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雪峰

摘要：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特别行政区与俄罗斯的车臣共和国虽然相距甚远且差异巨大，但亚齐和车臣的两个分离主义问题在当代的发展演变却有着相当大的共性：二者都在事实上获得了充分的高度自治;二者的分离主义也都到目前为止得到了有效治理;在现阶段二者在区域治理层面都呈现出高度的伊斯兰化特征。为何这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地区分离主义问题会有如此惊人的相似度？本文认为，用权力下放理论可以对其进行较好的解释：权力下放可以被用来治理分离主义，而且往往能在中短期取得良好的效果，但代价则是获得充分自治权的被治理地区会过度强化本土的文化传统以对抗所在国的主流文化传统。像亚齐和车臣这样的伊斯兰教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强调会导致本区域伊斯蘭化的增强。

关键词：印度尼西亚亚齐;俄罗斯车臣;分离主义;权力下放;伊斯兰教

[中图分类号] D7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20）02-082-12

Abstract：  Although the Aceh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Indonesia and the Republic of Chechnya of Russia are far apart and vast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the two separatism issues of Aceh and Chechnya have considerable similar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modern times： both of them have actually achieved full and high autonomy; separatism in both has been effectively managed so far; At present， both of them are highly Islamized in regional governance. Why are these two seemingly unrelated regional separatism issues so strikingly similar？ This paper， with the theory of decentralization to better explain， argues that decentralization can be used to govern separatism， and often achieve good results in the short to medium term; But the cost is that the full autonomy governed regions may over-strengthen their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s against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their host countries. For Muslim-dominated regions such as Aceh and Chechnya， the emphasis on indigenous cultural traditions will lead to an increase of Islamization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Aceh in Indonesia; Chechnya in Russia; Separatism; Decentralization; Islam

引   言

亚齐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亚齐”）位于苏门答腊岛西北端，是印度尼西亚领土的最西端和最北端。亚齐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扼住马六甲海峡西北部印度洋方向的出入口，而马六甲海峡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亚齐目前的总人口约为450万①，至2013年，亚齐人口中的98%信仰伊斯兰教②。

车臣共和国（以下简称“车臣”）地处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南部偏东的内陆山区，是亚欧大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节点和俄罗斯面向中东及黑海、里海的战略要地，同时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重要地区。2017年，车臣总人口为137.02万③。目前，穆斯林在车臣总人口中的占比约为95%④。

在当代，亚齐和车臣都以存在顽固的地区分离主义著称于世。虽然这两个分离主义问题看似毫无关联，但二者在演进过程上却有着一些相似之处：这两个地区都获得了非常充分的自治权;两个地区的分离主义至少到目前为止都得到了较为成功的治理;两个地区在区域治理层面都呈现出高度伊斯兰化的特征。本文认为，为了解释这些共性，权力下放理论可以充当一个很好的工具。

一、印度尼西亚亚齐和俄罗斯车臣目前享有的高度自治

（一）印度尼西亚亚齐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

自治

当代的亚齐独立运动从1976年持续到2005年，拥有统一的领导者——“亚齐独立运动”（Gerakan Aceh Merdeka， GAM）。在这期间，“亚齐独立运动”与印度尼西亚历届中央政府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发生了长时间的冲突，并由此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对亚齐独立运动时而坚决镇压，时而怀柔安抚。苏哈托下台后的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曾多次宣布给予亚齐充分自治权，尤其是准许其内部自行实施伊斯兰教法，但由于“亚齐独立运动”顽固地坚持独立主张，因此，直到2004年年底的印度洋大海啸爆发之前，双方根本没有机会坐到谈判桌前。

印度洋大海啸的爆发使得“亚齐独立运动”不得不软化其坚决要求独立的立场，并被迫接受调停，与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展开谈判。2005年8月15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双方经过长期的艰苦谈判终于签订了和平协议。“亚齐独立运动”同意放弃独立并解除武装，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则同意从亚齐撤军并允许亚齐高度自治。2006年7月，《亚齐特区自治法》被印度尼西亚国会通过，亚齐从此正式成为特别行政区，也正式拥有了在绝大部分内部事务上充分的自治权。

根据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与“自由亚齐运动”在赫尔辛基达成的和平协议及在此基础上起草并获得通过的《亚齐特区自治法》，亚齐的自治权限非常广泛：除了在外交、国防、国家安全三个方面以及最基础和宏观上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亚齐内部的一切事务全部交由亚齐地方政府管理⑤。在政治方面，由亚齐自行选举特区议会和最高行政长官;亚齐可以设立一套在职能上与常规权力机构既平行又交叉的伊斯兰宗教权力机构;曾参与过分离运动的人员可以自行组建亚齐地方性政党并参与亚齐特区的议会和最高行政长官选举;亚齐还可以拥有特区区旗、区徽和颂歌⑥;印度尼西亚政府与外国政府订立与亚齐利益有关的条约以及印度尼西亚国会通过与亚齐有关的决议须事先获得亚齐立法机构的同意;亚齐人的身份证和护照可以与其他印度尼西亚人不同而加入带有亚齐地方特色的标记和符号。在法律体系方面，亚齐可以拥有独立的立法和司法体系，印度尼西亚军人在亚齐犯法须由亚齐法庭审理;可以实施伊斯兰教法并设置相应的执法和司法机构;印度尼西亚政府所任命的亚齐警察总长和亚齐所有的检察官须经过亚齐最高行政长官和特区议会的同意。在经济方面，亚齐可自行制定特区利率并拥有向外国借贷的权力;亚齐获得了对内部自然资源的全面管辖权，并可将其收益的70%据为己有;印度尼西亚将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安排中央政府与亚齐之间的收入分配。在社会文化方面，亚齐人可充分按照自身的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来生活，这其中就包括进一步强化亚齐的伊斯兰主义① 特征②。2010年，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发布的第10号总统令又赋予亚齐更大的外事权，尤其是与外国政府在经济领域开展合作的权力③。

由此可见，如今的亚齐特别行政区已正式拥有了充分的自治权。到目前为止，亚齐区域自治的运行状况及其与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总体平稳，亚齐未表现出分离倾向加大的趋势，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也没有对亚齐进行“收权”的明显举措。

（二）俄罗斯车臣共和国享有的高度自治

当代车臣的分离运动从苏联解体前夕一直持续到成规模的残余分裂势力被基本肃清的2009年

4月16日，这一天，俄罗斯正式宣布第二次车臣战争结束④。

2000年3月，俄军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控制车臣全境后，俄罗斯在继续开展清剿和反恐斗争的同时也开始慎重考虑如何加强对车臣的战后治理。最終，俄罗斯总统普京否定了对车臣进行直接管理、对车臣实施南北分治和对车臣实行国际共管等提议⑤，采取了“以车治车”的本土化策略：扶持车臣境内的“亲俄派”实权人物充当俄罗斯联邦治理车臣的“中间人”和“代治人”。普京最终选择了艾哈迈德·卡德罗夫（Akhmad Kadyrov，以下称“老卡德罗夫”）。老卡德罗夫于2000年6月被普京任命为车臣临时政府首脑，2003年10月被正式选举为车臣总统。2004年5月，老卡德罗夫遭恐怖袭击身亡。2007年2月，老卡德罗夫的儿子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以下称“卡德罗夫”）经过三年的总统“见习期”后出任车臣代总统，2007年4月被正式选举为车臣总统。2010年9月，卡德罗夫取消“车臣总统”的称号而改称“车臣行政首脑”⑥。俄罗斯的这种“以车治车”政策其实就是赋予车臣极大的自治权。

2008年11月24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批准在车臣共和国实施地方自治的法律。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试图通过法律手段限制卡德罗夫的权力并厘清车臣自治权限的努力是徒劳的⑦。近十余年来，俄罗斯对车臣的控制所依赖的其实是普京与卡德罗夫之间亲密的私人关系①，而车臣议会、俄罗斯联邦政府派驻车臣的各种机构、北高加索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乃至俄罗斯国家层面的各强力部门等都无法对卡德罗夫的权力形成任何实质上的制约。如今，卡德罗夫早已在车臣巩固了他个人的极权主义统治，从而几乎把车臣变成了他的私有财产②。

在这样的背景下，车臣的自治权限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边界不清的并在实际上已明显超出俄罗斯相关法律的限制。2015年，俄罗斯一家智库的研究报告称：“卡德罗夫管治下的车臣已成为俄罗斯境内唯一拥有特权的地区。”③

在政治和司法方面，卡德罗夫掌控着车臣各级政府和关键职位的用人权，致使其内部官员几乎都是车臣人;卡德罗夫经常在车臣动用私刑，甚至还被高度怀疑在车臣境内外都实施过暗杀行动，但他和他的随从却从未被调查和追究过;卡德罗夫还在世界上很多国家设置了车臣办事处。在经济方面，车臣拥有独立的财政系统，但卡德罗夫和车臣各级政府官员却被认为普遍存在着严重的侵吞和贪腐问题④。在军事和武装力量方面，俄军自2009年4月16日俄罗斯政府正式宣布第二次车臣战争结束后已全部撤出车臣，车臣境内的安保和反恐工作全部交由车臣政府负责;目前，车臣境内的所有武装力量均掌握在卡德罗夫手中，尤其是卡德罗夫的私人武装更是为世人所熟知。在社会文化方面，车臣政府明确支持车臣人严格遵循本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车臣实现并保持高度的伊斯兰化。指责卡德罗夫的施政举措和一系列言行严重违反俄罗斯联邦相关法律和俄罗斯联邦政府“治车”政策的声音一直都在，但十余年的事实却不断表明：卡德罗夫的权力难以被约束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车臣极权主义自治模式及其与俄罗斯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被普遍认为在未来充满变数。不过至今为止，虽然卡德罗夫的权力边界不清，但俄罗斯联邦政府一直未对其进行有效限制，车臣对俄罗斯也未表现出任何明显的离心倾向。

（三）印度尼西亚亚齐与俄罗斯车臣高度自治的异同比较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发现，印度尼西亚亚齐与俄罗斯车臣的自治确实存在一些差异：亚齐获得高度自治是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与亚齐分裂势力之间进行和平谈判的结果，车臣享有高度自治则是在俄罗斯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之后所主动采取的放权措施;亚齐实行的是一套较为规范的民主政治制度，车臣则在事实上实行卡德罗夫极权主义统治;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与亚齐特区政府之间的权限划分有着双方都能接受且都愿遵守的赫尔辛基和平协议和《亚齐自治法》等较为明确的依据，俄罗斯联邦政府与车臣之间的权限划分则因卡德罗夫与普京之间亲密关系的主导作用和在此基础上卡德罗夫的极权主义而使车臣的自治权在实际上远超俄罗斯相关法律的规定。

但本文也要强调二者在高度自治方面的相似性：印度尼西亚对亚齐和俄罗斯对车臣实行放权实际上都是试图通过一定的妥协来削弱这两个地区的分离情绪;虽然亚齐和车臣在自治权限的边界明确度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但二者都在实际上拥有了非常充分的区域自治权，且二者也都被公认为所在国特殊性最强、自治权最大的地区;亚齐和车臣还不约而同地在社会文化领域采取了强化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措施。

二、印度尼西亚对亚齐、俄罗斯对车臣分离主义的有效治理

虽然从长远来看都存在一些隐患，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印度尼西亚对亚齐、俄罗斯对车臣都取得了治理分离主义的良好效果。

（一）印度尼西亚对亚齐分离主义的有效治理

2005年上半年，在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与“亚齐独立运动”于赫尔辛基举行的和平谈判中， “亚齐独立运动”同意放弃独立主张并解除武装。2005年12月27日，“亚齐独立运动”在得到国际监督机构人士和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代表认可的情况下正式宣布，其已经按照赫尔辛基和平协议的要求解散了自身的军事组织“亚齐国民军”并向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上缴了大量军事装备，从而解除了自身的军事武装。时至今日，“亚齐独立运动”已几乎名存实亡，其影响更是早已一落千丈且再未提出过要求亚齐独立的主张。2006年至今，亚齐各界也几乎再未发出过谋求亚齐独立的声音。与此同时，亚齐内部的安全形势也明显好转。据统计，从1999年年初到2005年7月，亚齐平均每月有133人死于暴力;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2005年8月到2012年年底，亚齐平均每月只有7人死于暴力事件①。

在亚齐独立势力渐渐销声匿迹的同时，亚齐与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的关系也得到了显著改善。在2005年8月赫尔辛基和平协议签署后，亚齐与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之间的暴力冲突大幅减少：和平协议签署后的7年，即2005年8月至2012年，亚齐地区因分离主义问题而爆发的暴力事件只有32起，导致的死亡人数只有11人;而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前的1998年至2005年7月，这两個数字分别是8074起和8424人②。

自赫尔辛基和平协议签订至今，亚齐内部的政治经济运行状况也比较平稳。截至目前，亚齐已于2006年12月、2012年4月和2017年2月顺利举行了3次最高行政长官直选，并已于2009年7月、2014年4月和2019年4月顺利举行了3次特区议会选举。亚齐的经济也在赫尔辛基和平协议签署后有所发展。如在2013年，亚齐经济的增长率为5.36%，直接投资总额为5.47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额为3.82亿美元③。

不过，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对亚齐分离主义的治理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隐患，从长期来看，对彻底消弭亚齐的分离主义带来潜在的不确定性。第一，在赫尔辛基和平协议及以此为基础的《亚齐自治法》中仍有很多地方未作明确规定或语义模糊④，从而有可能在未来使亚齐与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之间在相关问题上产生纷争和冲突。第二，主要由“自由亚齐运动”成员所组成的亚齐党（Aceh Party）自赫尔辛基和平协议签订以来一直是亚齐特区议会的第一大党，到目前为止担任过亚齐最高行政长官的伊尔万迪·尤素夫（Irwandi Yusuf）和扎伊尼·阿卜杜拉（Zaini Abdullah）⑤也都是亚齐党党员，还都是“自由亚齐运动”成员。亚齐党的存在及其在亚齐的执政实际上开辟了在印度尼西亚成立以特定族群为基础的地方性政党的先河，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精英们认为这不利于增强特定族群对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认同①。第三，亚齐的经济虽然在签署和平协议后有所发展，但到目前为止，其经济状况仍与印度尼西亚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差甚远，并且亚齐在财政上至今仍高度依赖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的拨款。

虽然还存在一些隐患和不足，但总的来说，至少到目前为止，印度尼西亚对亚齐分离主义的治理是成功的。

（二）俄罗斯对车臣分离主义的有效治理

到2008年， 在实际上早已实行了多年自治的车臣，仍主张独立的人已不到5%②。

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分离主义的残余势力在瓦哈比极端教义③的影响下转变为恐怖分子，通过发动恐怖袭击的方式继续谋求车臣独立。因此，当2009年4月俄军全部撤出后，车臣在境内自主进行的反恐行动的成败以及车臣安全状况的好坏也能体现俄罗斯联邦政府对车臣分离主义的治理成效。在反恐方面，卡德罗夫成绩不错，车臣自其主政后境内再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中小规模恐怖袭击的发生频率和伤亡人数也一直在下降：2017年，车臣发生恐怖袭击活动2起，共造成59人死亡和16人受伤;2018年，这三个数字分别是：11起、26人和9人;2019年只有1起且被车臣官方否认④。在2008年，这三个数字分别是39起、122人和163人⑤。在治安方面，车臣近年来也表现颇佳。如车臣谋杀案数量逐年减少，从2006年的250起减少到2014年的29起⑥。2016年的一项民调显示，车臣被认为是俄罗斯境内第二安全的地区⑦。很多到过车臣的外国人也都认为车臣目前的安全状况比俄罗斯其他地区还要好⑧。如此，车臣独立势力彻底衰落也就顺理成章了。

至于当前车臣与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关系，学界有各种观点。客观来说，虽然卡德罗夫确实拥有很多特权，但这些特权实际上全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赋予他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依靠卡德罗夫与普京间亲密的私人关系掌控车臣固然有很多不利因素，但到目前为止，车臣与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关系总体良好⑨。在有些问题上，车臣还对俄罗斯联邦政府主动配合，大力支持。如在2010年8月，俄罗斯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出，俄罗斯联邦各自治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都称“总统”不合适⑩。卡德罗夫迅速于当年9月取消了总统称号， 这在22个自治共和国中是最快的？輥？輯？訛。在很多问题上，车臣还成为俄罗斯联邦政府的重要帮手。如对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军事力量来说，来自车臣的士兵不仅以骁勇善战著称，而且还发挥了很多重要作用①。

在卡德罗夫极权主义的统治下，车臣政局稳定。此外，当前车臣的经济也有所发展。卡德罗夫执政后， 车臣在工业、 农业、 服务业和建筑业等领域都有一定发展， 并吸引了大量外资②。2018年， 车臣投资总额为76.4亿卢布， 环比增长18.6%③。2014年， 俄罗斯时任总理梅德韦杰夫甚至说：“格罗兹尼已成为俄罗斯的一张靓丽名片！”④

当然，俄罗斯在治理车臣分离主义过程中的隐患也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卡德罗夫效忠的对象只是普京个人， 那确实很难判断他对俄罗斯有多少好感。尤其是，车臣在财政上极端依赖俄罗斯联邦政府以致其90%的发展资金都由俄罗斯联邦政府“埋单”⑤，俄罗斯联邦政府也因此背负了极大的财政压力。为了缓解这一压力，普京在卡德罗夫连续多年的申请下终于在2018年9月签署文件将车臣石化公司移交给车臣政府⑥。这意味着车臣在日后将会拥有独立的资金来源。2020年1月13日，卡德罗夫宣布暂时移交权力后，没过几天，他的私人卫队中就有人情绪激动、意图骚乱，并公开表达对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不满⑦。可以说，车臣问题在未来将如何演变確实是未知之数。

但总体来说，至少到目前为止，俄罗斯联邦政府对车臣分离主义的治理还算成功。

由此可见，印度尼西亚亚齐和俄罗斯车臣存在已久的分离主义至少到目前为止都得到了较好的治理。

三、印度尼西亚亚齐和俄罗斯车臣的高度

伊斯兰化

当代印度尼西亚亚齐和俄罗斯车臣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共性：都在区域治理层面呈现出高度的伊斯兰化。

（一）亚齐区域治理的伊斯兰主义色彩

主导当前亚齐伊斯兰主义的是亚齐伊斯兰教中的现代派。亚齐的现代派伊斯兰教是20世纪二十年代受中东和南亚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拉希德·里达（Muhammad Rashid Rida）有关“净化信仰”“回归伊斯兰正道”等思想主张的影响而出现的，要求清除亚齐传统伊斯兰教中混杂的各种非伊斯兰因素并明确反对苏非主义。可见，其虽名曰“现代”，但本质上却是保守和排外的。

亚齐目前的权力机构设置具有政教合一的特征。如今的亚齐，在拥有一套世俗权力机构的同时还拥有一套宗教权力机构，主要包括乌莱玛委员会（Majelis Permusyawaratan Ulama， MPU）⑧、 特区沙里亚局（Dinas Syariat Islam， DSI）、伊斯兰法庭（Mahkamah Syariah， MS）和宗教警察（WiLayatul Hisbah， WH）。亚齐的那套“世俗权力机构”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俗：亚齐特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和副官两位首长必须能够熟读《古兰经》;在亚齐的各级政府中，都设有伊斯兰教法的监察和执行机构。亚齐宗教权力体系中的所有机构拥有一项最重要的共同职责：持续增强并永久确保伊斯兰教在亚齐的全面主宰地位，让每一个亚齐人都时刻具备“伊斯兰意识”，让亚齐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永远朝着伊斯兰的正确方向发展①。特区沙里亚局的创始人阿利亚萨·阿布巴卡尔（Alyasa Abubakar）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现代派乌莱玛，自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今经常对亚齐习俗中“违背伊斯兰”的内容进行强烈批判，并强调唯有全盘伊斯兰化才能推动并保证亚齐的发展繁荣和长治久安②。21世纪初，阿布巴卡尔实际上成了亚齐伊斯兰主义的主要领导者，他曾明确表示：特区沙里亚局的使命就是推动整个亚齐包括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所有方面的全盘伊斯兰化;而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只是这项工程中众多措施的一项③;要让所有亚齐人都高度认同并自觉遵守“伊斯兰价值观”，只靠人们自己努力是不行的，必须要有政府力量的介入和推动才行④。

亚齐目前已开始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并逐步具备了完善的伊斯兰法治体系。亚齐发布的2000年第5号地方法令强调，基于伊斯兰的价值观念必须在亚齐社会牢牢树立⑤，亚齐也以此为标志开始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亚齐在当时就强调：“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应符合教义。”⑥ 近20年来，亚齐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宗教法律，内容涉及亚齐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如不得饮酒和赌博、惩罚伊斯兰教所反对的性行为、规定所有人尤其是女性在公共场所的着装、禁止男女在公共场合近距离接触等。2014年9月，亚齐特区议会通过了新的《伊斯兰刑法典》（Qanun Jinayat）以取代曾于2009年通过的旧《伊斯兰刑法典》。新刑法典在公示一年后于2015年10月10日生效。新《伊斯兰刑法典》对原有的各种伊斯兰法律进行了系统整合并在对违法者的刑罚处罚方面实施更严苛的规定。该法典规定，非穆斯林也必须遵守伊斯兰教法。这部新《伊斯兰刑法典》的出台被认为是亚齐伊斯兰教法体系建设的基本完成，伊斯兰教法的地位在亚齐得到了巩固⑦。众所周知，亚齐也确实对违反宗教法律的人进行惩罚，如施以鞭刑等。2004年年底的印度洋大海啸过后，印度尼西亚国家伊斯兰研究所（IAIN）班达亚齐分所的一位学者强调：“全面系统的伊斯兰教法必须要控制穆斯林的一言一行”，“穆斯林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能存在于沙里亚法之外” ⑧。亚齐伊斯兰主义者阿巴斯（Syahrizal Abbas）更是认为，伊斯兰教法的目的绝不仅仅在于惩罚罪行和保障社会正常运转，而在于向亚齐的各个方面深入传播伊斯兰价值观⑨。

亚齐内部的行政体系具有政教合一的特征，又早已开始稳步推进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因此，可以说在当前的亚齐，其内部区域治理有着明显的伊斯兰主义色彩。

如今，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实际上难以对亚齐的伊斯兰事务进行干涉。如在2017年5月，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曾与亚齐特区最高行政长官伊尔万迪就亚齐公开对违反伊斯兰教法者施以鞭刑进行座谈，希望亚齐改变此项刑罚。佐科的意图随即遭到亚齐伊斯兰主义者的坚决反对，他们称印度尼西亚总统现已无权干涉亚齐的内部事务①。更何况， 亚齐自行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举措早在赫尔辛基和平协定签署之前就已多次获得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的公开允许②。因此可以预见，亚齐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维持高水平的伊斯兰化。

（二）车臣极权主义统治下的高度伊斯兰化

2007年，卡德罗夫刚开始担任车臣总统就开始推行其得到俄罗斯联邦政府认可和支持的传统苏非派伊斯兰教来大力推进车臣的伊斯兰化。由于车臣在两次车臣战争之间的那段时期也曾在瓦哈比派的主导下呈现出高度的伊斯兰化，因此，卡德罗夫这次的举动被称为车臣的“再伊斯兰化”③。

之前曾一直与车臣分裂势力为伍且与俄罗斯联邦政府为敌的老卡德罗夫之所以能在2000年被普京选为俄罗斯“以车治车”政策的代治人，就是因为他拥有足够的政治资本。一方面，老卡德罗夫出身名门望族，在车臣这一仍以氏族为基本政治和社会单位的地区具有足够大的影响力。另一个方面的原因也至关重要：老卡德罗夫当时是车臣的最高宗教领袖“总穆夫提”，他也一直是车臣传统伊斯兰教苏非派的宗教领袖并坚决反对车臣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所信奉和宣扬的瓦哈比派。

这也就不难理解出身于宗教世家的卡德罗夫会大力强化车臣的伊斯兰宗教氛围了。2007年，卡德罗夫正式成为车臣总统的第一个晚上，他就来到车臣苏非派伊斯兰教先贤的墓碑前祈祷， 彰显其对伊斯兰教的绝对重视。卡德罗夫对普京的高频率“效忠”早已是世所共知，但他也曾在2015年明确表示： 安拉第一， 普京第二④。无论卡德罗夫如何效忠和赞美普京，普京在車臣的地位也必须处于伊斯兰教之下。就如格罗兹尼两栋摩天大楼的楼顶在贴有普京和老卡德罗夫画像的同时也写着唯一的一句宣传语： “我们永远敬爱先知默罕默德。”普京事实上只能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被车臣人崇拜⑤。卡德罗夫对伊斯兰事务的热衷还不仅仅局限于车臣甚至是俄罗斯境内。卡德罗夫多次举办俄罗斯全境内的宗教活动;与俄罗斯联邦政府伊斯兰事务管理部门的主要人物关系密切;多次出资建设或修缮俄罗斯不同地区的清真寺。卡德罗夫认为，自己是俄罗斯所有穆斯林的宗教领袖⑥。卡德罗夫也经常在国际上为伊斯兰世界⑦发声。对于《查理周刊》事件，卡德罗夫强调：“不允许任何侮辱我们先知的行为。”① 2019年8月，卡德罗夫在约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言表示：犹太人是伊斯兰世界的大敌，阿拉伯国家应联合起来消灭以色列②。

如今，车臣清真寺的数量可观且拥有着宏伟华丽的“车臣之心”——艾哈迈德·卡德罗夫清真寺和位于车臣第三大城市沙里市（Shali）的欧洲目前为止最大的清真寺——拉姆赞·卡德罗夫清真寺。车臣少年儿童从学前班开始就必须学习伊斯兰宗教知识③。

伊斯兰教法在如今的车臣被越来越多地执行。卡德罗夫在2010年甚至直接说：“沙里亚法高于俄罗斯联邦法律。”④ 虽然卡德罗夫自那时以后再未直接这样说过，但在他治理下的车臣伊斯兰教法确实在事实上高于俄罗斯联邦的法律⑤。在如今的车臣，当人们遇到矛盾纠纷须解决时，更倾向于寻求伊斯兰宗教人物或借助伊斯兰教法来解决⑥。即使是车臣境内的俄罗斯联邦法律司法部门，由于担任执法者的大多是车臣人，在执法过程中也往往会带有按照伊斯兰教法执行的倾向⑦。车臣的有些民间事务更是几乎全部按照伊斯兰教法来办。如车臣穆斯林结婚几乎无人按照俄罗斯联邦法律办理，而是在清真寺按宗教仪式进行⑧。在极权主义下，卡德罗夫依据伊斯兰教法直接发布教令：他要求车臣女性在公共场所必须严格按照伊斯兰教标准着装并宣布在车臣禁酒，严厉打压甚至残酷迫害车臣的同性恋者，大力在车臣倡导一夫多妻且自己目前就同时拥有两个妻子。其中，打击同性恋者和倡导一夫多妻虽然有着改变车臣人口不足和女多男少状况的现实考量，但这两项举措也都是在伊斯兰教的名义下实施的。

2012年，时任车臣总穆夫提的苏丹·米扎耶夫（Sultan Mirzayev）说：“伊斯兰教来到车臣已经400年了，我们需要通过虔信伊斯兰教来保护我们的社会”，“伊斯兰对车臣人来说就是一切”⑨。

卡德罗夫在车臣推进的“再伊斯兰化”毫无疑问明显违背了俄罗斯的宪法和相关法律。但如同卡德罗夫在其他很多领域的任性妄为一样，车臣的高度伊斯兰化至今未得到俄罗斯联邦政府任何实质上的干预和限制。客观来说，俄罗斯联邦政府在中短期内甚至仍要借助卡德罗夫的“再伊斯兰化”来治理车臣，因为要在清除瓦哈比派的同时尊重车臣人的宗教信仰，就必须用一种相对温和的伊斯兰教将瓦哈比派取而代之。

（三）印度尼西亚亚齐与俄罗斯车臣高度伊斯兰化的异同比较

应该说，当前印度尼西亚亚齐与俄罗斯车臣的伊斯兰教还是有着极大差别的。从教派划分上看，亚齐的伊斯兰教由具有萨拉菲主义特点的当地现代派伊斯兰教所主导，而车臣的伊斯兰教则由教义相对温和且包容的当地传统苏非派所主导。从伊斯兰教对政治社会的影响上看，亚齐有着比较明确的伊斯兰行政和司法体系并以规范的法律条文的方式系统实施伊斯兰教法;而车臣的高度伊斯兰化的直接推动力便是卡德罗夫的治理理念，基于伊斯兰教法的具体教令也由他直接下达。

尽管如此，二者之间的共同点也非常明显：伊斯兰教对两个地区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面貌都有着极其巨大和显著的影响，且到目前为止，由于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都没有明显且有效的对亚齐和车臣进行“收权”的行动，所以两个地区的高度伊斯兰化被普遍认为都将继续持续。但在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说，亚齐和车臣长期且稳定的高度伊斯兰化从长期来看将不利于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的国家整合。印度尼西亚全国虽然也像亚齐一样在宗教方面以伊斯兰教为主，但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且对伊斯兰教的理解较为多元，相当多的印度尼西亚穆斯林主张开放包容，但亚齐在区域治理上是政教合一的且占主导地位的是具有萨拉菲主义特点的当地现代派伊斯兰教。车臣高度伊斯兰化的诸多方面则是在公开违反《俄罗斯联邦宪法》 和俄罗斯其他相关法律。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以东正教为最主要宗教的世俗国家，车臣伊斯兰宗教氛围的长期浓厚无疑会为车臣人对俄罗斯的国家认同带来不利影响。

四、权力下放理论对印度尼西亚亚齐问题与俄罗斯车臣问题相似性的解释

在人们以往的印象中，印度尼西亚亚齐问题与俄罗斯车臣问题除了同属地区分离主义，似乎很难再找到其他共性，但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确认，这两个地区分离主义问题演变至今的过程有三方面的共性：都在实际上获得了权限极大的高度自治;目前看来分离主义都得到了有效治理;都在区域治理层面体现出高度的伊斯兰化特征。为此我们不禁要问，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政治经济状况等各个方面都大相径庭的亚齐和车臣，为什么二者的分离主义问题演变至今能有如此大的共性？要回答这一问题，须借助政治学上的“权力下放”这一理论工具。

权力下放是指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的行为，是一个国家进行行政改革、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常见举措。但本文要强调的是，权力下放也是一个国家用来治理境内分离主义的一种常用手段。但由于分离主义一般都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权力下放手段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从长远来看往往难以被给予准确的评价和定性。

在治理分离主义方面，权力下放最重要的体现是赋予地方充分的自治权，也就是地方有权对本地区除国家法律规定以外的所有事务直接进行管理而无须中央政府的同意。权力下放往往是一种对分离主义进行遏制的手段：中央政府承认有分离倾向群体的自治权，使其可以在某种限度内自行管理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以此来减轻他们的不平等感和被抛弃感，预防并减少矛盾冲突，从而维护国家的统一①。在英国治理北爱尔兰分离主义和加拿大治理魁北克分离主义等案例中，权力下放确实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权力下放经长期施行后已成功使存在分离主义地区的大部分民众同时具备了对国家和地区两个层级的双重认同，从而较好地维护了国家统一②。因此可以说，权力下放至少在中短期内往往能够在治理分离主义方面取得成效。

然而，我们不难看出权力下放对于治理分离主义具有极大的妥协性。有分离意愿的地区在获得了较大的内部独立决策权之后，虽然会在中短期内碍于形势放弃独立诉求并减少与中央政府的暴力冲突，但其执政者却极有可能致力于强化内部的民族和地区认同，在内部治理上更加地利己和排他。因此从长远来看，权力下放极有可能对多民族国家的整合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①，直觀上的表现就是有分离意愿的自治地区会过度强调自身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并强化其与所在国之间在文化形态乃至政治体制方面的隔阂。

如此，就能很好地解释亚齐问题和车臣问题演变至今所具有的共性了。亚齐和车臣都具有高度自治权，正是因为这两个地区所在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对其进行了大力度的权力下放;到目前为止，亚齐和车臣的分离主义都得到了有效治理，正是因为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的权力下放在治理分离主义方面发挥了作用。而亚齐和车臣之所以在区域治理层面都呈现出高度的伊斯兰化特征，则是权力下放在中短期内有效治理分离主义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地方会过度强化本土的文化和传统。具体到亚齐和车臣这两个穆斯林在人口比重中占据绝对优势且一直以来伊斯兰教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地区，当其获得充分的自治权后要强化本土文化传统、增强自身的伊斯兰化就显得顺理成章甚至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了。

注：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责任编辑：颜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