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欣

（台州学院艺术学院，浙江临海317000）

从多宝讲寺看藏传佛寺与汉传佛寺的建筑艺术融合

赵欣

（台州学院艺术学院，浙江临海317000）

三门多宝讲寺是浙江沿海唯一的藏传佛寺，呈现了汉藏合流的建筑艺术特征：整体上融合了汉寺的中轴线对称布局与藏式寺院的合院格局，重要藏式功能建筑如转经殿、藏式白塔等穿插其中又自成一体；建筑单体融合了藏式建筑的雄伟外形和汉寺建筑的细腻构件，如藏式金顶与汉寺门窗的结合，藏式边玛墙结构与汉寺色彩的融合。多宝讲寺建筑的风格，在了解汉藏佛寺建筑的历史演变、丰富台州传统建筑风格、体现地方建筑文化的包容性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

多宝讲寺；藏传佛寺；汉传佛寺；建筑融合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15.04.021

引言

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及南传佛教为佛教在中国并存的三大分支，其中以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影响最广，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建筑绘画等领域有着极为广泛且深刻的影响。藏传佛寺自公元7世纪首现于西藏拉萨，繁盛于15世纪，其大型经院式建筑模式逐渐在藏区形成了繁荣而独具特色的文化圈，并在向藏区之外的中原地区传播。汉传佛寺的营造特征同样经历了多个朝代的演变，从汉代的以塔为中心的“塔”寺到东晋时期中原合院式布局的“宅”寺，发展为唐宋时期的“伽蓝七堂”的相对固定格局，至明清时期开始出现多宗同修的寺院，建筑艺术格局也日趋融合。本文以坐落在浙江沿海的唯一一座藏传佛寺——三门县多宝讲寺为例，从汉传佛寺与藏传佛寺的历史发展、空间布局、建筑功能等方面对汉、藏传佛寺的建筑艺术融合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

一、藏传佛寺建筑的历史演变与地域分布

（一）藏传佛寺建筑的历史演变

公元7世纪中期，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与大唐和尼泊尔政治联姻，迎娶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并兴建大昭寺与小昭寺，佛教流入西藏。历代赞普在扶持佛教发展的同时，都致力于佛寺的兴建，从最初萌芽状态的佛龛、神庙建筑为主的状态发展到后来佛法僧三宝齐备的藏传佛寺建筑，并逐渐鲜明了其建筑风格。

大昭寺是藏区最早的以拉康建筑为模型建造起来的佛教建筑，建筑形制多为佛殿加转经道，整体建筑成“回”字形；而桑耶寺的建立则标志着藏区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标准藏传佛教寺院出现，桑耶寺吸收借鉴了印度及中原的汉地传统建筑风格，表现在其参照了印度欧丹达菩黎寺之形制“是对理想佛国宇宙空间的模仿与再现；须弥山，日、月轮，五方五佛、四方、四色、四智、四大天王、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环绕世界的铁围山等等，都可以在桑耶寺的建筑中对应其象征元素”［1］；桑耶寺在藏寺建筑的进化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的形制也被后世所沿袭。

藏传佛教建筑在萨迦王朝、帕竹政权时期日益发展，至黄教格鲁派时走向繁荣。15世纪初，格鲁派仅在40年间便建成了四大寺：先后建成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和扎什伦布寺。明万历五年，扩建青海塔尔寺为其第五大寺。藏传佛教建筑艺术不但在藏区形成了繁荣而独具特色的文化圈，同时，也在向藏区之外的中原地区传播。俺答汗在蒙古土默特川建的大乘法伦州大寺院是蒙古地区的第一座藏传寺庙，格鲁派与蒙古地区本土的萨满教融合形成蒙古地区特色宗教；在明清之际，云南丽江等纳西族聚居地亦兴建了不少藏传佛寺，藏传佛教传入纳西地区；此后，河北承德、北京、五台山等地修建的喇嘛庙，成为格鲁派在内地的活动中心。

至此，因寺院僧侣数目日渐庞大，管理制度严苛，佛寺院落形成了由措钦、扎仓、康村等功能性建筑组成的大型经院式建筑群落，呈现出形制复杂，组织严谨，职能完备的“政教合一”的体制。

（二）藏传佛寺在我国境内的地域分布

藏传佛寺最主要集中分布在说藏语的民族聚居地，范围在东经73°至104°，北纬27°至38°之间。此外，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在内蒙古根植，云南的迪庆州亦有一定数量分布，丽江部分本土寺庙改信仰密宗或汉藏同修。其他中原汉地，著名的有西安广仁寺、承德外八庙、北京雍和宫、西黄寺为代表的驻京呼图克图驻锡地、五台山黄庙以及零散的其他小型藏传寺庙。

江浙一带的沿海因为远离藏区传播受阻，加之汉传佛寺源流久长根深蒂固，如天台上国清寺就是汉传佛教一大派系天台宗的祖庙，因此带有藏地风格的佛寺仅多宝讲寺一座，且汉藏合流、显密同修。

二、汉传佛寺的发展演变

汉传佛寺营造特征的演变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时期：

1、汉代多建塔寺，时称“浮屠祠”，兼具中原木阁建筑与印度堵坡的建筑风格，塔即为寺：“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围，可容三干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食，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后汉书·陶谦传》

2、东晋的“舍宅为寺”：“当时的佛寺建筑是在汉地宅邸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具有中原合院式住宅的布局”［1］，院落重重，且依汉地礼制主体建筑沿中轴线排列，附属建筑分列两侧。这寺院住宅化的模式使得寺庙的功能性增加，并更好的结合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而成为后世汉传佛寺的蓝本。

3、南北朝时期的大量“石窟寺”的修建，但因为不利为数众多的僧侣群居，逐渐被灵活实用的南方木构建筑替代。

4、唐宋时期，禅宗盛极一时，佛寺的规模日益扩大功能更加复杂。寺院布局呈网格道路为骨架、中轴线对称来布置佛殿、讲堂、禅堂、戒坛、佛塔等主要建筑，常设东西廊院，周围再布局别院以满足其他功能需求。如禅宗“伽蓝七堂”的固定做法也为后世所借鉴。

5、元清时期，汉传佛寺的规模格局渐成定式，礼制化更加明显，不同的宗派之间也打破藩篱，甚至出现多宗同修的寺院，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喇嘛教在汉地教兴起并盛行，各派各宗的建筑艺术格局也日趋融合与统一。

三、多宝讲寺的建寺始略

多宝讲寺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东北部沿海的三门县，西枕天台山，东濒三门湾，寺庙选址三门县高枧乡的龙头山麓，地处闹市与群山之间，所谓是出一步红尘，退一步清修。

“县志所记载，东晋时，敦煌高僧昙猷始建于高枧山后周，名龙翔院，到南宋乾道八年（1172）郑将该寺移建于高枧龙头山南麓（即今址），改名多宝讲寺，相传系天台国清寺①下院。寺名多宝，以天台宗所崇之《法华经》内有涌现多宝佛塔一品，或由此得来。至清道光二十五年，僧印宗建造法堂，新塑金刚。清同治元年（1862）徒孙吉静重建此寺。”［2］数百年间，虽屡有修建，但也历经劫难。上世纪80年代，虽然寺院遗迹尚存，但庙宇已倾颓殆尽，仅存大雄宝殿的屋架柱梁，亟待修复。因资金所限，多宝讲寺的单体建筑经历了十多年的逐一重建复原。最初的资金来源为祖籍为三门县高枧乡的清定上师所捐赠——“上师以高枧童年乡梓之地，少时游履之所，祖莹所在，知识居焉，故对稚年常礼谒之多宝讲寺特为存念。”［2］

佛法精神为佛寺建筑之本，多宝讲寺遵从的教义则结合了汉藏的精华。“于佛学院之偏重于学，古丛林偏重于行，多宝讲寺的敏公上师集二者的优点建立丛林制的佛学院，实行六年制教学”［2］；能海上师以汉传显教丛林规模，加上藏地康萨仁波卿清净传承，使汉地几近绝迹的得以延续，创建了“大般若宗”的独立风格。

四、多宝讲寺的汉、藏建筑艺术融合

（一）在整体布局上的体现

中国古代封建礼制中的君臣之礼、长幼之序等思想对建筑的规划建造都产生了深刻的指导作用，建筑的空间布局、形制演变、建材装饰、尺度规模等各方各面都必须遵循礼制等级的规范。汉传佛寺崇尚整体布局的对称与秩序，限定不同等级的单体建筑规模，有着强烈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而藏地佛寺往往形成以佛殿、经堂、昂欠为单位的对外封闭的合院格局，以此为基本单位间以街巷路网、庭园林卡，组合成庞大的建筑群落，依山傍势俨如城镇，蔚为壮观。

由于多宝讲寺地处江南沿海，曾属天台国清寺下院，因此多宝讲寺的寺院格局融合了汉寺的中轴线对称布局与藏式寺院的合院格局，重要藏式功能建筑如转经殿、藏式白塔等穿插其中又自成一体。从总平面上看，寺院流线结构主要是汉地佛寺的纵轴式布局，坐北朝南，具体表现为整体布局以中轴线对称且贯穿全寺，主体建筑皆建于中轴线上，前朝后殿整齐排列，前低后高，从前到后依次为山门、弥勒殿、大雄宝殿、药师殿、藏经阁；配殿及附属建筑按照功能分列两侧，如居士楼、客房、方丈楼等主次分明，长幼有序。分布在弥勒殿西面的转经殿，是藏传佛寺特有的功能建筑，东面龙头山顶上的清定上师舍利塔在格局上自成一体，是典型的藏式白塔。

图2　多宝讲寺平面图（绘图：赵欣）

（二）在主要单体建筑的体现

上世纪80年代，虽然寺院遗迹尚存，但庙宇已倾颓殆尽，仅存大雄宝殿的屋架柱梁，亟待修复。因资金所限多宝讲寺的单体建筑历经了近十年逐一重建。笔者多次造访多宝讲寺，现今的寺院流线大体规划完整，轴线上的几处殿堂循序渐进长幼有序：从巍峨的山门进入，一眼望见新落成的弥勒殿外观呈典型的藏寺碉楼底座平顶之上又冠以歇山式大屋顶，有着藏式建筑的雄伟外形又有着汉寺的细腻结构，一张扬的结构和内敛的构件取舍相宜，足见汉藏建筑精华之融合巧妙。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建筑风格兼容在一起不但毫不违和，反而使建筑既庄严肃穆又轻盈灵秀。

下面笔者选择几处多宝讲寺的重要单体建筑来阐述其汉藏艺术的融合：

白塔——为纪念清定上师功绩的舍利塔位于龙头山顶，自成一体，样式上效仿印藏佛塔而建立。塔形是古代印度比较原始的覆钵式佛塔，这种覆钵式塔一直被藏传佛教所惯用，所以被人们俗称为“喇嘛塔”。这座舍利塔由白色高级缅玉垒成，塔高9.6米，基座为方形，采用须弥座式建造，即字形折线式束腰，在基座半腰部位雕有十字金刚杵和作托举装的狮子，塔顶装饰为镏金的日月宝刹与伞盖组成。如此形制的舍利塔在江南一带仅此一例，材质的特殊性令它色泽温润，区别于一般以白色涂料粉饰的藏式白塔。（图4）

图4　多宝讲寺舍利塔（摄影：赵欣）

图5　多宝讲寺之大雄宝殿（摄影：赵欣）

大雄宝殿——2006年多宝讲寺的最大规模主体建筑大雄宝殿竣工，以汉藏合流、显密同修的教义为指导，整体建筑最能体现汉藏结合的风格特征。大雄宝殿总建筑面积达3千平米，大殿由月台、主殿和金刚殿组成，主体部分为两层，月台之下一层。为使平面空间布局紧凑有序，大殿利用外部回廊与早期建成的东西配殿严密对接、围合成整体。（图5）

大雄宝殿主殿大厅面积约850平方米，连接平整开阔的月台，可容纳上千僧众进行宗教活动。大殿中心供奉的释迦牟尼佛像自高达9米，莲花底座高2.5米。佛像置于殿内高度顶天立地，如果以传统柱梁框架尺度来布局，则无论置身大殿任意角度都只能看到局部造像。所以，主殿设计成“凸”形平面，放大入口空间以开阔视野，并且，佛像前方两个开间内的六根立柱去除以大跨度结构取代，主梁横跨大至18米，距离地面约16米，令大殿豁然开朗。僧俗众人步入主殿即能仰止寺内供奉主体佛像的全貌。如此处理手法在传统佛殿的设计建造中非常少见，是现代结构力学的实际应用案例，也是对传统佛寺现代化的议题作出响应。

整体建筑可按功能分为三层：月台底部架空隐蔽于藏式回廊内，回廊围合一周，内部别有洞天，室内无任何隔断面积达上千平米，可供千人集会弘法；月台上部为气势恢宏的藏式平顶大经堂，梁枋装饰彩画艳丽耀眼，顶部正中的双鹿法轮金光熠熠以别汉寺传统瑞兽；最上层效仿福建莆田广化寺汉式重檐歇山顶大殿凌驾于平顶之上，屋顶正脊上为藏传佛教的象征符号金幢宝瓶，双鹿法轮置于屋顶前侧，重檐歇山顶下部加高了二重飞檐檐底立面，一改藏式金瓦歇山顶与墙体缺少过渡的“短脖颈”样式，使基部、主体部和顶部相互衬托，汉、藏寺庙结构的融合使建筑整体更为协调。建筑立面为木构框架加汉寺传统方格纹木窗木门，令大殿采光充沛。室内构件上简化斗拱的功能性和装饰性，局部以垂莲柱代之。镂空方格纹木门简洁素直，斗拱雕刻轻盈，梁枋彩绘精美，玲珑异秀。

正殿的外廊道为僧众顺时针转寺祈祷之用，其回字形结构与面南的门廊上四根印度柱式均借鉴自拉萨的大昭寺“囊廓”的做法，大殿回廊的墙体上多处绘制精美的藏传佛教题材的壁画。

转经廊——顶部为典型汉式建筑的四角攒尖顶，上覆藏式金瓦飞檐起翘；大红色藏式八棱柱架起红墙，梁枋彩画色泽艳丽，装饰着藏传佛教的吉祥八宝等传统纹样与六字箴言。转经道沿中心围合一圈，大小共计16个转经筒，殿内最大的转经筒直径达2米，廊道上的转经筒均由金属包裹彩漆装饰，顺时针依次转动经筒，如同一遍遍诵读经筒内置的藏文经典。（图6）

图6　多宝讲寺之转经殿（摄影：赵欣）

图7　多宝讲寺之弥勒殿（摄影：赵欣）

弥勒殿——充满藏寺语汇和装饰元素的弥勒殿（图7）占地面积约四百平方米，主体为平屋顶宫堡式土木结构，殿顶女儿墙围合，平顶之上再冠以大歇山顶，屋顶举折起翘，形如大鸟羽翼舒展的优美曲线，兼具了藏寺的雄伟外形与汉寺的轻盈结构。屋脊上装饰的金幢、宝瓶代替了汉寺的龙凤与瑞兽等元素。墙体高大厚重，外平内斜，逐层收分，下部为汉寺的黄色涂料粉饰，墙桓上部以藏寺的绛红色模仿“边玛”墙带②。梯形藏窗，涂绛红色边框，墙体上方装饰有鎏金铜镜。传统藏窗顶部出挑双重短椽，用以悬挂装饰有吉祥结的黑色布帷，但多宝讲寺此处简化；殿前有外挑出檐的宽阔门廊，大殿内中间主供弥勒菩萨，两侧供奉四大天王。梁柱彩画和殿内的壁画色彩绚丽造型独到，是讲寺专程从康巴地区请来了藏族唐卡画师，花费数月时间精雕细琢绘制而成。关于多宝讲寺的建筑装饰及壁画的比较研究将另开篇讨论。

五、对多宝讲寺建筑艺术的研究与发展的意义

（一）多宝讲寺的汉藏建筑艺术融合体现了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建筑理念。

汉传、藏传佛教建筑因为不同的地域、人文、宗教、政治因素影响而发展成为两个风格各异、各具特色的佛教寺院建筑支系，但因为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一脉相承，千百年来相互渗透融合，所以汉地的藏传佛寺往往在空间流线和建筑细部上把汉藏寺庙的特点兼容并蓄，呈现出汉藏一体的形态。

藏传佛教在汉地传播过程当中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与汉地寺庙的形制格局和建筑单元互为交融，相较而言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功能更为丰富，从围绕佛教三宝展开的建筑单元，到具有学院专业性质的扎仓、有印经藏经功能的印经院、以及能够进行辩经论法的辩经堂。多宝讲寺在院格局上融合了汉寺的中轴线对称布局与藏式寺院的合院格局，重要藏式功能建筑如转经殿、藏式白塔等穿插其中又自成一体；建筑单体融合了藏式建筑的雄伟外形和汉寺建筑的细腻构件，如藏式金顶与汉寺门窗的结合，藏式边玛墙结构与汉寺色彩的融合。多宝讲寺兼容了佛学院功能，比一般小型传统汉寺更为全面，显密同修的教义也体现了宗教文化的包容性，引导其建筑艺术理念的兼容并蓄。

（二）对丰富台州传统建筑风格，体现地方建筑文化的包容性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代建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现代建筑审美的趋同，逐渐衍生出“千城一面”、批量化建筑、传统形态建筑功能内涵流失等等问题，本文通过对汉、藏传佛教建筑的历史发展脉络及演变特点的梳理，对多宝讲寺建筑风格的解读，以便我们更好的理解其建筑背后所依托的宗教文化。

如台州三门的石窗艺术、临海的屋顶灰雕艺术，如果把这些局部装饰与建筑主体割裂对待，便无法真正解读传统建筑语义和语境了。如台湾著名建筑师李祖原设计建造的中台禅寺，把建筑内涵融合中西工法，运用禅宗的“直了成佛”的顿悟法门“因次第尽”的渐修精神，结合古代丛林的风格，将现代建造技术、传统宗教文化融为一体，是地方建筑包容性的一大范例。

三门多宝讲寺的汉藏合流的建筑风格，对丰富台州传统建筑风格，体现地方建筑文化的包容性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地方传统建筑类型的丰富需要我们在寻根溯源的前提下有承继有扬弃，更需要我们进行保护性开发，建造具有地方人文特色的优秀建筑。

（三）对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景点等方面亦有较大的意义。

多宝讲寺系晋代古刹，是江浙一带最大的藏传密宗禅林，有“江南藏传第一寺”的美誉，寺内供奉臧传佛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造像。位于轴线东侧龙头山顶的舍利塔也是江南鲜见的藏式白塔。讲寺修缮完善以来，无数学佛者和游客慕名而去，为台州诸多特色旅游景点再添浓重的一笔。

［1］高倩如.汉、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比较研究［D］.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3.

［2］多宝讲寺——学佛网［OL］http：//www.xuefo.net/nr/article1/6136.htm l

［3］徐宗威.西藏传统建筑导则［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48-53.

［4］徐潜.中国藏传佛教建筑［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36-39，80-83.

［5］刘致平.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96-101.

［6］（英）罗伯特·比尔.西藏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63.

［7］零落尘.汉传佛寺建筑文化［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39-74

［8］散人.藏传佛寺建筑艺术［J］.西藏艺术研究，1995（11）.

On Architectural Arts Unity of Tibetan Buddhist Temple and Chinese Buddhist Temp le——A Case Study of Duo Bao Jiang Temple

Zhao Xin
（School of Arts，Taizhou University，Linhai，Zhejiang 317000）

Duo Bao Jiang Temple in Sanmen，the only Tibetan Buddhist temple in coastal region of Zhejiang，presents architectural arts unity of Tibetan Buddhist temple and Chinese Buddhist temple. The building group are mixed middle axis symmetrical layout from Chinese Buddhist temple and court⁃yard from Tibetan Buddhist temple with self-contained prayer wheel hall，Tibetan white tower，etc.. The single building is blended with majestic outline and exquisite components respectively from Tibet⁃an Buddhist temple and Chinese Buddhist temple，such as combination of Tibetan golden peak and doors and windows in Chinese style as well as Bianma wall and Chinese colors.The architectural style of Duo Bao Jiang Temple can help understand historical evaluation of Buddhist temple，enrich Taizhou’s architectural style，and reflect inclusiveness of loc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Duo Bao Jiang Temple；Tibetan Buddhist temple；Chinese Buddhist temple；architec⁃tural unity

2015-01-10

赵欣（1980-），女，浙江温岭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建筑与景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