票而倒台。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62～163页。

[美]马克·C·卡恩斯、约翰·A·加勒姆：《美国通史》（第12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64、164、164、175页。

《俄拨10亿美元救本国汽车》，《环球时报》，2009年4月1日，第14版。

《俄要追查示威背后的外国势力》，《环球时报》，2009年3月30日，第4版。

事实上，笔者本人就遇到过一位知名自由派财经媒体记者对中国大一统传统猛烈攻击，必欲除之而后快。

强世功：《政治发展之谜（下）——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十三》，《读书》，2009年第2期。

《剑桥英国经济史》第4卷，1967年，第51页，转引自姚曾荫主编：《国际贸易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7页。

[英]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4页。

藤茂桐：《战后的英镑》，《西欧经济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20～421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6、68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