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签订《联合条约》，苏格兰成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在随后200年中，苏格兰一方面主动投身英国的民族国家和帝国建设，成为不列颠民族的组成部分，自身各方面也得到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始终坚持自身的民族特性，在支持联盟的基础上不断谋求更大的政治权力和更高的自治地位。到了20世纪，英帝国逐渐衰落，联盟吸引力减弱，苏格兰民族主义不断发展，离心力增强，最终促成了2014年的独立公投。不论是当初与英格兰联合，还是现在谋求独立，利益都是苏格兰主要考虑的问题。

【关键词】苏格兰公投 北海油气田 工业革命 苏英联盟 分离主义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人就“苏格兰是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问题进行公投。最终，55%的民众反对独立，45%支持独立，苏格兰作为英国的一部分将继续存在下去。苏格兰在1707年与英格兰签订《联合条约》，那么，苏格兰为什么会甘愿放弃独立地位而与英格兰联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苏格兰在307年之后试图恢复独立地位？探寻苏格兰与英格兰纠缠的历史轨迹，将会对我们理解这两个问题有所帮助。

苏英联盟：开启历史新篇章

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历史纠葛，早在《联合条约》签订之前的几个世纪就开始了。苏格兰于843年完成统一，在1707年之前一直是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她的独立地位时常受到来自南部的英格兰的威胁。

1290年，苏格兰王位唯一的合法继承人玛格丽特去世，国内出现了约翰·巴里奥（John Balliol）与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分别领导的两派势力争夺王位。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被邀请做二人的仲裁者。1284年，爱德华一世刚刚征服了威尔士，此时似乎是征服苏格兰的天赐良机。推举巴里奥为国王后，爱德华一世不断插手苏格兰事务，甚至羞辱巴里奥，以显示自己的权威。为了抗拒英国，“证明苏格兰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务”，①1295年，苏格兰与法国结盟。此举惹怒了爱德华一世，他举兵北上，逼迫巴里奥退位，将苏格兰国王加冕时所使用的“命运之石”运回威斯敏斯特，作为征服苏格兰的象征。苏格兰人民没有屈服，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揭竿而起，在史特灵桥一役大败英格兰军队。虽然华莱士由于叛徒的出卖被逮捕，并作为叛国者被处以极刑，但他勇于抗争与追求自由的精神激励着苏格兰人投入反抗英格兰的民族独立战争中。之后，罗伯特·布鲁斯（王位竞争者罗伯特·布鲁斯的孙子）又扛起起义的旗帜。1307年，爱德华一世在征战途中去世，爱德华二世即位。爱德华二世在1314年班诺克本战役中被布鲁斯领导的军队打败。1328年，双方签订《爱丁堡—北安普顿条约》，苏格兰的独立国家地位得到承认。

1603年，英格兰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无嗣而亡，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继承王位，成为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自此，苏格兰和英格兰形成了共主联邦。两国在信仰、语言等方面存在相似性，可是在苏格兰人看来，相比较其他北欧国家而言，英格兰更加陌生。②为了方便管理，詹姆士一世曾经想将二者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除了想要达到在政治、宗教和经济上的融合外，他还鼓励两国贵族之间通婚，只可惜很少有人响应。詹姆士一世的孙子查理二世也试图实现伦敦和爱丁堡的经济联盟（1668年）、议会联盟（1670年），因为遭到反对也没能成功。③英（格兰）苏（苏格兰）联盟没能达成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一，苏格兰的整体实力不及英格兰，后者担心前者会拖自己的后腿；其二，苏格兰十分珍视来之不易的独立国家地位，合并意味着苏格兰国家的消失。究其根本，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缺乏对联合的共同诉求，并不相信联盟对自己有利。而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则改变了这个状况。

出于对信仰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的不满，英格兰议会于1688年迎来了新教徒荷兰执政威廉和他的妻子玛丽（詹姆士二世的女儿）做国家的新国王。威廉和玛丽没有子嗣，玛丽的妹妹安妮继承王位。然而，1700年安妮的唯一继承人去世后，王位继承又成了悬在两国头上的大问题。1701年，英格兰议会通过《王位继承法》，规定王位将传给詹姆士一世的外孙女、汉诺威女选帝侯索菲亚及她的新教徒后裔。英格兰的行动惹怒了苏格兰人，他们于1703～1704年通过了多部法案声明自己的独立与主权。《安全法》（Act of Security）规定鉴于安妮女王死后没有子嗣，苏格兰有权任命一个苏格兰国王的后裔作为新任国王，而这个继承人与英格兰指定的将不是同一个人，除非苏格兰在政治、经济、宗教方面的独立能够得到保障。《和平与战争法案》（Act Anent Peace and War）声称在安妮女王去世之后，苏格兰有权追求独立的外交政策。④根据前者，苏格兰很有可能拥立一个斯图亚特家族的后裔、甚至是天主教徒为王；根据后者，法国或许会成为苏格兰的盟友。这些都是英格兰不能容忍的，为了保持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稳定，与苏格兰联合成了必然选择。

然而，在与英格兰共君以后，苏格兰几乎成了“二等公民”。詹姆士一世在即位成为英格兰君主时，背弃每三年回一次苏格兰的诺言，只在1617年回去过一次。他的儿子查理一世即位后也是因为形势所迫才去了北方。⑤更重要的是，苏格兰议会在国家事务中丝毫没有发言权，从迎接威廉入主英国到确立安妮女王继承人，一直都是如此。最严峻的危机来自经济。苏格兰的经济实力一直不及英格兰，为了发展商业，1698年，苏格兰决定效仿英格兰在海外开拓殖民地——实施“达连计划”。可惜的是，“达连计划”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给苏格兰带来财富，相反还使其损失了船只、人员和至少150000英镑。⑥筹划不周、热带疾病等都是计划失败的原因，但是在苏格兰人看来，自己之所以损失如此惨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英格兰。该计划的资金需求是600000英镑，苏格兰本打算与英格兰共同支付这笔钱，可遭到了东印度公司的拒绝。在计划陷入泥沼之时，英格兰政府也拒绝救苏格兰于水火之中。原因在于，达连所在的中美洲巴拿马区域是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当时威廉政府又注重维护与西班牙的关系，因此苏格兰成为保全英格兰利益的牺牲品。除了“达连计划”受挫外，17世纪末期苏格兰的经济还面临着诸如英法战争、出口贸易大幅下降、天灾导致的粮食产量锐减等其他打击。富足的英格兰与饥荒、失业状况严重的苏格兰形成了鲜明对比。于是，二者联合对苏格兰而言成为最明智甚至唯一的选择。

合并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为了敦促苏格兰走向联合，1705年英格兰议会通过《外国人法案》，限苏格兰在10个月之内撤销《安全法案》，支持汉诺威王朝继承人，或与英格兰进行政治联盟协商。如果苏拒绝，那么自詹姆士一世起苏格兰人所享有的英格兰公民权将被剥夺，苏对英出口的商品也要被课以关税。⑦此招直击苏格兰要害。同年夏天，苏格兰议会选出委员准备开展与英格兰的谈判。在一系列的讨价还价与相互妥协之后，双方终于在1707年签订《联合条约》。苏格兰放弃了联邦制的提议，与英格兰合并成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拥有同一个君主，同一套立法机构、行政机构、货币体系和共同的旗帜。同时，苏格兰的司法和宗教体系得以保留。联合之后，英格兰确保了王位不再落入天主教徒手中，也保证了外交政策的持续性。苏格兰在保证了一部分独立特性的同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不仅“达连计划”的投资者获得了经济补偿，英格兰甚至其海外市场都向苏格兰敞开了。由此，英格兰和苏格兰通过联合的方式达到了“双赢”，开启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苏格兰的反抗：以失败告终

在联合王国成立之初，国家根基不稳，社会充斥着不安定因素。对苏格兰人来说，与富裕的英格兰合并意味着机会的增多，但同时也意味着竞争的加剧和税收的加重。1725年6月，格拉斯哥发生了抗议提高麦芽税的暴乱，并迅速波及到苏格兰的其他地方。1736年4月，爱丁堡爆发了著名的波蒂厄斯暴动。⑧两次事件证明，在18世纪早期，联合王国对苏格兰的控制还很薄弱。

除了民众闹事外，詹姆士党也是联合王国政治安全的一大威胁。詹姆士党人将斯图亚特家族詹姆士二世及其后裔视为英国王室正统，一直在寻找机会复辟。苏格兰人对斯图亚特王朝始终保持着一种忠诚，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税收加重导致的社会动乱，都预示着詹姆士党人决不会缺少支持者。1714年，安妮女王逝世，乔治一世乘船从德国来到英国，这似乎是起义的绝佳时机。1715年，马尔伯爵（Earl of Mar）借打猎为名回到苏格兰召集了10000人左右的军队，伺机起义。但是，马尔并不是个出色的军事将领，在对抗阿盖尔（Argyll）领导的4000人政府军时，丝毫没有发挥出人数方面的优势，而是让对方控制了通往南方的主要道路。不仅如此，英格兰的詹姆士党人因为战略失误，与政府军正面冲突，最终也吃了败仗。1715年12月22日，当老僭位者詹姆士·爱德华·斯图亚特在彼得黑德登陆的时候，詹姆士党军已经是穷途末路了。⑨此次起义因为詹姆士党的无能而最终失败。叛乱平息后，政府对反叛者的处分较为温和，有19位贵族被削去爵位，1位被处死。⑩

此后的二十几年，辉格派领导人罗伯特·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注意笼络苏格兰贵族，在苏格兰扶持亲信，一定程度上扼杀了詹姆士党人起事的机会。然而，到了18世纪40年代，政府逐渐显出分裂之势。英国忙于欧洲大陆的战争，导致国防力量有所减弱。法国因为在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上与英国敌对，转而支持詹姆士党。起义的又一个黄金时刻来临了。1745年，老僭位者之子小僭位者查尔斯从法国来到英国，誓为父亲夺回曾经的王国。9月21日，乔治·穆雷勋爵（Lord George Murray）率领2400人的军队成功占领爱丁堡。查尔斯力排一些贵族让他在苏格兰称王的建议，继续向南进发。面对此景，政府急忙召回在欧陆前线的军队，并组成两路部队阻击叛军，一路由韦德（Wade）率领，另一路的首领是乔治二世的三儿子坎伯兰公爵（Duke of Cumberland）。1745年的英国已经与1715年大不相同，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人们逐渐习惯了汉诺威王朝的统治，斯图亚特家族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詹姆士党人召集的这支军队几乎完全是由高地人组成的，士兵总人数甚至不及30年前的一半。即便在那些被詹姆士党人占领的苏格兰主要城市，也都表现出支持汉诺威王朝的倾向。没有低地和英格兰同伴的帮助，法国的支援也遥不可及，一直孤军奋战的詹姆士党军队有些心里没底，虽然伦敦就在眼前，他们还是决定撤退到苏格兰。卡洛登战役是查尔斯在英国领土上的最后一战，在此战役中大约有2000詹姆士党人战死沙场。1746年4月16日之后，詹姆士党对联合王国来说再也构不成军事威胁了。查尔斯也在几个月的躲躲藏藏之后乘船回到了法国。

相比较1715年之后的“仁慈”，英国政府对这次叛乱的惩罚要重得多。叛乱者的房屋和庄稼被烧毁，牛群被充公，犯人被带到英格兰接受审判，120人被处决，近千人被流放美洲。议会还通过了多部法律，其中包括《禁止令》（Act of Proscription），禁止人民身穿苏格兰裙，这条禁令一直到1782年才被撤销。正如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在15年后所说，这些举动旨在把他们从“一直以来对领主和首领的盲目顺应”中解放出来，“打消未来苏格兰高地发生暴乱的可能”。

融入帝国：苏英发展蜜月期

詹姆士党的势力被逐渐摧毁后，苏格兰进入了与英格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稳定时期。在1745年起义之后，苏格兰人、尤其是高地人在英国军队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国防大臣巴灵顿勋爵（Lord Barrington）在1751年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我希望我们的军队中有尽可能多的苏格兰士兵……而在这些苏格兰人中，我希望高地人尽可能地多。”高地人积极地为汉诺威君主开疆拓土源于多种因素，如政府希望将他们“英国化”等。苏格兰军团无处不在，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殖民征战中，他们成为了一种象征。到了19世纪后半叶，苏格兰人被视为是天生的武士。由于军队强化团队合作精神，加入军队实际上促进了苏格兰民族认同的发展。

除作为士兵参与殖民战争之外，苏格兰人还以商人、行政长官、外交官、东方学者等身份积极投身到了帝国扩张的狂潮中。18世纪后25年，苏格兰政治中的领头人物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非常支持海外殖民活动，将无数苏格兰人送往东印度群岛和世界其他地方。在邓达斯等权势人物的支持下，1875年左右，虽然苏格兰人口占英国总人口的不到20%，但是东印度公司军团中有1/3来自苏格兰，被批准在孟加拉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商人中，60%是苏格兰人。在地理范围上，苏格兰人活跃的地区不仅仅是东印度群岛，美洲殖民地也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殖民活动使苏格兰人累积了财富，逐渐以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自豪。然而，与加入军队对苏格兰人的影响一样，殖民活动对其认同的作用也是双重的。作为联合王国殖民事业的一部分，苏格兰人的不列颠身份认同得到加强，但同时苏格兰民族认同也在新团体中被孕育了出来。在帝国的各个角落，苏格兰人聚集在俱乐部、社团、协会中，苏格兰元素随之延伸到各个属地。这个时期的苏格兰人身上表现出了不列颠与苏格兰身份的融合，大卫·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即是一个典型。一方面他骄傲于自己的英国人身份，希望祖国的成功经验向其他地方推广；另一方面他的这种情感又是在苏格兰宗教、科学融合的独特背景下被激发出来的。

随着商业的发展，苏格兰的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从1750年到1800年，苏格兰居住在城市的人口与总人口的比重翻了一番，英格兰只增长了25%。1861年，苏格兰人口登记部门长官估计，只有36%的人居住在乡村，12%的人居住在小镇上，剩下52%的人都居住在人口超过2000的城市。在城市中，联盟的印记随处可见。人们居住、工作、购物的街道都被冠上了汉诺威君主的名字。詹姆斯·克雷格（James Graig）设计的爱丁堡新城彰显了英国的爱国主义，并凸显了苏格兰和爱丁堡在联盟中的作用。

在经济发展和帝国扩张的过程中，苏格兰人逐渐认可了自己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公民的身份，并以此为傲；与此同时，他们也对国家在政治上所表现出的偏袒十分不满，积极捍卫自己的利益。在1707年之前，苏格兰在英国议会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在1707年之后，苏格兰拥有了表达意见的机会，但因为原先的独立议会被取消，苏格兰事务的重要性在联合后降低了。随着议会在国家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种“不公平感”越发明显。苏格兰事务的重要性较低，再加上英苏的法律体系不同，造成检察总长并不能保证议会有足够多的时间来专门讨论苏格兰的法案。由此导致的后果是，英格兰的法令被强加到苏格兰身上，或在苏格兰施行适用于整个王国的法案（这意味着自主性的下降，会受到来自伦敦的控制）。为了改变这个状况，苏格兰人民开始采取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1825年，约翰·辛克莱（John Sinclair）在《对苏格兰数据记录的分析》一书中表达了对苏格兰政治地位的不满。相较于爱尔兰，苏格兰较少的人口为国家贡献了巨额的财政收入，但其议员人数却少得可怜。按照爱尔兰的标准，苏格兰应该再增设11个上议院议员和30个下议院议员。1836年，亨利·科伯恩（Henry Cockburn）要求设立苏格兰事务大臣一职，以统筹苏格兰事务。1853年，苏格兰权力辩护全国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Vindication of Scottish Rights）成立。该协会发表的《告苏格兰人民书》承认1707年的联盟，但呼吁英苏联盟的具体内容应与时俱进。苏格兰为国家财政贡献了近六百万英镑，得到的回报却很少。与伦敦和都柏林不同，爱丁堡的公共机构没有得到任何的政府支持。因此，为了维护苏格兰的利益，应该增加苏格兰议员的数量。在舆论压力和议员的努力下，1885年，苏格兰事务大臣（Secretary for Scotland）设立。起初，该职位主要负责苏格兰的教育问题，但因为高地问题不断，法律与秩序相关事宜也被纳入管辖范围之内。随着时间的演进，苏格兰事务大臣逐渐成为所有苏格兰事务的总管。

总的来说，在1745年以后，尤其是19世纪，苏格兰人逐渐享受到了联盟带来的益处。他们开始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为整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并积极地投入帝国的事业中。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苏格兰已经将自己紧紧地与英格兰捆绑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种价值观的融合。在这段时期，他们也会因为苏格兰不受重视而感到愤怒，不断地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但这种抗争是在联合王国框架下的修修补补，而不是要推翻“联合”这个前提。而19世纪末期，苏格兰自治协会（Scottish Home Rule Association， 1886）关于一系列自治提案的出现似乎预示着20世纪苏格兰与整个国家的关系会面临新的挑战。

联合还是独立：苏格兰人民面临的选择

苏格兰一直都在用回首过去的方式塑造和建构自己的民族。只不过这种回眸，被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面纱。威廉·华莱士成了民族的爱国主义者，为自由抗争的斗士，代表了英国新教信仰的美好。而1745年的那场起义，也被描绘成了一场爱国主义运动。对那些继承了詹姆士党传统的人来说，恢复1745年精神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苏格兰民族党（SNP）在早期将起义作为一个积极的象征，就证明了这一点。苏格兰民族党成立于1934年，由苏格兰党（Scottish Party）和苏格兰国大党（National Party of Scotland）合并而来。作为一个新兴政党，民族党在英国政治中的表现并不起眼，直到1967年才在议会中获得一个席位。不过，在中央控制加强、帝国势力衰弱、北海油田发现等因素的影响下，苏格兰独立运动愈演愈烈，苏格兰民族党也逐渐成为国家政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1707年合并之后，苏格兰一直享有较高的自治权。18世纪，政府以扶持当地贵族（阿盖尔、伊斯雷、邓达斯等）统治为主要执政策略，除了在1715年和1745年的两次叛变时出兵苏格兰以外，很少干涉其内政事务。二战后工党上台实行国有化，政府对国家的控制逐渐加强，一直被苏格兰人民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由”被缩减了。法律、教育、宗教这三个苏格兰的保留领域也遭到了侵犯。此外，进入20世纪后，英帝国逐渐萎缩，苏格兰人无法再从中获得任何自豪感与实际收益。苏格兰的经济也萎靡不振。联盟后的盛世图景正在一步步地走向萧条。与英格兰的联姻变得不再幸福，越来越多的苏格兰人开始想要走自己的路。70年代北海油田的发现给了独立倡导者们一颗定心丸，他们随即组织了一场名为“这是苏格兰的石油”的群众运动，燃起了人民的独立热情，也因此赢得了更多的议会席位。

到20世纪末，苏格兰加快了独立的步伐。1998年下议院通过《苏格兰法案》欲成立苏格兰议会。1999年，苏格兰议会正式成立。2007年，苏格兰民族党以一席优势取代工党成为苏格兰议会第一大党，并组成少数派政府。2011年议会选举中，苏格兰民族党获得压倒性胜利，最终组成多数派政府。选举获胜后，党魁萨蒙德开始积极推进苏格兰独立议程。2012年，英国首相卡梅伦与苏格兰首席大臣萨蒙德就公投事宜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磋商。同年10月15日，《爱丁堡协议》签订，确定苏格兰公投将于2014年9月18日举行，公投只设一个问题，即“苏格兰是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投票公民的最低年龄为16岁。

在公投开始之前，联合派和独立派就苏格兰的经济、外交等问题展开了多次辩论。苏格兰民族党声称，周围诸多国家如挪威、冰岛、爱尔兰等在独立后都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以后的苏格兰也不会差。有评论者认为，萨蒙德的规划太过宽泛，根本不具可行性。在苏格兰境内的北海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目前每年缴税大约88亿英镑，这笔税收直接归属英国政府。如果按照现有的渔业分界线来确定苏格兰“国界”，那么独立后，北海95%的油田和58%的气田将属于苏格兰。然而，北海油田在经历40多年的开采后，剩下的价值远不如从前。早在2006年时，地质学家就称，北海油田目前储量已临近枯竭，到2020年将完全枯竭。在其他方面，苏格兰独立的前景也不容乐观。萨蒙德一直声称在独立后，苏格兰将保留欧盟成员国身份。因为独立问题的敏感性，西班牙等国内存在分裂势力的国家不可能支持苏格兰，虽然欧盟保持“中立”，但是种种迹象表明，独立后的苏格兰想要加入欧盟并不容易。货币问题也是个麻烦。苏格兰希望在独立后依然使用英镑，而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的发言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如果投票独立，那么苏格兰将不能再继续使用英镑作为官方货币，英国也不会与苏格兰结成货币联盟。苏格兰如果选择独立，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正如孟席斯·坎贝尔（Menzies Campbell）所说：清晰明确的证据表明，独立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某个政党的野心，需要考虑苏格兰是否能够确保获得货币联盟和国际组织成员国资格；需要有证据证明，建立在不可预测的石油资源和税收基础上的包含高额公共支出和低税率的经济制度能够持久。可这些都不能得到保证。

在政治博弈之外，英国首相卡梅伦还打起了感情牌。他曾在多次演讲中请求苏格兰人民“不要分裂英国这个民族家庭”，并称“如果你们不喜欢我，我不会永远在这里，如果你们不喜欢这一届政府，这一届政府也不会永远在这里，但是你们选择独立，那就是永远了” 。是相信萨蒙德描绘的美好未来，还是听从卡梅伦的建议保持谨慎，选择权在苏格兰人民的手上。2014年9月18日，公投如期举行，55%的民众选择不支持独立，苏格兰的联合派取得了胜利。

利益权衡：“走”或者“留”的终极考量

回首苏格兰17世纪至今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苏格兰社会中始终存在着融入联合王国与保持自身特性、保障自身权力两股力量。

早在1603年，苏格兰与英格兰就形成了共主联盟（当时就有人建议英苏合并），但二者联合到1707年《联合条约》签订才真正实现。自此以后，苏格兰放弃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成为联合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在联合以后，苏格兰开始了启蒙运动，涌现出了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等思想家，他们不仅是苏格兰的骄傲，也是整个英国的财富；正是在联合以后，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英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大，而苏格兰人在整个过程中奋勇当先，将自己的名字与帝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可以说，代表自由、进步、现代的英国价值观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每个苏格兰人的血液里。因此，过去的300年可以说是苏格兰人民逐渐形成英国认同的300年，苏格兰与英格兰、与整个联合王国已经建立起了较深的民族情感，并不是一句政治口号就可以轻易割断的。

在联盟之前，苏格兰人非常看重自由与独立，华莱士等人与爱德华一世的抗争就是最好的例证。可是17世纪末，苏格兰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只有与英格兰联合，接受英格兰的援助才能度过难关。因此，联合成为苏格兰出于利益考量不得已的选择。1707年《联合条约》保证了苏格兰在法律体系等方面的独立，加之长期以来政府对苏格兰采取的管理都比较宽松，只有出现严重的叛乱时才会严加干涉，使得苏格兰的民族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留。在苏格兰人加入军队、投身殖民事业的过程中，这种民族性和民族认同进一步发展。18、19世纪，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苏格兰人在联盟中收获颇丰，虽然也会因为对国家的政治权力分配不满而要求更多的自主权，但基础是承认联盟。但到了20世纪，英帝国衰落，苏格兰也遭受重挫，联盟的吸引力不断减弱；北海油田被发现，独立似乎能保证更多的经济收入，苏格兰的离心力增强。在这两股力量的作用下，苏格兰独立运动愈演愈烈，最终发展到2014年的独立公投。由此看来，利益才是苏格兰“独立”还是“联合”，“走”还是“留”的终极考量。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英国苏塞克斯大学交流生张晓萌是本文的共同作者）

注释

Rosalind Mitchison， "A History of Scotland，" Routledge， 2002， p. 42， p. 164.

David Allan， "Scot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earson Education， 2002， p.4， p.9.

Rosalind Mitchison， "A History of Scotland，" pp.161-163， p.302.

David Allan， "Scot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9.

Alvin Jackson， The Two Unions： Ireland， Scotland，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United Kingdom， 1707-200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23.

David Allan， "Scot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54.

Rosalind Mitchison， "A History of Scotland，" p.323，p.340.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84.

David Allan， "Scot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59.

Rosalind Mitchison， "A History of Scotland，" p.342.

David Allan， "Scot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61.

Pal. Hist.， XIV， p728， 转引自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21.

John M. MacKenzie， "Irish， Scottish， Welsh and English worlds？ The historiography of a four-nations approach to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therine Hall & Keith McClelland eds.， Race， nation and empire： making histories， 1750 to the present，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46.

John M. MacKenzie， "Empire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The Case of Scotlan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December 1998， p.221.

Alvin Jackson， The Two Unions： Ireland， Scotland，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United Kingdom， 1707-200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33.

Graeme Morton， "Identity Within the Union State， 1800-1900"， T. M. Devine， Jenny Wormald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Scottish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477.

George Shepperson， "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 A Centenary Assessment，"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39， No. 2 （Jun.， 1973）， pp. 205-219.

Alvin Jackson， The Two Unions： Ireland， Scotland，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United Kingdom， 1707-2007， p.150.

John F. McCaffrey， Scot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acmillan Press， 1998， p.2.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23.

John F. McCaffrey， Scot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56.

John Sinclair， "Analysis of the statistical account of Scotland： with a general 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at country， and discussions on some important branch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 Tait， 1831， pp.68-69.

John F. McCaffrey， Scot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57-58.

Murray G. H. Pittock， "The Invention of Scotland： The Stuart myth and the Scottish identity， 1638 to the present，" Routledge， 1991， p.138.

Murray Pittock， "The Road to Independence， Scotland since the Sixties，" Reaktion Books， 2008.

王强：《苏格兰独立公投的背后》，《新金融观察》，2013年12月22日。

于欢：《苏格兰独立公投引发北海油气暗战》，《中国能源报》，2012年2月6日。

Menzies Campbell， "I will vote no to independence because I love Scotland，" The Guardian， 7 April 2014.

责 编/樊保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