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先红

(肇庆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 肇庆 526061)

与《史记·项羽本纪》被改写后出现多种话语形态很不相同［1］，司马迁的《史记·陈涉世家》虽然在现代作家那里也是以很高频次地被重写，但其重写文本在其思想上表现出的“阶级斗争意识”却惊人的相似。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考量的现象。

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中以“陈涉起义”为线索记录了秦末各地反秦力量的风起云涌的社会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赞扬了陈涉的首义之功。秦末之所以有陈涉起义，而陈涉起义在当时又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司马迁认为是秦国统治者仁义不施的结果，并没有或者不可能从阶级论意义上解释陈涉起义或秦末农民起义。但是，由于陈涉作为“农民”的身份和陈涉起义的影响之大，却成为了中国现代作家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并用于指导写作的一个有力证明。从1929 年至1948年，以《史记·陈涉世家》为底本的重写文本一共有出自四位作家的五种文本，他们分别是:孟超在1929 年写成的《戍卒之变》和《陈涉吴广》、茅盾1930 年10 月6 日写的《大泽乡》、宋云彬的1937 年前写的《夥涉为王》和廖沫沙写于1948 的《陈胜起义》。细细研读这些文本，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出现是跟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引入息息相关的。

用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对中国民众进行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标，但是“觉醒之后怎么办”也是一个迫切需要启蒙者回答的问题，所以先进知识分子对社会现状的思考随着西方学说的不断被引进很快从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反思走向关注现实政治斗争的层面。……